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撒不愛我（簡體書）

序 尋找張季鸞

二○○五年十月初，在龍應臺客居香港大學面海的沙灣徑宿舍里，二十幾位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吉隆坡、香港與臺北的老中青三代新聞同業，以華文媒體的未來為題，閉門盍各言爾志了十幾個小時，疲勞轟炸到讓人戲稱被關在集中營里也不過如此。
晚上十點多，集中營打烊，曲終人散前，幾位意猶未盡的新舊朋友又聚在陽臺上，眺望著黑蒙蒙的一片大海閑聊，聊兩岸三地傳媒閑話，聊古今傳媒人物，其中聊到一位是余紀忠先生。
巧的是，我去香港前，《明報》副刊的馬家輝請我寫一篇談臺灣傳媒現狀的文章，在這篇題為“舉目不見一個報人”刊登于我“逃離集中營”隔天的文章中，我舉了兩位老報人為例，其中之一正好就是余先生。這篇文章是這樣寫的：

三年半前，《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過世，許多人稱譽他是臺灣最后的報人，并且感嘆文人辦報的傳統從此將成絕響。當時雖曾有人不以為然，認為江山代有報人出，“余”何人也，豈無“后”乎？但從臺灣這幾年的報業發展來看，期待另一個報人的誕生，確實就像期待彌賽亞降臨一樣，永遠只是個夢。
報老板能被稱為報人，就像reporter能被稱為journalist一樣，都是角色價值的被肯定。但報人辦報與非報人辦報有什么不同？簡單說，報人辦報就是文人辦報，是文人以辦報的方式論政，就像張季鸞曾經說過的：“中國報紙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后，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張季鸞當年辦《大公報》是這樣辦，余紀忠辦《中國時報》也是如此。而且這兩家報紙不但都曾執報業之牛耳，有一言而動天下的影響力，更曾大賺其錢，經營上并不輸商人辦報。
但如果從張季鸞提出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來嚴格檢驗的話，余紀忠與張季鸞雖稱得上是報人，卻并非是完美的報人。
張季鸞雖然終身“人不隸黨”，但他與蔣介石在一九三○年代中期開始建立的關系，當時就曾被人批評他對蔣政權其實是“小罵大幫忙”，許多人對他的歷史評價也從未忽略這一點。
余紀忠跟蔣經國的關系，不但跟張季鸞與蔣介石的關系十分相像，而且他還做過國民黨的中常委，“中常委報人”這個身份，雖然讓他能同時論政又問政，但這個身份終究是報人之瑕，有損報人本色。
但即使是這樣不完美的報人，放眼臺灣當今報業，也是百中無一，求之而不可得。
張季鸞的“四不主義”，曾經是臺灣報業追求的最高價值，報紙負責人對這個最高價值，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然而現在的報業負責人，卻是黨、賣、私、盲四者俱全，“四不主義”早已被“四全主義”取而代之。
而且，報紙的“文人論政機關”角色日益退化，早已蛻變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實業機關”。以前，“好的報紙”、“好的新聞”（good journalism）就等于是“好的生意”（good business），但現在好報紙、好新聞卻成了壞生意的代名詞。
臺灣報紙何以會變質、退化至此？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報紙與讀者的角色錯置。以前，報紙與讀者的關系是“傳媒領導大眾”（the press lead the public），但現在卻是“大眾領導傳媒”（the public lead the press）。過去傳媒決定要提供什么新聞給讀者，判斷的標準是“什么新聞你需要知道”（What news you need to know），但現在的標準卻是“什么新聞你喜歡知道”（What news you like to know）。
尤其是自香港“壹傳媒”集團進駐臺灣后，臺灣報紙這樣的質變趨勢，更像大江東流一樣，擋也擋不住。
也許有人不喜歡“壹傳媒”，但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壹傳媒”確實在短短幾年內就改寫了半個多世紀的臺灣新聞史，不但改變了傳媒的市場版圖，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新聞的定義”。
