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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國學大典：鹽鐵論（簡體書）

系列名：中信國學大典
ISBN13：9787508644769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趙善軒
裝訂／頁數：平裝／442頁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版次：1
出版日：2014/09/22
關鍵字：中信國學大典：鹽鐵論（簡體書）、中信、國學、大典、鹽鐵、鐵論、簡體、中信出版社、趙善軒、簡體書、古代、

中國圖書館分類：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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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國學大典（50冊）是中信出版社引進自香港中華書局的一套深具國際視野、貼近當代社會的中華傳統文化經典藏書。中信國學大典延聘國學泰斗饒宗頤為名譽主編，邀請海內外知名國學家擔任經典的選編、導讀及譯注。中信國學大典既收錄了《論語》、《老子》、《孫子兵法》、《孟子》、《莊子》等不可不讀、不可不知的中華經典名著，也囊括了《詩經》《楚辭》《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楚辭》和唐詩、宋詞一樣，具有高度的文學性，能使當代讀者滋生永恒不變的審美愉悅。
《鹽鐵論》是我們了解漢代學術思想的重要作品，書中的民間學者（賢良與文學），一如司馬遷般，也是在老百姓的生計上考量，大肆批判國家的干預行為，痛斥政策導致民不聊生，背離人民，言語中或多或少地傾向自由主義，他們追憶文帝的無為而治，認為政府應減少管制以及干預行為，反對官營工商業，提倡國際應減少不必要的管制，強調不應與民爭利，以此議諷當朝的干預主義。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 香港中華書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冊；跨越經典巔峰、引領國學變革
★ 獨一無二的權威創作團隊，國學泰斗饒宗頤名譽主編，集結兩岸三地空前陣容，全球漢學界的頂尖學者傾力打造
★ 深具國際視野，展現中西文明的碰撞與交融，以現代眼光、世界眼光、未來眼光來撫慰人心的摩登新國學
★ 貼近當代社會的解讀，挖掘古代國學經典的當代意義，浮躁社會的醒世箴言，迷茫心靈的治愈良藥
★ 老少皆宜，修身必讀、學習必備，導讀、原典、注釋、譯文、賞析與點評、名句索引、插圖等一應俱全，解讀全面專業權威。真正讀懂偉大思想、受益一生
★ 詩書傳家久，國學繼世長，雙色印刷，裝幀典雅，用紙考究，附全彩閱讀指南，饋贈佳品、傳世國學典藏

《鹽鐵論》導讀
卷一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憂邊第十二
卷三
　輕重第十四《鹽鐵論》導讀
卷一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憂邊第十二
卷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訟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疾貪第三十三
　后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取下第四十一
卷十
　雜論第六十
名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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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兩千年后讀《鹽鐵論》 趙善軒 ——《鹽鐵論》導讀 一、時代背景 讀《鹽鐵論》，就得先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 漢武帝（前一五六年至前八十七年）在位時，積極用兵四夷，他好大喜功，泰山封禪又虛耗了一大筆經費，導致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為了滿足他無窮無盡的欲望，故不得不推行新經濟政策，以增加收入，內容大抵如下： 政 策 負 責 人 推 行 年 份 號召募捐 眾官員 公元前一二○年 算緡錢（財產稅） 眾官員 公元前一一九年 鹽鐵專賣 孔僅、東郭咸陽 公元前一一八年 告緡錢（告發瞞稅） 楊可 公元前一一七年 平準、均輸（物流統管） 桑弘羊 公元前一一五年 漢武帝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四年（前一一七至前一一三）推行“告緡令”，鼓勵百姓主動告發“瞞稅”的商人，告發者可分得被告者一半的家產，這造成爭相告密的風潮。