王國維與民國政治（簡體書）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悲劇性人物，他的悲劇部分源自其個性，部分源自他所身處的清末民初的“轉型時代”。《王國維與民國政治》主要講述了置身於那個中西、新舊、左右、赤白相互交錯、交鋒、交戰的“轉型時代”，王國維如何自處，如何應對，如何選擇，如何進退，如何從“學術”走向了“社會”，最終成為與一九四九年之後的陳寅恪交相輝映的人物。尤其值得稱道的是，《王國維與民國政治》作者從國學大師王國維身後，別具匠心的梳爬了許多長期為學界所忽視的脈絡和史料，極大彌補了“王學”研究的空白。

周言，《知識人》叢書主編，著有《王國維與民國政治》、《革命時代的知識人》、《余英時傳》等書，編有《不確定的遺產：哈佛辛亥百年論壇演講錄》、《辛亥百年：回顧與反思》（列入博源文庫叢書）等書，譯有裴宜理《挑戰天命：中國的社會抗爭與國家權力》等，研究方向主要為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近代思想史。

王國維與近代中國的政治變局
收到復旦大學周言君寄來所撰王國維書稿一部，展讀一過，頗有感觸。今年（2012年）是王靜安先生自沉八十五周年，王先生的全集也基本出齊，此皆研習王學的新契機，而周君此書更勾起我們對靜安先生的追懷。
一九二五年清華國學院開辦，先父馮德清（永軒）作為一期生，師從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等導師（陳寅恪先生第二期方到任），而直接導師是王國維先生。當時王先生正轉入西北史地研究，先父由是追隨進入西北史地領域（有《新疆史地論叢》存世），并一直珍藏王先生所開列的西北史地書目，畢業時所提交論文，則是王先生指導的《匈奴史》。先父自研究院畢業前夕，梁啟超先生題贈宋詞集句對聯，王國維先生以行楷題贈陶淵明五言詩軸，梁、王二先生的條幅，題頭皆為“永軒仁弟”，我自幼留下的印象，先父始終對梁、王二先生以父尊之，我們兄弟也把二先生認作家中長老，景仰而又倍覺親近。先父一九七九年辭世，我清理舊物，不僅發現梁、王二先生條幅，清華國學院師生合影，王先生所開書單，還有一九二七年（其時第一期生已畢業，星散各地）清華研究院同學會就王靜安先生自沉發布過的一則啟事，這張啟事也保留在先父遺物中，睹物思人，不勝感懷。
我和周言君剛認識的時候，他已經對王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也斷斷續續寫過一些文章，去年他曾經發表過一篇《1898-1927：王國維對蘇俄的認識》，此文后來引起過一些討論，臺灣的張朋園先生非常推崇周君這篇寫王國維的文章。王先生的學術貢獻，學界討論頗多，但是從政治觀角度探討王先生與俄國革命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王先生對共產革命的看法，以往少有涉及。而周君文章披露，王先生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曾經寫信給柯鳳蓀，估計俄國革命將波及中國，他在信中言：“觀中國近況，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而后來羅雪堂先生與日本友人犬養毅的對話中，也有類似預測。羅、王能在一九一八年前后（中共尚未成立）有如此遠見，非有過人史識，不能言也。
周君曾經告訴我，他在羅雪堂先生長孫羅繼祖先生的書中讀到，王先生自沉之前寫信給羅先生，信中專門談到北伐以及葉郋園（德輝）先生在湖南農民運動中被誅一事。我在周君的書中讀到，當時也有傳言湖北的王葆心（晦堂）先生被殺，但是周君在書中明確指出此事乃是謠傳。王葆心先生是我父親摯友，抗日戰爭期間彼此多有書信往還，我家中還藏有王葆心先生所書《麻城丁氏四修族譜序》和楷書題簽。王葆心一直到四十年代才去世，董必武為其墓門題詞：“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我主持編纂湖北省地方志人物志時，還知道王葆心三十年代曾經擔任過湖北通志館的籌備主任，出版《方志學發微》。“九一八”事件爆發，日軍逼近華北之時，王葆心先生曾經兩次進京搶救湖北地方志材料。王先生第三次在北平抄寫材料之時，“七七事變”發生，王先生帶著在北平所抄寫的材料歷經曲折回到武漢。作為青年學人，周君對王國維先生及其周際人物能作如此細密考察，以辨偽存真，難能可貴。
