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政治思想史（簡體書）

作者高一涵曾于安徽高等學堂受學堂總監嚴複之教益，又於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間留學日本明治大學，主攻政治科，得受專門系統的西方政治學教育，“通曉西方政治思想”。他深諳英倫自由主義傳統和西方近代政治主義思想，能透入西方政治觀念的核心，較深入瞭解西方政治觀念和思想，認為“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是代替我國封建政治制度的最符合理想的好制度”，所以“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於1919年至1926年，歷時七年，以成此書，被指定為大學政治學系必讀參考書，於19世紀20年代被編列為“北京大學叢書”之八。《歐洲政治思想史》所論及的有關現代國家理念，現代公民意識，官治、民治、法治、党治，憲政民主，自由、民主與法律、道德的關係，對政府官員的監督、監察制度化等等理念，都有獨到的理論樹，時至今日，仍能借鑒。

高一涵（1885-1968），安徽六安縣南官亭人。原名永浩，別名涵廬、夢弼，筆名一涵。十四歲中秀才，二十六歲畢業於安慶安徽高等學堂，二十七歲自費赴日留學，與陳獨秀交好，成為其主編《新青年》的主編之一，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三十一歲于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獲政治學士學位後回國。同年八月，應李大釗之邀北上共辦《晨鐘報》，三十三歲加盟北京大學編譯處，後任中國大學、法政專門學校教授。1927年春夏後，歷任上海法政大學、吳淞中國公學教授、社會科學院院長。南京解放後任南京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等職。1968年逝世，葬于南京雨花臺公墓。他是少有的具備深厚西方政治學素養的專業人士，扮演著思想家與啟蒙者的雙重角色，是繼嚴複之後的又一學院派思想啟蒙大師。著有《政治學綱要》《歐洲政治思想史》《中國禦史制度的沿革》等書，譯有《杜威的實用主義》《杜威哲學》等書，另出版詩集《金城集》。新文化運動中追求現代民主政治者有兩派，一派轉向馬克思主義，一派仍堅持西方傳統民主主義理念，吳漢全評論說：“高一涵屬�後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且極具代表性。”名人評高一涵：章士釗：當時，高、李齊名，海內號甲寅派，胡適之曾屢道之：高謂皖士高一涵也。吳稚暉：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胡適：甲寅派的政論文，在民國初年幾乎成了一個重要文派……這一派的健將，如高一涵、李大釗、李劍農等，後來也都成了白話散文的作者。吳漢全：高一涵是“五四時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學家，對推進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和“五四運動”的發展，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建構尤其是政治學的建立有著突出的貢獻。

《歐洲政治思想史》最顯著的特色是“兼蓄并收”，把許多有條理有系統的思想，用科學的方法，找出他的派別和來蹤去路，為初學的人理出一點頭緒。”所遵循的是政治解放和社會解放同步進行的的立場，希望“畢其功于一役”將中國引向民主憲政的政治道路，實現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中國第一本現代介紹西方政治學專著。

上卷自序
研究思想史本來就是一樁難事，而研究政治思想史尤其是一樁難事。為什么呢？因為：
（一）研究社會科學和研究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只能以事實變理想，不能以理想變事實；社會科學卻能以理想變事實，不能以事實拘理想。就因為政治思想可以變更政治情狀，所以政治思想家對于同一個問題，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各人有各人的解決方法，后來便生出議論紛歧的結果。
