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知識分子叢書總序
寫在前面
第一輯 書生私見
當明引不當暗襲
陳寅恪談學術規范
如何理解檔案解密
學術批評要與人為善
知青的最后輝煌
“五四周期率”與社會進步
今天我們如何了解國史
歷史教員的責任
我們有沒有自由主義傳統?
關于燕京大學研究院
危機時代中的西南聯大
老北大和老清華的外聘教授
恢復高考與階層流動
張芝聯譯《英國大學》
第二輯 斯人斯事
胡適與馮友蘭
胡適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胡適的直覺
胡適關心黃暉
金岳霖的理想和無奈
張東蓀這個人
再說張東蓀
范文瀾的無奈
吳恩裕的學術轉向
吳世昌的選擇
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傾向
想起楊人?先生
怎樣理解舒蕪
儲安平《給弟弟們的信》
儲安平死因小考
儲安平與季羨林
二錢與陳衍之關系
錢鍾書的“代筆”之作
錢鍾書的科舉觀
第三輯 趣味至上
儀式出于內心
培養學生的趣味
畢業后如何讀書
《遺珠》好
方便面源于廈門
關于洋裝書
愛讀書的林建剛
書摘/試閱
錢穆寫《國史大綱》的時候,特別在書前提醒讀者,其中一處說:“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他還強調“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錢穆的本意是要當時的讀者對中國歷史不能簡單否定,不能把自己國家的歷史說得一無是處。錢穆完成本書在抗戰期間,他對讀者的忠告,在當時有特殊意義。后來我們經常用對歷史保持“溫情與敬意”,來強調對本國歷史的情感。
由錢穆的話我常常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在今天我們如何了解國史?如果還是簡單重復錢穆的話,意義就非常有限。不是說對本國歷史保持“溫情與敬意”不對,而是想強調對本國
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不是無條件的,而應當先具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
一個國家的公民,有了解本國歷史真相的權利,除有特殊約定的法律規定外,國家不能隨意限制本國公民對自己國家歷史的了解,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公民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首先是建立在他們有權了解本國歷史真相的前提下的,如果不確立這個前提,單方面要求本國公民對本國歷史保持“溫情與敬意”是不公正的。我們今天了解國史應當在這樣的前提下進行:一個公民如果試圖了解本國歷史的真相,他們有權利自由討論和獲得對他們想要了解的歷史真相的完整信息,如果一個公民不能完整了解本國歷史的真相,再談對本國歷史保持“溫情與敬意”就是一種虛偽。在這個前提下,公民對本國歷史的理解應當按如下原則進行:
1、完整了解對歷史現象研究的全部信息,至少理論上要意識到全世界對那些歷史真相研究到了何種程度,而且盡可能獲得完整詳細史料。
2、對將要了解的歷史要掌握完整的史料,這些史料可能因其他條件而無法獲得(比如法律規定、經濟條件限制等),但公民獲得這些史料的權利是平等的,也是公開的自由的,他們事實上可能得不到完整的史料,但他們想得到這些史料的權利始終存在,且不能被剝奪。
3、公民了解的歷史史料必須是完整的,同時也是真實的。如果公民事實上被剝奪了了解歷史真相的權利,他們有權利拒絕接受國家強制公民接受的歷史,特別是對青年公民尤其如此。
4、公民對自己了解的本國歷史,有自由評論的權利,有根據自己的知識背景進行判斷的權利,只要不違背人類文明的基本常識,不違背起碼的知識體系和常識邏輯,他們有權利對自己判斷的歷史保持獨立的觀點和認識,國家不能預設自己對歷史有天然解釋權力,然后把自己解釋的歷史結論強加給公民。
5、公民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要發自內心,政府不能用現實功利目的,誘導公民接受不經完整歷史史料支持的歷史結論,公民有對本國歷史真相表達自己獨立看法的權利,這種權利應當以公開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為基本保障。
6、公民有自由選擇解釋歷史的理論模式、使用史料的學術規范、獲得史料的統計模型的權利,只要這些解釋歷史的理論和方法在知識體系上自成一格,他們對歷史的判斷和結論都屬于自由研究成果,都有作為知識積累存在的權利。
7、公民對歷史真相有保持懷疑的權利,有要求完整公開檔案的權利(在法律規定前提下),在完整歷史檔案沒有自由公開前提下所做的歷史研究,不能成為歷史的最后結論。
8、公民不可能在窮盡歷史史料的前提下來了解歷史,但窮盡史料的努力是了解歷史的常識,公民了解歷史以前,先要了解相關歷史檔案的開放程度,國家對歷史檔案的開放程度是公民了解真實歷史的基本常識。
歷史教員的責任
