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脈：中國水利調查（簡體書）

當我又一次出發時，一位風頭正健的青年作家疑惑地問我，為什么要寫報告文學?
我能感覺到他的惋惜，他的一片好心我也理解，一個正在走向天命的人，應該抓緊時間寫幾部屬于自己的作品，譬如說潛心創作幾部長篇小說，這才是文學的正途與大道。而報告文學，在很多人眼里從來就不是純文學，甚至是文學的身外之物。必須承認，在很長時間里我一直是一個職業虛構者，一個所謂的純文學寫作者，我也更愿意生活在虛構之中。但在我從不惑走向天命之際，有越來越多的東西，逼著我去直面絕對不能虛構的現實。從南方罕見的冰雪災害，到“誰在養活中國”的吃飯問題，再到現在的水利和水危機，我實在難以袖手旁觀。我眼睜睜地看著離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離我最近的一條大河正在散發出刺鼻的味道，而這是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要喝的水，現在卻被污染得不成樣子了，那一條條直接伸向河道的排污管，還有那些對魚類、鳥類下毒餌者，幾乎是明目張膽地在水里投毒。我很想問問這位才氣逼人的青年作家，這一切他可曾看見?其實根本就不用問，我看到的他也可以看見，只是，他很少走近一條河，一個優秀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走進自己的內心。對于文學，這的確是一個真理，但我卻只能越走越遠。
又不能不說，在所有的寫作中，報告文學是最苦的寫作，難度最大的寫作，也是最吃力不討好而且充滿了風險的寫作。從2008年到現在，我幾乎一直在江湖中奔波。在這如苦行僧般的跋涉中，我時常想起幾位令我肅然起敬的先代，司馬遷、酈道元和徐霞客。他們在他們那個時代無疑是走得最遠的，同他們相比，我已經夠幸運了。我如今用三年時間走過的地方，在那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歲月，他們也許要用三十年甚至窮盡一生的時間。我時常想，這些人又為什么不好好在家里呆著，卻要這般風餐露宿地苦行呢?而他們所處的時代，時刻都可能遭遇虎狼等兇猛的野獸，還有多少殺人越貨的強盜。“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太史公此言多少有些豪放浪漫，而這樣的跋涉是絕對的苦行，絕不是游山玩水。哪怕到了今天，很多地方的兇險程度，依然是致命的，也是我難以抵達、無法逾越的大限。
報告文學寫作的難度首先是采訪的難度。對于我這樣一個沒有任何官方身份和背景的獨立調查者，所謂調查與采訪，確實是我必須面對的第一個難關。如今，在這樣一個缺乏信任感的時代，無論是單位還是個人，對我這種身份曖昧的不速之客都高度警覺，除非是他們主動邀請你來給他們寫點什么，你的文字可以讓他們嚴格把關，或是干脆由他們給你一份寫好的文稿或材料，你照抄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就成。事實上，如今大多數的“報告文學”就是這樣“創作”出籠的，有人組織，有人請你去看，去寫，還有專車奉迎、專人陪同，吃喝住一條龍的殷勤侍候。當然還有一些別的什么。而以這樣的方式寫出的“報告文學”，還是報告文學嗎?
而我，既然是自己選擇了報告文學這條路，也就只能以最不討好的方式，來完成我的采訪和調查。這與我的身份其實是一致的，一個民間的自由寫作者，注定只能以民間的方式來完成這樣一次寫作。從一開始，就沒有人會替我負責，但我必須對自己負責，對我寫下的每一個漢字負責。這也讓我的采訪和調查進行得相當艱難。但以己度人，我又非常理解那些拒絕我的采訪對象，他們也并非完全不愿意開口說話，問題是，他們一旦開口說話就會變成文字，這與隨便說說就是兩回事了，你會不會改變他們的意思?你沒有單位，但人家都供職于一個單位里，他說的話是代表單位還是個人?誰又授權給了他?不說負面的，連正面的，他們也是三緘其口，生怕有什么閃失，會引起什么后果。沉默是金，從來就是中國人明哲保身的哲學之一。很多人哪怕說過了什么，也一再反復叮囑我，一定不要透露他們的真實姓名，不要給他們惹了什么麻煩。真的，我很理解他們，我也不想成為一個麻煩制造者。
然而，對一個誠實的報告文學寫作者來說，麻煩又實在在所難免。你不找麻煩，麻煩也會找上你。我因在一部關于“洪水與人”的報告文學里說出了某些真相，多次遭到辱罵和恐嚇，有對號入座者甚至找上門來尋釁鬧事。而那些提供真相的人，一般也是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此時他們可以隱藏在匿名的狀態下，一切只能由我這個孤獨的寫作者來承擔。直到此時我才深刻地體驗到，報告文學寫作者其實是最孤獨的寫作者。但又十分吊詭的是，直到今天，除了辱罵與恐嚇，很多揚言要把我告上法庭的人，還從未真正把我告上法庭。不是我不敢上法庭，而是那些想告我的人自己不敢上法庭，因為我寫的都是事實，而事實擺在那里，成為了保護一個誠實的報告文學寫作者的最后盾牌。