（二）自然界的變遷進化大概都有事實可見；獨人事界的變遷進化，由于事實者很少，由于心理動作的地方很多。故別種科學在十八世紀以前都已成為科學，獨社會學發達在自然科學之后，多半要仿照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他，才有點頭緒。歐洲直到十九世紀才成為創造政治科學的時代，故從前所有的政治思想，都不大合乎科學的律例。
因為這兩層原因，所以常常使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發生許多困難。
但是凡事有因必定有果，有果也必定有因。譬如太空中一片浮云浮沉舒卷，好像是很能自由；可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起來，浮沉舒卷都不能離開因果的關系。因為浮云遇著熱才上，遇著冷才下，受空氣回旋之力才舒卷。因為有浮沉舒卷的因，才有浮沉舒卷的果，并不能夠自由自便的。
政治思想也是這樣。無論哪一國哪一時代的政治思想怎樣紛歧，怎樣復雜，但總有個派別可以找得出，總有個來蹤去路可以看得見的。因為我們所研究的思想只是有條理有系統的知識，并不是胡思亂想的廢話。所以政治思想史的功用：就在把許多有條理有系統的思想，用科學的方法找出他的派別和來蹤去路，為初學的人理出一點頭緒。
大概每種政治思想總都是時勢的出產品，斷沒有一種思想是“無病呻吟”，或是沒頭沒尾的從天空中掉下來的。政治思想多半是時勢的寫真或反動，由時勢產出思想，復由思想造成新時勢；再由新時勢產出新思想，更由新思想造成新時勢。我們如果承認這層道理，便可找出歷史上政治思想變遷進步的蛛絲馬跡。
我以為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可以用科學上分析的方法，尋找每派思想所受的影響。每派政治思想所以結胎成形，都不外下列的三種影響的構精：（一）社會的影響，（二）宗派的影響，（三）個性的影響。
（一）社會的影響
無論什么樣的超群出眾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總跳不出當時社會實際生活情形的范圍。他的思想的大部分特質還是社會上的特質；他所以能夠成為大思想家，就因為他把他所居住的社會上的傾向，比別人觀察得更清楚；因為他把他所代表的那時代的真正精神，比別人表現得格外周到。譬如希臘的柏拉圖（Plato）總算是個理想家了，但是他的思想卻沒有一處跳出他所居住的社會的歷史和環境。因為他受了希臘古代土地公有，斯巴達財產私有公用，和克里特（Crete）島生產物公用的影響，所以主張共產主義；因為他受了希臘那時把奴隸婦女當作財產看待的習慣的影響，所以主張公妻；因為他受了希臘各國政體循環變遷的影響，所以主張政變循環的理論。
政治思想家受社會的影響，可從反正兩方面看出。從正的方面受社會的影響，便生出保守當時社會現狀的學說；從反的方面受社會的影響，便生出推翻當時社會現狀的學說。例如孔丘生在周朝封建時代，便造出尊卑貴賤等階級的政治學說，以求適應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生活；老聃也生在這時，看出封建制度下設下許多人的差別，便想根本推翻上下賢愚種種對待的名詞，回復到“無名之樸”的世界。
所以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如果把歷史上各時代的社會生活情形弄清楚了，便可以明白某位政治思想家所以發生某種政治思想的一個原因。
（二）宗派的影響
無論哪位思想家只要是受過一派學說的洗禮，再除去社會的影響和個性的影響之外，多少總帶點宗派的特質。譬如浩布思（Hobbes）洛克（Locke）盧梭（Rousseau）三個人同是社會契約說家；他們一個主張君主專制政體，一個主張立憲政體，一個主張直接的民治政體，主張雖然不同，可是他們卻有個根本觀念彼此相同的：就是社會成立由于個人同意的契約。他們抱著這個根本觀念，隨時運用，遇著無政府的時代，就主張人人同意的擁戴一個專制君主，遇著可以實行憲政的時代，就主張人人可以監督政府的立憲政治；遇著專制主義無路可走的時代，就主張主權在民的直接的民治政體。我們研究政治思想史，如果把每位思想家的派別和師傅弄清楚了，便可以明白各派思想變遷進步的線索。
（三）個性的影響
