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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簡體書)
  • 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簡體書)

  • ISBN13:9787516129371
  •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作者:(韓)崔官
  • 裝訂/頁數:平裝/208頁
  •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13/08/01
人民幣定價:39元
定  價:NT$234元
優惠價: 87204
可得紅利積點: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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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美國在近代以前的東亞歷史中,中日韓三國有過三次沖突。一次是古代(公元663年)的白村江戰爭(又稱“白江戰斗”或“白江口戰斗”);一次是中世(公元1274年和1281年)元朝和高麗的日本遠征(元軍的侵日戰爭);還有一次就是近世(公元1592—1598年)的壬辰倭亂。三場戰爭的基本構造特征,都是中國、朝鮮對日本的戰爭。其中壬辰倭亂起始于豐臣秀吉的朝鮮侵略,而終極目標是征服大明。戰爭歷時約七年。這是一場全面戰爭,對之后東亞世界的歷史、社會、文化等諸方面均施予了重大影響。

崔官(Choi Gwan),出生于韓國咸平,韓國高麗大學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學術博士。歷任韓國高麗大學一般大學院副院長、高麗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韓國日本學會會長、人文韓國(HK)海外地域研究事業團長等。現擔任韓國高麗大學日文系教授、東亞文化交涉學會會長、韓日比較文學研究會會長。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近世文學、韓日比較文化、東亞學。主要著述有《文祿?慶長之役(壬辰?丁酉倭亂)》、《日本與壬辰倭亂》等。
金錦善,哈爾濱師范大學東語學院副教授、教學副院長。主要論作有《論日本北海道方言向普通話的變遷》、《論日本北海道內陸方言與標準語》、《漢字、漢語詞匯對日語的影響》等。
魏大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日本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主要譯著有《芥川龍之介全集》(主編兼翻譯)、林芙美子的長篇小說《放浪記》、評論集《村上春樹1Q84縱橫談》(合譯)、露絲?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學論著《菊與刀》、鈴木貞美的學術論著《日本的文化民族主義》和《日本人的生命觀》等
《壬辰倭亂》一書出版,堪稱填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白,構建中日韓三國共享的歷史敘事。
中文版序言 構建中日韓三國共享的歷史敘事 (靳大成)

得知韓國高麗大學崔官教授的《壬辰倭亂:從歷史到文學——豐臣吉秀的朝鮮侵略戰爭》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我心中升起一種欣喜之情:這是早就該做的事情,現在做正是填補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研究空白。
西諺有云,什么也沒有學到,什么也沒有忘掉。意思是諷刺那些不能正視經驗直面歷史的笨伯。也許從根性上看,我們人類不分民族均具有一種屢教難改的文化習性,即不論是在與他人的交往中,還是不同部落、族群、種族、國家之間,我們習慣于從主觀出發,輕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東西,把自己希望如是的東西當成客觀事實,而拒絕看到真實的情況。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我們的文化習性中并不是只有真正善于學習的一面,而是同時也有趨于保守的傾向,往往過于自信,自以為是,喜歡用自己的尺度衡量他人,以自我中心的價值觀來評判他人。正因如此,人與人之間溝通和理解的困難與可能性,竟然成了康德哲學的主要論題之一,由此產生了無數哲人為之絞盡腦汁不懈奮斗的偉大形上學傳統,從希望哲學到交往主體性理論,都在為解決這一困難而努力提出各種可能論證。歷史上,在不同族群、種族、國家間,這種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認識論或文化習性,相互間的誤解或錯判對方的結果,往往會引發慘烈的戰爭,民族、國家都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歷史完全改變了原來的進程,對后世的發展影響至深。這種痛苦的血的教訓史上比比皆是。然而,時至21世紀的今天,我們究竟接受了多少教訓,我們進步了沒有呢?看看冷戰結束后東北亞地區的局勢,糾紛與沖突不斷,就能明白,我們并不比古人聰明多少。真正能夠直面歷史并客觀地看待對方,能夠注意理解別人/鄰居的感受,尊重并理解別人/鄰居的不同想法不同習慣不同價值觀,并不容易做到。且不要說千百年來的歷史,就是六十多年前的那場戰爭,我們看到,有不少人不是至今不愿面對歷史的真相,不從中吸取教訓,仍然試圖抹殺歷史事實,毫不顧及別人/鄰居的感受,不打算承擔應負的歷史責任嗎?