在“壹傳媒”進入臺灣之前，屬于隱私權范圍內的八卦、緋聞、丑聞，并不是不曾在臺灣傳媒上出現過，在兩大報主宰臺灣報業的時代，《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也曾經多年以爭相報道極盡膻色腥能事的犯罪新聞作為競爭的手段。但依據臺灣傳統對新聞的定義，類似今天這樣的“蘋果化新聞”，不但構不成重要新聞，更上不了報紙的頭版，遑論是頭版頭條。
現在只要“壹傳媒”一爆料，臺灣大小傳媒無不紛紛跟進，而且無一不是以重要新聞處理，“壹傳媒”儼然成了新聞通訊社，成了其他傳媒的供稿中心，也成了引領新聞風潮的龍頭老大。“蘋果潮”像洪水一樣淹沒了每一間新聞辦公室，每一份報紙聞起來都帶有一點蘋果味。
當所有的傳媒都以“壹傳媒”對新聞的定義作為新聞的定義時，文人辦報、文人論政的傳統當然就戛然而止，所謂的報人角色當然也就不復可見。
張季鸞與余紀忠當年是因為《大公報》與《中國時報》的言論影響力，才逼得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蔣經國不得不買他們的賬，不得不對他們以國士之禮待之，甚至不得不授以問政的權力與渠道，對他們進行“軟性的收編”。
文人辦報時代的報人與政治領導人的這種權力關系，雖然在骨子里仍是不對等的關系，但在形式上起碼還能維持平起平坐的表相。
抗戰前，蔣介石有次在南京“勵志社”大宴文武百官與駐外使節的晚宴中，奉“布履長衫的小老頭”張季鸞為主桌上賓，并且公開贊譽他“道德文章，名滿天下”，雖然是惺惺作態，但連“凱撒”也不敢小覷報人，由此可見一斑。現在報老板與政治領導人的關系，甚至與其他更等而下之的政治人物的關系，卻連形式上的平等都早已蕩然無存。
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公民社會里，傳媒本來應該扮演“不受國家權力控制”也“不被市場規則左右”的主體性角色，但當文人辦報的傳統被商人辦報的現實所取代，當報老板不以報人自期，也不以追求影響力為辦報的最高價值，既向國家權力屈服又對市場規則妥協時，這樣的傳媒其實是背叛了它在公民社會中的角色。
舉國盡是政客，舉目不見報人，這是我們的政治現實，也是我們的傳媒現實。悲乎？悲矣！

我生也晚，無緣得識張季鸞，但對他的文章他的故事，卻從年輕時就略知一二，用流行語來說，我早就是他的隔代“粉絲”。
張季鸞與蔣介石一九三四年夏天在南京“勵志社”見面時，張是《大公報》總編輯，蔣是國民政府主席。“勵志社”的那場晚宴雖是“中國第一報人”與“中國凱撒”蜜月期關系的縮影，但在此之前多年，凱撒與報人之間的關系其實猶如寇讎。
在跟胡政之、吳鼎昌于一九二六年接辦《大公報》之前，張季鸞曾做過多年記者，而且一直是個不畏強權的記者。
一九一三年，袁世凱當總統，張季鸞在他工作的《民立報》上揭發袁世凱善后大借款的內幕，震動全國，但張季鸞與他的同事曹成甫當晚就被逮捕入獄。坐了三個月黑牢后，張季鸞因朋友營救而重獲自由，曹成甫卻已死于獄中。當時張季鸞僅僅二十五歲。
五年后，段祺瑞當國務總理，張季鸞又在他當總編輯的《中華新報》上，披露段祺瑞以膠濟鐵路當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內幕。段祺瑞一怒之下，不但查封了《中華新報》，也逮捕了張季鸞，把他關了半個多月后才釋放。
短短五年，兩度對抗國家最高當權者，兩度揭發政府濫權腐敗內幕，兩度被捕入獄，并曾一度面臨被袁世凱槍決的命運，張季鸞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記者，可想而知。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誕生的《大公報》，就是張季鸞這種記者性格的投射。但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一九二六年，其實是中國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當年四月，張作霖揮軍入京，立刻把他恨之入骨的《京報》老板邵飄萍逮捕。邵飄萍當時有“中國第一記者”之稱，辦報為文一向鐵肩辣手，軍閥，尤其是奉系軍閥，早欲去之而后快。張作霖以“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的羅織罪名，將他槍決。
當年八月，奉系軍閥張宗昌又逮捕了《社會日報》的老板林白水。林白水在邵飄萍被殺后，仍然在報上撰文痛斥奉系軍閥是洪水猛獸，張宗昌的智囊更被他形容是“終日懸掛于腿間的腎囊”。張宗昌氣急敗壞，效張大帥前例，也羅織了“通敵”的罪名，將林白水槍決。
但就在風聲鶴唳的這一年，《大公報》登上中國新聞的舞臺，而且一登臺就是炮火四射。
在創報短短一年內，張季鸞曾寫社評《跌霸》，痛罵獨霸一時的軍閥吳佩孚，“不特治軍經國，有舍我其誰之嘆；即談詩說易，亦覺并世無耦。困頓經年，略無修省，而傲狠乃過于昔日”，但“綜論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并力無之，但有氣耳”。
