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影像‧第四輯（簡體書）

由民間影像編委會編寫的《民間影像(第4輯)》以第一手的歷史影像為線索，呈現一個個歷史片段，跨地域、跨學科，既有大歷史的瞬間，又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首度披露部分珍稀史料，親歷者的回憶和研究者的敘述，以及200余幅歷史影像，呈現鮮活的民間生活場景和民間記憶。

四十年前，一個偉大的科學家、教育家離開了這個世界，《竺可楨，一個偉大的身影》向這位先行者致敬。
跑馬廳是舊時上海西人重要的娛樂場所，《跑馬引來海上潮》介紹了跑馬廳和上海的跑馬活動。
《風雨黃洋界》以井岡山黃洋界哨口的景觀變化折射出時代的變遷。《亞洲影院公司》則以一組珍稀影像介紹抗戰時期上海最大的影院托拉斯。《文明閣紀事》介紹了粵東澄海一座上世紀70年代消失的古建筑文明閣。
徐家匯教堂是上海重要的歷史地標，這一輯的專題《徐家匯教堂蒙難記》以親歷者的回憶和當年的現場影像，記錄了幾十年前徐家匯教堂“破四舊”的過程。而《徐家匯教堂修繕記》則記錄了“文革”后落實宗教政策，修繕教堂的過程。同一座教堂前后不同的遭遇，反映了時代的巨變。《我的俄文生涯》以一個老革命的回憶，講述其幾十年的人生經歷。《半條舊軍毯》則是一個志愿軍戰士的生前絕筆，記錄朝鮮戰爭的艱苦歲月。《清華水利系往事》以一個當年學生的回憶，呈現那個時代的生活。
《一個內地傳教士家族的百年傳奇》介紹了王元化的外公桂美鵬及其后人的成就。《我的父親李鏗》介紹了中國早期著名結構工程師李鏗的人生。《山西早期抗戰史上的重要人物郭挺一》則介紹了當年山西抗日的重要人物郭挺一。
《1910，湖湘名士的郭園雅集》介紹了當年14位湖湘名士在長沙郭園的一次聚會。《1951，揚州拆城筑路》則呈現了六十多年前揚州城的重要一幕。
《晚清來華西人與近代西餐傳人》介紹西餐傳人中土的歷史，《一個浙中古鎮的“大躍進”》展現了大躍進在農村的種種表現。《1979，陪沈從文參觀紫金庵》介紹“文革”后其訪問江南行程中的一站。更多精彩內容，期待與您分享。