由于沒有合理的財源保障，所以商人便失去了求富的推動力。政府沒收以億計的物資，又沒收奴婢成千上萬，每縣沒收的田地以百頃計。此后，漢武帝又推行專賣政策，以解決國家用度不足的困難，這導致工商時代從此委頓，資本主義也被消滅于萌芽之中。 據《史記?平準書》所記，其時“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商人大多破產，人民也生活不了，唯有靠偷竊為生。同時，政府又把“民之所依”的山林池澤納入國家體制中，限制民間自行開發，嚴重沖擊人民的生計。許多人不能再從事相關產業，令社會經濟嚴重收縮。當時朝廷舉行了鹽鐵會議，當中的民間學者指出平準、均輸推行后，有官員利用權力強迫人民收買貨物，使之成了擾民之法，此與原來的設計相違背，致使人民怨聲載道。后來漢昭帝（前九四至前七四）繼位，政府不得不正視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遂出現了新經濟政策存廢的激烈爭論。 二、中西學說　殊途同歸 現代西方經濟學大概可分為兩大主流，一是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Neo至liberalism），他們主張市場力量主導社會發展，國家應減少經濟干預行為，讓市場自主發展，而國家只須為商人提供良好的經商環境。當經濟不景氣時，他們主張通過減稅等措施來刺激消費，而非利用國家機器來干預經濟。另一派是凱恩斯學派（Keynesian Economics），他們主張以政府行為帶動經濟發展，特別是通過增加公共開支來刺激經濟。兩個學派在戰后數十年來，主導了歐美日的經濟政策。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一切經濟活動最終都應在國家嚴密監管下進行，他們認為市場經濟造成的貧富懸殊是階級矛盾的根源，故應當消除。上述理論不是紙上談兵，當經濟學一旦落實到現實之中，那就不再是學術的討論，而是涉及國民福祉的實際問題。故此，為政者在制定經濟政策之時，不得不小心謹慎，須以民為先，而非以既得利益者或在位者的喜好為依歸。 當代經濟學人，言必稱歐美，只因他們不知道在中國歷史上，絕不乏偉大的經濟思想學家及傳世著作，而《鹽鐵論》可謂當中的佼佼者。先秦至西漢年間，是中國經濟思想最發達、最旺盛的時代，當時學風開放，百家爭鳴，思想多元，名家輩出，造就了許多偉大的學人學說，而最令人驚嘆的莫過于司馬遷（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至前八十六）。百年多前，西風東漸，中國面臨“兩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國勢日衰，我國不少學人欲以經濟救國，他們圖從古書上找出歷史根據，說明中國傳統文化不弱于人，而梁啟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與胡適（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早就認識到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之重要性，他們指出司馬遷有不少見解與西方古典經濟派學人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 經濟思想史學者趙靖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二）》說：“中國古代在西漢中葉形成了兩種國民經濟管理模式：平均主義的輕重論和放任主義的善因論。” 桑弘羊（前一五二？至前八十）是前者的代表，司馬遷就是后者的代表，鹽鐵會議的民間學者則介乎于兩者之間。近年，西方學術界也認為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學說足可與古典經濟學之父阿當?史密（Adam Smith, 1723至1790）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相提并論。幾篇學術論文在西方極具分量的學術期刊發表后 ，引起中外學人的激烈討論，可見司馬遷啟發性之大，竟令兩千多年后的今人獲益良多。 