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簡體書）

《貨幣戰爭3》以近現代中國為焦點，從貨幣的角度觀察中國近代的沉淪與抗爭，論述了近代中國貨幣怎樣突破各國金融及戰爭的干涉，通過為人民服務，通過獨立自主，一步步艱難建立自己的體系，創造奇跡的過程。並在其中提出且闡釋了把金融作為國家第四維邊疆的戰略意義。

宋鴻兵，國際金融學者，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概念“貨幣戰爭”一詞的首創者，曾被全球銷量第一的商業雜誌美國《商業週刊》評為“2009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40人”。
2007年出版《貨幣戰爭》，成功預測了美國2007年次貸危機和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引發全球關注，持續暢銷7年。“貨幣戰爭”系列著作壟斷中國財經圖書暢銷榜第一名多年，被譯成多國語言暢銷海外。2010年以來，“貨幣戰爭”一詞被各國政要、媒體廣泛引用，世界貨幣戰爭的爆發也成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除此之外，作者最早提出的“剪羊毛”“次貸地震”“金融海嘯”“金融高邊疆”“中國大媽”等詞語皆成為流行詞彙。

金融是一個主權國家必須要捍衛的“第四維邊疆”。主權國家邊疆的概念，不僅僅包括陸疆、海疆、空疆（含太空）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在未來國際貨幣戰爭烏雲密佈的時代，金融高邊疆的重要性將日趨凸顯。
金融邊疆安全則國家安全，金融邊疆淪陷則國家淪陷，從中國與日本的近代史就可以窺得一斑。
為什麼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只在中國發生？
為什麼日本的明治維新能成功，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卻會失敗？
為什麼蔣介石拿著蘇聯的盧布完成了北伐，卻會突然變臉反共？
為什麼國共兩黨都要“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
為什麼蔣介石能夠統一貨幣卻不能維護貨幣主權？
為什麼國民黨的法幣改革激怒了日本，引誘著英國，卻最終撲入了美國的懷抱？
為什麼日本會存在皇權與金權之爭？
為什麼日本軍隊總是發生“下克上”？
為什麼日本政變不斷、刺殺成風？
為什麼國民黨的法幣改革刺激了日本，並加速了日本侵華的戰爭？
為什麼國民黨的法幣最終走向崩潰，而共產黨的人民幣卻能橫空出世？

自序
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獵殺”胡雪岩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第二章　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
　王政復古與金錢崛起
　井上馨：日本開國金融元勳
　三井家的大掌櫃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邊疆
　明治維新為什麼沒有向外國“招商引資”
　日元信用保衛戰
　明治維新VS洋務運動
　金融毒奶喝殘了漢冶萍公司
　命運的裂變
第三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進軍滬寧，蔣介石的猶豫
　3000萬金盧布打造的北伐戰爭
　蔣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與蔣介石：不得不說的故事
　“四?一二”政變背後的金融勢力集團
　蔣介石的“再融資”
　“寧漢合流”背後的“資本重組”
　財閥董事會炒掉了胡鬧的CEO
　蔣介石終於上了“創業板”
第四章　紅色中央銀行
　毛澤民的金融“空城計”
　巴黎公社，守著金飯碗挨餓
　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紅色貨幣的誕生
　人民的貨幣，為人民服務
　貿易“特區”和蘇區“央企”
　錢袋子支持槍杆子
　“扁擔中央銀行”和13天的“紅軍票”
　紅色貨幣的傳說
第五章　蔣介石的金權天下
　“剿共”缺錢，蔣介石“暴打”宋子文
　中央銀行PK中國銀行
　改組與染指
　官股與商股的金權博弈
　蔣介石的金融集權：“廢兩改元”與“四行兩局”
　賣給你個大王八！
　白銀風潮：第一次中美匯率戰爭
　法幣改革：日本侵華戰爭的導火索
　黃雀在後，美國人笑到最後
第六章　皇權與金權
　日元脫離金本位，財閥中計
　木戶侯爵家的秘密會議
　“大正政變”與皇權失勢
　天皇之夢：皇權的東山再起
　三井跟天皇叫板，落入“美元套利陷阱”
　“一?二八”淞滬抗戰：日本發動的“假戰爭”
　暗殺的國度
　皇權戰勝了金權
第七章　金陵夢斷
　銀行家之死
　外匯平准基金：第二中央銀行
　孔祥熙的美元橫財
　金融版“潛伏”
　法幣破產：外匯自由化的惡果
　金圓券的最後掙扎
　為什麼蔣介石輸掉了貨幣戰爭
第八章　人民幣的誕生
　邊區的財神爺
　邊區貨幣的艱難重生
　“物價本位”的北海幣：山東根據地的金融創新
　“戰略物資”與貿易戰
　人民幣的橫空出世
　銀元之戰
　棉布之戰
　人民幣：為人民服務的貨幣
第九章　金融高邊疆與人民幣國際化
　貨幣戰爭：歷史的輪回
　人民幣的困境
　廣義物價本位：人民幣的另類選擇
　好貨幣的重要特點
　窩囊的債權人與囂張的債務人
　清算中心：金融網路的“路由器”
　人民幣的全球金融網路
　金融高邊疆的基礎設施隱患
　貨幣“春秋戰國”時代的來臨
第十章　白銀的光榮與夢想
　2008年9月18日下午2點，世界金融體系幾乎崩盤！
　白銀：曾經的世界貨幣
　美元紙幣能保值嗎？
　美聯儲的“妙計”：放手讓黃金暴漲
　黃金與白銀1：16的歷史超穩定結構
　雙肩挑的白銀：既是貨幣金屬也是工業金屬
　白銀在新能源領域的應用
　2017年，259億個RFID晶片將使用白銀
　未來美國木材防護領域每年將消耗2400噸白銀
　服裝應用將是白銀最大的未來需求之一
　“價格發現”了什麼
　白銀市場：1個瓶蓋與100個瓶子的遊戲
　白銀操縱調查
　擠兌危機之下的白銀市場
　美元的長期貶值與白銀的歷史機遇
　致謝與感悟

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本章導讀
誰是暗算胡雪岩的真凶？
為什麼鴉片戰爭只發生在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銀本位會敗在英國的金本位腳下？
為什麼中國的錢莊與票號沒能發展成世界金融帝國？
為什麼只有中國盛產洋買辦？
西方列強僅憑堅船利炮和工業革命是不可能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國的經濟潛力。導致清帝國衰落的真正原因在於西方金融資本勢力首先攻破了中國的金融高邊疆。
鴉片貿易的首要戰略目標是顛覆中國的貨幣體系，而這一戰略的制定和執行都源于倫敦金融城。鴉片戰爭實際上是英國的金本位與中國的銀本位之間的一場戰略決戰，戰爭的勝負將決定東西方未來數百年的盛衰興亡！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英國金融資本的突擊力量遠比船堅炮利的帝國海軍更具威力，他們將首先打垮中國的銀本位，搶佔中央銀行這一控制清帝國銀根的戰略制高點，滲透和蠶食中國的金融網路，掌握中國的資本與信用流動的管道，完成對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全面控制。
在喪失金融高邊疆控制權的情況下，中國的貿易定價權、工業自主發展的定位權、政府的財政稅收權、軍事與國防的開支權將逐步淪喪。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西方列強的待宰羔羊。
實際上，清帝國的敗亡，金融先於軍事。
