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國三百年1‧趙匡胤時間：西元927年至976年軍政故實(上)（簡體書）

舉目四顧，豺狼遍地，有王法管不住的藩鎮，有分庭抗禮的藩鎮，有垂垂欲動的藩鎮，更有契丹鐵騎的肆意掠劫，當時朝廷雖在，天下已亡。
西元927年至西元951年，大宋前三十年，是中國歷史的暗黑年代。瞭解這三十年，就明白何為野蠻與殘暴，就明白大宋王朝為何被稱為文明盛世。
大宋立國前三十年是豺狼縱橫、鐵騎肆虐的兵場，是藩鎮割據、分庭抗禮，陰謀與殘暴罪行的發生地，是文明淪喪、道義盡失，讓世人噩夢不斷的煉獄。
大宋立國前三十年的歷史，就是一部篡逆成災的動亂史，一部被鮮血與悲情遮蔽的中國人的苦難史。瞭解這三十年歷史，看清五代亂世的因果，就明白大宋帝國的由來，明白趙匡胤建構並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明白中國為何演變至今日樣貌。
作者博覽萬卷，披閱十載，以正史為胚，野史為料，依年代順序，透過士兵、謀士、將軍、平民的視角，詳盡呈現大宋立國前三十年的時代切片，連綴這些切片，你也許能看到一段不一樣的歷史。

金綱：原名李金剛，下過鄉，讀過書，曾為北京大學歷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員，現為思想史研究獨立學者，出版有《論語鼓吹》等著作多種。“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一語，常置座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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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知名學者金綱重修宋史，博覽萬卷，披閱十幾年，精打細磨成8卷，近20部，500多萬字宋朝大歷史。中國獨一無二的恢弘史詩，劃時代的皇皇巨著，實在令人驚歎，是“奇書中的奇書”。
★戰場殺伐，帝王權術，帷幄詭計，傳奇秘聞，思想智慧……《大宋帝國三百年》中每一頁都充滿著動人思想！是治世方略、商戰兵法、政治寶典，更是大時代的命運密碼。
★中國50位權威專家推薦的必讀歷史書，100位文化名人推薦的最好看的歷史讀本，近千位名校教授推薦學生必讀的書。
★如果讀《三國》好比嚼雞腿，喝米酒，那麼讀《大宋三百年》就是在享受滿漢全席，痛飲“燒刀子”。
★《大宋帝國三百年》比《萬曆十五年》更豐富、比《羅馬人的故事》更有意味、比《德川家康》更氣勢恢宏。
★一個文化多樣、言論自由、民間和官方最協調的社會；一個對人想像力、創造力、生活方式最自由的朝代；一個現代士大夫的三百年宋朝大歷史，滿足您對盛世王朝最極致的想像。
★《大宋帝國三百年》為宋史研究中一部開天闢地的大作，突破了以純研究為本，或以戲說為表的寫作格局，將歷史陳述與思想探索融為一體，既是一部大歷史，也是一部剖析中國社會由衰及盛的思想專著。
★《大宋帝國三百年》以正史為基礎，以野史和民間傳說為作料，對趙匡胤開天闢地五十餘年的歷史故實進行了全景再現。既忠實於歷史原貌，考證渲染相得益彰，又不乏真知灼見，字裡行間蘊味深遠。細密處絲絲入扣，宏大處驚心動魄，呈現出一幅風起雲湧的大歷史圖畫。
★《大宋帝國三百年》作者金綱為北京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歷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員，從事思想史研究和學術規劃工作。致思方向為中國思想史、文化史。自詡為現代士大夫。其出版的圖書大都思想深刻、視角獨特，為國內外所僅見。
★從《大宋帝國三百年》中可以覷見歷史故實後面的民心向背，族群願景，以及感同身受地理解歷史人物痛苦的哭泣、歡樂的微笑、不知所措的惶惑，讀來更有意味，收穫也更豐富。
★讀《大宋帝國三百年 1——趙匡胤時間》，能感覺到大將曹翰血洗江州時，空氣中散發出來的血腥氣；感覺到陽城大捷後，將士們抖動盔甲時，散發出來的濃重的汗臭味；江南和川蜀的深宮，也隨風飄過了女人們特有的脂粉香，甚至能感受到那個絕世美人小周後一個淺淺盈盈的微笑……
★從契丹國主耶律德光的狂笑，到後晉帝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從後周大帝柴榮征契丹，到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從宋真宗趙恒“澶淵之盟”，到宋徽宗趙佶“靖康之恥”，《大宋帝國三百年》上演的是大宋帝國三百年的政變、殺戮、征戰、信仰與文明推演的史詩。