我想對中學歷史教員說句話:我們現在教授歷史的方法是相當落后的,雖然這個責任不完全在個人,但我想說,雖然大制度一時無法改變,但在具體教學中,我們還有一些機會告訴學生如何了解真實的歷史,我們要有這個自覺,我們要在這方面努力。歷史教員不能完全以現行的歷史教科書來傳授歷史知識。我有這個感受,主要來源于近期一些青年學生判斷歷史的思路。中國的歷史教學局限明顯,這個大概不需要爭論。如今中學里教授歷史的基本習慣,不是告訴學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斷歷史真相,而是簡單告訴學生歷史知識。
在網絡時代,傳授簡單歷史知識的意義非常有限,那些歷史的簡單結論,其實沒有必要再重復一遍,學生在網絡上可以隨時獲得。我們歷史教學的主要目的應當是讓學生懂得如何了解真實的歷史,如何獲取真實和完整的史料,如何判斷歷史真相、如何分析和評價歷史人物,也就是說,歷史教學的重點在方法,不在知識。要讓學生養成不相信一切沒有證據的東西、有證據我才接受的習慣。
今天許多青年在突發社會現象面前表現出的思維方式,其實是簡單歷史教育的后果。他們沒有意識到,了解真實歷史的起碼條件一是開放的信息,二是完整的史料,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就對歷史下結論,在知識系統上是有明顯缺陷的。這個意識一定要成為人的基本素養,如果我們現在還不能意識到宣傳不是歷史,那就太可悲了。
歷史學科的意義在于保存歷史記憶并從這種記憶中獲取教益,如果歷史教學最后變成讓學生簡單接受一種固定的歷史知識,那么我們的歷史教學就完全失敗了,因為學生不明白沒有完整史料、真實史料支撐的歷史結論在知識上是不可靠的,所以他們會習慣用片斷、零散和混亂的思維觀察歷史,當這種習慣成為一種自覺意識后,他們就不會客觀判斷歷史了。
我常常想,為什么許多青年在并不復雜的社會現象面前會表現出明顯的知識局限,可能主要是從小沒有養成獨立判斷歷史的習慣。比如當一個地方發生了人們關心的事件或者出現了人們關心的言論時,我們應當如何思考?在什么前提下我們才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連信息開放是判斷歷史的前提這樣的意識都還沒有建立,那我們如何判斷歷史?我們評價一個人的言論,第一要完全了解發出那種言論的完整事實并對其人的真實背景具足夠的知識,如果有成型的文本,這個文本一定是可以自由獲取并且保持完整的;如果是電子信息,一定也是可以自由獲取并且可以自由觀看的。斷章取義,只言片語,信息封閉是判斷歷史之大忌。我們要養成起碼的觀察歷史的知識習慣,結論可以因自己的歷史感受和歷史觀念而不同,但在做出獨立判斷前所應當具有的知識規則是必須建立的。沒有不可以批評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也沒有不可以批評的現實生活和偉大人物,真正偉大的歷史人物一定是經得起自由和公開批評的,這是歷史的常識。一個人連自己生活時代與世界文明間的距離還不清楚,就來判斷歷史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批評總統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我們觀察真實歷史的時代也還沒有真正到來,在這樣的歷史處境中,我們最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努力做一個不被人惑的人。
胡適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湖北程朝富先生有一天給我打電話,問我記不記得胡適在哪里說過“歷史是個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這樣的話,我一時還真沒有想起來,他說要問一下耿云志先生。上世紀50 年代批判胡適的時候,這句話流行極廣,可謂婦孺皆知。盡管引用者多數按自己的記憶來復述這句話,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但大體是這個意思。程先生為什么要問我這句話的出處,我沒有再細問,事情也就過去了。
前不久我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北京大學圖書館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年6 月),因為邊看邊查書,就又想起了這件事。北京大學圖書館編輯的這部書,可以說是近年胡適研究中的一個大收獲,因為披露了許多新材料。胡適留在大陸的遺物本來在一處(東廠胡同一號),50 年代批判胡適的時候,當時科學院的近代史所調看過一部分,侯外廬《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面貌》一文中,就使用過這些材料。后來其中的善本書到了北圖,還有一部分留給了后來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前幾年耿云志先生編輯《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主要是東廠胡同的材料,北大這部分就沒有收進去,這部分中數量較大的是胡適的英文往來書信。因為查閱時翻了一些關于胡適的書,就又想到了程先生前次提到的問題。
