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簡體書）

蔣方舟二十歲後，首度雜文結集。反思成長道路上的得與失，描畫身旁被綁架的一代群像，重尋寫作的意義。《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本書由作者過去五年發表的各類文章精選而成。在書中，作者選擇暫時迴避各種大而化之的議論，退而反思自己的寫作與成長歷程，觀察被時代綁架的一代年輕人――他們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過早覺醒，他們過早地發現了成人世界的虛偽，更過早地被拋入一個充滿競爭與爭鬥的世界――試著描摹群像，剖析標本。同時，在十七年的寫作之後，重尋寫作的意義，思考作家與時代的關係，袒露內心的文學地圖。本書特別收錄獲得「人民文學獎」的長文《審判童年》。在四萬餘字的篇幅中，作者博采眾議，縱橫捭闔，重新審視與闡發涉及童年的若干命題，將戲謔的口吻與犀利的質問、遊戲的精神與坦誠的剖析熔於一爐，讀之或忍俊不禁，或瞠目結舌，令人耳目一新。

《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由作者過去五年發表的各類文章精選而成。在書中，作者選擇暫時迴避各種大而化之的議論，退而反思自己的寫作與成長歷程，觀察被時代綁架的一代年輕人——他們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過早覺醒，他們過早地發現了成人世界的虛偽，更過早地被拋入一個充滿競爭與爭鬥的世界——試著描摹群像，剖析標本。同時，在十七年的寫作之後，重尋寫作的意義，思考作家與時代的關係，袒露內心的文學地圖。
本書特別收錄獲得“人民文學獎”的長文《審判童年》。在四萬餘字的篇幅中，作者博採眾議，縱橫捭闔，重新審視與闡發涉及童年的若干命題，將戲謔的口吻與犀利的質問、遊戲的精神與坦誠的剖析熔於一爐，讀之或忍俊不禁，或瞠目結舌，令人耳目一新。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大家談論的內容不再是當下，而更多的是拼湊各種道聽途說的消息，傳遞對風雨欲來的預測與恐懼；於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也開始用宏大的詞彙說話，而不只關心文學及與之相關的；俗世的樂趣，不再是常態，而是暫時逃避的去處。
而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複雜而多面的。因此，當我寫下“中國”、“社會”、“時代”、“人民”之類的詞時，變得越來越心虛。
我暫時放棄了對中國的總結，而去觀察個體，見微知著。我們每往前活一天，就進一步被遺留在“歷史”的墳塋裡，總有一日，都成標本。做標本的製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雖然這沒有浮誇的語言和意識形態的爭論來得吸引人，可不討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來下。
——蔣方舟

蔣方舟，生於1989年10月27日，湖北襄陽人。七歲開始寫作，九歲寫成散文集《打開天窗》（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此書被湖南省教委定為素質教育推薦讀本並改編為漫畫書。十一歲寫成長篇小說《正在發育》（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爭議和討論，並在台灣出版繁體版本。十二歲寫成長篇小說《青春前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都往我這兒看》，《青春前期》發表於《當代》2002年第三期，即將拍為電視連續劇。從12歲時開始成為多家報刊的專欄作家。2003年11月起，在《新京報》和《南方都市報》開設專欄《邪童正史》。2004年8月，獲“中國少年作家杯”一等獎。2005年10月1日當選為中國少年作家學會主席。2006年7月，首部長篇小說《騎彩虹者》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出版十部作品。
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並引起了較大爭議；2009年10月在由《人民文學》雜誌社主辦的第七屆人民文學獎評獎中，蔣方舟獲得散文獎。2012年從清華大學畢業，現為《新周刊》雜誌副主編。

蔣方舟二十歲後，首度雜文結集，寫作生涯的成人禮。2008年，作者入讀清華大學，轉眼五年過去，本書由作者精選過往五年文章而成，既是對此一階段生活的總結和揮手告別，書中隨處可見的自省、平實有力的記錄，也標誌著作者在寫作上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記錄本身，即已是反抗。在書中，作者記錄下對於成長與寫作的反思，也記錄下身旁被綁架的一代群像——他們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過早覺醒，他們過早地發現了成人世界的虛偽，更過早地被拋入一個充滿競爭與爭鬥的世界。寫作者並無能力和義務改變社會，但記錄本身，即已是反抗。寫下本身，即已是永恆。

特別收錄長文《審判童年》，曾獲2009年“人民文學獎”及首屆“朱自清散文獎”。在四萬餘字的長文裡，作者毫不避諱地坦白童年生活當中的刺痛與尷尬，屈辱與安慰，連同縱橫捭闔、博採眾長的書寫，令我們對於童年的認識耳目一新。