前言
壹　亂世
貳　“賢君”李嗣源
三　李從榮 李從厚 李從珂
肆　晉陽大戰
伍　三鎮造反
陸　十萬橫磨劍
柒 帝羓　
捌　赭黃袍與金銀山
玖　從劉知遠到郭威
拾　後漢之亡

我不掩飾對趙匡胤的喜愛。
最初讓我理解老趙，與“桂陽監”這個古代職務有關。
桂陽，今屬湖南郴州，歷史上是盛產金屬的地方。西漢以來即在此地設采造業務，鑄銀、鑄銅什麼的，管理其事的人稱“金官”。唐代以後，此地設“監”，最高管理者相當於縣令。有材料說“桂陽監”冶煉的金屬數量幾乎占了大宋時期全國總產量的十分之三。這個資料未必可靠，但我知道另一個資料很可靠。《續資治通鑒》說：老趙曾經流覽桂陽監上報的生產資料，相當於每年進貢的白銀總數。看後，老趙對宰相說：“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山澤所能產出的礦產資源雖然很多，但我聽說採礦這工作很不容易。然後下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減掉過去定額的三分之一，以此來寬解當地的民力。
老趙那時候正在省吃儉用，建了一個專門用來應對契丹的特別倉庫，一點點地儲存錢帛，揚言要用這筆錢贖回被石敬瑭割讓出去的中原土地；如果贖買不成，就用這錢招募天下勇士，武力收復燕雲十六州。
大約十幾年前，我看到“桂陽監”案例時，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帝制時代可能有很多記錄，是今天的人們難於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說，理解那個遙遠的帝制時代，可能需要丟掉一些尋常可見的行為模式。
正在千方百計“攢錢”準備打契丹的老趙，為何會主動減免白銀收入？
他這是在幹嗎？
怎麼理解他的行為？
我鑽進跟大宋有關的故紙堆裡多年，開始檢索與這類疑惑有關的案例。漸漸地，我理解了“趙匡胤時代”。
從老趙出生的五代中期，到老趙駕崩的大宋初期，算起來，50年。這個歷史時期，我稱之為“趙匡胤時代”。
現在，我試圖講述這段往事。
我自以為看清了五代亂世的因果和大宋帝國的由來，看清了趙匡胤建構並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我把今天能夠看到的有關這些往事的一個個切片，也即“故實”，連綴起來，你也許會跟我一樣，看到“趙匡胤時代”這半個世紀，又如何成就了中國傳統中最珍貴的東西——公道與仁德。
我的書裡會說到很多很多亂世惡人。但你看到的邪痞人物、酷毒案例越多，越能明白何謂聖賢之心！
五十年的“故實”，彌漫著暴戾凶妄的血腥之氣，也彰顯著公道仁德的聖賢之心。很多“故實”，讀來迴腸盪氣、天地低昂，令人感慨、唏噓、讚歎、驚奇……
昔日大宋詩人蘇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讀到刺客攜鐵椎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的故實，不禁撫掌道：“可惜啊，沒有擊中！”然後滿飲一大杯老酒。又讀到劉邦表彰張良的故實，不禁拍案道：“君臣互為知音，難得如此啊！”再飲一大杯老酒。史稱“漢書下酒”。
帶著一點性情，去讀我的《趙匡胤時間》，太多的“故實”，比博浪沙刺殺嬴政、漢帝國封賞張良，一點也不遜色，也足可以“下酒”。
神話
我說的是“故實”不是“故事”。
“故實”與“故事”比，意思差不多，卻是比“故事”更靠譜、更有意味的歷史片段，一般都記載於正史或野史之中。它就是一個個歷史現場。
有些“故實”看上去像神話。
譬如，關於趙匡胤出生，體有金色，散發異香，故取乳名“香孩兒”的記錄，就很像一個神話。我在有些時刻，願意講述這些神話。神話自有一種人類學的來源。當閱讀者進行追問的時候，神話，有了寄託公眾褒貶和民間期待的民俗文化意義。正史、野史和民間傳說，為何願意講述趙匡胤這類神話？有道是：甯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中唐、五代亂世以來，人心思治。在自由辯論條件下的公民票決、民選共同體首腦等制度都不存在的帝制時代，吾民期待聖君出世，收拾吾土金甌，恢復漢唐治世，解民倒懸——這種期盼嚮往，很普遍，也很正大。大宋興，天命有歸，吾民於百年亂世中迎來太平，於是，庶民茶餘飯後，以或淳樸或恢詭之坊間想像，誇大其事；士大夫筆記寫作，以或搖曳或實錄之墨客文筆，推波助瀾；史官作傳，以或褒揚或貶抑之春秋筆法，取用舊聞，記錄為“英雄傳奇”，於是，歷史記錄文本，有了神話。
趙匡胤的“香孩兒”神話，納入西方史家說法，就是一種“英雄傳奇”。