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的辛酸與苦楚，個中滋味惟有寸心知。在接連寫出幾部題材重大、又與我們的生存狀態息息相關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報告文學后，我發現越是題材重大、越是關注民生的報告文學，越是遭到輕視；越是客觀公正的報告文學，又越是得不到客觀公正的評價。這又讓我下意識地想，難道我們對這種關注民生、關注我們最基本生存問題的所謂“重大題材”真的關注夠了嗎?客觀公正的報告文學之所以得不到客觀公正的評價，只能說我們對報告文學的評價體系以至于我們的價值觀本身已失去了最基本的公正，甚至發生了致命的傾斜。而在這種傾斜的狀態下，要恪守所謂公正的立場是多么難，要恪守獨立調查、獨立思考的立場又有多么難。我也只能以一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卑微之軀，努力地保持一種直面嚴峻現實的姿態。我深知自己只是人微言輕的一介小民，雖是小民，卻又從未忘記我們這個國度是“人民共和國”，我也是共和國的一個公民。而在敘述方式上，我幾乎沒有選擇，我的敘述只能隨著河流而推進，在對流水的追溯中一點一滴地慢慢建立。這不是我的選擇，而是河流的決定。我不能違拗河流的意志，一如誰也不能違背自然規律。
從一開始，我想要寫的，并非一部關于中華江河水系的族譜和傳記，也不是為中國水利立德、立言、立傳，更不是關于河流長度、落差、流量、流速的說明文，事實上這都是無法用精確的數字去描述的，只能是大致的估算和大概的數字，時時刻刻都在變化之中。還有，一條河的源頭到底在哪兒，又該從哪兒算起?這里邊有太多不確定的東西。若要看清中國的江湖，大致有兩種可能的方式，一種是按時間順序，上下五千年一直追溯下來；一種是從北到南或從西到東一路看過來。然而，無論哪種方式都無法超越時空，時空中又有太多的錯位和倒置，又由于人工河流與自然水系交織在一起，河流水系的歷史變遷又與眼前的現實糾結在一起，時空交錯，人與自然交錯，歷史變幻莫測，而河流水系更加變幻莫測。要把一條河流的來龍去脈、前世今生看清楚，而且要清楚地描述出來，最好的方式，還是像司馬遷、徐霞客、酈道元那樣，腳踏實地，盡可能以最接近自然、抵達現場的方式去感知它。這既是最艱險的一種方式，也同樣充滿了人類的局限，甚至是大限。以人類占有時空的短暫和渺小，事實上永遠無法把一條河流的真相全部揭示出來，借用一句話，每一滴水都“凝聚著民族精神生活最重要也最痛苦的信息”。
又無論如何，一次如此沉重而復雜的寫作終于又暫時告一段落了。每到此時，總有太多一路關注過我、扶持過我的身影浮現出來，在某種意義上說，每一次寫作又是集體創作。需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而這里，我最感謝的是廣東省千禾社區公益基金會，這是一個獨立的、公益與民間性質的社團。作為一個自由寫作者，我沒有工資，沒有固定的工作單位，也沒有采訪經費。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援助，我才有了第一筆寶貴的采訪經費。而千禾資助項目的愿景就是“推動公民參與，建設一個公正、關愛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這其實也是我一直恪守的底線：我的寫作與任何寫作對象都不能發生直接對應的利益關系。而能夠獲得他們的資助，又得感謝理由和李炳銀這兩位報告文學前輩的鼎力推薦。此外，我還要感謝湘潭大學出版社，這是一家剛成立不久、起步維艱的新社，但他們卻不乏大手筆。事實上，三年前，在《共和國糧食報告》完稿之后，我們的目光就不約而同地轉向了水利，那時誰也無法預料在兩年之后會有一個關于水利的中央一號文件出臺，我們只是感覺到中國的水利問題、水危機的形勢已經到了相當嚴峻的程度。從那時開始，三年來，就在我奔波于江湖之中時，中國接連遭受一次次“極端”、“反常”、“罕見”的自然災害的重創，如2009年北方七省市大旱、2010年的大西南干旱和2011年的長江中下游秋冬春跨季節連旱，還有最近發生的北京“7·21”暴雨洪災，這些慘烈的自然災害牽動著億萬國人的心，也引發了無數人的追問與反思，甚至是世界性焦慮，這一切真的是自然災害嗎?而我也一次次抵達這些災難的現場，盡可能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把這一切誠實地記錄下來。
這也是我從不惑之年到天命之年完成的第三部長篇報告文學，但愿我寫出的是一部真正可以被定義為報告文學的作品，又惟愿它至少能作為一部當代水利的社會記錄和民間檔案而留給歷史。如果這樣，在我的天命之年，我也終于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2012年11月3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