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向何處去？：哈耶克政治學、法學論文集（簡體書）

所收入的《理性主義的種類》一文中所做的討論除外。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個人認為，哈耶克的有關論述並不會因此而減損它們對於我們的某種啟示意義，相反，它們完全有可能從另一個維度為我們提供了反思我們自己在借鑒和學習西方文明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的視角。
根據我對哈耶克文獻的了解，哈耶克曾在下述四個方面論涉到了自由主義與非西方或發展中國家間的關係：
第一，發展中國家應當從西方國家學習西方早先建構文明的方式和對自由的信奉，而不應當借鑒和采納西方國家在成功發展以後所引發的各種替代性方案的夢想。正如哈耶克所明確指出的：“西方知識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自由信念，然而在西方的歷史上，恰恰是這種對自由的信奉，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夠導致文明之發展的力量，並使西方文明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迅速發展。因此，那些來自較不發達國家的、承擔著向其人民傳播理念之使命的人士，在接受西方訓練的過程中，所習得的並不是西方早先建構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發的各種替代性方案的夢想。此一發展趨向，甚為不幸，因為這些西方信徒行事所依據的信念，雖說會使他們各自的國家較快地模仿並獲致西方的若干成就，但是它們亦將阻礙這些國家做出它們各自的獨特貢獻。更有進者，並不是西方歷史發展的所有成就都能夠或都應當被移植於其他文化基礎上之上的。”
第二，哈耶克認為，作為一種發現探索過程的競爭，在那些高度發達的經濟制度中極為重要，但是它之於低度發達的社會卻有著更大的重要性。一是因為“那種認為我們在業已取得高度發展的國家中能夠預見並控制那種因技術進一步發展而產生的社會結構的觀點，盡管在很大程度上是錯誤的，但卻不是完全荒謬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那種以為我們在一個低度發達國家（即首要問題乃是發現什麼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可資使用的那種國家）中也能夠事先確定其社會結構的觀點，或者那種以為我們能夠預測出我們采取的任何措施對這樣一種國家所具有的特定影響的觀點，就純屬異想天開了”；第二個原因是哈耶克認為，“只有當少數樂意且有能力嘗試新方法的人能夠使眾人感到有必要效仿他們並且同時又能夠為眾人指明方向的時候，風俗習慣才可能發生必要的變化。如果眾人可以迫使少數人繼續因循傳統方式，那麼必要的發現過程就會受到阻礙或禁止。當然，一些人之所以不喜歡競爭，個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競爭不僅指出了人們如何方能夠把事情做得更具效率，而且還迫使那些依賴市場獲取收入的人直面這樣一種抉擇：要麼效仿更為成功的人士，要麼失去部分或者全部的收入。正是依憑這樣一種方式，競爭產生了一種非人力的強制：它迫使無數的個人必須以一種任何刻意的指令或命令都不可能促成的方式去調整他們的生活方式”；第三個原因則是“那種采用中央指令的方式去服務於所謂的‘社會正義’的做法，很可能是一種唯有富裕國家才能夠負擔得起的奢侈之舉……但是對於貧困的國家來說，采取中央指令的方式去服務於所謂的‘社會正義’的做法，卻肯定不是這些國家能夠據以增進它們對迅速變化的情勢做出相應調適的一種方法一一然而我們知道，這些貧困國家的發展卻必須以這種調適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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