首先,我要說,胡適從來就沒有說過那樣的話。那句話是由另外的話變化過來的,而且與胡適的原意恰好相反。50年代批判胡適的時候。好多人并不是不知道這句話的原意,但多數作了故意的曲解,如李達、孫定國等人的批判文章中。這句話出自胡適的名文《實驗主義》,是胡適當時的一個長篇演講稿,最初發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適介紹詹姆士的實在論哲學思想時說的。原話是:“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里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狠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涂抹起來,裝扮起來。實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里,由我們雕成什么像。”(《胡適作品集》,第四集,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10 月)胡適在文章的前面本來已經講清楚了對實在的理解,他這里只是用了一個比喻的說法。胡適說,所謂實在含有三大部分。一是感覺;二是感覺與感覺之間及意象與意象之間的種種關系;三是舊有的真理。可以看出來胡適原話是講哲學的,與歷史毫無關系。但這句話在很長時間內卻變成了胡適評價歷史的一個基本態度。好多人寫文章一上來就是胡適說過,“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其實,胡適是很實事求是的人,他對歷史的態度非常認真,最提倡說話要有證據。他怎么會說出那樣的話呢?但在批判運動中,人們是不敢也不愿意去搞清真實情況的。這句話是如何流傳開來的,一時不好查考,但可能與馮友蘭當時的一篇文章有關。
馮友蘭在批判胡適運動中寫了《哲學史與政治—— 論胡適哲學史工作和他底反動的政治路線的關系》。其中有一段說:“實用主義者的胡適,本來認為歷史是可以隨便擺弄的。歷史像個‘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是可以隨便裝扮涂抹的。”(《胡適思想批判》,第六集,81 頁,三聯書店,1955 年8 月)
當時對許多普通人來說,他們了解胡適,不是通過閱讀胡適的著作(那時胡適的著作已不可能公開出版了)。他們只能通過那些批判胡適的文章來認識胡適,所以一個歷史人物的形象就改變了。順便說一句,就在這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中還收有一封1934 年6 月20 日馮友蘭給胡適的信,信寫得極為客氣,對胡適充滿敬意。
金岳霖的理想和無奈
西南聯大的教授中,馮友蘭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長,經歷了許多歷史變幻。馮友蘭的命運,給中國知識分子留下許多啟示,這人們已經說得很多了。我曾寫過一篇《晚年馮友蘭》,說了我對他的理解。我對馮先生的學問是門外漢,我感興趣的是他的經歷。我想從他的經歷中看一代知識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這樣一個問題:在同樣的歷史條件下,同樣面臨不適應,這時決定一個知識分子選擇的動力是什么?過去的理想、文化的傳統能起多大作用?也許這是難以說清楚的。但有一點,我覺得可以說,也容易找到相應的歷史事實,那就是一個人的個性。個性這東西,有時候和信仰和傳統是分裂的。在環境壓力下的知識分子,信仰和傳統的力量有時會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決定性的。像馮友蘭在“文革”中的轉變,從他早年的行為中也能找到相應的依據。臺灣馬逢華曾說過當年他和蕭公權閑聊,說起清華舊事,蕭公權說,戰前清華園教授同仁之間就流行這樣的說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 ;
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這話的意思是岱孫怎么說,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說(馬逢華《記西南聯大的幾位教授》,《傳記文學》,52 卷6 期)。雖是學林掌故,但我們卻能從細微處見到一個知識分子的個性。面臨同樣的歷史巨變,馮友蘭和金岳霖的轉變有點類似。1974 年馮友蘭在《光明日報》發表《詠史二十五首(并序)》,這些詩明顯留有當時的歷史痕跡。《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有“金岳霖來信稱贊《詠史詩》”的記載(蔡仲德編,《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初稿》,524 頁,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見金岳霖當時的思想狀況。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時代的著名學者一樣,都是早年清華,然后留美,回國做大學教授,雖然專業不同,但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整體教育背景決定了他們對政治的態度,這個態度簡單說就是“參政意識”。金岳霖的專業懂得的人不多,他當年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年他曾和馮友蘭一起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士,它是當時一個學者的最高榮譽。金岳霖曾說過他一生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對政治不感興趣,不等于對政治沒有見解。過去的知識分子,多數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但同時他們又都對政治保持有熱情,金岳霖曾在許多公開發表的宣言中簽過名,對學生運動,他也和多數大學教授一樣,有自己一貫的看法。