他也曾寫社評《嗚呼領袖欲之罪惡》痛斥汪精衛，“以庸才而抱野心，以細人而操大柄”，而且“好為人上”，“一切問題都以適合自己便宜為標準”，“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
對當時權傾一時的蔣介石，張季鸞的抨擊更是毫不留情。一九二七年在中共黨史里所謂的“四一二政變”中，蔣介石曾無情剿殺左派人士，事后張季鸞寫了一篇社評《黨禍》，形容當時的社會“乖戾之氣，充塞天壤；流血之禍，逼于南北”，他痛批蔣介石對共產黨“愛之則加諸膝，惡之則投諸淵”，“且取締則取締已耳，若滬若粵，皆殺機大開，是等于自養成共產黨而自殺之，無論事實上理由如何，道德上不能免其罪也”。
《黨禍》寫完七個月后，蔣介石與宋美齡舉行世紀婚禮隔天，張季鸞又寫社評《蔣介石之人生觀》，痛罵老蔣自稱“自今日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是“淺陋無識之言”，他甚至用“兵士殉生，將帥談愛”、“累累河邊之骨，凄凄夢里之人”以及“人生不平，至此極矣”這樣的重話，來嘲諷蔣介石美化“革命與婚姻”的關系。
張季鸞罵吳、罵汪、罵蔣的社評，當時即轟動全國，今日讀之仍是痛快淋漓。臺灣現在寫社論的人早已百無禁忌，但與張季鸞的“三罵”相比，火候功力高低立判。“三罵”奠定了張季鸞的報人地位，《大公報》當然也靠“三罵”建立了它第一大報的影響力。
任何當凱撒的人，都想拉攏甚至收編最有影響力的第一大報，蔣介石當然不例外。當時傳說他在辦公室、官邸、餐廳各放一份《大公報》，走到哪看到哪。而且他發通電給全國報館時，開頭第一句也必定是“大公報轉全國各報館鈞鑒”，儼然已視《大公報》為報業龍頭。至于約見張季鸞“垂詢”國事這種“禮賢下士”的動作，蔣介石更是頻繁為之，南京“勵志社”那場晚宴，更曾被人以“韓信拜相，全軍皆驚”這樣的比喻來夸張形容。
蔣介石以國士之禮待之，當然會影響到張季鸞一向銳利的“反蔣”筆鋒。再加上他的對日政策主張跟蔣介石若合符節，因此不但《大公報》的社評常給人與政府桴鼓相應的印象，張季鸞也確實偶爾扮演過君王策士的角色。
但即使如此，張季鸞仍然很努力在維持他的獨立報人本色，特別是他對蔣介石處理共產黨與異議知識分子的做法不敢茍同，依然大力批判。
兩個較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一九三○年代，在國民黨一片“剿共”聲中，張季鸞卻是最早就派記者到“紅區”采訪的報人。雖然當時的新聞檢查制度十分嚴酷，但《大公報》卻敢不聽黨意、不從流俗，從來不以“共匪”稱呼共產黨，而稱其為“共黨”、“共軍”。遠赴西北邊陲地區采訪的《大公報》記者，更在一系列的新聞報道中，贊美“紅軍紀律嚴明，百姓擁護”，徹底顛覆了國民黨宣傳機器所塑造的“共產黨是流寇土匪”的刻板印象。毛澤東曾經很感慨地對一位《大公報》記者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
蔣介石對《大公報》的“附匪”言論忍無可忍，有一天終于跟張季鸞面對面攤牌。蔣雖然氣得大發雷霆，但張卻不懼不驚，從頭到尾只是以不卑不亢的語氣，反復重申“事實就是如此”，答復言簡意賅，立場平和嚴正，十足報人風范。凱撒再霸，但又奈報人何！
第二個例子是一九三六年的“七君子事件”。張季鸞一向尊重知識分子，他在《大公報》開辟的專欄“星期論文”，曾經是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本營，左中右各黨各派人士皆在其中寫稿。
因此當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等七人被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后，張季鸞的痛心不難想象。這七個人只不過是組織了一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了一篇《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呼吁各黨各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釋放政治犯以及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而已，但國民政府卻羅織了一份罪行完全無中生有的起訴狀，企圖誣陷他們。
當時各家報紙對“七君子”案件都噤若寒蟬，舉國不聞異議之聲。但當張季鸞得知身陷牢獄的“七君子”寫了一份答辯狀，逐條逐項駁斥起訴書中各項羅織的罪狀后，他立即打電話給編輯部值班的同事，要求將答辯狀全文立即發排，隔日刊登，而且不必送審，責任由他自負。