周言君曾經和我講過，寫作此書時，也曾經聽到很多關于王靜安先生的奇聞逸事，比如當時王靜安和羅雪堂之子羅福萇時有過從，羅福萇經常給王靜安敬煙，王靜安從不推辭，但是王先生自己抽煙時，從不給他人敬煙，這正折射出王先生的不諳世故。先父也曾經和我說起當時在清華讀書時，每逢師生合影，梁任公先生總是先請王靜安先生上座，王先生也從來不推辭。按說，梁先生自戊戌變法以來名震遐邇，又比王先生年長，而且梁先生在《時務報》擔任主筆期間，王先生還只是《時務報》的一名書記員，但在清華時王先生不辭首席，足見其學術上的自負，也表明了梁先生的謙德和對真學者的尊崇。靜安先生的自負自尊，任公先生的自謙敬賢，皆是學人風范。
我在周言君的書中看到他考證張之洞與王靜安先生之間的關系。周書指出，二十世紀初，張之洞奉命起草《奏定學堂章程》（此為中國頒行實施的第一部近代學制方案），將哲學排除出大學課程之外，并以理學替代哲學，王靜安先生當即撰寫《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對張之洞進行嚴厲批評，不僅昭顯王先生對現代性學科建設的透辟認識，更表現出批判威權的勇氣。
我一直注意晚清知識分子在民國初年對于中國傳統思想的看法，比如一戰之后梁任公游歷歐洲，認定歐洲文明已經破產，我從周書中也了解到，王靜安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便決意轉向國學研究，擱置早年從事的西方哲學與美學研究，并修正了早年會通中西的觀點。王先生一九一九年致羅雪堂的信中稱：“新思潮之禍必有勃發之日，彼輩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與國家卻無運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變態也。”隨后又在致狩野直喜的信中言：“世界新思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傾地坼。然西方數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掃蕩，東方道德政治或將大行于天下，此不足為淺見者道也。”所見與梁任公的《歐游心影錄》略同。
王靜安先生的這一思想趨向值得注意，我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中華文化史》中，曾以梁任公的《歐游心影錄》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例，討論發端于一九一五年的東西方文化論戰。這一論戰的第一階段從《新青年》創刊到五四運動爆發，主要討論比較東西方文化的優劣；五四運動爆發，則進入論戰第二階段，轉而討論東西文化相互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梁任公的《歐游心影錄》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則將論戰推向第三階段，梁漱溟和梁任公一樣，認為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當時柳詒徵著文對梁漱溟表示支持，而曾經支持章士釗“中西方文化調和論”的陳嘉異，也轉而支持梁漱溟，認為東方文化遠優于西方文化，萬萬不可與之“融合”。當時梁啟超和梁漱溟都遭到了嚴厲的批判，首位批判梁漱溟的，便是與梁漱溟同為北大教授的胡適，當時的王靜安先生則是站在二梁一邊的。