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聯大的學生殷海光曾這樣描述當年金岳霖對他的影響:“在這樣的氛圍里,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岳霖先生。真像濃霧里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論他本人,他是那么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155 頁,上海遠東出版社)
一個教授當年的風范給學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見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樣一個金岳霖,在后來卻突然發生了變化。他的學生王浩曾說,金先生的絕大部分文章和3 本專著都完成于1948 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 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兩個很不相同的理想。”對此王浩的評價是“所以一個人如果多年來專心追求一個理想而中途忽然轉向另一個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續一個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績”。(《金岳霖學術思想研究》,48 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先后參與了對杜威、胡適和羅素的批判,參與了對梁漱溟、費孝通、章伯鈞的批判。這個被他的學生認為“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轉變了。他的轉變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普遍選擇,人們對他的選擇也許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評價這種選擇,從這種選擇中能看出什么東西,卻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與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學》中有一段話說得極好。他說:“對他50 年代以前的哲學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憤怒和痛苦。對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們已不能詳細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從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為他的所為作出辯護,把他個人的悲劇性失誤,轉換成同時代的悲劇性曲折;但是,從感情上,我不能原諒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對他自己的失誤承擔責任。”(見該書255 頁,河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這一代知識分子,本來言論應該是最具獨立性的,但在歷史巨變中,我們沒有看見這種獨立性。金岳霖晚年,對自己的選擇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話說得很含蓄。他說:“在新中國成立前,我沒有搞過什么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新中國成立后是不是失去了這個自知之明呢?新中國成立后,絕大多數的人都心明眼亮起來了,難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沒有變成糊涂人。事實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劉培育編,《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60 頁,四川教育出版社)金岳霖其實在這里想要說的是,多數人放棄了獨立性,我也就不再堅持了。為什么要這樣呢?金岳霖說:“新中國成立后,我們花大功夫,長時間,學習政治,端正政治態度。我這樣的人有條件爭取入盟入黨,難道我可以不爭取嗎?不錯,我是一個搞抽象思維的人,但是,我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這一點如果我不承認,怎么說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據這一點我就爭取入盟入黨了。”(同上)