三、學術思想　多元并存 《鹽鐵論》是我們了解漢代學術思想的重要作品，書中的民間學者（賢良與文學），一如司馬遷般，也是在老百姓的生計上考慮，大肆批判國家的干預行為，痛斥政策導致民不聊生，背離人民，言語中或多或少地傾向自由主義，他們追憶文帝的無為而治，認為政府應減少管制以及干預行為，反對官營工商業，提倡國家應減少不必要的管制，強調不應與民爭利，以此譏諷當朝的干預主義。不同之處是，司馬遷是以黃老思想為本，而賢良與文學則是典型的儒家信徒。雖然如此，在討論中，賢良與文學仍不時流露出緬懷漢代初年無為而治政策的痕跡，欲借此建構心中理想的經濟模式，從而批評漢武帝以及當代（漢昭帝始元六年〔前八十一〕）的經濟政策，其言論顯示他們絕不妥協于建制的文人風骨。難得的是，即使他們大力抨擊國家政策，但朝廷在鹽鐵會議后，拜他們為“大夫”，足見其胸襟，是真心締造真正的“和諧社會”。雖然雙方言辭激烈，半步不讓，但頗有“和而不同”之氣氛，絕非像今天那些“同而不和”，只懂拍掌的官式會議，知識分子也不是用來裝飾的擺設，如此開明的論政風氣，容許士人在公開場合大膽非議朝政，事后亦沒秋后算賬，也非“引蛇出洞”的“陰謀陽謀”，這是兩千年來鮮見的，足以使后世的獨裁者汗顏。 若說司馬遷是代表戰國以來的黃老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本書的賢良文學代表的就是新興的士人階層。一共有六十余人參加會議，這些“文學”是地方選拔上來的書生，而“賢良”則是在京輔選拔出來的讀書人。從本書所見，這些知識分子不時引用道家、儒家、陰陽家之言來反駁政府高層代表，這反映了在漢武帝獨尊儒學不久，學人仍受上一世代的教育 （黃老主導，卻百家爭鳴的漢初）影響，學術思想仍未走向一元化。從他們的言論可見，其思想既有道家哲學成分，也有儒家特色，絕非后世不少學人般，只懂跟著國家的“主旋律”走，為政府推銷意識形態，只懂得作“人肉錄音機”，缺乏學人應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簡言之，《鹽鐵論》一書，為春秋戰國以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與國家主義經濟思想兩大流派作了深刻的總結，也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思想，是研究古代社會經濟的寶貴材料。 四、錯推政策　民不聊生 新經濟政策推出以來，民多疾苦，百姓對鹽、鐵、酒專賣感到厭惡。政府一改漢初容許民間自由買賣的做法，改為“民制官賣”的經營模式，其時人民被迫使用政府提供的制鹽工具，鹽由政府收購、運輸及出售，而私鑄鐵器煮鹽的人則會受到嚴刑懲罰。此外，鐵器全由政府壟斷，由采礦、冶煉、制作到銷售，都由官員一手包辦，中央由財政大臣（大司農）直接統領，地方則設置鹽官、鐵官，再于無礦山的縣內設小鐵官，由上而下管理全國鹽鐵事務。鹽鐵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彈性極低，官營以后，供應減少勢必使價格上升，這等于增加了間接稅收，直接加重人民的負擔。 當時人民對平準、均輸、告緡等政策多有不滿，政府希望多聽他們的意見，以作檢討。年僅十四歲的漢昭帝下旨，召集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征詢他們的意見。是次會議實由大將軍霍光（前一三○？至前六十八）在背后推動，命丞相田千秋（？至前七十七）主持“經濟會議”，由賢良文學為一方，對漢武帝留下的輔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的政府代表，重點討論當代社會經濟發展，也旁及國家的發展方向、用兵匈奴的合理性、王道與霸道的取舍、禮治與法治的高下，以及古今人物評價等重大議題。桑弘羊本是商人之子，理應是反對新經濟政策的最大力量，但他與孔僅、東郭咸陽等富商在武帝朝先后獲引入建制核心，成了新經濟政策中的推手，由此可見兩千年前，時人已懂得以“行政吸納政治”（金耀基語）的手段。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像改革開放前的內地學者般，輕率地把桑弘羊等人視為法家信徒。從書中可見，大夫等人一時引用法家，一時征引儒學經典，一時采用道家之言來支持己說，但同時又批評孔子（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為人頑固，不識時務，又不同意儒生所強調的今不如昔。由此可見，他們并沒有固定的思想信仰，而是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桑弘羊等人從國家財政的角度出發，力主干預行為有助增加國家收入，以支持軍事擴張，大興土木，以壯國勢，主張“大政府，小市場”。