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日的風景（簡體書）

記者：各位文匯網的讀者朋友，觀眾朋友，大家好。非常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筆會在線”。今天我們節目很榮幸地邀請到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汪涌豪教授來和我們聊聊日本。汪教授在《文匯報》上開了好幾年的專欄，專欄的名字叫“東鄰浮繪”，是關于日本的文化隨筆。文章都非常長，給我們講了很多不為人熟知的日本的歷史典故、文化現象，以及他個人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與看法。今天非常歡迎汪教授做客我們的節目。
我想問一下汪教授，其實現在市面上有很多關于日本的出版物，包括隨筆。您覺得您的專欄在最初設計的時候，是否參考過
坊間其他同類的出版物或者作品。
汪涌豪（以下簡稱汪）：參考過。十多年前，我在日本教書的時候，就關注過當時在日中國人的寫作。他們好像分為兩撥人，一撥是記者、編輯或教授，比如像李長聲、段躍中、毛丹青、楊文凱、朱建榮、莫邦富、葉千榮，等等。其中有一個叫李小牧的比較特殊，他本來在中國是學舞蹈的，然后從業日本新宿的歌舞伎町一番街，就是進人了風俗圈，然后再從里面出來，寫了很多東西，既新鮮又很扎實。但我覺得，這批人當中，李長聲先生的寫作好像更為持久，見多識廣，文筆老到，我比較喜歡。另外一撥就是作家了，像薩蘇、張石、林惠子，還有包括我們中文系已故教授蔣孔陽先生的女兒蔣璞。他們也寫過不少關于日本文化的東西，有的還結集出版了。日本有好幾種華文報紙，限于各種條件限制，在采編兩方面都不能使人滿意，但有這些人在那里持續地寫專欄，或發表相關文章，還是豐富了外來者對日本社會的了解。也正是在這類報紙上，我還看到如董炳月、李兆忠等人在日期間寫的一些文章。可惜他們中有的人回國后就不再寫了。
就我個人的印象，這些人的寫作各有特點，間或也有勝義可采，但整體上說，還不能饜足人心。一是許多人談得比較表面，盡管他們有的在日本已待了十年、幾十年，有的在那兒正式就職，成家立業，甚至已經入籍，不能說他們所知有限，或交游有限。為什么還會這樣，我不清楚。再一個就是談得大多無我，沒有把自己放里邊。一般來說，對于異文化的觀察，應該既有越身事外的作為一個旁觀者的超然和冷峻，同時又能讓人看到，或讓人在不經意中看到，其之所以作如斯觀的用意和理由，但他們沒有。我的感覺，許多在日的中國人太認同日本的一切了，也太希望被日本認同了。這造成了他們對日本社會、日本的歷史文化，冷靜審視較少。有的人，生活的目標就是要和日本人一樣，更造成他在觀察時，趨同的肯定多了一些，而且是如上所說的流于表面的肯定。這也造成了第三個特點，就是談得太過隔膜，對真正的日本及其歷史文化的了解，我認為是不夠深透的。我本來對日本的歷史文化了解得也不深透，到今天為止也不能說深透，但他們的文章給了我一個刺激，就是你不能說，你去了解日本的目的，僅僅就是想融入日本，甚至泯然同化到與日本人一樣，或者干脆就做成一個日本人。
其實，日本民族是很喜歡談論自己的國民性的。所以上世紀70年代，就有高橋敷《丑陋的日本人》這樣“撞擊和刺痛”日本人心靈的著作出現。再往前推二三十年，則有岸田國是的《畸形的日本人》。并且，他們更希望別人能跳出其狹隘的局限，靜觀他們的長處或短處，所以對旦普曼的《孤立的大國》、基甫尼的《人是城，我是墻》、霍懷丁的《菊花與棍棒》，還有鮑格爾、威爾克遜、布萊金斯基、克里斯托弗等人的著作，懷有極大的興趣。本尼迪克特的書就更不用說了，研究者無數。可以說，這個世界，只有日本民族最熱衷于寫和看“日本人論”這樣的著作，這是日本人自己都承認的。所以，他們自然也很重視中國人怎么看日本，他們稱這個為“中國的日本觀”（當然，他們也寫了大量的“日本的中國觀”）。記得1943年，就有一個叫魚返善雄的日本人，編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日本觀》，里面收錄了郁達夫、豐子愷、汪精衛、周作人，還有劉大杰等人的日本觀察。拿這些人寫的東西與我剛才舉的那些人對照，差別還是蠻大的。
記者：好像還沒有進步，還是有所不及。