以今觀昔，張季鸞當天的決定似乎平常至極，但在當時“國民黨任意捕人殺人的恐怖統治”政治氣氛中，舉國報人卻唯張季鸞一人有此勇氣。“七君子”日后全被釋放，雖有許多主客觀因素，但張季鸞和他的《大公報》能無愧于報人與媒體角色，卻絕對是關鍵因素之一。
由于《大公報》對共產黨與他們的“同路人”一向采取既不歧視也不丑化的立場，甚至常有“同情的了解”，因此共產黨領導人也一樣想拉攏收編《大公報》。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奉張季鸞為上賓，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宴客時，也曾讓《大公報》記者高居首席。張季鸞病危時，蔣介石多次至醫院探訪，但在他的病榻前，也曾出現周恩來與國民政府衛生部長各坐一側相對無言的“和平”畫面。國共兩黨源出一門，由此亦可見一斑。
張季鸞曾對他的接班人王蕓生說過：“只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這句話雖然有點老師父叫小徒弟附耳過來交代后事的味道，本來就不想“法傳六耳”，但等到王蕓生撰文轉述眾人皆知后，師徒間的這句私語卻成了張季鸞對蔣介石“小罵大幫忙”的注腳。
但相對來說，他對共產黨又何嘗不是如此？否則周恩來何以奉他為“報界宗師”？毛澤東又何以肯定他“功在國家”，甚至在一九五○年代末期黨內整肅《大公報》時，仍稱贊張季鸞“搖著鵝毛扇，到處作座上客，這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觀察形勢的方法，是當總編輯應該學習的”？
張季鸞為什么能優游于國共兩黨之間，跟兩黨領導人都能保持亦友亦敵的緊張關系？是為了兩邊押注買保險？是心中毫無定見而投機搖擺？都不是。他之所以如此，原因非常簡單：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他的“四不主義”其實就是自由主義的具體而微。他曾經形容自己和他的辦報伙伴：“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
近年來研究《大公報》歷史的中國大陸學者，也有許多人認為“《大公報》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一次實踐”，也是“西方新聞制度在中國的一次漫長旅行”，“雖然早期《大公報》三巨頭都是留日的學生，但他們在新聞理念和政治哲學方面，卻是實踐自由主義思想的”，“在中國報業史上，從來還沒有一份民間報紙亮出這么鮮明的旗幟”。
但張季鸞并不懂復雜的自由主義理論，他只是一個“簡明版的自由主義者”。在他的字典里，自由主義的定義很簡單：不黨、不私、不盲、不賣，不求權、不求利、不求名、不畏強權、不溺富貴，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包容異己，如此而已。不論他當記者、寫社論、當報老板、延攬自由派知識分子寫專欄以及與政治人物打交道，他都是用行動在實踐這么簡單的一個信念。即使偶爾逾矩，跑到了自由主義的對面“表態”，但就像有位大陸學者所說：“他的態度是歷史的態度，也是現實的態度。”比方說，他在對日抗戰時的“國家中心論”主張，雖曾備受批評，更被共產黨列為他政治反動的證據，卻并不足以證明他背叛了自由主義。
更何況，國共兩黨一向視自由主義者“非我族類”，毛澤東更把自由主義者說成是“民主個人主義者”。張季鸞明知左右皆反自由主義，卻仍然高舉自由主義的大旗辦報，他的信念之強、勇氣之大甚至他的孤傲自負，都是不言可喻。
可惜的是，張季鸞在一九四一年才五十四歲就過世了。如果他能活得更長壽，活到國共內戰，活到江山易主以后，《大公報》的命運會有什么不同？他會不會像他的接班人王蕓生在一九四九年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那樣，表態“向人民陣營來投降”？他會不會讓《大公報》名存實亡、茍延殘喘到一九六六年才以黯然赧然的結局收場？現實的歷史沒有給我們答案，但張季鸞的辦報歷史卻告訴了我們答案是什么。
也許就是因為對臺灣媒體的集體不為，或者對“張季鸞精神”如煙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些感慨甚至有些恐慌吧，所以我才轉向美國的媒體，想從美國新聞界的歷史與現實里，去尋找像張季鸞與《大公報》那樣的記者、那樣的報老板以及那樣的媒體，既是為了替我的沮喪挫折尋求慰藉，也是為了替我的虛無麻木尋找刺激。沒想到這個自私的動機，這段自我治療的旅程，最后卻寫成了一本書。