代序故人無少年
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車來北京，在清華最老的建築“清華學堂”裡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試。面試從早上持續到中午。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點，正午仍冷，呼出的白氣依稀可見，我卻從內往外冒著燥熱之氣，燥熱是因為覺得自己面試得併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洗腦成了一個貧乏而絕望的考試機器，少年成名的驕傲已經全部消失褪去，我殘存的全部的內心世界，就是放在課桌左上角不銹鋼杯子上貼的勵志話語——“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我往校門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頓一頓、沉一沉，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學怎麼辦？來不了北京怎麼辦？完全喪失了寫作和思維能力怎麼辦？校園很大，路長得沒有頭。
半年之後，我收到錄取通知書，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擺了酒席，和幾十桌我不熟識、以後也許不會再見的人碰杯，聽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無量”之類的話。
不久之後，我收到《新周刊》雜誌從廣州寄來的聘書，聘我為特約記者，之後又成為主筆。我一到茫茫的北京，就有了個投奔的去處。
這一次，我躊躇滿志又穩穩噹噹的。我爸說：“有幾個年輕人能有你這樣的機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來北京的幾年，整理自己的光陰和作為，才覺得惶恐：不僅沒有顯示出任何“前途無量”的徵兆來，應付瑣碎人事的時間多，耐得住寂寞的時間少，甚至愧對“珍惜”兩個字。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大家談論的內容不再是當下，而更多的是拼湊各種道聽途說的消息，傳遞對風雨欲來的預測與恐懼；於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也開始用宏大的詞彙說話，而不再只關心文學及與之相關的；俗世的樂趣，不再是常態，而是暫時逃避的去處。
而現在，寫作對我來說越來越困難了。
自己的文章還是以批判為主。批判的對象，則是微博上那個水深火熱的社會，新聞裡聳人聽聞的中國，口口相傳的那個恐怖的怪獸。缺乏社會和生活經驗，讓我只能去想像自己的敵人。
作為批判者的寫作者，我陷入了魯迅那種尷尬的英勇的姿勢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閘門，另一方面，攻擊的對象卻縹緲虛妄，自己陷入鬼打牆一樣的“無物之陣”。
而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複雜而多面的。因此，當我寫下“中國”、“社會”、“時代”、“人民”之類的詞時，變得越來越心虛。
我暫時放棄了對中國的總結，而去觀察個體，見微知著。我們每往前活一天，就進一步被遺留在“歷史”的墳塋裡，總有一日，都成標本。做標本的製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雖然這沒有浮誇的語言和意識形態的爭論來得吸引人，可不討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來下。
我和一個同級的建築系同學聊天——我們高中時候就認識，那時候交流人生理想、江山社稷什麼的，也會彼此感動和自我感動，他們理科生把這叫做“有人文情懷”。
前兩天再和他聊天，被他一句話觸動，他說：“這幾年，我覺得世界上要改變的事情越來越多，可我越來越明白，自己能改變的只是一小件。”
他能做的，就是造好心目中的好房子，而不是花里胡哨投機取巧，或是和大部分同學一樣考入體制內的設計院。
匈牙利作家喬治·康拉德把這叫做“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階層為自己的權利和與之相伴的些許自由而奮鬥，拋棄簡鄙的宣傳語言，尊重現在，而不是恐懼或夢想明天。
我聽到同學這樣說，腦海中浮現出賈島的句子：“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實際上，我從未離開過故國，只是因為自己在長大，坐標在變化，坐標中的中國，也就隨之變化著。中國人擅長相忘，我和中國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

代序故人無少年

【被綁架的一代】

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

我為什麼不敢“留點餘地”