美國人馬漢在19世紀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權”的概念，認為“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義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權”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權就是勝利”。時隔60年，美國陸軍中將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權”的“高邊疆”理論，堅信“控制外太空就可以稱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豐富的閱歷，曾任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和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等職，1980年，擔任雷根總統競選的國防顧問。1981年，雷根政府上臺後不久，格雷厄姆在傳統基金會的資助下，組建了“高邊疆”研究小組。該小組由美國30餘位著名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空間工程師和軍事戰略家組成。經過7個多月的精心研究，於1982年3月3日以《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為題拋出其研究報告。“高邊疆”戰略公諸於世後，立即受到美國政府、軍方和公眾的關注，並且對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高技術發展以及世界局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高邊疆”戰略的核心是指歷史上具有不斷開拓疆域傳統的美國，今後應該在地球的外太空進行新的開拓，把太空作為美國新的戰略疆域和控制範圍。
無論是制海權、制空權，還是“高邊疆”理論，歸根到底強調的都是控制範圍和控制能力。從西方文明的視角看，有人類活動而沒有被控制的地區都是需要征服的“邊疆”。
小小寰球，從大陸到海洋，從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類活動的物理空間基本都已被大國嚴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領域正在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國家的邊疆，不僅僅是陸疆、海疆、空疆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高邊疆。
“獵殺”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經歷著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經營一輩子的金融帝國即將土崩瓦解。這是一個用2000萬兩銀子打造出的超級神話，如果以糧食的購買力估算，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胡雪岩的金融帝國大致擁有著40億元人民幣的總資產。可是，此時的胡雪岩卻面臨著一場致命的“完美”風暴。
11月初，他有一筆50萬兩的滙豐銀行債務必須償還，這筆債務讓他倍感焦慮。在正常情況下，以胡雪岩的財富規模，決不至於被區區50萬兩銀子難倒。不幸的是，他的對手們早已布下天羅地網，此時的胡雪岩已難逃被圍獵的命運。他隱隱有一種不祥之感：“市面太壞，洋人太厲害，我不曉得怎麼才能翻身？”
胡雪岩的正面敵人就是英國的怡和洋行，此時雙方正在圍繞生絲生意的霸主地位展開著激烈的較量。
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著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在洋行的壓迫下，生絲價格每況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帶的絲農們苦不堪言，當地的絲商們慘澹經營，高額利潤盡被洋行鯨吞。
胡雪岩開始介入生絲生意後，對洋行的高壓有了切膚之痛。眼看著絲農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產境地，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奪取生絲貿易的定價權，迫使洋行在價格上讓步。他開始仔細尋找洋行價格控制體系的破綻。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銷管道和航運保險，又有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不可戰勝。然而胡雪岩還是敏銳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難以控制生絲的生產源頭。
胡雪岩決心佔據生絲源頭這一戰略制高點，一舉擊破洋行對生絲的定價霸權。
機會終於在1882年到來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絲產地進行仔細調查，同時在與當地生絲商人們的交流中發現，當年的生絲收成減少，將出現嚴重的供貨不足。他立刻抓住這一難得的時機，開始悄悄行動，在江浙育蠶村鎮四處採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
果然，市場上5月份生絲收成估計可達8萬包，然而“在8月份，逐漸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萬包”。
早已完成生絲貨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總攻。他動員起自己龐大的金融帝國中的每一個銅板，將上千萬兩白銀全部投入這場中國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決戰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積了近2萬包生絲［1］，占全部貨源的1/3強。為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們突然發現不出更高的價錢就難以買到生絲，他們試圖各個擊破，但胡雪岩籬笆紮得很緊，稍微有些規模的絲商都被知會要遵守大家約定好的報價。“上等生絲在倫敦每包售價僅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絲價，由於胡雪岩的收購和操縱，折合英鎊竟達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邏輯是，自己對生絲價格有組織的打壓不算操縱，而中國有組織的反抗卻算操縱。這樣的邏輯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國狂印美元不算操縱匯率，而中國的反制應對卻被判定是操縱匯率。
怡和洋行無奈之下，只能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出面斡旋。對，大家沒有看錯，是英國人當著中國海關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為了吸引外國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國人打敗清政府後，強迫清政府割地賠款，為確保中國準時付錢，直接任命了英國人看管著中國海關，所有海關關稅收入都直接被英國人拿走沖抵賠款。
赫德28歲就執掌了大清海關，屬於典型的少年得志，但與胡雪岩比起來還稚嫩得多。他以邀請胡雪岩合夥辦絲廠為誘餌，以“市價以外，另送傭金”為條件，企圖說動胡雪岩做出價格讓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門求購，開出的價格是，按照當時的市價，再加800萬兩白銀，經談判後，同意加到1000萬兩白銀。只要胡雪岩點頭，相當於今天20億人民幣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絕了，他要更高的價格。