他們以國家利益為最大考慮，堅持應先國家而后個人，桑弘羊更指出基層貧窮是因為他們懶惰，與政府完全無關，又認為官僚生活奢侈是天經地義的，把貧富懸殊的現象合理化。桑弘羊等人又認為身無長物的賢良文學，連父母也供養不起，沒有資格討論國家大事。其實，這類人在現代社會仍大有人在，他們以國家強大為榮，盲目追求GDP，更認為必要時可犧牲人民幸福以成全國家的繁榮，厭惡基層人民，無視民為天下之本之理，背離人民，忽視個體的重要性。 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借用了當時積極反對干預行為的官員卜式之言，以“亨（烹）弘羊，天乃雨。”為全文總結，他又在《史記?貨殖列傳》（頁3253）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宋敘五老師解釋為：“政府經濟政策的最善者，是順其自然，對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勢利導。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罰規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與民爭利。” 由此可見，當時已有干預與自由經濟概念，而在司馬遷等自由主義者眼中，不管干預政策為國家帶來多少財政收益，都是不義之舉，因為它使天怒人怨，司馬遷甚至想把桑弘羊殺之而后快。盡管司馬遷對桑弘羊等人口誅筆伐，但從書中所見，政府代表不時引用司馬遷的文字來支持發展經濟的合理性，所以說研讀《鹽鐵論》是了解西漢諸家經濟思想的重要途徑。 在自由主義者心目中，國家官員直接從事經濟活動，就是與民爭利，直接打壞了老百姓的飯碗，影響人民生活，是極不合理的，故必須加以痛斥。長遠而言，這亦使中國的工商業受到抑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第六章中說：“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下，古代封建貴族是崩潰了，若照社會自然趨勢，任其演變，很可能成為一種商業資本富人中心的社會。這在西漢初年已有頗顯著的跡象可尋。” 本來中國的商業發展形勢大好，但如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言：“那在西漢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國資本主義，乃被一個輕商的國家一竿打翻，一翻兩千年，再也萌不出芽來。” 賢良文學不像司馬遷般鼓勵奢侈消費，也不肯定追求利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的黃老信徒，而是主張“躬親節儉，率以敦樸”，這些否定奢靡生活的傳統儒生，深受漢初以來黃老思想的影響，認為國家官員從事經濟活動雖可增加政府收入，有利國家的擴張，但此舉最終難免出現官員舞弊或以權謀私的情況，導致政策變質，物價飛漲，把人民推向無底的深淵。即使像平準、均輸等有利民生的政策，在實際執行之時，官員也往往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終使良方變為惡法。至于鹽鐵專賣的主事官員，更經常動用公權力，強迫人民以超出合理價格的價錢買賣；此外，官制鐵具質量低下，不利農民耕作，影響他們的生計。有趣的是，當賢良文學指斥新法例極之擾民時，桑弘羊等人沒有加以否認，只強調政策的好處。他們又把貪污腐化歸咎于基層官員質素低下，并認為與政府高層無關。他們更認為貪婪是人類的本性，慨嘆基層官員的道德水平不足。 五、雞蛋高墻　字字鏗鏘 本書以臺灣三民書局本子為底本，《鹽鐵論》的前部分，即從卷一的〈本議第一〉到卷七的〈取下第四十一〉，是鹽鐵會議的對話記錄，主要討論社會經濟問題；而后部分，即由卷七的〈擊之第四十二〉到卷十〈大論第五十九〉，則是會議后賢良文學拜別桑弘羊之時，對于應否用兵匈奴所起的辯論。民間的知識分子主張用和親、教化、德治來解決邊境沖突，而桑弘羊等則指他們過于理想化，只懂古是今非，他認為實行霸道，積極擴張才是硬道理。這十分值得“講霸道而不講王道”，認為“強權即公理”的現代人反思反省。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國大舉用兵中東，竟致身陷泥沼之中，難以抽身，直接拖垮了國家財政，無法自拔。當年，漢武帝為了用兵匈奴，強推新經濟政策，令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在《輪臺罪己詔》中武帝說：“是重困老弱孤獨”），這又何嘗不是歷史的重演？