這類源於神話故實的歷史講述模式，西史常見。
讀葛列格里的《法蘭克人史》，就會看到書中對都爾教區的主教大加讚頌，也講述了不少“奇跡”，主教大人的“故實”有了“神話”性質，人物也因此（如俗話說的）熠熠生輝。
司馬遷弄《史記》，為何那麼多“神話”？
黃帝教化熊虎野獸，淳化鳥獸蟲蛾啦，聖女簡狄見到黑色大鳥掉下一個卵來，取而吞之，懷孕生出殷人先祖啦，另一個聖女姜原見巨人足跡，高興去踩，懷孕生出周人先祖啦，劉邦斬蛇起義，有了大漢王朝啦……諸如此類，這類“神話”，實在是秘藏了一時的人文心理。所以司馬遷不去刪除它，就像西方史學家也不刪除這類“神話”一樣。
讀歷史，不要拒絕“神話”。
“神話”裡藏有人文“密碼”。
“神話”，是照臨族群心理秘密的“神燈”，從中可以破譯的資訊不是一般的豐富。譏諷歷史記錄的“神話”為“荒誕不經”“沒有價值”，如此讀史，心靈就太過粗糙啦!實在說：勘透“英雄傳奇”的“神話”故實，它所蘊含的人類學價值，須別具隻眼。進一步說：理解歷史記錄者為何記錄這些“神話”故實，更需要一點“歷史哲學”的知識背景。
這話展開有點複雜，可以簡略說說我的讀史體會。
讀史的三個進階
讀史，應有三個進階：
一、知道歷史故實一樁樁，哪怕知道一個又一個邊角故紙中的所謂“稀見史料”，也還不過是很小很小的讀史收穫。這不是件太難的事，勤快一點，多讀書就可以做到。
二、從史中覷見歷史故實後面的民心向背、族群願景、種種“迷信”記錄的人類學意義空間，以及感同身受地理解歷史人物痛苦的哭泣、歡樂的微笑、不知所措的惶惑，如此讀史，或治史，會更有意味，收穫也更豐富。要比“稀見史料”的炫耀有意味得多。
三、如果還能因此而窺見歷史書寫者（記錄者）面對歷史往事，“重新思想”的邏輯起點與脈絡，這樣讀史，或治史，生命將獲得前所未有的豐富。人性、人類心靈，如果可以是所謂“科學的”，那麼它也如歷史哲學家科林伍德所說：“溶解在歷史學裡面”了，而這種“溶解”，事實上就是“重新思想”的結果。所以，科林伍德有個著名的論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之後，意味著：閱讀歷史，或研究歷史，其樞機，不僅僅在於閱讀或研究歷史往事，更多的則在於閱讀或研究歷史往事記錄者的思想，並開始你自己的“重新思想”。這樣讀史，就進入了思想史。
除此之外，我讀史，還有另外的考量。
我做思想史、儒學史研究，對傳統義理、聖賢氣象，有“溫情理解”。如何在歷史故實中考見道義，是我願意琢磨的問題。《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語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談思想，不如春秋褒貶。考見聖賢氣象、道義擔當，訴諸歷史敘事，也許比訴諸思想探討，更深刻詳盡、更彰明昭著。
歷史故實，是內在地蘊含了講述者的價值判斷的。
說史，如果離開價值判斷，以所謂“價值中立”為藉口，不做褒貶，事實上是做不到的。每一個歷史故實，都內在地含有一個價值判斷；而肯認與否，則是讀史或治史的價值判斷。
延伸我這個意思，還可以說說我的另外一個觀點：道德律令，作為價值觀，具有千年不變的性質。同一種道德、價值觀，無“進步”“落後”之分。譬如，古人的“廉介”，今人有此價值觀，不會比古人更“進步”，也談不上什麼“更高境界”。“廉介”，就是一種相信個人操守可以自由選擇的行為。
這裡可以說一個故實。
後漢時，有一個朝廷小官，名叫趙惟則。乾?年間，他在京師汴梁租一套房子，居住一年左右，來了個老頭叩門。說是曾經做過這間宅子的傳達室主任，說當初後晉末年，契丹進犯，佔領京城時，這家宅子的原主人，深夜掘地，藏金銀好幾甕。但兵火之後，故主去世。到現在，沒有人知道這些財貨藏在哪裡。老頭的意思是，他可以告訴趙惟則，金貨在哪裡，取出來以後，可以賞賜給他一點。趙惟則一向以廉介自勵，聞聽此言，不禁愕然。他很想責備老頭，但又覺得那樣未免做作。廉介，不是可以用來批評他人的外在尺度，而是自我修煉的內在道德。於是，趙惟則說：“甚善，甚善。寶物豈可容易而得，你不要多言，等我找一個吉祥日子，召你來取。”老頭走後，趙惟則對家人說：“我平生不以貨財自汙，今日一旦做這個事，褻瀆一世清名，恥辱就太大了！這個宅子不可以再居住了！”
第二天，全家搬走。
至於他走後，財貨如何，這不是他要關心的問題。那只有任他人去處置，我趙惟則做好自己就是。
無道之財，君子不會動心。這正是孔子儒學所講述的“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的聖賢本義。有誰會對無主之財不動心嗎？趙惟則就不動心。這是“廉介”的一個起點，也是“廉介”的一個終點。就價值而言，“廉介”有獨立方向。承認或不承認這類“廉介”是一種值得推許的價值，就進入了個人選擇。