周君此書中，還有許多專題性質的研究，有些是前人較少涉獵的，比如“遺老與歐戰”、“遺老與共產主義”等，尤為可貴的是，他將二十年代王國維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放在“聯俄聯共”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時聯系到同時期的“赤白仇友之爭”，指出以王靜安先生為代表的清遺老對于共產革命的敵視，與其自身的文化立場有關。周君更援引臺灣學人林志宏的觀點，進而認為偽、偽“滿洲國”的建立，實際上也與清遺老對于共產革命的敵視有關，周君提到，當時敵視蘇俄、主張建立偽“滿洲國”的王式便曾經在奏折中對溥儀言說：“今聞臣張宗昌已歸順朝廷，曾造臣金卓至大連，訂期面商，加入團中，兩月之間成軍可必，成軍之后即取東三省，迎鑾登極，或俟赤俄削平，再登大寶。”此說頗值得注意。
王靜安先生的一生，不單是一介書齋學人，從周君的書中可以得知，王先生對中外史事亦有獨到見解。劉知幾曾提出治史要兼備史才、史學、史識，其中最重要的則是要秉筆直書，周君此書，對王先生之于政治的關心加以系統性的研究，還原了王先生為人忽視的關心政治的一面，這或許是此書最大的貢獻。
馮天瑜
2012年7月21日
序于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王國維與近代中國的政治變局引 言清遺老與辛亥革命 馮天瑜第一章 清帝遜位與羅王東渡第一節 乘槎浮海 第二節 《清帝退位詔書》的台前幕後第三節 抨擊袁世凱 第四節 《頤和園詞》中的晚清史事 第二章 遺老身份的自我確認第一節 哀悼端方第二節 再罵袁世凱 第三節 祭奠隆裕太后 第四節 遺老群體的形成 第三章 學術精進第一節 宋元戲曲有陽秋 第二節 封泥研究 第三節 糾沙畹之謬 第四節 金文之學 第四章 非復辟不能存中國第一節 羅振玉歸國 第二節 遺老眼中的民國亂象 第三節 國內政爭的加劇 第四節 復辟浪潮的初起 第五章 重歸故國與學術回顧第一節 初交沈曾植 第二節 與林泰輔的論戰第三節 與日本惜別 第四節 歸國之後的沉潛 第六章 哈同花園與上海第一節 初入哈園 第二節 學術發展期 第三節 與遺老往來 第四節 沉湎禮制之重建 第七章 北京政爭與地方第一節 王國維書信中的討袁運動 第二節 國內局勢的變幻 | 87第三節 袁世凱去世之後的政局第四節 羅振玉的觀望第八章 時局的異常與復辟的再起第一節 遺老的異動 第二節 復辟的再起 第三節 參加淞社 第四節 重回日本 第九章 遺老與張勳復辟第一節沈曾植的蠢蠢欲動 第二節 羅振玉眼中的康有為第三節 王國維的憂心如焚 第四節 張勳復辟中的王國維第十章 復辟之後第一節 面對殘局 第二節 《遊仙》存哀思 第三節 寄寓殷周之際 第四節 心期上古第十一章 遺老與歐戰第一節 王國維的預言 第二節 沈曾植與羅振玉的激辯 第三節 辜鴻銘的批評 第四節 鄭孝胥與梁啟超的反應 第十二章 歐戰告終 赤化方興第一節 歐戰與赤化 第二節 羅振玉的憂慮 第三節 溥儀的“反赤複國” 第四節 小朝廷內部的分歧第十三章 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第一節 內政與外交 第二節 羅振玉的幻想 第三節 國內政局與國際局勢 第四節 南北局面的僵持第十四章 遺老與共產主義第一節 晚清士人與俄國 第二節 關注俄國革命 第三節 遺老眼中的赤化 第四節 奏摺中的赤化問題 第十五章 十月革命與中國知識界的分野第一節 《晨報副刊》的左右之爭 第二節 徐志摩的思想轉變 第三節 徐志摩的蘇聯之行 第四節 徐志摩與陳毅之爭 第十六章 赤化與反赤化第一節 “赤白仇友之爭”的台前幕後第二節 胡適的誤入歧途 第三節 青年党的奮起第四節 章太炎的討赤努力第十七章 