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思想大師們（簡體書）

王雨田回憶，建國后，金岳霖在清華開知識論課程，他坐在椅子上講，讓學生們自由討論，他邊講邊提問，課堂上師生之問不時展開熱烈的爭論，當聽不清楚發言時，他便將右手舉在耳邊以示用心去聽，聽到高興時，他會一下子從椅子上站起來，大“哎”一聲，用手一壓，以示興奮。
我國邏輯教材中影響最大最深遠的是金岳霖六十年代主編的《形式邏輯》，以此書為藍本的其它邏輯類教材至今至少有幾百種。
思省
1922年，在歐洲留學的金岳霖在國內發表長文《優秀分子與今日的社會》。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識分子不做官，即“不做政客，不把官當做職業……獨立過自己的生活”。
殷海光回憶：“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在一個靜寂的黃昏，同我的老師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時種種宣傳正鬧得很響。我就問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沒有特定地答復這個問題。沉思了一會，他說：‘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的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著又問他：‘什么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說：‘經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比如說，休謨、康德、羅素等人的思想。…
金岳霖在《悼沈性仁》中說，沈性仁非常怕人，“我也怕人，并且還不大看得起人類這樣的動物。我總覺得世界演變到人類的產生，無論從方向或結果著想，總不能說是十分滿意”。
金岳霖說：“就我個人說，我是在抽象方面思維能夠相當精細而在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方面百分之百粗疏的人，在行為上難免不懂規矩，不守章法，不顧人情，不習世故，因此在生活道路上難免橫沖一陣，直撞一陣。不同情于我的人難免覺得我麻煩，甚而至于討厭。同情于我的人又不免發生一種隨時加我以保護的心思。”
晚年，金岳霖回憶勸說吳宓的事情時說：“現在我覺得我的話確實不妥當。我同張奚若的來往中，有幾次他當面批評我，說我的話不倫不類。我沒理會。現在看來，他批評我的情況，就如我同吳先生的對話一樣。把愛情和上廁所說到一塊，雖然都是私事情，確實不倫不類。回憶看來是有益的。不回憶的話，我不至于發現上面的錯誤。”
金岳霖說：“對于政治，我是‘辯證的矛盾’。我是黨員，可是，是一個不好的黨員；我是民盟盟員，可是，是一個不好的盟員；我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可是，是一個不好的委員。我一方面對政治毫無興趣，另一方面對政治的興趣非常之大。”
金岳霖晚年曾說：“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什么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這個自知之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