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寵臣的生涯揭秘（簡體書）

皇帝與寵臣，是怎么的一種主子與奴才（包衣）的關系？康熙是如何利用曹寅作為包衣（皇帝個人的奴才）這個獨特的身份和地位，越過國家常規的權力體系和管理系統，達到他緊緊操控國家政治權力和經濟命脈的目的？歷史上的曹寅與小說《紅樓夢》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曹寅與康熙》，史景遷步入歷史研究的起步之作，也是他“最學術”的博士論文，格外厚重、耐讀；
史景遷用一如既往的細致筆法，勾畫出盛世中“主人”與“奴才”之間相互依存的政治樣態。

初版序言
本書描述清代官員曹寅（1658—1712）的生平，但這并不是一本傳記。本書試圖把曹寅的一生與他生活時代的制度相勾連，并給予這些制度同等的重視。所以，對我而言，重點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個時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中國正史里讀到曹寅是一個包衣、織造、巡鹽御史時，這意味著什么。曹寅的所作所為自然要予以關注；但他原來可能做什么同樣重要，或者，更精準地說，律例規定他能做些什么，以及與他同時代的人處在相同的官位時又做了什么。
本書涵括的范圍超過曹寅的一生。本書勾勒的情節始于曹寅祖父所處滿人鞏固天下時期，迄至乾隆朝曹寅孫子的時代。想當然爾，有鑒于曹寅是滿人統治者的包衣奴仆，他們的故事勢必鮮明反映出清朝皇帝面貌與表現方式的變易，本研究的歷史背景正是清朝本身。盡管所觸及的范圍，不能期望可以盡訴滿人統治頭一百年的種種變遷和活力，但至少可以呈現它繽紛的樣貌。
曹寅的曾祖父在努爾哈赤（1559—1626）時遭俘虜，被納編進這位剽悍、足智多謀的統治者新設立的組織之一包衣佐領，努爾哈赤先求鞏固自己的實力，然后在1616年稱帝，號天命，國號金，以與明朝競逐天命歸屬。曹寅祖父的事業始于皇太極（1592—1643）時代，他自命清朝崇德皇帝（1636），當時滿人還盤踞在明人抗守的長城以北，學習、實行漢人的官僚制度。不過，1644年滿人定鼎中原，運用許多滿人自己的統治策略。這點可以從曹寅父親的生涯窺知，他在順治皇帝（1644—1661）的內務府里當差，于康熙朝輔政大臣攝政期間外放江寧織造，這是一個對滿人統治者有特殊用途的職位。曹寅的一生，從幼時到辭世，都是在康熙朝（1661—1722）中度過，突顯了康熙時代摸索中的治理手段。不管是曹寅還是康熙，都不會凡事視之理所當然，他們兩人總是密切關注經濟和政治局勢；他們稱不上對其所見皆有建設性的響應，但他們樂于通權達變，他們的彈性因應自然改變了中國官僚傳統的模式。譬如，康熙利用南巡之便親自查訪各省民情，發展出密折制度以秘密奏報來輔助他對局勢的掌握。他拔擢曹寅署理江寧織造，但并未將其職責限縮在律例所規定管理江寧城內的皇家織場上。曹寅必須平糴米價、購買銅斤、督導漕運、創辦文化事業、押運佛像給寺院、奏報高官行止和收成情況。曹寅還出任兩淮巡鹽御史，征集每年兩百萬兩的例行稅銀，還得另行籌措五十萬兩以供皇上的各種度支。
康熙一朝并非承平安康的時代，它不像清代爾后各朝因循舊制、抗拒變革。十七世紀末這個時代，前明遺民對新朝的威脅依然時時可見，一度與滿人結盟的藩王和邊疆部族亦群起叫陣，皇權的集中才剛剛開始鞏固，滿漢文化之間的捍格化解不易。曹寅對其生涯或許幾經盤算，不過這一切似乎不太需要；環境對他的眷顧一如對他的先人。這不是一個讓新人如魚得水的時代，它比較適合邁向新時代的舊人；在1675年這一年，還有什么比得上一個有著古典漢文化涵養的滿人包衣更令人敬佩的呢？曹寅就是這樣的人。像曹寅這樣的人具有多重用途，而他成功、忠誠的賞酬是相當高的。
不過，到了曹寅嗣子曹頫的時代，他遭遇到的是雍正皇帝（1723—1735）皇權集中的局面，而皇權的集中化往往是通過整肅閣臣來實現。曹頫沒有能力適應這個時代，迎接這個時代新的挑戰，而導致家道中落。到了曹寅的孫子曹霑（雪芹），才來到故事的盡頭，他在乾隆盛世的時代膝下虛懸、窮困潦倒。若非曹雪芹動心起念，追憶曹家的興衰起落，否則曹家有可能從此湮沒在故紙堆中。結果就有了《紅樓夢》這部小說，作者雖然最終未能完稿，但這部小說普遍被視為中國小說的扛鼎之作。這部小說刻畫細膩，如今我們可以看到，在曹雪芹文學意象的背后，透露著他祖父曹寅真實的官宦生活和流金歲月。
若能綜合制度、文學、政治種種文獻，整體觀之，曹寅個性自然躍然紙上。他是一個嗜好美物的閑散之人；他在滿漢文化中，在騎射和詩賦中，在南方柔和氣候的清談機杼中，發現美好事物。曹寅飽滿的美學品味，同時取悅了滿人和漢人。曹寅有時會突然滿腔熱血、正義凜然，譬如1704年他有意大刀闊斧改革鹽政，又如1711年他挺身撻伐科場丑聞的不公裁決；不過，他大體上還是安于隨波逐流的。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也署理幾個有利可圖的肥缺，他懂得見風轉舵，利用機會謀利，但從來不竭澤而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