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龍年代：中原喪亂與《河殤》前傳

從歷史或社會學的角度看，五○年代飆過一場「共產主義」大躍進狂熱，八○年代再飆一場資本原始積累的另類血腥狂熱，幾乎不出一個世代的時間長度，在我的年齡段上，就是從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進式社會折騰，我們看不到什麼過渡，而社會、人文、民眾心理、生命尊嚴所支付的巨大代價，從未被統治者計算過——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國度！

報導文學作家蘇曉康，一九八九年流亡前直陳中國政權核心的採訪筆記
八〇年代末他以《河殤》震盪華人世界，沉潛二十年後，再度舉劍「屠龍」！

一九七五年夏天，中國河南發生六十座水庫同時垮壩的災難，淹掉三十二個縣、一千八百多萬畝耕地，造成二十三萬人死亡，二百萬人受困，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庫垮壩慘案，更是「全球科技災害第一名」。

作者在三十五年後，從「高庫大壩」的水利「蘇式化」建制切入，透視中國現代化「以俄為師」的路徑，即暴力鞭策「大躍進」，剝奪農民實行工業化的血腥歷史；揭示五九年「廬山會議」為一樁「孽業」，導致大饑荒「人相食」，誘發「文革」災難和「改革」震盪，並觸發「六四」危機，以至今日的「掠奪型」發展模式，實為中國的一場「浩劫」 。

流亡海外二十多年，蘇曉康重拾當年《河殤》警世之筆，重寫空前慘烈的六十年當代史，並剖析一路相伴的民族主義病態，以及《河殤》創作辛祕與政治迫害情勢，亦可謂八〇年代的一種心史。

本書特色

曾經遺憾再也尋不回的真相 一個歷經大難瀕臨失語的心靈
沉澱三十八個年頭的思考辯析，《河殤》之後，對毛澤東原罪最尖銳有力的批判
揭露中國水患饑荒血禍，以及六四鎮壓、廬山會議等血腥決策的第一手報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早晨，蘇曉康扔下《河殤》續集《五四》兩千分鐘拍攝資料、五集解說詞草稿和無奈的年輕導演夏駿，獨自沿著停滿軍車的北京翠微路，鑽進最近的一個地鐵站，開始驚恐慌亂的地下逃亡。一百天後獲得香港「黃雀行動」營救出境，九月中旬飛抵巴黎，從此流亡海外至今。
通緝令發布之前，蘇曉康妻子傅莉先一步將他多年來累積的珍貴採訪資料託友護存，直至二〇〇三年蘇曉康獲准返國奔喪，才輾轉取回由友人悉心保管十多年的筆記，至此，又過了十年，《屠龍年代》終於在台灣出版，那些本該被揭露的，那些浩劫枉死者的憾恨，從未隨時間消散。

蘇曉康

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把社會上諸領域所討論、探索的各種命題、假說，都匯集起來，化為螢幕形象加以傳播，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打破電視僅為大眾文化的限制，成功地嫁接思想和視覺、激情和理性，創造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迄今。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副院長）
王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季季（作家．資深媒體人）
尉天驄（政治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陳芳明（政治大學台文所講座教授）
楊照（作家．文化評論家）
劉克襄（作家）

蘇曉康的文字力量，可大可小。膨脹時，可以 干涉時代與家國；縮小時，能夠撫慰心靈與傷痛。撰寫《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時，他細膩寫出妻子車禍受傷後的療癒過程，字字血淚，終至撼動人心。如今，他回到 大敘述的格局，揭露中國歷史上的大洪水、大饑荒。他的文字浩浩蕩蕩，夾泥沙俱下，衝擊 著每個讀者的心。只有親歷其境，親眼見證，才有可能挖出受到政治遮蔽的人為災難。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統治，狂妄以為可以駕馭水患，反而製造了驚天動地的人禍。蘇曉康的筆鋒所到之處，都足以使歷史改觀。 ——陳芳明(政治大學台文所講座教授)

八〇年代末《河殤》以宏觀的視野，雄渾萬鈞的筆力，從一條河的寬闊、高度和流量，感傷而殘酷地剖析了黃河文明帶來的悲苦，也讓遙遠活在台灣的我們，深沉而微妙地感染此一民族主義的生息與共。
二十年過去，經過六四事件以來長期的顛簸流離，作者的視野更飽含滄桑的成熟，直探這條龍般之河的深度、濃濁和質地。從曖曖含光的混沌中，試圖找到更為根本的問題核心。中國曾經面對何種嚴肅的險境，未來何去何從。本書重蹈舊往，對照今之種種盲目，再度提供了長時凝視的洞見。——劉克襄（作家）