這種情況也存在于我們的歷史敘述和學術研究中。僅就16世紀末這場三國七年多的戰爭來說吧,不僅三方各自的歷史記述不同,而且,三國當代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也呈現了非常大的差異。十幾年前,我在開始對這個歷史課題做深入調查研究時,發現由于語言不同,歷史傳統不同,文化習性與政治意識形態不同,三國學界關于這場戰爭史的研究結論與表述也極為不同。1592年,日本豐臣秀吉政權發動了侵略朝鮮李氏王朝(目標指向明朝)的戰爭,歷時七年多,直到1598年秀吉去世后戰爭才得以結束。關于這場戰爭的命名,明朝人稱為“萬歷三大征”之“東征”之役;李氏朝鮮稱為“壬辰倭亂”、“丁酉再亂”;日本人稱之為“文碌 – 慶長之役”,或者民間稱為“秀吉的朝鮮之役”,“征韓偉略”,等等。到現在為止,三個當事國的學界,仍然沒有充分必要的交流,亦不能達成認識的統一,仍然各自習用自己的歷史概念來命名。這個現象最清楚不過地表明,對這個發生在四百二十多年前的歷史事件,要想做到各方立場的充分溝通和理解,形成共同的知識,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制約人們在認識上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形成共同知識的困難,原因非常復雜。它不僅受制于語言、史料、研究條件等因素的影響,而且,往往能最本質地反映出我們人類的文化根性和道德困境。一句話,國與國之間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認知、評價、理解上的困難,有時恰恰不是或者說主要不是認識論問題,而首先或者說主要表現為歷史觀和倫理問題,表現為在認識論背后的文化根性與道德勇氣。
本書恰好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壬辰倭亂結束120年之后,申維翰作為朝鮮通信使被派到日本,《海游錄》中記錄了一段他與雨森芳州的對話。雨森芳州在長崎學過漢語,也曾在釜山的倭館學習朝鮮語,他是當時一位罕見的既通漢語、又會朝鮮語的日本人。受他的老師木下順庵推薦, 雨森年輕時即在對馬藩謀事。作為外交官,他也曾跟隨朝鮮通信使到江戶,陪伴申維翰旅行數月后,他們之間有過這樣的對話:

雨森東(芳州)嘗于江戶客館從容謂余曰:“吾有所懷,欲乘間言之。日本與貴國隔海為鄰,信義相孚。敝邦人民皆知朝鮮國王與寡君敬禮通書,公私文簿間,必致崇極。而竊觀貴國人所撰文集中語及敝邦者,必稱倭賊蠻酋,丑蔑狼藉,有不忍言者(后略)”辭色甚不平,怒腸漸露。余(申維翰)曰:“此自易知,顧貴國不諒耳。君所見我國文集,未知何人所著,然此皆壬辰亂后刊行之文也。平秀吉(豊臣秀吉)為我國通天之仇。宗社之恥辱,生靈之血肉,實萬世所無之變。為我國臣民,誰不欲臠而食之。所以上薦紳,下廝隸,奴之賊之,語無顧藉。發于文章者,固當如此。至于今日,圣朝仁愛生民,關市(釜山東萊的倭館)通貨,且知日東(日本)山河,已無秀吉之遺類。故遣使修睦,國書相望,大小民庶咸仰德意,豈敢復提宿怨。”(本書37-8頁)

實不相瞞,讀到這段文字我不禁啞然失笑,就我們與許多日本朋友交往的經歷中,不是也會在許多場合遇見類似的情況嗎?他們會對中國大陸影視、文學中的抗日題材以及藝術表現,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疑問與不理解。這種時候,我會善意地提醒說,我們是否可以換一個角度和身份,比如從受害國的角度來思考一下問題,來體會一下鄰居的感受?進一步,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認識”上的難題是普遍存在概莫能外的。我們在與不同的對象國打交道的時候,包括歷史上與日本人和朝鮮人交往時,雖然不是處于某種戰爭狀態,而處于比如說傳統的朝貢體制下,作為和平使者的正常文化交往中,在彼此的學習、認識、理解中,難道就沒有我們需要注意的必須避免的文化中心論的影響嗎?明、清兩代與朝鮮王國如此友好親密的外交關系中,“天朝”與周邊朝貢體制下的小國的關系中,我們是否能敏感地體會到對方會有什么樣的感受呢?作為文化宗主國的優越地位,會不會也讓我們的先人們存在許多認識上的盲點而看不到事情的真相,體會不到鄰居的感受呢?