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第一節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質疑 第二節 王國維與北大的分分合合第三節 羅振玉的應對第四節 遺老的集體活動 第十八章 遺老與五四第一節 王國維眼中的五四第二節 剿滅過激黨 第三節 林紓的激烈反對 第四節 辜鴻銘與胡適的爭論 第十九章 學術地位的確立第一節 胡適的矚目 第二節 北大的垂青 第三節 日本的橄欖枝 第四節 《觀堂集林》的出版 第二十章 遺老梁濟之死第一節 梁濟之死的爭議 第二節 新派人物的看法第三節 梁漱溟的反駁 第四節 胡適與徐志摩的議論 第二十一章 遺老的凋零第一節 梁節庵之死 第二節 勞乃宣之死 第三節 沈曾植之死 第四節 溥儀大婚 第二十二章 入值南書房第一節 南書房行走 第二節 兢兢業業 第三節 小朝廷內鬥第四節 兩封奏摺第二十三章 馮玉祥逼宮始末第一節 清查宮中財物的風波第二節 局勢的轉折 第三節 遺老的憤怒 第四節 社會的反應 第二十四章 任教清華第一節 清華國學院的成立 第二節 王國維就任清華第三節 陳寅恪遠道而來 第四節 清華歲月 第二十五章 羅、王歧途第一節 失和之起因 第二節 關係之惡化 第三節 鄭孝胥推波助瀾 第四節 羅振玉的悔悟 第二十六章 時局的激變第一節 北伐軍興第二節 學生的恐慌第三節 葉德輝之死 第四節 日本人的追憶 第二十七章 王氏之死第一節 死前的鎮定 第二節 赴死的從容 第三節 三次追悼會 第四節 梁啟超的哀悼第二十八章 圍繞羅、王的爭議第一節 陳寅恪的刻意拔高 第二節 溥儀的猜測 第三節 傅斯年的道聽途說 第四節 後世的以訛傳訛 第二十九章 王國維之後的清華第一節 章太炎與清華失之交臂 第二節 地下黨的興起 第三節 校內風潮的起伏第四節 陳寅恪一九四九第三十章 偽“滿洲國”的吊詭第一節 偽“滿洲國”的成立第二節 局外人與局中人 第三節 羅振玉的心灰意冷第四節 偽“滿洲國”的覆滅後 記

清遺老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于清遺老這一群體的震動，不僅僅在于類似于明末清初遺民群體歷經王朝更替的天崩地裂，更重要的一如李鴻章上書慈禧太后的奏折中所言乃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伴隨著政治面貌的天翻地覆，綱常倫理亦土崩瓦解，新思潮、新學說蜂擁而至，清遺老在這一局面中何以自處，令人深思。王國維一九二四年曾在上書溥儀的奏折中痛言：“辛亥之變，而中國之政治學術幾為新說所統一矣，然國之老成，民之多數尚篤守舊說，新舊之爭，更數十年而未有已，國內混亂，無所適從。”
這一無所適從的境遇，恰恰可以以王國維等諸遺老自身的經歷作為注解，王國維、羅振玉二人在辛亥革命之后東渡日本，辛亥革命之于羅、王二人學術上的影響，多多少少可以找出痕跡，而沈曾植、鄭孝胥二人于辛亥革命起時寓居上海，沈氏書札中清晰地留下了其對于辛亥革命的反感，而鄭孝胥斯時是盛宣懷的幕僚，他在辛亥革命中的種種行動，亦頗令人玩味。
一
辛亥革命起，王國維與羅振玉攜家東渡，一去數年，王氏的學術取向也因辛亥革命發生深刻變化。他于民國初年所寫的《宋元戲曲考》，即是其文學研究上的絕筆之作，日久經年，當日本學者問及其在宋元戲曲上的成就時，王國維只字不提，連稱不懂。
這一學術上的轉變，羅振玉作出了自己的解釋：“及辛亥國變，予掛冠神武，避地東渡，公攜家相從，寓日本京都，是時予交公十四年矣……至是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于小學訓詁植其根基，并與論學術得失。”羅振玉雖然極力強調自己之于王國維學術道路改轍的作用，但卻未能強調這一作用的起因，對此，王國維的弟子徐中舒給出了清晰的答案：“辛亥之役，羅氏避地東渡，先生亦攜家相從，寓日本之西京。羅氏痛清室之淪亡，于西洋學說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舊文化之責自任，且勸先生專治國學。先生乃大為感動，遽取前所印《靜安文集》盡焚之。”