我當然知道這個故實在道義淪喪之際會被犬儒主義者怎樣講述。但這不是我願意關心的向度。我想說的是：道德，譬如“廉介”，沒有“進步”“落後”的分別。趙惟則的故實，如果發生在今天，在大不列顛，在以色列，在中國臺灣，那境界，也是一種“廉介”，並不比千年前“進步”，當然，也不比千年前“落後”。它就孤獨地存在著，向願意理解它的人昭示著什麼是“廉介”。
趙惟則的案例，“見之於行事”，而非“載之於空言”，所以，它是一個故實，一個涵容了意義的故實。這樣的故實，本書中比比皆是。
我相信講述它，是一種價值判斷。有價值判斷，爾後，有思想史。
我想說：我的書，事實上乃是一部思想史專著，儘管我在“講故實”。
歷史現場
我穿行在一個個歷史現場，“重新思想”故實中人物的感覺和經驗，仿佛親身經歷了轟轟烈烈的五十年。
敲下第一行字後，我就有了“親歷者”這個歷史感覺。
《趙匡胤時間》可以是一個“親歷者”在“重新思想”嗎？
讓我說一個故實來解釋這個意思。
後周大帝柴榮在征討契丹的路上，在秘書呈上的四方文書檔中，發現了一個“韋囊”，也就是用熟牛皮製作的口袋。這個熟皮口袋裡裝著一個木板，木板上寫著幾個漢字：“點檢做天子”。那時，柴榮的大表姐夫張永德正好做著後周帝國的“殿前都點檢”。柴榮懷疑張永德，改任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後來的事人所熟知，趙匡胤有了大宋帝國。
這就是“大宋帝國”的邏輯起點。也可以換一種說法：大宋帝國，它的邏輯起點，源於西元959年這個“熟皮口袋”事件。
把這個“熟皮口袋”講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點，想必會有人不同意。你當然可以說，後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變是陳橋兵變的預演，因此可以視為大宋王朝的隱秘起點；或者也可以說，後周柴榮的忽然早逝，這個偶然事件給了趙匡胤一個機會，使之成為大宋帝國的歷史起點；甚至還可以說，是大宋第一謀臣趙普與諸軍將士在陳橋的“陰謀擁戴”，才有了後來“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實際起點；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時光之後，在尋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機緣時，需要一個邏輯。
“趙匡胤時代”不同于“大宋帝國”。
“趙匡胤時代”也需要一個邏輯起點。
我認為這個起點可以是趙匡胤的出生之年，西元927年。
從927年之後，到960年之前，為老趙所親歷的五代中後期亂世。960年之後，大宋建立，他所親歷的亂世開始和平長入新朝，於是，有文化轉型，有撥亂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趙並沒有砸爛舊世界。他甚至並沒有大張旗鼓地“興利除弊”。五代以來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覺、老趙有所知曉的前提下，一個一個（！）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著自我更化。與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亂世沉澱下來的政制，老趙幾乎全面繼承下來。他不會為了“興利除弊”而“興利除弊”，以此換取士庶一時的快意或擁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種尊重傳統以及依靠自發秩序的久遠的安定。朝廷沒有必要主導或推動天下的“發展”，只需要矚目於當下，根據已有的國力，從容地看守聖賢大義、先人經驗。至於共同體之間的各種文明展開，大宋帝國有的是時間等待，並相信時賢的推演，自有軌跡，不勞朝廷多事。
歷史邏輯
南宋朱熹時，有人稱頌太祖說：“漢高祖和本朝太祖有聖人之材。”並以為“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亂為治”。朱熹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解釋說：
“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卻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朱子語類》）