1957 年,金岳霖平安無事,不知這是否和他與毛主席吃過4 次飯有關,但與金岳霖主動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而盡可能迎合時代有關。關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們現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關于他個人生活的一些趣聞,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關系之類。我讀過一些國內出版的關于金岳霖的書,感到金岳霖這樣的知識分子是讀書人的楷模,身上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學問好,人又高雅,有中國人的機智(如他有作聯語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從他晚年的談話中,能感到他在做出違心之論時,是有過考慮的,不過他“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就個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屬于比較軟弱的人。
1922 年,金岳霖28 歲的時候,在當時的《晨報?副鐫》上寫過一篇長文《優秀分子與今日的社會》(1922 年12 月4 - 5 日),好幾本關于金岳霖的書都沒有注意到這篇文章。了解青年金岳霖,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金岳霖還在英國。文章是對蔡元培、胡適等知識分子在《努力周報》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而發的感想,蔡元培、胡適在這個主張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政府”的主張。從金岳霖的這篇文章看,他對中國的社會、政治、人情都有很好的分析。特別是他對知識分子的理想,仍能給我們啟發。
第一,他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他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
第二,他希望知識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當做職業的意思。若是議定憲法修改關稅的事都是特別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獨立過自己的生活”。
第三,他希望知識分子“不發財。如果把發財當作目的,自己變作一個折扣的機器,同時對于沒有意味的人,要極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識分子能有一個“獨立的環境”,要有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金岳霖年輕的時候,雖然對中國社會的利弊有清醒的認識,但并沒有失去信心。他說:“有這種人去監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進步,他們自身本來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們本來是獨立的,所以能使社會慢慢地就他們的范圍。有這樣一種優秀分子,或一個團體,費幾十年的工夫,監督政府,改造社會,中國的事,或者不至于無望。”
一個人如果不特別健忘的話,他在年老的時候,應該回憶起自己年輕時的理想。金岳霖的這篇文章是他專業之外的感想,也許他早已忘記了,但文章可以忘記,理想卻不會丟失,只是塵封在記憶中不愿再去提起,時代留給金岳霖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難題,是他們始料未及的。
儲安平與季羨林
2009 年7 月4 號,我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主持了一個紀念儲安平誕辰一百周年的學術會議。會議結束不久,就傳來了季羨林去世的消息,許多報紙、雜志要我就此談談自己的感想,我都推辭了。倒不是自己無話可說,而是感覺世道日薄,在歷史選擇中,我們為什么總是對那些真正給歷史留下記憶的東西不加珍惜,而對俗世的榮光倒很看重。我想起了儲安平和季羨林。
季羨林是1911 年生人,比儲安平小兩歲。上世紀40 年代中期,儲安平在上海辦《觀察》時,季羨林是封面底下列名的78 位“撰稿人”之一,給《觀察》寫過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論現行的留學政策》,是批評當時政府留學政策的,這樣的文章,季羨林后來就沒再寫過。《觀察》1950 年復刊時,季羨林寫過一篇《把學術還給人民大眾》,是在新時潮影響下寫的。