而王國維本人對此亦有文字留存，可供佐證。一九一二年日本學者狩野直喜游歐洲，王國維作詩送別，王國維在致鈴木虎雄的信中有兩處記載。一次王國維寫道：“先生歐洲之行，本擬作五排送之，得數韻后頗覺不工，故改作七古，昨已脫稿。茲錄呈指教。”另外一次則談及其他諸事：“前日車站晤言，甚慰渴想，索送狩野教授詩稿，茲特呈上，惟詩中語意，于貴國社會政治前途頗有隱慮，與倫敦《泰晤士時報》意略同，竊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國維以亡國之民為此言乎，貴國人觀之，或恐不喜，登錄雜志與否，祈斟酌為幸。”
信中所言詩稿，本是送別之作，但卻寓意其中，不僅論學，而且論政，將自我一腔徘徊于政學兩界的復雜心理，展露無遺，其中當然留下了其學術易轍的線索，詩云：“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東海東。平生未擬媚鄒魯，肸蚃每與沂泗通。自言讀書知求是，但有心印無雷同。我亦半生苦泛濫，異同堅白隨所攻。多更憂患閱陵谷，始知斯道齊衡嵩。夜闌促坐聞君語，使人氣結回心胸。”
其中“我亦半生苦泛濫，異同堅百隨所攻”當然指的是其在辛亥革命前于哲學文學美學之的矛盾，“多更憂患閱陵谷”，指的是辛亥革命，“始知斯道齊衡嵩”，則可與此年王國維即將寫畢《宋元戲曲考》之后轉向國學研究相印證，羅振玉與徐中舒的說法，于此也就得到了注解。
除卻王國維在學術上轉向國學研究印證辛亥革命對其具體影響之外，其在書信中多次提及辛亥革命之于其具體影響，同時也對于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局多有描述，王國維最終在遺老的路上漸行漸遠，其目睹張勛復辟，入職南書房，親歷馮氏逼宮之時的言行，俱可作為佐證。
王國維在一九一三年致羅振玉的信中對于國內的護法運動表示了自己的關切：“南北交訌，勢成決裂，然將來或以妥協了事，亦未可知。”又如一九一六年二月談及沈曾植之于中國時局的觀感：“乙老昨日長談，頗負悲觀。乙老對時事，謂南人欲恢復辛亥冬間狀態，是適以助北，故近又不能樂觀云云。”再如三月四日致羅振玉之信談及討袁運動：“昨寐老言，北方既不能支持，而云貴兩省蔡鍔、李烈鈞兩黨交閧不成事體……一切狀態與辛壬之間無異。”“靜觀大局，亂靡有定，識者多謂此次當烈于辛壬之變。”
由此種種無疑可以看出，王國維絕非固守書齋不問政治的學人，他的學術取向與他的政治觀念、政治取向緊密相連。尤其是辛亥革命以來事變與時變之于他的深切刺激，從張勛復辟至馮玉祥逼宮，從俄國革命至國共北伐，王國維在書信文章中皆有深切反省，這些線索，提示了我們這位悲劇性的學人背后更加意味深長的內容。
二
羅振玉在辛亥革命之前，曾積極投身戊戌變法，同時興辦教育，創辦《農學報》、《教育世界》等刊物，名馳海內，湖廣總督張之洞在一九○三年上書朝廷舉薦羅振玉時曾言：“學問優長，近年究心中外農學及教育學，廣為搜集選輯流轉，深裨世用，確系有用之才。”他與張之洞等清末高官交往密切，由此也為他日后成為清遺老埋下了伏筆。
辛亥事起，羅王相約東渡，由此成就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此處略去不表。值得注意的是羅振玉在回憶錄《集蓼編》中，對于其東渡日本之后的學術活動有所提及，但他依然對于政治表現出了深切的戀戀不舍，充分體現了羅振玉徘徊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彷徨，也充分體現了其作為一名清遺老的政治立場，談及武昌起義，羅振玉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武昌變起，都中人心惶惶。時亡友王忠愨公亦在部中，予與約各備米鹽，誓不去，萬一不幸，死耳。及袁世凱再起，人心頗安，然予知危益迫也矣。”