就在這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洲大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3］。洋行轉而尋求收購歐洲本土生絲。到1883年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幾家大的絲行破產。胡雪岩試圖邀集絲商將來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行屈服，結果無人響應。
上海市場生絲成交清淡，買賣雙方僵持了整整3個月。此時，雙方較量的就是資金的實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後臺大老闆乃是17大國際銀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勢力最大的英國巴林銀行。在19世紀，巴林家族號稱是“歐洲第六大強權”，其發跡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早，在國際金融領域曾是無可爭議的老大。有此強援，怡和洋行在與胡雪岩的對峙中，始終處於不敗之地。
而胡雪岩的處境卻開始不妙了。要知道，維持價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對加盟絲商的利益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貨棧費用、巨大的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全都要錢。驚人的資金佔用使得胡雪岩的現金流處於日益脆弱的危險之中。
早已將這一切看在眼裡的北洋派幹將盛宣懷開始行動了。他正在密謀“廢掉”胡雪岩。
胡雪岩與盛宣懷並無太深的個人恩怨，只是各為其主罷了。胡雪岩的後臺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亂的過程中，胡雪岩作為其總後勤，運用自己阜康錢莊的信用和金融網路，於1867年首創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向洋行和外資銀行舉債，14年中，為左宗棠的軍事行動融資1600萬兩白銀，為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殊勳立下了汗馬功勞。1883年讓他陷入絕境的50萬兩滙豐銀行債務，正是他以自身信用為收復新疆的戰爭債務所作的擔保，如果政府的錢不能準時到位，他將不得不自己掏錢墊付給滙豐銀行。
盛宣懷的後臺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中國的西北方向，中亞的阿古柏利用當時中國西北地方的民族與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強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謂的“浩罕國”。不久，俄國軍隊佔領邊防重鎮伊犁，西北塞防形勢危如累卵。同時，在中國的東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臺灣地區的嚴重事端，中日之間戰事一觸即發。“太平天國”十四年戰爭之後，清朝府庫一貧如洗，國家財政已無力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可是，李鴻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強化海軍為優先要務，為此不惜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堅持“塞防”絕不可廢，應該毫不猶豫地對新疆叛亂進行武力征伐。雙方矛盾的焦點就是“籌餉”問題，如果朝廷決定“海防”優先，則巨額的資金將流進北洋派的勢力範圍，而確立“塞防”國策，則左宗棠必然實力大漲。這是一場關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尖銳較量。
最終，左宗棠勝利收復新疆全境，其聲望與地位一時壓倒了李鴻章。此時，中法戰爭又烏雲密佈，左宗棠再次主戰，李鴻章再度主和。李鴻章生怕大筆資金再度流入主戰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經費來源不足，因此決定發動“倒左”攻勢。打仗打的是錢糧，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廢掉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岩。
盛宣懷要徹底搞垮胡雪岩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他的能量也僅限於截斷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應付給胡雪岩的50萬兩協餉，這筆錢正是朝廷償還滙豐銀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於用阜康錢莊的信用為朝廷向滙豐借款，如果朝廷遲付，他就必須墊支。不過胡雪岩畢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資本市場中心，無論是向滙豐銀行提出貸款展期，還是向其他外國銀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錢莊票號同業拆借，亦或將價值近千萬的生絲進行抵押貸款，更何況，他還有上萬畝的土地、莊園等不動產，以及20多家典當鋪、連鎖票號和胡慶餘堂藥店等龐大經營性資產，籌措50萬兩銀子並不是件太難的事。
因此，盛宣懷不僅需要掐斷胡雪岩的官府資金來源，更需要斬斷胡雪岩在資本市場上的一切融資通道，而這絕不是盛宣懷能搞定的。他必須聯合上海金融市場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後捅上這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為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同洋行叫板。誰能夠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號、典當鋪的命運，讓大家一起拒絕給胡雪岩融資呢？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強大的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來自洞庭東山的席正甫，他們這一圈人號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的打法一樣，席家可謂相當低調，除了少數史學界人士，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都極為陌生。大道無形正是他們的特點！
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業環境和政府關係兩眼一抹黑，欲擴大業務必借重當地華人，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洋買辦。洋買辦往往是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他們要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以保證金賠償。同時，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為洋行的業務拓展殫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要廣交商業圈的關係，將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著層層關係與金錢的網路，疏通著種種富貴與利益的管道。