每位思想家固然是跳不出以上所說的兩種影響的范圍，可是我們仍然不能忘卻思想家自己的個性。譬如密爾父子同受邊沁（Bentham）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影響，可是老密爾一生只在樂利主義的范圍內發揮，小密爾后半生卻能跳出樂利主義的范圍外去創作。因為小密爾自幼就才氣活潑，就帶有批評的天性，遇事喜歡批評；所以他批評樂利主義的結果，便把樂利主義的范圍大大的擴張。我研究政治思想史，如果弄清楚了某思想家的才性，就可以窺見某思想家的特質。
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如果試用這種分析的方法，結果便可把歷史上很雜亂的政治思想，理出一條路線，使人家一目了然。
我這本《歐洲政治思想史》本想照著這個目標做去，可惜我的學力不夠，不能達到這個目的。自初著手到現在，曾經修改過多少次，但總是不能叫自己滿意。不過這本書中沒有一處是我個人特創的見解，多是根據各種參考材料而來的。第一編多根據白爾克（E.Barker）的《希臘政治學說》，第二編和第三編多根據加萊爾（Carlyle）的《歐西中古政治學史》，此外也略微采用亶林（Dunning）的《政治學史》和韋羅貝（Willoughby）的《古代政治學史》。因為是采集各家的著作而成的，所以在壞的方面，這本書沒有特出的所在；在好的方面，卻比較憑著個人臆想做成的稍為可信。
此書深深感謝胡適之先生替我校正一遍，可惜倉卒出版，事先沒有得到研究政治學史的專家張奚若和金岳霖兩先生的指正，只得于出版后再行請示了。
高一涵
民國十一年十月
中卷自序
這一卷《歐洲政治思想史》是接續我去年（民國十二年一月）出版的上卷而編的。就時代說：是自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中期；就內容說：是自教會的議會運動起，到孟德斯鳩止。這一卷的起訖，大半因為字數和上卷相等，故姑且定為一卷，并不像上卷包括上古及中古，有個天然的或公認的界限。不過盧梭的政治思想也可以說是十八世紀以前的民治思想的總結束，也可以說是最近民治思想的開山大師。因為一七八九年法國的革命，在政治史上可算是開辟一個新紀元；而造成這個新紀元的思想，多數學者承認大部分是由于盧梭的《民約論》。因為那時的革命黨多奉《民約論》為圣經，并且有人說：如果沒有盧梭，便沒有法國的革命（拿破侖的話）。故我的下卷自盧梭起，一半也因為有這個原因。
這一卷所包括的時期，不過三百三十幾年（自一四一五年康士坦斯會議到一七四八年孟德斯鳩《法意》出版），可是這三百三十幾年真可以算是歐洲一切思想脫胎換骨的時代。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兩件大事業都在這個時期內完成；而為近世政治思想神髓的“主權在民”、“社會契約”、“自然權利”……等學說，也由十六世紀的反對君政論派醞釀成熟。十七世紀清教徒和其他學者所發揮的關于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言論思想的自由權，和政治的平等權……等學理，又無一不成為十八世紀末期的政治革命及十九世紀的憲政改革的學理根據。不但個人主義的思想在這個時期發生，就是近世的社會主義的思想，也在這個時期內播下種子。他如一元的主權論（布丹），立憲政治論（洛克），三權分立論（孟德斯鳩）和國際法學（格老秀斯），也都發源或成熟于這個時期。故這一個三百多年，簡直可以說是十九世紀以來一切政治思想的構精成形和產生發育的時期。我們如果不曾研究過這個時期的政治思想，便不能了解十九世紀政治思想的來源。因為十九世紀的政治思想，有許多地方只能算是這個時期的政治思想的發揮光大。
以我這樣孤陋寡聞的一個人，來編這么重要時代的政治思想史，當然能力處處都嫌不足。而且材料方面沒有豐富的圖書館可以供我的參考，師友方面也沒有專門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可以往復磋商，我的材料，處處待我自己搜集；我的錯誤，處處待我自己發覺。故我當編這一卷書的時候，沒有一刻不在親自嘗試“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滋味!不得已只得用亶林（Dunning）的《政治學史》做我照路的明星。故分章分節，以及材料的去取、內容的批評，大部分都以亶林為主；并有幾個較小的思想家的原著一時搜求不得的，亦只得從他的書中竊取大意。我并不是以亶林的著作為滿足，只因生在這個人不悅學的社會，無人可求，無書可讀，故不得不如此了。上卷已再版，合計約銷四千部，可是至今并沒有發生一點反響；或盡作“覆醬瓿”之用，也未可知。這樣一想，真使我沒有再編下卷的勇氣！從外國各種著作的序文上，到處可看見他們感謝某人改正，某人幫忙，某人校讀，但我這本書卻感謝何人！