引子：垮壩 
第一章 泥龍
第二章 躁龍
第三章 衰龍
第四章 人龍
尾聲：鸚鵡救火

引子：垮壩

滿街飄蕩的烙餅香味兒，也把一九七五年夏天，烙進我的記憶裡。在河南省會鄭州的大街小巷，人們搭起無數臨時爐灶趕製烙餅，一種救災的全民式動員。七五年已是文革末，毛澤東又起用了鄧小平，騷亂將將止息，政府的功能在復甦中。我是省報一個跑農村的小記者，從豫北清涼的太行山區趕回鄭州談稿子，一進編輯部便聽說南邊有兩座大水庫垮壩了。
省城裡說垮壩，都如談虎色變，說從水庫裡蛟龍般逸出十來米高一個直立如壁的水頭，一路橫掃而去，把京廣鐵路都擰成了麻花；莊戶人都在夢鄉裡淹進澤國。現任鳳凰網副總裁喬海燕，當年正身處洪河上游「石漫灘水庫」十幾米遠；三十五年後回憶道：

從水庫裡洩下的洪水，簡直是一頭暴怒的猛獸！四億立方米的水在兩三個鐘頭內全部洩盡，那種驚人的衝擊力和毀滅性，絕非人間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激流先是朝北，順著往下游衝撞，浪頭有十幾米高，一路奔騰咆哮，肆無忌憚的撕裂、吞沒著一切。沖到距舞陽縣不遠的一處高地，旋即掉頭向東，留下一個湍急的漩渦掃蕩四周。掉頭的大水繼續向東狂奔，一直沖到京廣鐵路，與板橋水庫決口的洪水匯合，形成汪洋。幾個老百姓對我形容垮壩那一刻，「像天塌了一樣！」「從來沒有聽過那聲響，大，嚇死了人，滿世界的轟響，響著響著，轟！一聲，啥都不知道了，等你醒過來，在樹窠杈上擔著呢。」

當時有六萬人攀在樹上，堪稱世界奇觀。三十二個縣、三百四十七個公社、一千八百多萬畝耕地，全在汪洋之中；二百萬人困在壩上、堤上、房上、樹上、筏上??。中央慰問團團長紀登奎乘一架米格─八直升機飛臨災區上空，隨行「新華社」記者張廣友敘述從空中所見：

俯瞰遼闊的豫中平原，往日一片綠油油的莊稼不見了，而今是一片白茫茫，猶如汪洋大海，一眼看不到邊。舞陽、西平、遂平、上蔡、平興、汝南等大部分縣城都已經泡在水中，高大的煙囪大半截露在水面上，地勢較高的地方和沒被完全淹沒的房頂上站著許多人⋯⋯，村莊的房屋和田野的莊稼幾乎全部被洪水淹沒了，偶爾看到一些大樹枝頭還露在水面上⋯⋯。

相當於一顆小型原子彈
這就如一場長江洪峰氾濫到了人口稠密的豫南。汝河上游也垮掉的「板橋水庫」，庫容是五億立方米，潰壩流量達到七萬八千二百立方米／秒。據水利學家王維洛二十多年後計算，這流量超過了長江宜昌站實際測到的歷史最大洪水量。另據倖存者憶述，夜幕裡天上一道閃電，一串炸雷，暴漲的水庫陡然萎癟，幾億方庫水滾滾下洩，有一個聲音喊道：「出蛟了！」
那一次豫南垮壩，同時垮掉的共有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庫。紀登奎說：「兩個大型水庫和那麼多的中小型水庫垮壩，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相當於一顆小型原子彈！」在國際上，這事件被統稱為「板橋水庫潰壩事件」，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庫垮壩慘案，更是所謂「全球科技災害第一名」（或稱「人為技術錯誤造成的災害」）。一九八四年冬的印度博帕爾化工廠洩毒事件和一九八六年春的蘇聯車諾比核電站爆炸事件，則分別名列第二、第三。
大自然與天文氣象導致的洪水威脅，在中國其實是超過六十年安瀾（黃河未潰堤）的，荒唐卻是「人定勝天」建造的水壩水庫之失控而釀成「人造洪水」，更荒唐還在於中國制度無問責機制，無論死掉多少老百姓都是白死，而且是在閉關鎖國中瘐死。