季羨林與儲安平是老朋友。上世紀30 年代中期,儲安平編過一本名為《文學時代》的文藝月刊,當時季羨林正準備去德國留學,后來給這本刊物寫了《表的喜劇》。儲安平發表這篇文章時,將季羨林寫給他的兩封信,也在“編輯后記”中發表了,當時季羨林已在德國。儲安平說:“我們得懇切地感謝季羨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樣遙遠的地方,竟然沒有忘了我們這一個稚嫩的刊物,我們在籌備本刊出版的時候,正是他在籌備去國外的時候……他臨走時候說,他到了德國,第一篇文章就給我們,我們真得敬佩這樣一位守諾的朋友。”
季羨林的這兩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是夾在“編輯后記”中發表的,很少為人注意。文中有兩句話給我印象極深:“俄國人民是好人民個個都有朝氣。政府卻是個怪政府…… 使你沒有自由。”我在1998 年出版《逝去的年代》的時候,其中有一篇小文章,曾談到過季羨林的這個經歷。季羨林后來與儲安平的關系,我不很清楚,但想到知識分子在時代轉移之際的選擇,還是很有感慨。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表達過,易代之際知識分子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他認為“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于消滅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儲安平就是一個拙者,但也是一個賢者,我認為歷史更應該紀念的是他。我們不好判斷季羨林1949 年后的順應時代,是不是完全發自知內心,但他選擇了完全認同這個時代的主流價值卻是一個基本事實。1955 年底,中共中央統戰部為了配合將要召開的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搞了好幾個調查報告,其中對北京大學的調查主要在文、史、哲三系,當時統戰部按自己對新舊知識分子的理解分類,把季羨林劃分在進步知識分子一類中,報告里有這樣的話:“受舊社會影響較小,解放后接受新事物較快,政治思想進步較大。這種人約有五四人,以季羨林為代表。季羨林在抗戰勝利后不久回國,解放前對現實略有不滿。解放后當選北大工會文教部長,積極工作,努力學習政治理論及時事政策,參加抗美援朝運動等工作。通過這一系列現實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進步較顯著。”(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印發,《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參考資料(第二輯)》48 頁)在同一個調查報告中,錢鐘書被劃在“反動的”知識分子一類里。
個人在歷史變革中的選擇,自有他們的道理,后人一般不好對這種選擇妄加評論,但后人對完全贊揚這種選擇中體現出的個人道德和人格,卻有保持自己看法的權利。在儲安平和季羨林的人生選擇中,更具永恒價值的可能還是儲安平,真正紀念他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培養學生的趣味
培養學生的趣味,是大學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趣味如何培養,也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但大學教員應當有這個意識,比如自己學術的上偏好可能會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就要強化自己的偏好,而不是一定要遷就教科書,中國的文科教科書是最無趣味的,如果教員不能有一點自己的教學偏好,那學生的趣味就會出問題。教員能影響學生的趣味,是教員的最高境界。如果一個教員講魯迅能讓他的學生都喜歡上魯迅,或者講胡適都喜歡上胡適,那是最大的成功。趣味可以共存,但趣味有排斥性,沒有排斥性就沒有趣味,喜歡魯迅的人看不起胡適是正常的,反過來也一樣。學術不重視趣味,很難有高境界。中國史學界很多人喜歡陳寅恪的學術,除了學術本身外,主要是喜歡他的趣味,他研究的那些問題除了社會意義,有很強的個人趣味在其中。學術是智力活動,有趣味和有復雜性才有意義。陳寅恪考證“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也曾被認為是很無聊的問題,但這體現了研究者的趣味,其實背后有大問題在,這已是學術史上的常識。研究小問題最能見出學者的趣味。
教員的趣味一旦影響了學生,一般來說就成功了一半。
