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傳（簡體書）

宋教仁，字遁初，號漁父，是中國同盟會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又是民初國民黨的創始人，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13年被暗殺于上海，終年31歲。本書作者既為傳主同鄉，復“傷英雄無嗣之凄涼”，特以30余年時光為此一為中國民主憲政犧牲先驅畫像。全書“綜合敘述與分析解釋并重，對若干重要史實均力求提供新記錄與新解釋”，被視為海內外有關宋教仁研究的奠基之作。

吳相湘（1912-2007），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負責校勘《明實錄》。抗日戰爭爆發后,投筆從戎,入國民黨第九戰區司令部工作,專事收集戰爭資料編纂戰史，撰有《第三次長沙會戰》等文稿。20世紀70年代，編著出版《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最早記錄了中國軍民長期抗戰的歷史，也是學術界公認迄今為止，最為權威和優秀的抗日戰爭史著作。他根據故宮檔案編著的《晚清宮廷實紀》、《清宮秘談》,揭露數百年來紫禁城中隱蹤秘事,很有史事價值。他引用英國、日本外交檔案寫成《孫逸仙先生傳》,披露了大量國內書刊從未涉及的史料。他撰著的《民國百人傳》、《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先驅》、《民國政治人物傳》、《晏陽初傳：為全球鄉村改造奮斗六十年》等民國著名人物傳記,開民國史研究之人物研究的先河。他研究歷史注重以史料為基礎,主編出版了一系列史料叢書,如《中國現代史料叢書》、《中國現代史叢刊》、《中國史學叢書》、《民國史料叢刊》、《鄉村建設史料匯編》,為史學界提供了豐富而有價值的史料長編。他發表的大量史學論文,已輯成《近代史事論叢》、《歷史與人物》等書刊出版發行。并著有長篇自傳《三生有幸》。

自序
第一章　求學時代之環境與背景
一　經世致用學風之復興
二　講求時務注意新學
三　湖南自立自保之主張
四　湖南留日學生刊行《游學譯編》
五　民族主義之教育與湖南自治論
六　武昌文普通中學堂與革命風潮
七　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舉義之失敗

第二章　日本六年
一　《二十世紀之支那》與《醒獅》
二　中國革命同盟會之成立
三　革命建設基礎在高深學養
四　游說馬俠與間島問題
五　同盟會之悲歡離合

第三章　對內政外交的主張
一　對外關系之認識
二　建設真正民權之立憲政治
三　遵奉民生主義推行社會政策

第四章　大革命爆發前后
一　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
二　長江上下游的奔走聯絡
三　臨時政府之組織
四　袁世凱陰謀與宋之對策