張廣友回憶，當時紀登奎就明令：「中央領導已經決定這次水災不作公開報導，不發消息，特別是災情不僅不作公開報導，而且還要保密。」文革後紀登奎又解釋過一次：「不叫公開報導是怕產生副作用，影響穩定；那個時候正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重病期間，不讓公開報導，也是怕他們受刺激，內部報導也只能選擇極少量給他們看，這種內部報導不會給他們看的??。」究竟死了多少人？ 水利部至今謊稱「不超過一萬人」；但是一批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們揭露，「七五八」豫南垮壩，奪命二十三萬人，等於另一次唐山大地震─一年後的幽燕陸沉，蒼龍死去，乃是驚天動地的，可憐此前中原洪水滔滔，竟被遺忘得無影無蹤。我依稀記得，甚至大水過後人們熱中傳播的一個小道消息，說是鄧小平由紀登奎陪同，坐直升機親臨災區上空，俯視豫南一片澤國，難過得掉了眼淚；哪曉得，紀登奎長子紀坡民在二○一一年爆料的真相卻非如此：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急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報告險情。紀登奎立即趕往副總理李先念辦公室，他們決定向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彙報，請求具體指示，因為鄧小平當時除了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外，還擔任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有權力和能力調集各兵種參與搶險工作，而無需驚動毛澤東和周恩來。
八月七日二十二時四十五分左右，李先念給鄧小平家裡打電話。他女兒鄧榕接到電話後說鄧小平不舒服，已經入睡。李先念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鄧小平。但鄧榕堅持說鄧小平已經入睡，身體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
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的了解，當晚鄧小平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里家打麻將，一直打到八日清晨五點左右。

中國老百姓的政治想像力，實在是貧乏得可憐，尤其是關於政治強人的心腸。人們至今也沒有發現，「七五八」豫南垮壩，對日後震動世界的「鄧小平時代」具有某種反諷的象徵性含義─鄧小平的執政，自始至終都頭上頂著一盆水，那盆水猶如達摩克利斯劍，它的傾覆乃是須臾間事。這是後毛時代中國政治永遠的宿命。「垮壩」的概念便從水利學延伸到政治學─以此才能解釋，為什麼中國政治近二十年來的最高原則是「穩定」。
歷史的詭異又在，「豫南垮壩」雖不像「唐山地震」成為毛時代坍塌的神祕預兆，卻開啟了另一種「洪水恐怖」的水利大事功。當代中國的水利工程，從始至終都是一種政治決策，神州遍野深受其害，禍殃子孫萬代。豫南屬於淮河流域，那裡的一次垮壩，驚動比鄰的黃河流域，再次掀起「江河治理狂熱」，一路挺進到「高峽出平湖」的長江三峽大壩，也洞開了「南水北調」、開發大西北乃至青藏高原的野心，捲起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未曾有過的一股好大喜功─原來，「資源高消耗型」發展的「中國模式」，都可以追溯到「七五八」垮壩。

中國果真是個「治水社會」
人們回憶，大水退去後，人畜屍體在烈日下蒸騰著腐臭，漯河至信陽的公路兩旁，沿途大樹的樹枝皆彎垂著，趴滿了黑壓壓的蒼蠅。僅打撈出來的屍體就有十萬具。堆積如山的屍體在腐爛，竟騰起一層可怕的「屍霧」，籠罩災區。中原這幅地獄景象，無論當時有多麼慘烈，卻注定被歲月淹沒，沒能產生驚醒的教訓。到了八○年代「改革開放」，催發了又一輪「江河治理狂熱」，黃河長江的治水大事功紛紛上馬；到兩千年「經濟起飛」後，便要將中國的河流條條蓋座水壩（全國計有八萬多座大壩），直欲建壩到西藏雅魯藏布大峽谷上那個著名的「大拐彎」；據說那裡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發電潛能之處。
豫南垮壩，原本就是五○年代那一輪「江河治理狂熱」的惡果。「七五八」垮壩那年，就有專家向紀登奎彙報：垮掉的這兩座壩，都是「大躍進」的劣質產物。淮河治理源於「新四軍」時期，因為那裡有一個學水利的女學生錢正英；五○年代起，共產黨從蘇聯引進「水庫大壩」治河模式，最早拿淮河開刀，也是由她指揮，一口氣在淮河上建造了九座大型水庫（包括石漫灘和板橋），和無數中小型水庫；還稱此為「滿天星」、「葡萄串」。這種狂熱，又是因為修水庫的半軍事化組織形式，直接產生了「人民公社」，深受毛澤東的讚賞。然而水庫節節攔水，阻礙自然水流和河流自淨能力，把個淮河徹底治死（「腸梗阻」）。後來當了水利部長的錢正英，在全國修建的八萬多座水庫大壩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病庫危壩」，就像埋藏在中國的一大批定時炸彈。

