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住市場的手：如何馴服利己主義（簡體書）

亞當·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討了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將個體對私利的追求轉化為社會總體利益的。這一問題引發了人們關于利己行為的社會影響的激烈討論，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亞當·斯密認為個人追求私利的行為是有益的，政府管控比自由放任更符合國家的最佳利益。亞當·斯密并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一觀點的人，在他寫作《國富論》幾十年之前，文森特·德·古爾奈(Vincent de Gournay)、皮埃爾·德·布阿吉爾貝爾(Pierre de Boisguilbert)以及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都十分明確地表達過相同的看法。
但亞當·斯密卻是第一個為自己提出的觀點建構出一個分析體系的人，這個體系聲稱個人對于私利的追求可以發揮有益的作用，后來的許多辯論都是圍繞這一分析體系展開的。
認為人們按照利己主義規則行事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利己主義的假設從內容到形式都經歷了巨大變遷，至今在經濟分析中仍處于核心位置。對經濟學不了解的人會將利己主義等同于自私，但事實并非如此。
經濟學家們并沒有說人們只關心自己或者他們是貪婪的，他們普遍的看法是，在不同的具體環境下，人們會做那些他們認為會給自己帶來最大幸福的事，而商人會做的事則是最大程度地追求利潤。的確，有許多不同的表述形式，例如，人們“似乎”總在追求自身利益；人們“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形象的說法是，人們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智，像一臺能精密計算收益和成本的計算器一樣，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利益。所有這些說法的相同點是，利己主義是個體行為的一種驅動力量，而這從古典時期以來就是經濟活動分析中一個需要考慮的層面。 綜觀經濟學思想史，對于利己主義行為影響力的分析與政府在經濟系統中應該發揮的作用的討論一直是緊密相聯的。利己主義和政府作用之所以被聯系在一起，是因為人們有這樣的擔心，利己主義行為被市場引導著，有時候它產生的結果并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而政府應該主動采取行動，消除利己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為了對利己主義行為產生的效應作出回應，現代經濟學家們花費了大量時間分析政府的經濟角色，研究在何種情況下，利己主義行為能產生“最佳效應”或者說有效率的結果，何種情況下會出現“市場失靈”。利己主義行為、市場以及理論上政府應該發揮的經濟作用這三者之間關系的討論持續了超過百年的時間。本書將對這段歷史中某些重要的方面進行回顧，特別是19世紀以后人們關于利己主義和政府作用的討論。
在19世紀前期，幾乎所有的經濟學著作都對利己主義行為對社會福利可能帶來的影響感到不安，并將國家干預視為唯一的解決方法。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斯密傾向于認為，利己主義行為是有益的。在亞當·斯密看來，個人對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往往可以通過“看不見的手”為社會帶來更大的福利，而政府的干預往往于國家利益相悖。19世紀古典經濟學家們進一步完善了亞當·斯密的假設，但他們的主要思想是一樣的，他們認為市場通常是高效率的，能夠協調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
到19世紀中期，人們對這一問題有了不同的看法。盡管還有很多人對于國家幫助改進市場表現的能力持悲觀態度，但政治經濟學家們越來越關注看不見的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引導個人的利己主義行為，從而促進社會利益。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對于市場效率的疑慮增加了，而對于政府能力的懷疑減少了——到了20世紀中期，正統的經濟分析中充滿了大量關于市場失靈的討論，以及政府看得見的手將如何導致效率的提高，而這是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所無法辦得的。
20世紀后半葉，情況又發生了改變，這一時期的許多經濟學家對之前強調政府作用的正統經濟觀念提出了挑戰，這一思想的先驅是芝加哥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的經濟學家。他們首先提出的一個觀點是，利己主義行為在政府中同樣存在，利己主義行為也存在于選民、立法者以及政府官僚之中，而與市場失靈類似的政府失靈也會由此產生。
對于當時的正統經濟學觀點的第二個批評是，市場的調節能力可能比多數人想象的要強。他們認為所謂的市場失靈不一定存在，也許只要建立一個合適的法律框架，所謂的市場的局限性就可以解決了。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反駁了當時的正統經濟學提出的市場失靈和政府能夠改善市場表現的觀點。
1960—1970年代間，經濟學的范疇有了相當程度的擴展，正是在這一時期內，芝加哥學派和弗吉尼亞學派對市場失靈理論提出了批評。這場運動反映了經濟學家群體以及全社會中越來越強化的一個觀念，即利己主義行為會貫穿整個社會領域，人們開始從經濟學的角度思考那些以前未被歸于經濟學領域的問題。其中心就是將經濟分析用于法律和政治行為的研究，這使得經濟學家們得以更深地介入到廣闊的社會問題當中。
我們可以將法律和政治規則及其產生的效果與標準市場條件下的最佳表現進行對比，對比的結果顯示，人們關于市場和政府的普遍看法在很多時候是值得懷疑的。本書的重點在于討論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末這段時間里，利己主義行為、市場和國家在經濟分析中的相互作用。在進行討論之前，我們對相關的歷史背景做了一下概述，從古希臘時期到亞當·斯密所在的那個年代。本書對于19世紀上半葉的亞當·斯密和古典經濟學家的介紹較為簡略，如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Robert Malthus)以及大衛·理查德(David Ricardo)等人，他們的著作已經獲得了普遍承認，D.P.奧布萊恩(D.P.OBrien)、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沃倫·薩繆爾斯(Warren Samuels)等學者已經對他們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這里無須贅述。
接下來的討論集中在本書主題的近現代史上：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和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擴充了市場失靈的研究廣度；關于政府修正市場失靈的能力，也出現了越來越樂觀的聲音，這種聲音主要來自于劍橋學派的西德維克，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和庇古(A.C.Pigou)；隨之而來的，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關于市場失靈的更復雜的分析。一群意大利的學者發展出了一套經濟政策分析方法，其中也涉及到政治程序理論；之后科斯對皮谷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提出質疑；之后是公共選擇分析——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接下來介紹了法律經濟學的演變。
公共選擇分析和法律經濟學成功地將利己主義這個因素引入政策制定領域——前者說明了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后者則討論了假如市場失靈不可避免，那么法律系統應該如何促進市場的順利運行。
本書主要在微觀經濟的層面上分析了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可以做出的反應。事實上，在宏觀經濟領域，也有對應的理論：在古典主義時期，法律是自由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對于政府干預的看法上，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和皮谷的福利經濟學表現出一定的一致性，而理性預期理論的興起以及同時期結果不變的理論使芝加哥學派和弗吉尼亞學派逐漸向不干預政策傾斜。
鑒于宏觀經濟學理論中的穩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本身就是對經濟不穩定和分配失衡等市場失靈問題的反應，這種遙相呼應的情形發生得相當自然。
當我們審視經濟學理論的歷史上人們對于利己主義行為、市場和國家這三者反復不定的態度的時候，我們并不能認為上述問題就是全部內容，還有很多在本書中被略去了。
事實上，關于利己主義行為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的討論已經持續了近兩千年，而諾貝爾獎繼續把獎項授予那些關于如何引導個人的利己主義行為、使之能夠促進社會總體福利的研究。
在本書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們將會講述關于利己主義行為、市場和國家之間的故事，而這個故事遠遠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