三十未立，二十而蹲

那些參選人大代表的大學生

中產階級的孩子

天才的出走

被綁架的盜火者

長安青年

想像的祖國

【記錄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真正的恐懼，是被“國家”所魘住

文學中的鄉土中國

中國作家夢魘

我們的謊言是純淨的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孤單做伴

達爾文改變中國

紙上的街道

前衛的民國

@張愛玲

將軍白先勇

木心：原來你們什麼都不知道啊

【審判童年】

第一章家裡的鬼影幢幢

一手足

二祖父祖母

三母親

四父親

第二章我活在一個我不可能成為好孩子的世界裡，而我也比我想像的更壞

一保姆

二幼兒園

代後記寫什麼

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
過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奧斯卡·王爾德
十年前，國慶盛典前的彩排，上萬名少先隊員在《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的樂曲聲中，走過天安門廣場，放飛了萬羽鴿子和彩色的氣球。他們歡呼跳躍著，以秋分吋節海潮的速度，像液體一樣，狂歡著湧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滲入城市的所有縫隙。
同一時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學也在為建國五十週年而排練。上述畫面成為我們模仿和赶超的對象，在錄像機裡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於我現在都能清晰地回憶起。回憶的畫面裡還伴隨著我的音樂老師憤怒的畫外音：“你們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們自己的樣子。”
音樂老師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經驗裡，小學三年級的孩子應該小臉紅撲撲、奶聲奶氣，而不是眼前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狀的半熟少年。十歲的孩子，已經不願意穿背帶褲，不願意在髮梢綁粉紅色的硬縐紗，不願意用口紅在眉心中間點一個大紅點。
1999年，我十歲，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糧和工具，這是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的流行病，它以驚人的速度在同齡人中間蔓延。面對這種新穎而陌生的症狀，所有人都一頭霧水，老師和家長失望地總結成“調皮”，那時候的我則羞愧地概括為“墮落”。所謂的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說：“救救孩子！”
時隔十年，我再打量那個時候的自己，才知道時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麼，那是青春期過早地覺醒。
1999年12月31日最後一節課打響下課鈴，男生們守在教室門口，向走出來的人挨個借零錢，好換遊戲幣到街上的遊戲廳打“拳皇”。當少數幾個人或出於慷慨或出於義氣借給他們零花錢時，男生們就會溫柔地開玩笑：“謝謝，下個世紀再還給你．”
新千年到來，一夜之間，街上所有的純真兒童被一掃而空，收進丁20世紀的記憶圖書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裡的硬幣咣當得更為響亮的悠遊少年。喧囂的遊戲廳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後終於使它最後的擁躉都失去了興趣，轉身進入新開的網吧。
網吧比遊戲廳更為風靡，因為格鬥是一種競技體育，任何競技都有弱者和輸家，被格鬥致死的人要接受來自一條街的孩子漫長的嘲笑。但是在網吧，沒有聒噪的觀戰者和評論員，而是一場不戰而勝的巷戰——與空虛的自己、無聊的學校和討人嫌的家庭沉默對抗，最悲慘的結果也不過是玉石俱焚。
那時候，班裡的男生攀比誰在網吧待的時間長，我的同桌是傳奇般的無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時間超過了人類極限。我上課時不經意地轉頭，經常會被他媽媽貼在窗戶上的臉嚇到，她滿臉憂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裡搜尋著她的兒子，發現她兒子不在，就一路號叫著兒子的名字衝出校園．
老師也同情她的無助，有時候會帶著同學幫她一起找兒子。下午一點半的寧靜，是屬於躁動少年的寧靜，我們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xxx，你媽喊你回家吃飯！”她找不到兒子，同行的人都在低聲安慰，只有我上氣不接下氣、語無倫次地向她和老師告狀：“他上網，他才墮落，看特別多不健康的東西。”
我如此積極主動地告密，一半也是因為心虛。那時，我也開始上網，我們家那時候還是撥號上網，速度很慢。所謂“網上沖浪”只是心急火燎地盯半天鼠標的小沙漏。而且上網很貴，每次交電話費都是驚險之旅，我記得有一個下雪天，我和我媽去電信局交了六百五十元網費，我們倆沉默壓抑地走著，我媽拿著繳費收據，忽然“撲通”一聲跪倒在雪地裡，哭喊道：“我以後再也不上網了哇！”
這當然是作廢的誓言．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和我媽還是貪婪又絕望地等待一個個緩慢打開的網頁。
我受老師之命，經常在中午待在網吧門口，攔要進去的同學，逮剛出來的學生。讓我感興趣的是那些長時間上網的少年的眼睛：他們推開網吧的門，總會停一下，瞇一下眼睛，用一種來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們生活了多年的現世。
在網絡的映襯下，現世是如此乎庸不耐煩。每一代人的青舂期都是不滿的，無條件的不滿，無條件發散的惡。青春期的兇猛看起來完全是每個人必經的生理階段。但是隨著新的網絡時代到來，我們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範圍。