七五年夏太平洋三號颱風在淮河流域豫南形成暴雨中心，三天的降雨量超過一千六百毫米，各大水庫紛紛蓄水以備抗旱，及至發現洩洪閘打不開，已為時晚矣。這個細節，反映了共產黨的水利事功，早期只是一種「澆灌農業」。錢鋼的〈文
革時期河南駐馬店水庫垮壩大慘劇〉一文提到，五八年「大躍進」期間，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到河南視察，便歸納出「以蓄為主，以小型為主，以社隊自辦為主」的水庫方針。水利專家陳惺當時就反對，指出平原修壩重蓄輕排，使地表積水過多，會造成澇災，也令土地鹼化。然而，當「澆灌農業」終於「現代化」到了「控制洪水」、「向江河要電」這一步，中國的環境就更加遭殃了，這才是黃河長江上那些大壩的真實含義。
中國人今天開始追問五九至六○年的「大饑荒」餓死多少人？也開始反思毛澤東的「大躍進」決策，包括「放衛星」、大食堂、反右傾、高徵購等等。
但是很少有人追問「江河治理狂熱」的惡果。實際上，毛澤東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想像力「趕英超美」，乃是他最土、最「封建」也最「適合國情」的地方，其中尤以大興水利事功最為「亞細亞」。
馬克思概括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不過是他讀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古代社會》時獲得的一點靈感而已。他有一位同為猶太裔的德國晚輩卡爾‧魏特夫（Karl Wittfogel），極度發揮此說，提出整套「治水社會」理論，一度影響巨大，甚至被人認為超越了他的兩位理論前輩馬克思和韋伯。魏特夫將中國作為一個典範，納入這個體系，九○年代在中國也曾引起爭論。我在海外孤陋寡聞，偶然見到黃仁宇教授一九八八年〈五百年無此奇遇〉一文介紹此說，他雖不敢恭維，但還是引「齊桓公葵丘會盟」、秦始皇「決通防川」，替魏氏補證，肯定「中國的中央集權確與防洪有關」。我則覺得若補上四九後的「江河治理狂熱」，魏氏「治水社會」之說就有了更堅強的支撐。五○年代西方曾頗驚異毛澤東解決了中國四億人的「吃飯問題」，這跟大修水庫搞灌溉分不開，只是他們不曉得毛澤東搞過了火，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楊繼繩數字）。

中國學界人士似乎不贊成「水利社會」這個概念。但是，如果仔細研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兩個巨大的怪物，就會發現它們的端倪，都出現在「興修水庫」的運動中。
荷蘭籍歷史學者馮客（Frank Dikotter）考證：「『大躍進』這個詞，首次出現在一九五七年底興修水庫的群眾運動中。??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約有三千萬人被徵募。到了一月份，中國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挖地。當年年底，超過五億八千萬立方米的岩石和土壤搬了家。」楊繼繩考證「人民公社」的起源也發現：

人民公社還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覺行動，而是按中央的意願，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它起源於中央領導集團的共產主義情結，也起源於極權制度的需要。不過，它的興起卻借助了全民大辦水利的契機。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在中央政府的號召和推動下，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都在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這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要求在大面積的土地上統一規劃，修建長達十幾公里甚至更長的灌溉渠系。這種較大工程需要大量勞力和資金，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這種事，只能通過調整農業合作社的規模甚至調整行政區劃來解決問題。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改變農村基層結構的思想。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易興大事功也易生大災難，應是「治水社會」衍生的一個特徵，未知魏特夫窺見及此。
我倒是從美國生物學家賈德‧戴蒙著《崩潰》一書中，看到非常貼近的描述；他
分析道：

中國海岸線平直，無大型半島，主要河流由西向東、平行排列，利於「大一統」，因此早在西元前二二一年，核心疆域的統一局面就壓倒分裂，這也使得統治者可以在廣大的疆域內，隨意改弦更張，事情不是更好就是更糟，常常在須臾之間。