羅振玉不僅與王國維一樣在辛亥革命時決意效忠清室，同時對于袁世凱的崛起，表現出了迥異于常人的不安，然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事后追憶的文字，往往帶有自我標榜的意味，正如羅氏過分強調辛亥之際他的忠告之于王國維學術轉軌的影響，對待羅振玉辛亥之際的言行，不僅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羅振玉斯時的言論，無疑意味深長，羅振玉指出：“方予攜家浮海時，漢陽已克復，武昌尚未下。都中同志，尚冀時局可以挽回。寶公（熙）謂予曰：‘君竟潔身去耶？盍稍留，俟必無可為，然后行。’予乃諾以送眷東渡后即孑身返都。既至東三日，即附商舶至大連，遵陸返春，明知已絕無可為，踐宿諾而已。比至，眾亦謂大事已去，留旬日，乃復東渡。壬子歲朝，遜政之訊乃遽至海東矣。”
可以看出，羅氏之所以于清室如此盡忠盡職，不僅在于自身的政治認同與學術取向，他人的激勵亦是其中重要原因。與王國維不同之處在于，羅氏精通世故，所以行文中留下了踐宿諾的文字，但是究竟踐諾與否，亦需仔細考察，前文提及“萬一不幸死耳”，未能踐諾，及至馮氏逼宮，又與王國維相約赴死，亦未踐諾。王國維自沉之后，陳寅恪挽詩中有云“越甲未應公獨恥”，既是對王國維踐諾的由衷表彰，也是對于羅振玉的微辭。羅氏之政治態度，由此可見一斑，而其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于日本與王國維切磋學術，究竟有多大的堅持，亦不難細察。
一九一四年羅振玉因多種原因，決意返回國內，在滬上會見遺老領袖沈曾植，他在回憶文字中，依然對于袁世凱憤憤不平，這不妨作為尚存真偽爭議的史料加以考察，羅氏此文，亦可管窺其暮年日漸深重的遺老心態，尤其是其在滬上約見沈曾植時重歸故園的感慨，亦讓人玩味：“袁氏假共和以竊國，陰欲竊帝號以自娛，及稱帝不成，而憤死。柯廖園學士乃郵書，招予返國，謂袁已伏天誅，遼東皂帽盍歸來乎？予復書，言郿塢雖傾，李郭尚在，非其時也。”
三
作為一個被學術史幾乎遺忘的人物，九十年代以來，沈曾植的重新浮出水面，無疑是一件讓人欣慰的事，王國維曾在《七十壽序》中對于沈氏不吝贊許：“其憂世之深，有過于龔魏，擇術之慎，不后于戴錢。”王國維筆下這位繼往開來的人物，湮沒在浩瀚的歷史中，不復蹤跡。九十年代葛兆光曾經援引沈氏晚年自壽詩，感慨歷史驚人的遺忘：“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氏的生平由此變得模糊，難以看清。
一九一一年的沈曾植，一如故往，沉潛在詩文之中，同時也參與政治，只是意味稍顯疏懶，身逢衰世，其在書信中，多多少少流露出了之于政治格局的關切，如四月七日致信吳慶坻談及清末以來逐漸形成的自治格局：“自治操之太急，杞憂誠妄，曹治無期，嘗語客：國家法制期富強，地方自治期安靖，遍觀各國，咸出兩途。”
沈氏畢竟是晚清開明士大夫階層中屈指可數的保守人士，開明之中，仍顯保守。晚清自洋務運動以來，形成的自治格局，沈氏對此頗有非議，須知正是自治格局于洋務運動之后的初步形成，使得義和團云起風涌之際，東南諸省得以保全，沈氏一葉障目，由此可以看出。
而在四月三十日致李氏的信中，沈氏則多多少少保持了政治上的清醒，知曉何謂有所為有所不為：“研究會既在北京開辦，將來即以首善為總會根基，王舍城中，諸天瞻敬，不必沾沾于舊都，滬上更無論也，新研究會，賤名暫不列入，副會長恐須另推，將來或貢獻一兩文字于雜志可耳。”
看似閑散的背后，實際上有著更為周全的考慮，沈氏的淡然，實際上是政治上更大的抱負，及至辛亥革命事起，沈氏的臨危不懼，可見大將風度，但是最終不免流露出士大夫的憂國之感。《沈子培先生行略》記錄下了沈氏當時的言行：“辛亥秋，亂事起，余與滬上諸同志集于先生寓所，所以補救之，同人令余赴京擔任外交事務，旅費已備矣，先生獨排眾議，執手曰：方今革命猖獗，君切不可冒無謂之險，危及生命。我輩隨時隨地皆可以死，然死則死一處死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