高一涵
民國十三年十月

上卷 自序中卷 自序第一編 希臘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希臘政治哲學發生時代第二章 柏拉圖第三章 亞裡士多德第四章 希臘晚年的政治思想第二編 羅馬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羅馬的政治組織第二章 鮑裡貝士第三章 謝雪盧第四章 孫裡嘉（塞內加）第五章 搖羅馬的法家第三編 中古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中古的政治和宗教的情形第二章 《新約》和基督教父第三章 自九世紀到十二世紀的政治思想第四章 阿奎拉聖太摩士第五章 亶特第六章 馬獻僚和奧鏗第四編 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第一章 十五世紀的政治情形第二章 教會的議會運動第三章 馬克維尼（馬基雅弗利）第四章 宗教改革第五章 十六世紀的反對君政論第六章 布丹第七章 舊教派的辯護家和法學家第八章 烏托邦派第九章 格老秀斯第十章 英國詹姆斯一世以前的政治思想第十一章 英國共和時代的政治思想第十二章 浩布思第十三章 洛克第十四章 十七世紀下半期大陸上的政治思想第十五章 十八世紀上半期的政治思想第十六章 孟德斯鳩後記

前邊說過哲人派思想的大概，現在且說這一派代表人物蒲魯德高的幾種重要的思想。蒲魯德高是一個大教育家。他極力反對希臘舊式的“學堂教育”。他說“人是萬物的準則”，這個準則不可不正確；若不正確，便不能度量萬物。因此便注重教育。他的教育的目的：在造出“良好的公民”，在使人能夠分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他說人的道德不是天然生成的，是由知識得來的，是可以教育造成的。他的知識論有三種說法：第一式是“誰見一物，以為怎樣便是怎樣”。第二式是“我見物以為如此，便是如此；你見物以為如彼，便是如彼”，第三式最著名，是“人是萬物的準則，有便是有，無便是無，都以人為準則。”
他說知識并沒有真假之分，只有好不好之分。譬如我在病中以糖為苦，不病的人以為是甜的，只能說不病的人知識好一點。一切教育只是要人去掉不好的知識，得到好的知識。
總之蒲魯德高的學說只是一種尊重個人，以個人主觀的區別為萬物準則的知識論。
二、克尼克士（Callicles）
柏拉圖書中有一個少年哲人，叫做克尼克士，主張一種“強權即公理”的政治學說。他說：“一切法律都是無能為的大多數人所造作的。他們的目的全是自私自利。他們用禮法去壓制那些強有力的少數人，以免那些少數強有力的人起來侵奪他們的權利。他們說權術欺人是可恥的事，是不公的事。其實他們所說的“不公”，不過是人類貪多好勝的人情，他們自己無能，故巴不得大家都主張平等。……其實“不公”“不平”乃是天道。強的所得應該比弱的多些：這才是天理。無論人類獸類，強的征服弱的，強的享用多于弱的，即是公道。……獨有人造的禮法，不但不認這個天理，還要竭力把那些強有力的少年從小就馴服下來，像獅奴馴服獅子一般；天天哄他們道： “你須要知足，你須要公平。”但將來總有一日，有人不肯受這樣壓制，不肯受這種馴服，咆哮跳出去，推翻一切體制，推翻一切不合天理的法律。到了那時，如今的奴隸也會大起革命，推倒我們，翻作我們的主人翁，那才是公道大彰的時候了。”
由克尼克士的話推想起來，可見得那時禮法，實在使人不滿意。他這種說法，很可以代表那時想推翻一切現狀的激烈派的思想。
三、索謝馬秋
柏氏書中又有一個少年哲人名叫索謝馬秋。他說：“世界上公道的人最吃虧。你看……政府收所得稅，公正的人定多出些；不公正的人定少出些。再看政界中，那正人盡忠無私去辦公事，卻得不著公家的酬報，還被許多親戚朋友罵他不通人情。那不正的人，卻處處受榮譽，恰與正人相反。……最不公的是那最大罪人偏享最大的幸福：那些最公正的人卻受最大的苦惱。即如專制暴君強奪他人的財產，把整國的土地產業，占為私產，這豈不是大惡！這種行為，就是單做一件，若被人知道了，都應該受大罪重罰。做的人，人都稱為‘賊’‘盜’‘偷兒’等等。——但是那做君主的，不但搶劫財產，還把產業的主人都做成他的奴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