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我的世界（簡體書）

代序：談傳記文學
近二十年間，我看過屬于傳記文學的專集，在五百種以上；當然并不嚴格地限于“傳記”或“自傳”，包括“回憶錄”、“懺悔錄”、“感想錄”、“隨筆”、“談話錄”、“旅行記”、“日記”、“書簡集”在內，見到了就看，當作現代史料看，頗有用處。三十五年前，由于政治關系，陳仲甫先生拘囚在南京地方法院，我就替他設法提供材料，寫起自傳來。他動筆寫了八章，局勢忽變，朝野合作抗戰，便恢復了自由，自傳便中停了。抗戰第二年，我還在漢口某里中，見了仲甫先生，他也頗有意寫下去，可是，他晚年住在江津那八年，并沒把自傳寫起來。坊間所見陳氏自傳依舊是開頭那么一截子，我們總覺得不夠味似的。十多年前，我又曾勸知堂老人寫回憶錄，這回總算勸成功了，全書有三十八萬字，完完整整的一份史料。于今，倒是變成別人勸來我寫回憶錄的日子了；過去大半個世紀，世變的劇烈，比過去三個四世紀還要多；而四五十年前，和我交游的年輕朋友，如今，都和“天下興亡”有了密切的關系，值得用一條索子貫串起來。從我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來說，把第一手史料保留起來，也真的“匹夫有責”了。這是我決定談談過去經歷的主因。
寫“自傳”、“回憶錄”，也是過去二十年間潮起了的新風尚；一些叱咤風云的人物，忽然如劉備那樣過著灌園種菜的生活，自有髀肉復生之嘆。寫自傳，也是他們在立功既無望，立德更不成之后，只有在立言方面，力爭一席地的必然趨勢。且說國民革命軍北伐時，草山老人手下有一位大將，叫劉峙（經扶），他是江西吉安人。北伐完成后，便任河南省主席；到了抗日戰爭初期便任華北戰局的統帥，一直到內戰后期，徐彭會戰時期，他還是戰區司令長官。以他一生在軍政方面的歷經，至少可以和麥克阿瑟爭一日之短長。可是，他那本自傳，實在不高明，不獨枯窘得索然無味，真實性也很低。倒是另外一位偏將劉汝明將軍，他的生平并無赫赫之功；他的自傳，卻寫得虎虎有生氣，在我所看過的五百多種傳記中，自是第一流作品而真實性也很高。劉汝明將軍，當然不會忘記和范長江兄吵嘴的事。（長江兄曾在《大公報》中刊過“劉汝明可殺”的專欄。）他的筆下，雖是諷刺了長江，倒也寫得頗有風度。造就更不容易了。
外交界人士的回憶錄，那位活到了九十歲的曹汝霖，他曾經是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在中日外交中，他又是擔當折沖工作的主角，他那部《一生之回憶》，實在糟透了。跟他有關的那一截事，寫得不盡不實，有些自己辯護的話，反而欲蓋彌彰。跟他毫無關系那一截，所記的都是道聽途說的謠傳，不值一笑。他這部傳記的失敗，可以說和龔德柏先生的回憶錄一樣，失之于浮夸，顛倒了輕重。
在這兒，我并不想把別人寫的傳記，一一點起將來，加以甲乙，還附上了考語。我只憑記憶所及說說我的感想。汪公紀先生，他在《序〈波逐六十年〉》（胡光麃先生回憶錄）中說：“……《波逐六十年》，確能脫俗；近年來寫傳記之風大行，不管是聞人或非聞人，都喜歡把近代史和‘我’發生直接關系，不把‘我’用放大鏡放成特大，幾乎無‘我’就無‘大事’，而發生的‘大事’也就是‘我’做的。《波逐六十年》并無此病，以客觀的立場，介紹了所聞所見，描敘了中國工業在千辛萬苦中的處境與進度，使讀者不能不欽佩他記憶力的奇強，分析事物的精細以及他對工業知識的淵博了。”這番話，他說得非常中肯；不獨指出胡先生的敘記恰如其分，也道破了曹汝霖、龔德柏他們的夸大狂的缺失，把自己吹得太過分，便顯得他們的丑陋可笑呢！
有一天傍晚，我過海到普慶去看戲，事先到對面街上去吃點東西，路過巷口一家書攤，擺著一部原刻本《三水梁士詒年譜》，那位女老板居然以十港元代價賣給我，我真是喜出望外。可是，帶回家一看，更是喜而不寐，這部傳記，實在編寫得太好了（葉恭綽先生主編）。時人形容美女的身材說是該凸出地方凸出，該凹進地方凹進，這才富有誘惑力。這年譜的妙處正是如此。我們且看曹汝霖要把黃秋岳出賣江陰炮臺的“謠傳”，寫入他的一生中去，豈不蠢得可笑？我和譽虎先生，相識而不十分知契，單看這部梁氏年譜，便悔當年不多去叨教了。十五年前，我初到北京，李微塵兄要我去訪問張國淦老人，那時老人病已垂危，不能見客。后來，讀了張氏的《辛亥革命史料》，覺得他的史筆，斷制得當，足為師法的。