歷史上評論趙匡胤，可能有種種讚美，但我認為，朱熹這段話，是對老趙最為公允精當的讚美。他看到了老趙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義精神。
當然，你也可以界定“趙匡胤時代”就是“大宋帝國”的邏輯起點，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說，整個五代史，從後樑朱溫建國開始，都可以算作“趙匡胤時代”，等等，但這樣一來，那就是你的講述，而不是我的講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講述，一定會有另外的邏輯或發現。千年時光，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它已經預先埋伏了無數可能性。但現在由我講述“趙匡胤時代”，就有了絕大的自由，來確定一個起點，作為歷史邏輯的開始。
歷史的解釋因人而異——近代以來的歷史哲學已經說清了這個問題。
不存在所謂“客觀的、真實的歷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斯史》、蒙森的《羅馬史》、勒費弗爾的《拿破崙時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陸遊的《南唐書》、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鬥》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來寫“伯羅奔尼薩斯史”，今天的讀者看到的就會是另外的“歷史現場”；如果不是徐中約，而是其他什麼人，來寫“中國近代史”，讀者也將會獲得不同的“歷史感覺”。
中國歷史文獻記錄中的“歧異”，往往需要後人反復“考異”“考辨”，那原因，也是因為出自不同人（！）的記錄，而出現了歷史文本的不同。這是一個經驗事實。這一事實涉及一門艱澀的學問——歷史哲學。我想老老實實地告訴願意讀我書的朋友：這是我願意並能夠理解、接受的“趙匡胤時代”，顯然，這不一定是他人願意並能夠理解、接受的“趙匡胤時代”。但是假如你願意並能夠理解、接受我的“趙匡胤時代”，我會很愉快。千千萬萬的文本作者都有一點小小的虛榮：尋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歷史，作為過去的事件，確實存在著“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內部”這樣可以感覺到的經驗事實。
我可以把這個看似艱澀的歷史哲學問題說清楚。
譬如，凱撒大帝帶著一撥人馬渡過了盧比康河，或者，凱撒大帝的血在某一個時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這類可以用他們的身體和運動來加以描述的事務，就是“事件的外部”。凱撒大帝對羅馬共和國法律的蔑視，或者他與謀殺者在羅馬憲法政策間的理念衝突，則是“事件的內部”。而人物的“行動”則包孕了事件的內部和外部。
那個我所欽佩的歷史哲學家R. G. 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釋了這個關係。他在名著《歷史的觀念》中宣稱：歷史學家對凱撒大帝渡過盧比康河感興趣，實在是在於這件事和共和國的法律有關係；歷史學家對凱撒大帝流血感興趣，實在是在於這件事與一場憲法衝突有關係。歷史學家應該注意到“行動”背後的意義。但是這樣還不夠，還需要“把自己放到這個行動中去思想，去辨識出其行動者的思想”。意義，可以被講述者重新賦予。
“把自己放到這個行動中去思想”，這句話預示了兩個重要意見：做一個“親歷者”；這個“親歷者”要“重新思想”。
如果我的讀者看明白了這一段話，就會懂得科林伍德的著名論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關於歷史哲學問題，我還有機會慢慢講述，儘管也許還不過是零星的講述，本書不是歷史哲學專著，而是一篇“歷史大隨筆”。這個體裁限制了我，它適合於“講故實”而不適合於“講哲學”。
親歷者
“講述者”冒充“親歷者”，源於根據“故實”而展開的想像。“故實”是這位“講述者”或“親歷者”的觀察對象。因此，“講述者”或“親歷者”更合適的“職務職稱”也許是“觀察者”。
我似乎曾經置身於千年之前，曾經有過與那些人物的“溝通與交流”（這是一個社會學名詞），我就在他們之間，踉踉蹌蹌地跟著他們、看著他們、品味他們、評價他們，更主要的，觀察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