當然,除了相互間認識的文化、道德因素之外,也確實還有許多其他歷史條件的限制,影響我們彼此很好的溝通與理解。事實上,我們雖然是近鄰,而且明、清兩代與朝鮮的關系也可以說是歷史上的最好時期,我們仍然并不真正有多了解對方,我們的認識仍受許多歷史條件的限制。由于我們相互間存在著客觀上的“無知”和“誤解”,會造成彼此之間的許多錯判,而有時歷史的車輪就是在這種誤解下被引到了悲劇的岔道口。
崔官教授的著作一個重大貢獻是極大地改善了我們對于這段歷史的“無知”狀態,讀這本書就如同惡補了日、韓三個世紀中文化傳播史的基礎知識。他對于這場戰爭整體的“歷史過程”部分并未花太多的筆墨,因為這些基本史實恰好是三國學界都有比較清楚的了解,也是爭議不大的部分。他濃墨重彩地直接進入了不同的歷史當事人對相關事實的歷史/文學描述,進而描述了保留在韓日兩國文獻中對有關歷史的不同敘述。必須說明,我并不是說“歷史事實”部分的研究已經不重要了,這個部分雖然目前漢文史料為三國研究者所共見,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展開。2002年,我在韓國水原國史館的資料庫,看到了韓國學界編纂出版的相關史料與研究,真可謂是汗牛充棟,應有盡有。十年來由于擔任了“壬辰之役漢文獻研究”的重點課題,我已六次去韓國和朝鮮一次去日本做了大量調研。由于朝鮮半島曾淪為日本殖民地以及二戰后的冷戰結構等歷史原因,當代韓國學界與日本學界的交往比中國要充分,他們對日本方面的史料與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也做得非常完備,能夠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史料與研究成果。本書的特點之一,也是優點之一,就是充分而深入地描述了韓、日兩國歷史上關于這場戰爭的種種事件,人物,傳說,故事,母題,相互間的文化影響,一個文化符號如何在另一國的不同歷史環境下變異,同時,產生了那些新的因素,影響了后人對此的想象與認知。相比較而言,中國方面,不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對此的研究明顯不足。我們充分利用了漢文史料,包括《李朝實錄》,日本方面的漢語文獻,但對用韓文與日文記錄的史料與研究成果,所知不多,甚至就以漢文記錄的韓國史料而言,也沒有充分地利用,韓國方面編輯的許多史料,并沒有被我們的研究者所寓目。除了語言障礙外,還存在其他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的相關歷史研究與敘述,其局限性是可想而知的。崔官教授的這部著作,就彌補了中國研究方面的嚴重不足,讓我們第一次看到在韓國和日本的相關研究成果,并提供了與我們完全不同的研究視角和研究風格。
崔官教授強調指出了這場三國間戰爭的國際意義。他分析了16世紀歐洲人東來的影響,在大航海時代西人東漸之始,包括火繩槍(“鐵炮”)的出現如何促成了最后東亞的“地殼變動”。這影響先是從日本發生:日本大名織田信長用經過了改造的火繩槍部隊擊敗了戰國時代強大的武田軍團,最終成為完成日本統一的力量。而豐臣秀吉就是這個結果的促成者,由他直接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戰爭不僅讓明朝變得削弱,最終被滿清滅亡,改朝換代,而且也使豐臣集團的統治崩潰,德川家康取而代之。一種新式火器就這樣從西洋飄洋過海來到日本,在各種歷史合力的影響下,撬動了東亞的地殼變動,形成了新的歷史格局。另一方面,通過戰爭,日本從朝鮮各地掠奪了大量的人口、書籍、活字印刷技術(朝鮮最先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朝鮮的儒學者和陶工,極大影響了日本近代的思想史和陶瓷工藝建筑技術,這則是戰爭中文化影響的一個例子。在世界史上,通過戰爭中的人與物的流通,改變和影響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情況,相當普遍。相應的,參加明軍援朝部隊的兵員中,則包括了“暹羅、都蠻、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國、苗子、西番、三塞、緬國、播州”(這是明人的說法)的兵員,不僅明朝內部,連它的周邊地區各國均有人員加入,雖然數量并不很多。這是一支真正的國際部隊。指出這個發生于中日韓三國間的事件的國際性質非常重要,實際上這是從一個國際眼光來重新看待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