諷刺的是，桑弘羊在會議后一年，因權斗而被政敵大將軍霍光殺死，唯新經濟政策并沒因人亡而政息，此與歷史上多數改革不同，它在漢元帝（前七十四至前三十三）時暫停了三年，便旋即恢復，終西漢一朝也沒廢除，更成為歷代的傳統。 這兩場辯論被人用文字記錄留傳了下來，在漢宣帝（前九十一至前四十九）時，桓寬（生卒年不詳，《漢書》記他在漢昭帝時，官拜盧江太守丞）做了全面的整理。桓寬本是治《春秋》公羊學的儒生，也是建制的中級官吏，但他沒有唯唯諾諾地奉承國家。他一方面忠實地記載了官民兩派激烈的辯論，“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同時又本著“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撰寫此書，可見他要借此表達一己之見，非純粹的文字整理。桓氏的立場明顯傾向了賢良文學等反建制的一方，文字中處處顯露同情之意，又故意描繪政府代表的丑態，并多次描寫大夫等人被迫得默然不語。限于篇幅，本書選取了前七卷，后三卷要義多與前同，故暫且刪去。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過：“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墻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桓寬在結語卷十〈雜論第六十〉中直指政府代表目光短淺，不講仁義，與他所認識的大道有所不同。他為各篇章起標題時，偏向了文學一方，其中一篇為“禁耕”，內容本是討論專賣政策的利弊，而“禁耕”一詞的“禁”是損害之意，即他認為專賣政策損害了農業發展，而漢代人普遍認為農為天下之本，可見他借用標題來闡述個人的觀點，而書中許多章節，大多有這樣的取向。這大概是作者對雞蛋的一種表態。 總言之，本書是了解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必讀的經典，也是讓今人反思的一面鏡子。 兩千年后讀《鹽鐵論》 趙善軒 ——《鹽鐵論》導讀 一、時代背景 讀《鹽鐵論》，就得先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 漢武帝（前一五六年至前八十七年）在位時，積極用兵四夷，他好大喜功，泰山封禪又虛耗了一大筆經費，導致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為了滿足他無窮無盡的欲望，故不得不推行新經濟政策，以增加收入，內容大抵如下： 政 策 負 責 人 推 行 年 份 號召募捐 眾官員 公元前一二○年 算緡錢（財產稅） 眾官員 公元前一一九年 鹽鐵專賣 孔僅、東郭咸陽 公元前一一八年 告緡錢（告發瞞稅） 楊可 公元前一一七年 平準、均輸（物流統管） 桑弘羊 公元前一一五年 漢武帝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四年（前一一七至前一一三）推行“告緡令”，鼓勵百姓主動告發“瞞稅”的商人，告發者可分得被告者一半的家產，這造成爭相告密的風潮。由于沒有合理的財源保障，所以商人便失去了求富的推動力。政府沒收以億計的物資，又沒收奴婢成千上萬，每縣沒收的田地以百頃計。此后，漢武帝又推行專賣政策，以解決國家用度不足的困難，這導致工商時代從此委頓，資本主義也被消滅于萌芽之中。 據《史記?平準書》所記，其時“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商人大多破產，人民也生活不了，唯有靠偷竊為生。同時，政府又把“民之所依”的山林池澤納入國家體制中，限制民間自行開發，嚴重沖擊人民的生計。許多人不能再從事相關產業，令社會經濟嚴重收縮。當時朝廷舉行了鹽鐵會議，當中的民間學者指出平準、均輸推行后，有官員利用權力強迫人民收買貨物，使之成了擾民之法，此與原來的設計相違背，致使人民怨聲載道。后來漢昭帝（前九四至前七四）繼位，政府不得不正視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遂出現了新經濟政策存廢的激烈爭論。 二、中西學說　殊途同歸 現代西方經濟學大概可分為兩大主流，一是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Neo至liberalism），他們主張市場力量主導社會發展，國家應減少經濟干預行為，讓市場自主發展，而國家只須為商人提供良好的經商環境。當經濟不景氣時，他們主張通過減稅等措施來刺激消費，而非利用國家機器來干預經濟。另一派是凱恩斯學派（Keynesian Economics），他們主張以政府行為帶動經濟發展，特別是通過增加公共開支來刺激經濟。兩個學派在戰后數十年來，主導了歐美日的經濟政策。