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後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正是通過他們，外國的資本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了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著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可以說，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將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岩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向洋行發起挑戰時，他不僅直接威脅到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到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滙豐銀行的洋買辦，交了2萬兩銀子的保證金後，他買到了一張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快車票”。席正甫的能力當然沒有讓滙豐銀行失望，剛到滙豐，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鹽稅作抵押，向滙豐進行政治借款200萬兩白銀的大單，年息8%，分10年償還。席正甫一炮打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席家的運作下，滙豐先後經理了滬甯、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從中獲取了高額分成。
在發行紙幣方面，也成效卓著，滙豐的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流通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滙豐紙幣幾乎代替了清政府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務派知識份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滙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余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席家為滙豐以白條佔有中國實體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國的達官貴人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滙豐帳戶上，寧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願意圖個“安全保險”。據統計，長期在滙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2000萬兩以上的有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4］席家從中獲取的傭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滙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自己也承認，“滙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編者注）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最終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為此，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滙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
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號由於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將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5～20天的時間裡，向滙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滙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滙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著存貸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導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5］。當銀根低於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務，滙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滙豐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滙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巨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並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是由於滙豐控制著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著滙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為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滙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滙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膨脹，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是大財神，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瞎扯。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同時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並無絲毫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他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席正甫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導中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與盛宣懷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岩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後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是鐵關係，在盛宣懷的帳單上，令人矚目地存在著與席正甫相關的“滙豐銀行英鎊與銀賬”［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懷無不滿足，席家的大量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實現了徹底的利益互鎖。