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本書的新鮮、有趣的地方在于書的后幾部分。第一部有關戰爭史的敘述,大體上中國史料與研究水平與韓、日方面差不多。這不是本書的重點。本書側重于戰爭的歷史文化后果,特別是文化符號與文學形象在韓、日兩國間的互動與交流,對于中國來說,這恰恰是過去研究中最為缺乏的部分,也是我們了解最少的部分,因而使本書的二、三、四、五部分的內容精彩紛呈,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這里我舉一個我感興趣的例子。
司馬遼太郎在他的歷史小說中,曾描寫了豐臣秀吉的一員猛將,也是侵朝戰爭中的先鋒之一,“虎之助”(加藤清正),曾經受過藤原惺窩的教誨,讓他讀一讀《論語》。事實上,藤原惺窩與朝鮮被俘學者姜沆的接觸,直接促成了他從一個佛教學者轉變成了日本儒學的重要開山。姜沆(1567-1618)與日本近代儒學創始人藤原惺窩(1561-1619)的相遇十分重要,可以說是日本近世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姜沆是朝鮮時代初期有名的學者姜希孟的第5代孫,師從成渾,深受朝鮮儒學代表人物李退溪、李栗谷影響,是一位開辟了儒學思想新境界的杰出學者。丁酉再亂時期,1597年9月在全羅道靈光前的海上,姜沆被藤堂高虎的水軍所擄,從大洲移至京都后,為醫師吉田意安撰寫的《歷代名醫略傳》寫過前言,而吉田意安又將姜沆介紹給了藤原惺窩。那時,藤原惺窩正處于佛教思想向儒教思想轉換的過渡期。藤原惺窩在姜沆的協助下,學習了朝鮮的科舉制度與春秋釋奠(陰歷2月和 8月在文廟祭祀以孔子為首的四圣、十哲、七十二賢的儀式)等儒教禮儀。另一方面還抄寫四書五經等所謂“姜沆匯抄 十七種”。當時的大學者藤原惺窩已被德川家康任用授課,他的性理學思想由其弟子林羅山等繼承。經藤原惺窩推薦,儒學家林羅山掌管了剛剛成立的江戶幕府官學(關乎教育、文書、法令、外交等),并在性理學的基礎上,樹立了江戶幕府的政治理念,為幕府官學奠定了基礎。林羅山大量收藏、嗜讀掠自朝鮮的朝鮮版書籍。姜沆1600年在藤原惺窩、吉田素庵等人的幫助下回到朝鮮,并留下了著名的日本扣留記《看羊錄》。(50-51頁)姜沆的《看羊錄》詳細記錄了他在日本的生活細節,所接觸的人物,與日本文人大量的唱和之作。最有意思的是,其中記錄了他與藤原惺窩交往中的一個故事,藤原惺窩表現出了對豐臣秀吉政權的反對態度,甚至當面對他說,如果唐軍(明軍)能夠進攻日本本土的話,他們愿意帶路指引去攻打秀吉的戰略陣地。說實話,我在《看羊錄》中讀到這個段落時,真是大吃一驚,我在想,如果說二十世紀有一種叫作“國際主義”精神傳統的話,那么早在十六世紀,這個日本人的思想中表現出的國際意識,應該如何來評價呢?本書用許多歷史細節呈現給我們非常有意思的歷史景觀,其豐富和復雜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在這里,作者條分縷析地梳理出兩國間文本的相互影響關系,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歷史認識的大門,讓我們進一步看到歷史事件對于后世文化的復雜影響。