網絡提供了一個脆弱的高台，更徹底地抽身於現實生活，它提供了一種局外人的目光，教會我們更批判地看待我們成長起來的世界和社會習俗。來自於陌生人的熱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敵愾，教會我們更殘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師或父母身上任何虛偽的外衣。
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臨下地掃視，讓我們獲得了巨大的滿足。盲人的國度裡，獨眼人就能稱王，因為他擁有了自由。
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評論我們這一代，說這一代的年輕人很冷，“而且是一種不舒服的冷一一缺乏熱情，缺乏善意，對待周圍的事物，尤其是對待人（可以說是包括自己的親人在內的一切人），有一種刻骨銘心的冷漠”。他本來想把這一代稱為“冷漠的一代”，後來覺得過分了一點，就把它改成“調侃的一代”一一“最大的特徵，就是白以為把什麼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還有真誠的東西，所以對什麼都調侃，已經沒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韓寒出版了《三重門》，像是照明彈爆炸一般，多重效應讓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統瞬間顯形，照亮了青年自我認知的一條嶄新的小徑，引來了眾多亢奮叛逆的追隨者。
之後的幾年，我也稀里糊塗地參加了許多莫名奇妙的“新”字頭活動——“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這一類的活動組織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沒，每次到了我們需要吃飯的時間就消失丫。我們只好擠在狹小的賓館房間裡，大聲熱切地討論文學藝術，假裝忘記了吃飯的生理需求。
每次集會，大家只不過在同一句宣言上反复輾轉——“世界是我們的，也是我們的，歸根到底，世界還是我們的。”話說完之後，呼告者總要深深吸一口煙，把臉掩蓋在煙霧中警覺地打量四周，含有一點警告的意味。世界雖然是我們的，但為了避免衝突，大家還是各走各路隔開距離，公乎分據地盤。
當年，我們這些“新”字頭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幫結派，又忙著劃清界限，最後還是身不由已被合併同類項。我也曾被劃到“殘酷青春”的流派裡，照片被處理成黑白的，印上觸目驚心的“疼痛”兩個字。我自己倒覺得我從小到大並無坎坷，不覺得有什麼憤怒非吶喊不可，有什麼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著自己的傷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我那個愛上網的同桌家裡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爺死了，他的父母姑舅去奔喪時又出了車禍，只有他的母親活了下來，受了重傷。這個消息是班主任挨個網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老師為了教育我們，開了一次班會，還專門把他母親找來。他的母親眼睛裡插了一根導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講台上，低著頭，形容慘淡．那是一場混亂的班會，批鬥、懺悔、原宥不斷循環。他哭，他的母親哭，我們也哭。
最後，老師大聲問我們：“我們該怎麼辦？一起說——”'我們要拯救他！”“我們要不要帶著他一起走？一起說——”“我們要帶著他一起走！”
我看著我同桌佝僂的身影，心想：這才是慘綠少年，這才是殘酷青春。最殘酷的地方，並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荊棘扎得遍體鱗傷，而是經歷了這些，他還是要和我們一起走，還是要不分青紅皂白地往前衝湧。
那幾年裡，韓寒、丁俊暉、郎朗紛紛從擁擠冗長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鮮為人知、充滿吸引力的小徑，大多數少年卻沒有條件更沒有勇氣效仿，而是裹挾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們這支步伐整齊、歌聲暸亮、大步挺進的隊伍裡。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湮滅丁，恰似一張埋沒在海邊沙礫裡的面孔。
我的父親有一顆鑽石，比里茨飯店還要大。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一顆像里茨飯店那麼大的鑽石》
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個週末我們班進了小偷，他把同學們散落在桌子上沒帶回家的雜物洗劫一空。後來經過調查，發覺這次搜刮課桌面盜竊走的物品價值大概超過十萬元。
我們班有些有錢的孩子。現在，我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富二代”。他們的父母如果是原生大亨的話，他們就是從中衍生出來的完美破解升級版，一種新的“文化亞人種”。
上晚自習的時候，他們就坐在教室最後一排，一邊打牌一邊交換自己的欣喜和憂愁。有時是交換名牌資訊，有時是感嘆父母最近的投資失敗，有時是豪邁地計劃自己當了家族企業接班人後大刀闊斧的改革。
我喜歡聽他們的談話，喜歡聽他們隨口說出一個恐怖的數字，喜歡他們慵懶而漫不經心地比周末購物所花費的巨款。儘管那些錢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我還是快樂得不知所以。
班裡的首富據說家裡有十億資產，因此得名“王十億”。班裡的闊少陪女朋友去買鑽戒，指著櫃檯說：“這個、這個不要，其他都包起來。”因此得名“吳鑽戒”。
我喜歡向外人熱烈地介紹他們的財富，當別人婉轉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會因為感到挫敗而不服。
我現在看上一個年代的藝術作品，小說也好，電視劇也好，看那個時候的青春愛情，覺得最有代溝的一點，就是裡面的主角在發現自己的另一半隱藏的有錢人身份之後，第一反應往往是異常憤怒，覺得這種財富是對自己的莫大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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