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倫理學批評及其他

台灣少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專書，完整介紹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基本理論、批評術語以及在文學批評中的運用為文學批評開創全新觀點及視野。

「文學倫理學批評」作為一種文學批評方法，主要從倫理的立場解讀、分析和闡釋文學作品、研究作家以及其他與文學相關的問題，強調回到歷史的倫理現場，站在當時的倫理立場上解讀和闡釋文學作品，用倫理的觀點對事件、人物、文學問題等給予解釋，並從歷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評價。客觀的倫理環境或歷史環境是理解、闡釋和評價文學的基礎，文學的現實價值就是歷史價值的新發現。

本書收錄作者有關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論文12篇，深入淺出探討了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基本理論、批評術語以及文學倫理學批評在文學批評中的運用。另收錄作者有關哈代研究、英語詩歌研究方面的論文及文學遊記等作品。

聶珍釗

湖北秭歸人，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外國文學研究》雜誌主編、《世界文學研究論壇》雜誌主編、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國際學術組織「中美詩歌詩學協會」副會長、國際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會副會長。

曾應邀赴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美國芝加哥大學、普度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馬來亞大學等高校講學和從事學術研究。

主要著作有《悲戚而剛毅的藝術家：托瑪斯•哈代小說研究》、《英語詩歌形式導論》、《外國文學史》（四卷，主編）等。

「秀威文哲叢書」總序

自秦漢以來，與世界接觸最緊密、聯繫最頻繁的中國學術非當下莫屬，這是全球化與現代性語境下的必然選擇，也是學術史界的共識。一批優秀的中國學人不斷在世界學界發出自己的聲音，促進了世界學術的發展與變革。就這些從理論話語、實證研究與歷史典籍出發的學術成果而言，一方面反映了當代中國學人對於先前中國學術思想與方法的繼承與發展，既是對「五四」以來學術傳統的精神賡續，也是對傳統中國學術的批判吸收；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當代中國學人借鑒、參與世界學術建設的努力。因此，我們既要正視海外學術給當代中國學界的壓力，也必須認可其為當代中國學人所賦予的靈感。

這裡所說的「當代中國學人」，既包括居住於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包括臺灣、香港的學人，更包括客居海外的華裔學者。他們的共同性在於：從未放棄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並致力於提升華人（或漢語）學術研究的層次。他們既有開闊的西學視野，亦有扎實的國學基礎。這種承前啟後的時代共性，為當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動力。
「秀威文哲叢書」反映了一批最優秀的當代中國學人在文化、哲學層面的重要思考與艱辛探索，反映了大變革時期當代中國學人的歷史責任感與文化選擇。其中既有前輩學者的皓首之作，也有學界新人的新銳之筆。
作為主編，我熱情地向世界各地關心中國學術尤其是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的人士推薦這些著述。儘管這套書的出版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但我相信，它必然會成為展示當代中國學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窗口。

韓晗
2013年秋於中國科學院

「秀威文哲叢書」總序　韓晗

第一編　文學倫理學批評
一、文學倫理學批評──基本理論與術語
二、文學倫理學批評──倫理選擇與斯芬克斯因子
三、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批評方法新探索
四、關於文學倫理學批評
五、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
六、文學倫理學批評
七、文學倫理學批評在中國
八、倫理禁忌與俄狄浦斯的悲劇
九、《老人與海》與叢林法則
十、文學批評的四個階段及社會責任
十一、關於文學倫理學批評──黃開紅訪聶珍釗教授
十二、劍橋學術傳統與研究方法──從利維斯談起

第二編　哈代研究
一、哈代的「悲觀主義」問題探索
二、苔絲命運的典型性和社會性質
三、哈代的現實主義和悲劇思想
四、論哈代小說悲劇主題的發展
五、哈代的小說創作與達爾文主義

第三編　英語詩歌研究
一、華茲華斯論想像和幻想
二、論華茲華斯的詩
三、論英語詩歌的重音與重讀

第四編　文學遊記
一、莎士比亞故鄉紀行
二、勃朗特姐妹故鄉行
三、哈代和多塞特
四、道德文章共馨香　老驥伏櫪顯風流──祝賀恩師王忠祥教授80大壽

第五編　其它
一、查理斯•伯恩斯坦教授訪談錄（Interview with Charles Bernstein）
二、關於比較文學──約書亞•司哥德爾教授訪談
三、問題研究、比較文學與辯證法
四、論非虛構小說
五、天才作家的痛苦──歐洲作家命運散論
六、學術期刊與世界文學的研究與交流
七、關於建設20世紀西方文學史教材的研究