讀到崔官教授書中作的大量文本梳理時,我想到國內可以與之比較的唯一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韋旭昇先生。到目前為止,韋先生是我們能看到的唯一對這段歷史做了文學文本研究的人。他的《抗倭演義〈壬辰錄〉研究》和《抗倭演義〈壬辰錄〉》(朝文本漢文本)等,可以說是絕唱,令人嘆為觀止,甚至到現在為止,我們國內還沒有相關的同水平同主題的研究。韋先生的工作在國內實屬開山性質,不過,如果與崔官教授的這本書相比較的話,它的局限也是明顯的。顯然,崔官教授具有全面廣泛掌握日、韓兩國文獻的便利條件,因此能夠游刃有余地給我們展示了三個多世紀日韓兩國文化交流中相互影響和變異的宏闊、美麗的畫卷。
反觀我們國內學界對于這段歷史的研究,顯然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而功夫沒有做足。事實上,明史中有關這場戰爭的記錄就相當粗率,甚至有自相矛盾之處。由于明史是清朝人編的,對于當時的三國復雜關系已經缺少了切身感受,許多事件過程的記述也過于簡略,甚至許多重要人物都沒有列入明史列傳中。由于清人不可能看到李朝實錄等朝鮮王朝的不同史料,更沒有機會獲得日本方面的歷史記錄,所以許多歷史事件的記錄甚至是錯誤的。時過境遷,牽涉前朝命運的危機感也不會被新朝所感受,加之是在“外邦”鄰國的一場戰爭,凡此種種,有清一代幾乎沒有什么人去整理和研究這段歷史。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由于有了抗美援朝這個歷史事件,國內才有了幾本小冊子記述這個歷史過程,但也沒有人來認真地做收集整理史料的工作。一九九零年,北京大學朝鮮文化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出版了影印本《壬辰之役史料匯輯》,總算是國內第一次出版了當事人記錄這段歷史的重要文獻。其中收錄了宋應昌的《經略復國要編》,諸葛元聲的《兩朝平壤錄》,柳成龍(朝鮮)的《懲毖錄》,川口長孺(日本)的《征韓偉略》(晚出),算是第一次“匯集”了三國史料。但這個匯輯明顯存在著收錄范圍過于狹小的問題,不要說沒有收入許多朝鮮時代的漢文史料,就連明人錢世楨的《征東實紀》也未收入。而我們國內比較系統的有分量的研究就更少見。值得一提的是,原蘇州師范學院的柳樹人(朝鮮族)先生曾有一部遺著,《壬辰抗倭戰爭》于八十年代由延邊歷史研究所內部出版,編入了《延邊歷史研究》第二輯。這是國內最早的一部系統完整全面研究壬辰戰爭的歷史學著作,從此書最后的文獻附錄中,也能看出柳樹人先生多年來的積累,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中,他參考了一百二十種朝鮮古籍(王室官方史錄、私人筆記、文集,文獻、碑文等),以及九十多種日本古籍,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國內這段歷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軍事史研究中,亦有幾部史著涉及壬辰戰爭,其中由中國軍事科學院所編寫的中國軍事史明代卷,算是比較詳細地從軍事角度對這場戰爭作了描述。與五、六十年代的著述相比,它利用了日本戰紀,以及臺灣編輯的一些史料,因此在敘述戰爭歷史過程和細節方面,有了相當的進展,但只限于軍事史方面(應該指出,它在材料的來源方面顯然利用了臺灣三軍大學1972年出版的《中國歷代戰爭史》第14冊的工作)。在臺灣,有李光濤、鄭梁生等先生做的工作,包括史料的整理,收集了除中國史料外的李朝史料和部分日本史料,并且有了李光濤先生的《朝鮮“壬辰倭禍”研究》這樣的專著出版,標志著臺灣史學界在此專題研究上所達到的水準。李著的優點是充分利用了朝鮮李朝的漢文史料,糾正了明史與日本外紀中的許多錯誤,綜觀全書,李先生的研究立場和歷史敘述角度非常鮮明,同時,受語言的限制,也未能充分地利用日本和韓國的研究成果。