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一切經濟活動最終都應在國家嚴密監管下進行，他們認為市場經濟造成的貧富懸殊是階級矛盾的根源，故應當消除。上述理論不是紙上談兵，當經濟學一旦落實到現實之中，那就不再是學術的討論，而是涉及國民福祉的實際問題。故此，為政者在制定經濟政策之時，不得不小心謹慎，須以民為先，而非以既得利益者或在位者的喜好為依歸。 當代經濟學人，言必稱歐美，只因他們不知道在中國歷史上，絕不乏偉大的經濟思想學家及傳世著作，而《鹽鐵論》可謂當中的佼佼者。先秦至西漢年間，是中國經濟思想最發達、最旺盛的時代，當時學風開放，百家爭鳴，思想多元，名家輩出，造就了許多偉大的學人學說，而最令人驚嘆的莫過于司馬遷（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至前八十六）。百年多前，西風東漸，中國面臨“兩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國勢日衰，我國不少學人欲以經濟救國，他們圖從古書上找出歷史根據，說明中國傳統文化不弱于人，而梁啟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與胡適（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早就認識到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之重要性，他們指出司馬遷有不少見解與西方古典經濟派學人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 經濟思想史學者趙靖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二）》說：“中國古代在西漢中葉形成了兩種國民經濟管理模式：平均主義的輕重論和放任主義的善因論。” 桑弘羊（前一五二？至前八十）是前者的代表，司馬遷就是后者的代表，鹽鐵會議的民間學者則介乎于兩者之間。近年，西方學術界也認為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學說足可與古典經濟學之父阿當?史密（Adam Smith, 1723至1790）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相提并論。幾篇學術論文在西方極具分量的學術期刊發表后 ，引起中外學人的激烈討論，可見司馬遷啟發性之大，竟令兩千多年后的今人獲益良多。 三、學術思想　多元并存 《鹽鐵論》是我們了解漢代學術思想的重要作品，書中的民間學者（賢良與文學），一如司馬遷般，也是在老百姓的生計上考慮，大肆批判國家的干預行為，痛斥政策導致民不聊生，背離人民，言語中或多或少地傾向自由主義，他們追憶文帝的無為而治，認為政府應減少管制以及干預行為，反對官營工商業，提倡國家應減少不必要的管制，強調不應與民爭利，以此譏諷當朝的干預主義。不同之處是，司馬遷是以黃老思想為本，而賢良與文學則是典型的儒家信徒。雖然如此，在討論中，賢良與文學仍不時流露出緬懷漢代初年無為而治政策的痕跡，欲借此建構心中理想的經濟模式，從而批評漢武帝以及當代（漢昭帝始元六年〔前八十一〕）的經濟政策，其言論顯示他們絕不妥協于建制的文人風骨。難得的是，即使他們大力抨擊國家政策，但朝廷在鹽鐵會議后，拜他們為“大夫”，足見其胸襟，是真心締造真正的“和諧社會”。雖然雙方言辭激烈，半步不讓，但頗有“和而不同”之氣氛，絕非像今天那些“同而不和”，只懂拍掌的官式會議，知識分子也不是用來裝飾的擺設，如此開明的論政風氣，容許士人在公開場合大膽非議朝政，事后亦沒秋后算賬，也非“引蛇出洞”的“陰謀陽謀”，這是兩千年來鮮見的，足以使后世的獨裁者汗顏。 若說司馬遷是代表戰國以來的黃老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本書的賢良文學代表的就是新興的士人階層。一共有六十余人參加會議，這些“文學”是地方選拔上來的書生，而“賢良”則是在京輔選拔出來的讀書人。從本書所見，這些知識分子不時引用道家、儒家、陰陽家之言來反駁政府高層代表，這反映了在漢武帝獨尊儒學不久，學人仍受上一世代的教育 （黃老主導，卻百家爭鳴的漢初）影響，學術思想仍未走向一元化。從他們的言論可見，其思想既有道家哲學成分，也有儒家特色，絕非后世不少學人般，只懂跟著國家的“主旋律”走，為政府推銷意識形態，只懂得作“人肉錄音機”，缺乏學人應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簡言之，《鹽鐵論》一書，為春秋戰國以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與國家主義經濟思想兩大流派作了深刻的總結，也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思想，是研究古代社會經濟的寶貴材料。 