我于1923年3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小房產主家庭。父親曾是鐵路員工，早年去世，母親是家庭主婦。我有一個大我5歲的姐姐和一個小我3歲的弟弟。我7歲時進邯鄲的小學讀書。1937年6月小學畢業，去保定參加考試，順利考取第二女子師范學校。正在看榜的時候，聽到有人大喊：“你們快回家吧！日本鬼子打到盧溝橋了！”我立即買了車票，坐火車回到邯鄲。
兩天后，姐姐從北京趕回家來。……姐姐那時正在北京兩級師范學校讀書，受到進步學生的影響。盧溝橋事變發生，形勢急轉直下。姐姐從北京回家來跟母親商量，決定舉家往南逃難去。
1937年10月，我們一家四人踏上了逃難之路。先是乘火車從邯鄲經鄭州，到達當時的河南省首府開封。此時，中國軍隊頑強抗擊日本侵略軍，姐姐和我在滯留開封期間，自愿參加了護理抗日傷兵的工作。國難當頭，我們也盡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1938年，我們一家繼續逃難的行程。這次是從開封乘火車經西安，到長江邊的抗日重鎮漢口。姐姐通過熟人，結識了沈鈞儒、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和陶行知等著名人物，他們盡力幫助我姐姐這個帶領我們全家逃難的進步青年。我在漢口才開始被戰爭耽擱了的中學學習。不久就隨戰時的難童保育院向四川轉移，搭乘民生公司的輪船，從漢口過三峽到達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
在重慶，姐姐進南遷的天津南開中學繼續學習，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把她引薦給在重慶的周恩來。自1938年至1941年，姐姐一邊在南開中學學習，一邊給在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做傳遞文件的秘密工作。母親在陶行知先生辦的育才學校管理難童們的生活。我入北碚的國立二中讀初中。
1941年夏天，我在合川中學初中畢業。此時組織考慮一直為八路軍辦事處做秘密工作的姐姐，在重慶可能會有危險。所以決定她帶著我們一家轉去延安。
1941年夏末，我們一家四口與同路的近百人，搭乘八路軍辦事處的三輛大卡車，一行前往延安。因為要路過國民黨占領區，所以我特別被安排作為從日本回來的廖體仁先生的女兒，一路混過盤查，輾轉半個月，終于到達延安。當時天氣轉冷，組織發給了過冬的棉衣。
在延安，姐姐被安排進延安大學自然科學院學英文。我進入延安大學高中部學習，當時的同班同學有后來在“文化大革命”爆發時聞名全國的聶元梓。 延安那時候是窮鄉僻壤的地方。由于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吸引了全國青年學生和海外愛國華僑青年的熱情向往，人們紛紛從四面八方匯聚到此。當然，也有許多外國友人慕名而來，那些在夜晚抵達延安的外國人，看見依山而建窯洞的層疊油燈光，以為延安是像香港或山城重慶那樣的大城市呢。結果天亮一看，延河兩岸就是黃土高原的禿山。
由于革命隊伍快速壯大，使本就經濟落后的延安負擔加重。1942年底，黨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號召解放區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在延安地區開展大生產運動……延安大學的男同學們，參加像南泥灣359旅那樣的開荒種地；女同學和家屬就做紡線和織毛衣等工作。那期間我參加了婦女們的織毛衣工作，有一天有個同志送給我一張照片，畫面上是一群圍坐的婦女正在參加大生產的現場情景。照片的前面有個帶孩子的女同志在繞線團，還有正在織毛衣的我。原來這是延安的著名攝影家吳印咸拍攝的，我當時正在專心織毛衣，并不知道他拍下了這個對我十分有紀念意義的參加大生產運動的瞬間場面。這張照片真實記錄了我在延安的生活實際，我后來一直妥善保留至今。
我在延安大學高中部學習僅半年時間，就于1942年轉為延安大學建立的俄文系。在俄文系學習近一年，與中央軍委培訓軍事翻譯的俄文大隊合并為延安俄文學校，屬于軍委四局(負責翻譯外文資料)，首位領導是曾涌泉，之后由葉劍英領導。此后俄文學校又加入英文系，改名延安外文學校，由楊尚昆領導。
依據當年同學們的回憶：1941年后半年成立軍委俄文大隊和1942年初成立延安大學俄文系，這兩個機構在1942年底合并為延安俄文學校，于抗日戰爭勝利后的1945年8月結業。延安俄文學校總共經歷四年時間，地址位于延安清涼山下，臨近《解放日報》印刷廠。俄文學校總共有學員約100人，延安整風前按照學員程度分5個班，之后為4個班。后與英文系的50余人合并后，延安外文學校也就150多人。由于延安審干整風和國民黨封鎖青年學生來延安，外文學校一直是固定人數的學員，期間再沒有招收學員。
俄文學校的教員分為語言教員和語法教員。語言教員3人：教1、2班的是越南人黃正光(回越南后在越南科學院工作)；教3、4班的是朝鮮人李榮華(他的俄語發音被蘇聯人認為足夠蘇聯廣播員的水平)。以上兩個外國教員中文都不行，所以用俄語教學。還有一個語言教員，是共產國際派去蘇聯學習航空的中國人常賢昆。語法教員4人：劉群和宗義(他們來延安前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該校由白俄教授用俄語教學，所以有俄語基礎)，顏化飛(后來的北京外語學院副院長)，趙洵(后來的哈爾濱俄語專科學校副校長)。
在延安俄文學校期間，遭遇“延安整風”運動。由于我年紀小，而且經歷簡單，所以沒有被列為懷疑對象。我在整風運動中被分配的任務是“看著”被懷疑有問題的人。我因而接觸到好幾個人，在我看來都是很好的大姐，她們滿懷理想和熱情投奔延安參加革命隊伍，卻被懷疑有政治問題。我弄不明白整風運動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很同情這些被冤枉的大姐們。其中印象突出的是一位河南女同學李慧珠(？)，突然就把她給抓起來了，分配由我隨時隨地看著她，連上廁所都要跟著。她就對我說：小妹，我不是壞人，我來延安參加革命不為名不為利，我不會自殺，以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結果她氣不過，索性嫁給了一個在延安的外國友人，這樣就可以不再被整了。還有幾個被當成壞人的同學，后來就消失不見了。P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