正是由于上述情況,崔官教授的這部著作對于我國讀者來說是一個福音。他系統、全面、別開生面的研究,帶領我們進入了一個“陌生”的領域,進入了朝鮮/日本歷史文化相互影響的觀念史,器物史,傳說與文學文本的衍化史,填補了一大塊歷史空白,豐富了我們對這場戰爭的歷史認識,并且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和理解近代以來的朝鮮史和日本史的種種問題。這個工作雖然來得太遲了,但實在是太有必要了。我隨手舉兩個例子,王國維在他的論史詩二十首中曾經涉及了這段歷史,但由于缺少史料,他詩中錯以為碧蹄館之戰本來能夠擒住豐臣秀吉。而臺灣著名作家林佩芬在她的歷史小說《努爾哈赤》中描寫到這段歷史時(當時努爾哈赤曾向明朝請纓愿意出兵入朝),完全弄錯了基本史實,甚至鬧出了大笑話。由此可見我們國內對于這段歷史的模糊不清的認識影響有多么嚴重。而本書的出版會極大地改善這種狀況,帶動相應的歷史研究和歷史知識的普及、出版工作,實在是太有必要了。
崔官教授的著作文筆流暢,娓娓道來,他非常善于講故事,使這部內容豐富的學術著作具有很強的可讀性,敘述深入淺出,具有文學魅力。我相信,這些優點一定會吸引熱心的讀者。這當然也反映出譯、校者的辛勞和良苦用心。
我希望通過此書的出版,會推動和迎來一個“東域”研究和出版的熱潮。我曾在文章中提出過所謂“東域學”的概念。從歷史上看,中國大陸和東部地區國家的關系,其歷史影響要大于西域。從隋唐到明清乃至民國,東部區域歷史關系的變動影響到中國大陸中央王朝的安危傾覆遠過于西域。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及日本兩千多年來的歷史關系,包括近代以來的歷史關系,都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和介紹。而有關壬辰戰爭歷史的漢語文獻,比如《李舜臣日記》,趙慶男《亂中雜錄》等朝鮮時代的漢文獻,亦應盡快推動在國內整理出版。歷史上一衣帶水,三國之間的相互影響,你來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在今天這個時代,更應該建立在一種正確的并為三國人民所認可和共享的歷史認識的基點之上。本書在中國的出版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它不僅有利于推動我們國內學界對這段歷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而且在我們彼此認識、了解、理解對方的民間交往上,也會產生良好的作用。善鄰乃國之寶也,這個古訓言猶在耳,而相互間的深入溝通與理解,是作善鄰的重要基礎。我對崔官教授的著作在我國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賀,同時也借此機會表達一點內心的欣喜之情。是為序。
引言
第一部 中韓日的沖突——壬辰倭亂
第一章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壬辰倭亂
第一節在大航海時代的背景下
第二節東亞的地殼變動
第三節諸多外籍士兵組成的明朝軍隊
第二章壬辰倭亂的展開
第一節戰爭爆發之前
1戰亂之前的朝日兩國
2豐臣秀吉的野心
3戰亂前的交涉
4朝鮮的防備
5日軍的組成
第二節壬辰倭亂
1首戰
2朝方的反擊
3明軍的參戰和議和
第三節丁酉再亂
1再侵略
2和平之路
第三章壬辰倭亂的影響
第一節相互間的印象根深蒂固
第二節日本國內對壬辰倭亂的不同評價
第三節 《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
第四節陶瓷戰爭、書籍戰爭、活字戰爭、俘虜戰爭
第五節朝鮮性理學與江戶幕府
第六節朝鮮的關羽信仰
第二部戰爭、記憶、想象力
第四章壬辰倭亂在韓國的文學化
第一節文學化的背景
第二節實記文學
第三節小說文學
1夢游錄系列小說
2《壬辰錄》
3關于俘虜的小說
4其他
第四節詩歌文學
第五章壬辰倭亂在日本的文學化
第一節文學化的背景
第二節與壬辰倭亂相關的短篇記錄類
第三節壬辰倭亂系列作品(朝鮮軍記物)
1太閣記系列作品(太閣記物)
2朝鮮征伐記系列作品(朝鮮征伐記物)
3壬辰倭亂系列作品的完成
第四節近現代日本和壬辰倭亂
1近代日本和壬辰倭亂
2現代日本和壬辰倭亂
第六章與壬辰倭亂相關文學的蔓延
第三部英雄、反英雄——以晉州城攻防戰為中心
第七章壬辰倭亂的象征——晉州城攻防戰
第一節晉州城攻防戰的起因
第二節第一次晉州城攻防戰
1晉州城的由來