程千帆在《桑榆憶往》中回憶他的大學生活,經常提到一些有趣的事。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書,不但能看出程先生的學術趣味,也能看出程先生如何用趣味影響他的學生。他講了許多學術史上的佳話。有一則是關于黃侃和陸宗達的。他說:“研究訓詁學的陸宗達先生,在北大讀書,上到二年級,黃先生離開北大到武昌,陸先生就不要北大的文憑,跟著黃先生到了武昌。后來陸先生很有地位,北大又補發了一張畢業證書給他。”學生跟著老師走,其實主要是跟著趣味走,老師在哪里趣味就在哪里。現在的學生是跟著學校走,跟著利益走,什么學校好找工作,什么專業來錢快就跟什么專業,趣味下降事關學風,其實是高等教育中的大問題。學生沒有趣味,就不會判斷講課和學問的關系。教員講課好固然應當肯定,但講課本身不是學問。周作人、沈從文講課難稱一流,但學問好,總為后人稱道。講課好的教員,如果有學問更好,但二者兼得是最難的,所以大學里一般還當以學問為上。學生,特別是低年級學生,容易喜歡講課,但教員應當提高他們的趣味,讓他們明白學問才是大學里的重要內容,到大學里來是提高對學問的興趣,懂得學問的門徑,不是來聽故事和朗誦的。程千帆說:“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敬重的是老師的學問,至于老師們課上得怎么樣倒不講究。
老師們當中,胡小石先生最會講課,很有條理,季剛先生上課喜歡漫談,汪辟疆先生不大會上課,有的學生講他上課幾乎是語無倫次。可是如果上汪老師家請教他什么問題,他能把有關的書一本本指示給你,然后一一講析,令人佩服。”舊大學和新大學最大的區別可能就在這些細微處。大學里的學術趣味通常會保存在那些奇人、怪人身上,所以現在大學文科教育要提倡個性,主張趣味,要把學術做得好玩,不要把學術搞得一本正經。
畢業后如何讀書
不論是文科還是理科學生,離開學校后你的專業可能就很少再用了,就是職業與專業密切相關,你常讀的書肯定不會是專業方面的。現代社會,學歷只是資歷,沒有這個資歷不行,但畢業后很快把學校學到的知識還給老師,是常有的事,誰也不能例外。大學的好處是素養和經歷,功課本身還在其次。養成終身讀書的習慣最重要。我在學校里是教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別的書我不敢說有什么體會,但作家傳記方面的書,我有一點自己的讀書體會,不一定對,說出來供朋友們參考。
凡重要的作家,通常都有不止一本以上的完整傳記,包括作家本人敘述自己經歷的回憶錄及同類文字。對作家傳記,我這樣判斷:
1、自傳優先,他傳靠后。自傳雖然也常有不準確的時候,但自傳作為初始材料的史料地位不應當動搖,因為作家自傳是我們了解作家生平及創作的原始起點,要給予特別重視。族譜、碑傳一類史料的源頭一般也離不開作家的自傳。不是說自傳完全可靠,而是強調自傳的原初史料線索。對作家自傳的基本判斷原則是:1949 年前的自傳優先,此后的自傳靠后,因為此前較少意識形態的制約,此后的政治運動有說假話的習慣。用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的說法,同時人做的傳記優先,異時人做的傳記靠后。
2、 第一本傳記優先,此后的傳記靠后。為什么要強調第一本傳記的史料地位呢?因為除了有史料首發權問題外,第一本傳記通常接觸的史料來源有初始性,特別是史料的線索有原創性,以后的傳記是一個不斷擴展和豐富史料的過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作家傳記中,第一本傳記都很短,越寫越長是此類傳記發展的基本特點,有史料擴展的原因,但也有把簡單史料放大的原因。在使用作家傳記的時候,要把握一個原則,關注第一本傳記,留意最后一本傳記。用第一本和最后一本對比,大體可以了解史料擴展的脈絡。當然這不是說最先和最后中間的所有傳記都沒有價值,而是從史料來源的角度判斷作家傳記的完成過程,一般說來,傳記的難易程度是遞減的,第一本最難。
3、作家評傳的問題。偏重敘述生平經歷的,叫傳記;偏重研究的叫評傳,但兩者的界線有時候并不明顯。一般說來,先有傳記,后有評傳,傳記是評傳的基礎,評傳是傳記的研究擴展。傳記重敘述,評傳重研究。作家傳記是研究者獲得史料的初始基礎,也就是說,我們從傳記中獲得的主要是史料線索,還不是史料,從傳記線索中擴展史料是我們使用傳記的目的,而傳記本身并不能成為我們史料的基本來源,就是作家的自傳也不能成為史料來源的依靠,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時,作家傳記屬于“有意”的史料,或者說是次料,是第二手材料,此點要有清晰認識。
4、先西后中。如果同樣的作家傳記,有西方人完成的,一般要給予特別注意。因為西文方人的觀察角度相對獨特。文學性的傳記,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一般不能使用,凡沒有明確說明史料來源的傳記,一般都是文學傳記。或者要把此類傳記作為特殊形式處理,因為虛構和想象影響了史料的真實性。
對傳記真實性的判斷,瞿兌之上世紀40 年代為《一士類稿》所寫序言中有一個看法,我們應當了解。他說:“自來成功者之記載,必流于文飾,而失敗者之記載,又每至于淹沒無傳。凡一種勢力之失敗,其文獻必為勝利者所摧毀壓抑。”
這個看法和陳寅恪早年處理史料的一個卓見相同。陳寅恪在《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開始就指出:“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茍能于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
陳寅恪的意思是在歷史研究中,我們判斷史料要官書和私著并重,互相參證。人在一生中會讀各種各樣的書,但傳記是最重要的一類,一般說來上面的原則適合判斷所的有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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