第五章　政黨政治之嘗試
一　同盟會之團結與改造
二　不戀權位只重政見

第六章　為民主憲法犧牲
一　國民黨之組織
二　孫黃北游之前后
三　國會議員選舉與大政見
四　蓋棺論不定
引用史源及重要參考資料

一、宋氏本人著述
二、同時人著述
三、手寫本及檔卷

第一章　求學時代之環境與背景
宋教仁，中國現代史上一偉人也，其人之重要性，不僅由于彼為中國革命同盟會之主要組成分子、中國同盟會之發起人；更由于彼能以實際之行動，力求促進中國政黨政治之正軌，雖所志未遂，遽以身殉；然其主張，迄今固仍為中國人奮力追求之目標，國父孫逸仙先生嘗謂：“宋氏乃為中國憲法而犧牲之第一人”［1］，誠為符合歷史之的論。
宋氏出生于湖南省桃源縣。湖南民性自古堅忍慓悍，操之過激，鋌而走險，語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蓋其明證。降及近代，曾國藩即利用此特性創立湘軍，以一省系天下之安危，轉移舉國之風氣，其事固有足多者，桃源則與陶淵明《桃花源記》同為中國人士所熟知，山明水秀，溪回曲折，優美之自然環境，對于生于斯長于斯之宋氏，自不能無其影響。雖然宋氏嘗有言曰：“吾則沅湘間產也，地近江浦，猶念曾國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書生，而能摧陷大敵，人奉為宗，其是非亡足論，觀其識度，無忝于英雄，其民又樂為之致死，豈其風烈遂粲于今?!”［2］是湖南強悍之民風與曾國藩輩倡導之經世致用之學術環境，對于宋氏思想與事業之感召，顯然更甚于前者。
一、經世致用學風之復興
經世致用之學原為中國文化之正宗，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固慨乎其言矣。北宋范仲淹秀才先憂后樂之呼吁，益振醒知識分子之責任感與自尊心。同時司馬光纂輯《資治通鑒》復為經世致用學者訂一重要典范。不幸南宋以降，士大夫痛國家之多難，慷慨激昂，轉多虛憍之論。歷經遼金元三朝，中國知識分子遂遭遇空前之迫害，明初復創八股制藝以束縛讀書人之思想，又用廷杖詔獄以凌磨士大夫之尊嚴；致使當時士人唯有逃避現實。逮朱明覆亡，顧亭林諸氏奔走呼號，力倡“行己有恥，博學于文”，痛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始為經世致用之學開啟一新途徑。
宋教仁傳然時值滿清入主中夏，固絕不愿見此種學風之滋長，且為鞏固其統治權，更復變本加厲，以摧殘之、壓迫之，文字獄之繁興，博學鴻儒科之創立，四庫全書館之設置，交相為用，務使士大夫無法沖破種種網羅，如不入我彀中，即自屏于政治之外。雍正乾隆時，達官自刻奏議，往往得罪，記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韙，于是文人著書立說，多不涉當世之務，繁瑣考證之風特盛，固士氣消沉已極之明證。逮嘉慶朝，仁宗天資長厚，略變兩朝箝制之意，歷二十余年之久，后生新進，顧忌漸忘，稍稍有所撰述，雖未必即時刊行，然能動撰述之興，即其生機已露也。至道光初葉，則時事之接觸，切身之患，不得不言者有鹽務、河工、漕運三大端，議論蜂起，賀長齡、魏源竟匯而刻之，命名《皇朝經世文編》，于道光六年（1826）行世。［3］未幾，海警漸動，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又為之倡導，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纂輯之《海國圖志》梓行，是為中國近代士人綜合中外資料所為知己知彼之第一部著作；而其先一年，何紹基、張穆創建顧亭林祠于北京廣寧門內之慈仁寺，歲舉祀事。有謂此為中國近百年世運之關鍵者。［4］以今論之，要非過甚其詞。
蓋學風士習從此丕變，士大夫一反前此空疏逃禪之積弊，而秉持亭林之詔示，振經世之絕學，身體力行，見諸行事，曾國藩則其代表焉。觀乎曾氏服官京師，嘗讀書于顧氏祠側，對于亭林極盡向往之誠，創立湘軍又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號召，用儒生為統將，募農夫充行伍，士人匹夫均因此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誰之壯志，湖南全省之義聲震天下，遂使舉國之人咸知引國事為己任，民權之得伸，自此始也［5］；而其傳刻《王船山遺書》，民族大義因之流播益廣，有謂曾氏言行即為辛亥革命肇端者［6］。宜乎宋氏譽之英雄，今人謂近百年世運之關鍵有在也。
宋氏出生于1882年，其時曾國藩已早歿，自不能望見豐采，然流風余韻固猶盛傳于洞庭衡岳間，且湘軍仍肩天下之重任，旌旗聲威正遠及天山南北，所謂“無湘不成軍”，尤為三湘人士常引以自豪者。宋氏自幼即喜聞當時事，尤喜談兵，嘗嬉戲簿諸鄰兒名氏，呼集山阿，樹巾為旗幟，自登磐石上指揮部勒之［7］，是環境影響使之然也。
雖然，世變日亟，國難益殷，對于宋氏之新刺激亦更加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