2晉州城攻防戰的爆發
3朝鮮方面的有關記載
4日本方面的有關記載
5壬辰倭亂時期朝方取得的首次大捷
6金時敏的陣亡和日本版《懲毖錄》
第三節第二次晉州城攻防戰
1秀吉的嚴令
2明軍的態度
3決戰、血戰、死戰
4變為焦土的晉州城
5善后對策
第四節晉州城攻防戰的特征
1戰亂造成的慘重損失
2晉州城和耳冢
3晉州城的英雄們
第八章文藝作品中的英雄
第一節朝鮮的忠臣——金晉州(金時敏)
第二節近松門左衛門筆下的木曾判官
第三節木曾官形象的轉換
1天竺德兵衛的本相
2朝鮮人、基督教徒、妖術師
3木曾官和“曾呂利新左衛門”
4“三韓的王是日本的狗”
5鶴屋南北及其作品的問世
第四節 “日本的將軍是三韓的狗”
第九章朝鮮妓女與日本豪杰
第一節義妓論介
1晉州妓女論介的殉國
2朝鮮的“貞德(JeannedArc)”——論介
第二節豪杰毛谷村六助
1真實存在的人物
2孝子、壯士、劍術師——毛谷村六助
3論介和毛谷村六助的死亡之謎
第十章鄭成功與東亞——以近松的《國性爺合戰》為中心
第一節鄭成功與日本
第二節近松的《國性爺合戰》
第三節近松、和藤內與壬辰倭亂
第四節從鄭成功到和藤內
第四部戰爭、國家、和平
第十一章芥川龍之介筆下的壬辰倭亂
第一節芥川龍之介和《壬辰錄》
1作品《金將軍》
2金應瑞與行長、清正的相遇
3有關小西行長被殺的傳說
4芥川龍之介和《壬辰錄》
5芥川龍之介的歷史觀點
第二節中島敦的歷史觀點
第十二章李舜臣將軍在日本
第一節木曾官和李舜臣
第二節龜船的戲劇化
第三節近代日本的李舜臣崇拜
第十三章壬辰倭亂和國家意識
第一節 “忠”文學和“武”文學
第二節民眾和對外意識
第三節乇辰倭亂與烏托邦
參考文獻


首先,我們考察一下《征韓錄》和“征韓論”的關聯性。《征韓錄》和“征韓論”發生的地域同是薩摩藩,這兩部作品都與明治維新的主角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有密切的聯系。兜售征韓論的西鄉隆盛和江華島事件的主導者大久保利通,接受的都是宣揚島津家功勛的教育。壬辰倭亂期間,島滓家出兵朝鮮并立戰功。出生于薩摩藩下級武士之家的西鄉和大久保自幼年起便接受藩校的鄉中教育,藩校教導他們,藩主在朝鮮的活動皆為正當的行為,他們正是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成長。他們學習的五個科目中,有背誦的部分,背誦的內容主要是與壬辰倭亂相關的“獵虎物語”和“歷代歌”。此外,島津義弘在出征朝鮮前還為神社獻上了自編舞蹈(祈求神的庇佑及戰爭勝利)。對薩摩藩來說,“征韓”作為自豪的象征,影響著l7世紀的《征韓錄》和19世紀的“征韓論”。
如果追溯“征韓”的認識,始自“神功皇后征伐三韓”,元朝、高麗攻打日本之后,則赤裸裸體現在相關書籍上。尤其是壬辰倭亂系列作品里的相關描寫——神功皇后征伐三韓后,朝鮮成為日本的朝貢國,但在日本戰國時期,朝鮮以戰亂為由疏怠了貢品的進獻,作為懲罰,秀吉毅然征伐朝鮮,這個理由似乎很說得通。很多薩摩藩人都受過這樣的教育,對他們來講朝鮮不僅是單純的鄰國,而且很容易和“征韓”結合起來。
在日本帝國主義初期階段即朝鮮、清朝遭受日本侵略的時期,日本就“征韓論”進行過熱烈的討論。在同一時期,日本大范圍地印刷、出版了壬辰倭亂系列作品與壬辰倭亂相關的記錄。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日本吞并朝鮮,帝國主義的野心從朝鮮擴張到東南亞。
其次,盡管江戶時代初期記錄類和壬辰倭亂系列作品以抄本、印刷本的形式已廣為流傳,但作為學術研究對象得以流傳卻在明治時代。
與此同時,現代大部分韓國人對紅面長髯、赤兔坐騎、手握青龍偃月刀的關羽有著無比的親近感。崇尚關羽并將之稱為“關帝”,是壬辰倭亂時期明朝傳至朝鮮的新的信仰。查閱戰亂中1594年的《宣祖實錄》,有記載日:“凡戰功,無大將獨成之理。故古之祠宇像設之處,必使當時行陣褊裨之屬,同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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