當清政府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4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僅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1320股。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時，席家又成為其大股東，並掌管外匯業務，成為宋子文系的同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時，席家更直接變為官股投資人，並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席家還把持著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並成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號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由於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將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岩的關係應該可以維持得不錯。但是，滙豐銀行的股東們正是這些大洋行，成立滙豐的初衷就是為了洋行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岩挑戰了滙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搞得股東們鬧起事來，席正甫豈能容他！
事實上，洋行們打壓生絲價格，壟斷定價權的背後正是滙豐和席正甫對上海乃至全國銀根的操縱。
據1878年8月28日《申報》記載，到19世紀70年代，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票金額已達300萬兩左右。到19世紀90年代，七八百萬兩的拆放額已習以為常。這使得錢莊在資金的周轉上對外國銀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而一旦上海銀根緊縮，其效應會立刻波及全國。
奇怪但並不令人意外的是，1878年以來，每到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的時候，就會發生銀根緊縮的“怪現象”。能夠製造貨幣供應短缺，並且有明顯意圖的就是滙豐銀行。維持上海正常貿易周轉大約需要300萬兩銀子，而滙豐經常在收購絲茶的季節猛收銀根到100萬兩以下，導致絲茶商人無法融到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自己的產品，而滙豐的洋行股東們因此得以廉價抄底，獲取暴利！
“每一次貨幣恐慌都是以滙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有意收縮銀根而引起的。從1878年初開始，銀根就處於緊張狀態，以至於年底上海錢莊為壞賬所累不復交易者達二三十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銀行收縮放款200萬兩巨數之故。1879年的貨幣恐慌發生在絲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這時，經常需要300萬兩資金周轉的上海市面，卻被外國銀行收縮到只有90萬兩的奇缺狀態。這個數目全然不能適應本地貿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國銀行並不到此為止，它進一步把庫存銀塊增加到60萬兩，而使事態更加複雜化。”［7］
1883年，歷史再度重演。
正當胡雪岩與怡和洋行在生絲大戰中處於僵持不下的狀態時，上海的銀根一天天被收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絲價直線下跌。9月初，上等生絲每包價格尚能維持在427兩；10月，跌為385兩；11月初，更進一步下跌至375兩。此時，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岩的資金鏈瀕於崩潰。
到11月9日，公眾對胡雪岩的資金擔憂終於全面爆發。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號遭到擠兌。欠滙豐的50萬兩白銀債務到期也無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沒有協餉來償還滙豐的債務，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不堪重負的金融帝國終於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經營的京城、上海、鎮江、寧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號同時倒閉。［8］胡雪岩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金融帝國崩潰了。最終，生絲被怡和洋行抄了個大底。
胡雪岩無法忍受洋行的壓價行徑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價權的爭奪背後其實是金融權力的爭奪。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沒搞明白，在喪失中央銀行這一金融制高點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囤積生絲試圖在貿易上與洋行一較高下是徒勞的，一旦銀根被收緊，他的資金鏈將立刻陷入崩潰邊緣。胡雪岩領導的這場中國本土金融力量對國際銀行家的反擊，最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他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內金融買辦勢力的內外夾擊，其失敗在戰略上早已無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敗與洋行的勝利都是基於同樣的原因，那就是誰能控制銀根，誰就能取得商戰的戰略主動權。無論是清政府，還是以胡雪岩為代表的南方錢莊和山西票號，都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銀行的巨大威力。當滙豐銀行佔據了這一地位之時，整個清帝國的命運就完全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金融不獨立，則經濟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則政治不能獨立。清政府金融高邊疆的淪喪，是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的開端！
清政府的中央銀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問題的要害是本位貨幣白銀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貨幣動搖，金融這一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必然癱瘓，然後就是各個經濟要害臟器的衰竭，國家政治與戰爭的免疫系統動員能力瓦解，從而喪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後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運了。
國際銀行家要征服中國，必須首先征服中國的貨幣。鴉片戰爭的核心與其說是貿易戰爭，不如說是一場白銀戰爭！這就是為什麼鴉片戰爭沒有發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沒有發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卻僅僅在中國爆發的真正原因！
鴉片貿易打擊的目標正是中國的本位貨幣：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