後記
本書常見簡繁體譯名對照

一、 文學倫理學批評──基本理論與術語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西方的文學批評方法被介紹引入中國，如強調意識形態的政治批評、以社會和歷史為出發點的審美批評、在心理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精神分析批評、在人類學基礎上產生的原型──神話批評、在語言學基礎上產生的形式主義批評、在文體學基礎上產生的敘事學批評，還有接受反應批評、後現代後殖民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文化批評等。這些批評是中國文學研究中經常使用的批評方法，形成中國文學批評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推動著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對翻譯介紹進入中國的西方文學批評方法進行考察，可以大致把它們分為三個大類：一是強調形式價值的形式主義批評，如20世紀在中國大行其道的以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和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形式主義批評。二是注重分析在具體的社會關係和環境中文化是如何表現自身和受制於社會與政治制度的文化批評。在文學研究領域，這種批評方法強調從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學，如文化與權力、文化與意識形態霸權等之間的關係，是20世紀末中國文學研究中主要的批評方法之一。三是從政治和社會角度研究文學的批評方法，如女性主義批評、生態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後殖民主義批評等。儘管上述批評用於文學研究時也展開對文學與政治、道德、性別、種族等關係的研究，展開對當代社會文化的「道德評價」或批判，但最後都還是回到了各自批評的基礎如形式、文化、性別或環境的原點上，都表現出倫理缺場的總體特徵。

從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文學批評界，幾乎是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的一統天下。儘管我們應該對西方批評方法在中國發揮的作用做出積極和肯定的評價，但是我們在享受西方文學批評方法帶來的成果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我們在文學批評領域留下的遺憾。這種遺憾首先表現在文學批評方法的原創權總是歸於西方人。我們不否認把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介紹進來為我們所用的貢獻，也不否認我們在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中採用西方的標準（如名詞、術語、概念及思想）方便了我們同西方在文學研究中的對話、交流與溝通，但是我們不能不作嚴肅認真的思考，為什麼在文學批評方法原創權及話語權方面缺少我們的參與？為什麼在文學批評方法與理論的成果中缺少我們自己的創新和貢獻？尤其是在國家強調創新戰略的今天，這更是需要我們思考和認真對待的問題。

在文學批評多元化的時代，往往新的流行方法大行其道，但是舊有的或是傳統的方法也不時顯示出新的力量，在文學批評中發揮重要作用。縱觀文學批評方法運用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文學批評方法並不完全遵守新舊交替的自然進化規律，往往是新舊並存，中西融合，相互借鑒，並在多元並存和跨學科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催生出新的批評方法，從而為文學批評增添新的活力。21世紀初在中國迅速發展起來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就是在西方多種批評方法相互碰撞並借鑒吸收倫理學方法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的用於研究文學的批評方法。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出現在西方批評話語中增加了我們自己的聲音，為我們的文學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選擇，尤其是它對文學倫理價值的關注，更使這一方法顯露出新的魅力。

（一）
文學倫理學批評是一種文學批評方法，主要用於從倫理的立場解讀、分析和闡釋文學作品、研究作家以及與文學有關的問題。文學倫理學批評同傳統的道德批評不同，它不是從今天的道德立場簡單地對歷史的文學進行好與壞的道德價值判斷，而是強調回到歷史的倫理現場，站在當時的倫理立場上解讀和闡釋文學作品，尋找文學產生的客觀倫理原因並解釋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導致社會事件和影響人物命運的倫理因素，用倫理的觀點對事件、人物、文學問題等給予解釋，並從歷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評價。傳統的道德批評似乎也強調以一定的道德意識和在這種道德意識的基礎上形成的倫理關係批評文學，但是這種評價文學的善惡標準是以批評家或批評家所代表的時代價值取向為基礎的，因此批評家個人的道德立場、時代的道德標準就必然影響到對文學的評價，文學往往被用來詮釋批評家的道德觀念。實際上，這種批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批評家闡釋文學，而成了文學闡釋批評家，即文學闡釋批評家所代表的一個時代的道德觀念。因此，文學倫理學批評同道德批評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它的歷史客觀性，即文學批評不能超越文學歷史。客觀的倫理環境或歷史環境是理解、闡釋和評價文學的基礎，文學的現實價值就是歷史價值的新發現。