四、錯推政策　民不聊生 新經濟政策推出以來，民多疾苦，百姓對鹽、鐵、酒專賣感到厭惡。政府一改漢初容許民間自由買賣的做法，改為“民制官賣”的經營模式，其時人民被迫使用政府提供的制鹽工具，鹽由政府收購、運輸及出售，而私鑄鐵器煮鹽的人則會受到嚴刑懲罰。此外，鐵器全由政府壟斷，由采礦、冶煉、制作到銷售，都由官員一手包辦，中央由財政大臣（大司農）直接統領，地方則設置鹽官、鐵官，再于無礦山的縣內設小鐵官，由上而下管理全國鹽鐵事務。鹽鐵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彈性極低，官營以后，供應減少勢必使價格上升，這等于增加了間接稅收，直接加重人民的負擔。 當時人民對平準、均輸、告緡等政策多有不滿，政府希望多聽他們的意見，以作檢討。年僅十四歲的漢昭帝下旨，召集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征詢他們的意見。是次會議實由大將軍霍光（前一三○？至前六十八）在背后推動，命丞相田千秋（？至前七十七）主持“經濟會議”，由賢良文學為一方，對漢武帝留下的輔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的政府代表，重點討論當代社會經濟發展，也旁及國家的發展方向、用兵匈奴的合理性、王道與霸道的取舍、禮治與法治的高下，以及古今人物評價等重大議題。桑弘羊本是商人之子，理應是反對新經濟政策的最大力量，但他與孔僅、東郭咸陽等富商在武帝朝先后獲引入建制核心，成了新經濟政策中的推手，由此可見兩千年前，時人已懂得以“行政吸納政治”（金耀基語）的手段。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像改革開放前的內地學者般，輕率地把桑弘羊等人視為法家信徒。從書中可見，大夫等人一時引用法家，一時征引儒學經典，一時采用道家之言來支持己說，但同時又批評孔子（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為人頑固，不識時務，又不同意儒生所強調的今不如昔。由此可見，他們并沒有固定的思想信仰，而是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桑弘羊等人從國家財政的角度出發，力主干預行為有助增加國家收入，以支持軍事擴張，大興土木，以壯國勢，主張“大政府，小市場”。他們以國家利益為最大考慮，堅持應先國家而后個人，桑弘羊更指出基層貧窮是因為他們懶惰，與政府完全無關，又認為官僚生活奢侈是天經地義的，把貧富懸殊的現象合理化。桑弘羊等人又認為身無長物的賢良文學，連父母也供養不起，沒有資格討論國家大事。其實，這類人在現代社會仍大有人在，他們以國家強大為榮，盲目追求GDP，更認為必要時可犧牲人民幸福以成全國家的繁榮，厭惡基層人民，無視民為天下之本之理，背離人民，忽視個體的重要性。 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借用了當時積極反對干預行為的官員卜式之言，以“亨（烹）弘羊，天乃雨。”為全文總結，他又在《史記?貨殖列傳》（頁3253）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宋敘五老師解釋為：“政府經濟政策的最善者，是順其自然，對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勢利導。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罰規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與民爭利。” 由此可見，當時已有干預與自由經濟概念，而在司馬遷等自由主義者眼中，不管干預政策為國家帶來多少財政收益，都是不義之舉，因為它使天怒人怨，司馬遷甚至想把桑弘羊殺之而后快。盡管司馬遷對桑弘羊等人口誅筆伐，但從書中所見，政府代表不時引用司馬遷的文字來支持發展經濟的合理性，所以說研讀《鹽鐵論》是了解西漢諸家經濟思想的重要途徑。 在自由主義者心目中，國家官員直接從事經濟活動，就是與民爭利，直接打壞了老百姓的飯碗，影響人民生活，是極不合理的，故必須加以痛斥。長遠而言，這亦使中國的工商業受到抑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第六章中說：“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下，古代封建貴族是崩潰了，若照社會自然趨勢，任其演變，很可能成為一種商業資本富人中心的社會。