在《凱撒不愛我》這本書中，我寫了五十二位新聞人的故事，其中只有一篇是美國以外的故事。這些新聞人幾乎都是自由派，都曾有或仍有影響力，其中多數更是跟凱撒對抗多年、被凱撒恨之入骨。這些人的名字也許跟張季鸞跟你我有別，但他們的際遇與他們的故事，卻跟張季鸞跟你我并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能做那樣的新聞人，我們呢？難道只能感嘆“豈有豪情似舊時”？只能任憑“花開花落兩由之”？看完這些故事后，再問問我們自己吧。
這本書獻給余紀忠先生，書出之日我已重回他一手創辦的《中國時報》；也獻給《新新聞》每一位工作伙伴，十八年的革命感情永難忘懷；還要謝謝我兒子澤生，這本書是他一字一句敲打出來的，也記錄了我們父子一段知識性的親情互動。

最后一場決斗——法拉奇（Oriana Fallaci）
如果你問我誰是最會問問題的記者，我會毫不遲疑告訴你是法拉奇（Oriana Fallaci）。
米蘭?昆德拉說法拉奇的訪問已經不是對話，而是決斗。著名的斗牛士科爾多貝斯也形容她在訪問時像一頭憤怒的公牛，“她使用語言就像公牛使用牛角一樣”。
她訪問鄧小平時，第一個問題就問：“天安門上掛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第二個問題是：“中國人民把‘文革’的過錯都推給四人幫，但毛主席難道沒錯嗎？”
訪問阿拉法特時，她劈頭就問：“你現在幾歲？”阿拉法特說他不談私人問題，但法拉奇說：“我只不過問你的年齡而已，如果你連年齡都不愿告訴別人，為什么你要告訴世人你是巴解領導人？”
當阿拉法特抱怨西方媒體對他不公平時，法拉奇對他說： “這是你的戰爭，不是我們的。在你的戰爭中，你不能要求我們像你那樣反對猶太人。”
她訪問基辛格時，基辛格像鰻魚一樣滑溜，從不直接回答問題。法拉奇只好下重手問他：“你曾說尼克松不夠格當總統，現在你會覺得尷尬嗎？”“許多人說你眼里根本沒有尼克松，你關心的只是你自己。”由于法拉奇咄咄逼人，基辛格最后終于露出了真面目，形容他自己就像電影里的西部牛仔一樣，孤獨地騎在馬背上帶領著篷車隊穿村過城。
這篇訪問刊登后，基辛格飽受各方抨擊。他獨攬外交功勞，更讓尼克松氣得好幾天不接他電話。基辛格為化解危機， 只好指控法拉奇扭曲他的談話。但法拉奇豈是好惹的人，她發電報給基辛格，威脅要公布采訪錄音，并希望他不要像小丑一樣讓人恥笑。基辛格被嚇得只好三緘其口，并且在事后承認他一生做過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訪問。
在訪問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時，法拉奇對他說：“你讓我想起簡?奧斯汀講的一句話：一個聰明的女人絕對不能讓別人知道她有多聰明。”“但我不是女人啊！”“你不是， 但你太聰明了，聰明到想盡辦法要讓我搞不清楚你在想什么。”法拉奇說馬卡里奧斯當時氣得像一只弓起背的貓。
法拉奇為什么要把訪問弄成像決斗？因為在她的字典里沒有客觀這兩個字，她說客觀是種偽善，不存在也不該存在。她說當她在采訪時，她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歷史的人。她形容自己就像是藏在歷史那棵大樹樹干里面的一條蟲，用她的眼她的耳她的腦，去看去傾聽去思考每一件她參與的歷史。她雖然是新聞記者，但更是一個歷史學家。
至于她為什么那么主觀，她的回答更直截了當：“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我在替你畫像時，為什么我不能把你畫成我想要的樣子？”
“九一一事件”發生后，她打破十多年的沉默，寫了一本小書《憤怒與驕傲》，沒想到卻得罪了伊斯蘭的基本教義派， 揚言要像當年追殺拉什迪一樣追殺她。但罹癌已十幾年的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已經放棄治療，早已視死如歸。更何況她年少時曾參加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游擊隊，在越南戰地跑過新聞，也曾在墨西哥采訪學運時三度中槍，死亡的威脅根本嚇不倒她。
她形容自己就像當年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學者薩爾維米尼一樣，雖然他聲嘶力竭警告世人，但因為他反法西斯反得太早，因此沒有人相信他。法拉奇說：“我病了，但西方世界比我病得更重。”她雖然已是風中之燭，但她仍在跟死神進行最后一場決斗。（作者按：二○○六年九月十七日，法拉奇病逝于家鄉佛羅倫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