文學倫理學批評與目前流行的其他文學批評方法的不同，首先在於它有著不同的理論基礎。文學倫理學批評從起源上把文學看成道德的產物，認為文學是特定歷史階段倫理觀念和道德生活的獨特表達形式，文學在本質上是倫理的藝術。關於文藝起源的問題，古今中外有許多學者作過多方面的探討：有人主張起源於對自然和社會人生的模仿，有人主張起源於人與生俱來的遊戲本能或衝動，有人主張起源於原始先民帶有宗教性質的原始巫術，有人認為起源於人的情感表現的需要，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關於文學的起源，目前看法並不一致，然而其中影響最大的觀點，則是藝術起源於勞動。「勞動說」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中國影響最大。但是，勞動只是一種生產活動方式，它只能是文藝起源的條件，卻不能互為因果。文藝可以借助勞動產生，但不能由勞動轉變而來，即文藝不能起源於勞動。那麼文學是如何起源的呢？按照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觀點，文學的產生源於人類倫理表達的需要，它從人類倫理觀念的文本轉換而來，其動力來源於人類共享道德經驗的渴望。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指出：「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並且使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1。原始人類對相互說明和共同協作的認識，就是對如何處理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個人之間關係的理解，以及對如何建立人類秩序的理解。這實質上就是人類最初的倫理觀念。由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倫理性質的，因此以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形式建立的集體或社會秩序就是倫理秩序。人類最初的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實際上就是人類社會最早的倫理秩序和倫理關係的體現，是一種倫理表現形式，而人類對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好處的認識，就是人類社會最早的倫理意識。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人類為了表達自己的倫理意識，逐漸在實踐中創造了文字，然後借助文字記載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事例，闡釋人類對這種關係的理解，從而把抽象的和隨著記憶消失的生活故事變成了由文字組成的文本，用於人類生活的參考或生活指南。這些文本就是最初的文學，它們的產生過程就是文學的產生過程。

從文學的起源看，文學概念的產生是建立在文本的基礎之上的，文學是文本的藝術。沒有文字就沒有文本，沒有文本則沒有文學。由於單個的文字在沒有組成文本之前，只是能夠表意的符號，所以由文字組成的文本才是文學的載體。但是，目前其他有關文學的理論則不這樣認為。例如，目前大多數文學理論認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與社會經濟基礎的區別在於它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與其他社會意識形態的區別在於它是一種審美藝術，而與其他種類藝術的區別則在於它是一種語言藝術。語言的媒介性質，為文學藝術的生成提供了物質符號基礎」2。或者認為，「文學作為具有審美性的語言藝術，是特定社會語境中人與人之間從事溝通的話語行為或話語實踐」3。上述觀點顯然混淆了語言同文字的區別，更是忽視了作為文學存在的文本基礎。語言就其性質而言，它可以為文學的出現創造條件，例如利用語言講述的故事可以成為文學的來源。但是，在文字出現以前，以聲音形式出現的語言只能憑藉記憶保存，是不能被保存下來的。即使人們創造了文字，從源頭上說也只能記錄部分語言。例如，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如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國的甲骨文），由於其不能完全同語言對應，這就決定了文字無論就其形式還是讀音而言，並不能成為聲音的完全載體。從文學的起源上說，人的頭腦才是語言的唯一載體，由於人的頭腦不能長期存在，借助語言講述的故事並不能真正憑藉記憶保存下來。正是語言的這一特性，決定了語言本身不能成為文學。

文字出現以後，語言才能借助文字被部分地轉化成文本。儘管如此，這些文字也是經過加工處理的，不能等同於最初的語言。而且，文字也並非僅僅是為了記錄語言而創造的，它既可以記錄語言，也可以記錄以非語言形態存在的意識和思想，把它們轉化為物質形態。無論語言還是意識和思想，只有當它們借助文字記載下來以後，抽象的思想和借助聲音表現的語言才能轉變成固定的物質形態，才能形成可視、可讀的文本，從而留傳下來，並且能夠借助視覺和發音器官得以再現。因此，簡單地把文學稱為語言藝術顯然混淆了不同藝術之間的區別，例如以語言為主要表現手段的演說和戲劇表演就只屬於表演藝術，而不是文學。文字是語言的物質形態，是構成文本的基本材料。文本既是語言的物質形態，也是思想的物質形態，因此只有文本才能構成文學，而語言不能直接構成文學。語言只有經過文字到文本的轉化才有成為文學的可能，因為只有當語言轉換為文字的形式以後，作為語言表意符號的文字才能組成文本。文本是語言或思想的可視、可讀形式，是文學賴以存在的基礎。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文學是文本的藝術，或者是文字和文本的藝術，但不是語言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