這在西漢初年已有頗顯著的跡象可尋。” 本來中國的商業發展形勢大好，但如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言：“那在西漢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國資本主義，乃被一個輕商的國家一竿打翻，一翻兩千年，再也萌不出芽來。” 賢良文學不像司馬遷般鼓勵奢侈消費，也不肯定追求利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的黃老信徒，而是主張“躬親節儉，率以敦樸”，這些否定奢靡生活的傳統儒生，深受漢初以來黃老思想的影響，認為國家官員從事經濟活動雖可增加政府收入，有利國家的擴張，但此舉最終難免出現官員舞弊或以權謀私的情況，導致政策變質，物價飛漲，把人民推向無底的深淵。即使像平準、均輸等有利民生的政策，在實際執行之時，官員也往往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終使良方變為惡法。至于鹽鐵專賣的主事官員，更經常動用公權力，強迫人民以超出合理價格的價錢買賣；此外，官制鐵具質量低下，不利農民耕作，影響他們的生計。有趣的是，當賢良文學指斥新法例極之擾民時，桑弘羊等人沒有加以否認，只強調政策的好處。他們又把貪污腐化歸咎于基層官員質素低下，并認為與政府高層無關。他們更認為貪婪是人類的本性，慨嘆基層官員的道德水平不足。 五、雞蛋高墻　字字鏗鏘 本書以臺灣三民書局本子為底本，《鹽鐵論》的前部分，即從卷一的〈本議第一〉到卷七的〈取下第四十一〉，是鹽鐵會議的對話記錄，主要討論社會經濟問題；而后部分，即由卷七的〈擊之第四十二〉到卷十〈大論第五十九〉，則是會議后賢良文學拜別桑弘羊之時，對于應否用兵匈奴所起的辯論。民間的知識分子主張用和親、教化、德治來解決邊境沖突，而桑弘羊等則指他們過于理想化，只懂古是今非，他認為實行霸道，積極擴張才是硬道理。這十分值得“講霸道而不講王道”，認為“強權即公理”的現代人反思反省。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國大舉用兵中東，竟致身陷泥沼之中，難以抽身，直接拖垮了國家財政，無法自拔。當年，漢武帝為了用兵匈奴，強推新經濟政策，令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在《輪臺罪己詔》中武帝說：“是重困老弱孤獨”），這又何嘗不是歷史的重演？諷刺的是，桑弘羊在會議后一年，因權斗而被政敵大將軍霍光殺死，唯新經濟政策并沒因人亡而政息，此與歷史上多數改革不同，它在漢元帝（前七十四至前三十三）時暫停了三年，便旋即恢復，終西漢一朝也沒廢除，更成為歷代的傳統。 這兩場辯論被人用文字記錄留傳了下來，在漢宣帝（前九十一至前四十九）時，桓寬（生卒年不詳，《漢書》記他在漢昭帝時，官拜盧江太守丞）做了全面的整理。桓寬本是治《春秋》公羊學的儒生，也是建制的中級官吏，但他沒有唯唯諾諾地奉承國家。他一方面忠實地記載了官民兩派激烈的辯論，“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同時又本著“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撰寫此書，可見他要借此表達一己之見，非純粹的文字整理。桓氏的立場明顯傾向了賢良文學等反建制的一方，文字中處處顯露同情之意，又故意描繪政府代表的丑態，并多次描寫大夫等人被迫得默然不語。限于篇幅，本書選取了前七卷，后三卷要義多與前同，故暫且刪去。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過：“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墻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桓寬在結語卷十〈雜論第六十〉中直指政府代表目光短淺，不講仁義，與他所認識的大道有所不同。他為各篇章起標題時，偏向了文學一方，其中一篇為“禁耕”，內容本是討論專賣政策的利弊，而“禁耕”一詞的“禁”是損害之意，即他認為專賣政策損害了農業發展，而漢代人普遍認為農為天下之本，可見他借用標題來闡述個人的觀點，而書中許多章節，大多有這樣的取向。這大概是作者對雞蛋的一種表態。 總言之，本書是了解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必讀的經典，也是讓今人反思的一面鏡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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