汪：是的。因為他們沒有這些老輩人物的識斷。這些老輩人物雖然在日本生活得也夠長久，但始終抱持著一個“闖入者”的身份，從來不想在融人的過程中失去自我。所以，他們更像“盜火者”。早先的中國人，在政治、文化和藝術各領域，都是從兩個方向去盜取火種的，一個是向歐美，一個就是向日本。有時是有錢的去歐美，沒錢的去日本。所以，他們完全是站在異文化的立場，冷眼旁觀，我要學你的長處，克服你的短處。所以第一批去了解日本，投入日本的人，包括中國的政治家也好，中國的學人、知識分子也好，都是懷著這樣的心思，這和上世紀80年代初那些想方設法要在日本待下來，然后與日本人完全融合，成為一個言語舉止、外在包裝上都逼近日本人的人是不一樣的。
這讓我想起以前汪公紀說過的話。汪公紀寫過一本《日本史話》，這個人上世紀20年代留學日本，50年代做過東吳大學和文化大學的教授，他在該書序言里說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當今國人，有親日的，仇日的，恐日的，卻唯獨缺少知日的。”我的感覺，直到今天，“知日的”中國人還是很少。日本人很樂見中國有“知日派”出現，也很重視培養他們的“知華派”。反觀我們，持續發展了那么長時間，我感到，中國人這么一撥撥地到日本去，有的回來了，有的沒回來，但寫出來的東西始終是“日本的天氣很好”，“空氣清新，廁所干凈”，寫來寫去就像打了張票，然后旅游回來后寫的東西一樣，覺得特別不滿足。譬如，都說日本人很有禮貌，我承認，也喜歡。但也有大量的例子說明日本人不但沒禮貌，有時還很粗魯呀。那么，日本人到底是粗魯的，還是禮貌的？這里面有許多東西需要探究和厘析。所以，我是被這些想法激發著開始寫這個專欄的。我覺得我在日本生活了三年，有點感受，我也可以寫一些。當時就是這樣想的。
記者：我看您寫這個專欄，挑了很多材料，現在寫日本的人一般都不大涉及，有些可能連日本人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那您在挑選這些材料的時候，事先是怎么考慮的？
汪：這其實和上面一個問題是相關的。比如說我不怎么佩服前面一些作者寫的東西，還有國內有些日本史研究者和日本文學研究者，他們對日本的歷史文化應該說是比較熟悉的，然后在翻譯與介紹上也做了很多有價值的工作，但是，他們通常僅留意某一個單一的向度，譬如對文學史、審美史上的各家各派各說能逐一介紹，但更深廣的層面，更鮮活的解說則不常看到。在深入內里會盡人情方面，做得尤其不夠。結果是，只見知識的介紹和僵硬的學理而已。可在我看來，對研究日本來說，僵硬是最不適合的攻略。因為日本的歷史與文化實在太豐富、太生動了，而且豐富生動到非常纖敏微妙的程度。所以，我覺得，自己還是最佩服這樣四個人，其實也不僅僅是我佩服，上世紀30年代，人們就已經知道佩服了。一個是周作人，一個是錢稻蓀，當然這兩個人后來都做了漢奸。他們不僅是娶了日本太太，像錢稻蓀一家子，他的母親、太太，一家子人都到日本留學。在日本待了很長時間，對日本文化的了解非常深透。還有就是今天桌上放著的兩本書的作者，一個是蔣百里，他研究《孫子兵法》，是難得的軍事家，他寫的《日本人》堪稱名作。還有一個是戴季陶，他的《日本論》，至今還為人不斷地稱引。
這些人關注日本的地域，日本的環境，日本的歷史，日本的階級分層，日本的人性，然后關注到日本的政治構架，大陸經略，全球野心，完全是站在一個異文化的角度來審視日本，但又有“了解之同情”。其中有的人從感情上就親愛日本，特別是周作人，他說他喜歡日本是出于兩點，一個是“個人的性分”，就是因氣性相投而喜歡；一個是“思古之幽情”，因為日本保留了許多中國文化的原型。通過這些，他覺得他找到了中國人的過去。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寫了許多日本的好東西，譬如日本的衣、食、住。但是像蔣百里和戴季陶就揭出了日本社會的、日本人人性中的許多問題，比較客觀。不過，無論帶著怎樣的情感，他們都將自己觀察的落腳點放在文化層面，重視對日本的歷史文化的檢討。你說日本的空氣干凈，人很禮貌，歸結到最后，都有一個文化因素在后面。一個民族常常會把自己最優秀的東西凝聚為文化。所以，周作人在研究日本時特別指出，文化是一個民族最高努力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