紅旗渠：治水事功之極致
魏特夫死於一九八八年，我猜他生前若得知中國那條「紅旗渠」，一定欣喜若狂，因為古今中外他也找不到這麼完美的一個「治水社會」，且出現在二十世紀！前面提到，七五年我在豫北跑農村，跑得最勤的地方，是安陽（彰德府）西部最缺水的太行山區林縣，「紅旗渠」如一條青龍纏繞太行峭壁，乃是文革期間全中國最驚人的水利事功；一個非常罕見而生動的「治水社會」標本。
林縣地處晉、冀、豫三省交界處，山地面積占百分之七十，所謂「七山二嶺一分田」。
這裡的太行山餘脈，皆自西向東傾斜，地質構造猶如漏斗，留不住水，幾條過境河，才露出頭就都流走了。明朝以來五百多年間，大旱一○四次，民眾皆往山西逃難，呂梁山一帶多有「林移村」。對付這樣惡劣的自然條件，自古鬆散、官府不達縣以下的中國民間社會，自是無可奈何。黃仁宇認為，中國傳統官僚制度（亞洲大陸主體的產物），管轄過於廣闊而無效率，不能具體而微，後來「蔣介石及國民黨因抗戰而替新中國造成一種高層機構，毛澤東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種新的底層機構」，這個理論在林縣被印證得淋漓盡致。五四年派來的縣委書記楊貴，受「大躍進」氛圍激勵，萌發從山西引水的「狂想」，並鎖定漳水（即《西門豹治鄴》中提到的「河伯娶婦」的那條千古聞名之河）。

「紅旗渠」完工於文革時代，乃是可以跟山西大寨媲美且超越大寨的奇觀。周恩來曾不無自豪地告訴國際媒體：「新中國有兩個奇蹟，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但是對這個奇蹟，至今沒有一個到位的解讀。當年楊貴以曠古未有的「底層機構」制度（黨），組織十萬農民，一錘一鉚地削平一千多個山頭，打通兩百多個隧洞，在太行山的岩壁上，開鑿長達一千五百公里的「引漳入林」工程，與其說它跟馬雅金字塔和復活節島石像一樣讓人歎為觀止，倒不如說它奇蹟般地在現代中國把「治水社會」重演一次。
從後世去觀察，更可玩味的細節，是當初楊貴的決策，如何落實？其中的關鍵因素，正可以回答魏特夫一再提出的問題：為什麼「治水社會」常常由一個獨攬重要決定大權的人領導？「紅旗渠」遇到的第一個障礙，是跨區域的限制。漳水源頭在山西，引水需與山西省、晉東南地區、平順縣三級協商。楊貴知道，時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與林縣有點淵源：
抗戰時陶曾任太行五地委書記，地委辦公室就在林縣。這種「宗法關係」果然靈驗，陶魯笳就把漳水「批」給了楊貴；卻也從此埋下悲劇的伏筆。其次，驅使民力，不靠強有力的權威行不行？紅旗渠一九六○年初元宵節開工，正是豫南爆發慘烈的「信陽事件」（餓死一百萬人）之際，而豫北太行山上十萬民工炸山鑿洞，每天只有六兩糧食，形同苦役，據說民間向上級反映楊貴「只顧高舉紅旗，不管群眾死活」，亦令工程被質疑，幾乎下馬，但因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為他撐腰，終得以繼續。又是一樁「宗法關係」。再有一層，這樣的決策很盲目，如山勢蜿蜒盤旋，落差只有十米多，平均坡降為八千分之一，一個河南省委書記對楊貴說：渠修成了水流不過來，咱們倆只有從這太行山上跳下去。

由此觀之，「治水社會」首先要具備人治的制度前提，其次是短期、局部的利益考量。六○年楊貴「引水狂想」前援大躍進精神，十年渠成已在文革高潮中，最得中央偏愛，誰敢與其爭鋒？毗鄰之地也只能聽其獨享漳水。然而這種「霸權」不久便隨文革告終：山西大修水庫，冀豫兩省也修水渠、灌區、水電站不計其數，一九九七年紅旗渠首次斷流。這種結局，叫林縣人淚濕襟袖─當年他們在太行山岩壁上死命硬鑿的，可是從廣州到哈爾濱那麼長的路啊！如今，「紅旗渠」早已半死不活，水枯渠乾，成了觀光客參訪憑弔的「革命景觀」；當年驚人的紀錄，也不再顯示什麼「人定勝天」氣概，而是丈量了領導人勞民傷財的愚頑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