近年間，臺北出版的《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每為朋友所稱道，《傳記文學叢書》，也頗多可誦之作（《叢書》中那本《什么是傳記文學》，也正是我們所要討論的課題）。其中一種字數很多，連載得很久的，便是章君谷先生執筆的《杜月笙傳》，共四大冊；他們津津自喜，以為了不得的著作，實在不夠分量。國民黨的興亡，畢竟是草山老人的事，杜月笙只能算是渺不足道的配角。董顯光的《蔣傳》，三小冊，還抵不上《杜傳》的一半，單看這一點，已經輕重失宜。杜月笙有種種缺點，而其過人之處正在這些缺點；如今章氏把他的缺點都掩蓋起來，把他寫成一個圣人。我們試看太史公筆下的郭解，則章氏所寫的《杜傳》，只好拿去覆瓿了。
近二十年中，我所讀到的傳記，自以林崇鏞先生的《林則徐傳》為首選，而沈亦云夫人的《亦云回憶》，從她的眼中，看到了她的丈夫黃膺白先生的奔赴艱危的經歷。筆下無夸大虛飾之辭，而黃氏的精神人格躍然紙上，這便不是如龔德柏輩所能企及的了。
當代三大傳記文學家：一、英國的史特拉齊（G.L.Strachey.一八八〇—一九三二），我讀過他的《維多利亞女王傳》。二、德國的廬德威克（E.Ludwig 一八八一—一九一八），我讀過他的《拿破侖傳》和《人之子》（耶蘇傳）。三、法國的莫洛亞（Andre Maurais 一八八五—一九六八），我幾乎讀過他所寫的各種傳記：《雪萊傳》、《拜倫傳》、《狄士累利傳》、《伏爾泰傳》，連《法國的崩潰》在內。廬德威克的作品夠分量，史特拉齊的作品夠紳士派頭，我卻愛莫洛亞的活潑有生氣。這當然都是我個人的感受，他所寫的《人生五大問題》給我的影響和房龍的《人類的故事》不相上下。
一九五二年，莫洛亞應倫敦劍橋大學之請，擔任克拉克基金會講席，發表了六篇有關傳記文學的論文。他曾說到史特拉齊的新傳記文學：
你把維多利亞時代的傳記看一看，再把史特拉齊的傳記看一看，就會發現那是兩種頗為不同的傳記。特里衛連（Trevelyan.一八三八—一九二八麥考萊傳作者）或洛克哈特（J.G.Lockhart 一七九四—一八五四《司各脫傳》作者）的作品，盡管其結構十分完善，只不過是一篇文獻，而史特拉齊的作品卻是一件藝術品。無疑地，史特拉齊同時還是一個正確的歷史家，可是，他有本領用一種完美的藝術形式來表達出他的資料，而這種形式在他是最關重要的東西。
接著，莫洛亞說到現代傳記的特質：
這個時期的第一種特質，是學者們的理智的方法打進了心理學和倫理學的園地。二十世紀初期的青年，不論對于任何問題，都要自己去探討，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的結果。年輕的一代所特有的這種自由探討的精神，顯然對于小說家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對于歷史家和傳記家的影響，也同樣不小。
他又說：
一個現代的傳記作者，如果他是誠實的話，便不會容許自己這樣想：這是一位偉大的帝王，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一位偉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的周圍，已經建立著一個神話一般的傳說，我所想要敘述的就是這個傳說，而且僅僅是這個傳說。
他的想法應該是：
這是一個人。關于他，我擁有相當數量的文件和證據。我曾試行畫出一幅真實的肖像。這幅肖像將會是什么樣子呢？我不曉得。在我把它實際畫出之前，我也不想曉得。我準備接受對于這個人物的長時間思量和探討所向我顯示的任何結果，并且依據我所發現的新的事實加以改正。我們這個時代，對于真實的觀念，已經形成正確的想法。我們不會讓傳記作者由先入為主的觀念來左右他的判斷，我們要求他根據對于事實的觀察，來做出整個的敘述，然后再細心而不帶感情地做一番新的獨立的研討，借以證實那些敘述的內容。
莫洛亞一直是“我所心向往之”的新傳記作者，這番話也正是我所要說的一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