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住中國（簡體書）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周聞道，本名周仲明，現供職于四川眉山市某部門。文學碩士，作家，經濟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作家協會委員，天涯社區—散文天下首席版主，《在場》雜志主編。漢語寫作第一個自覺的散文流派--在場主義的創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國第一位創立文學流派的政府官員。發表作品500余萬字，出版文學專著13部，330余萬字；財經評論專著3部，100余萬字。先后獲得全國及省市級多項文學獎，作品入選多種年選、選本、大學教材，被上海、湖北、河北、河南、陜西、浙江等省市中學選為高考聯賽試題。
名人/編輯推薦
2.作者是寫作第一個自覺的散文流派--在場主義的創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國第一位創立文學流派的政府官員，具有較高的文壇地位和較大的影響力。
3.作者曾為政協委員，多年親身深入調研暫住人口和戶籍制度改革問題，全書探討了暫住人口的生存、就業、心理、性生活以及由此衍生的留守老人與兒童、殺人及自殺等多維度的問題，是一份來自親歷者和見證者角度的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血淋淋的生命提案，具有信史性質。
4.全書以作者親歷的一個個短故事連綴而成，通過訴說暫住人口的人與事、喜與悲、愛與恨，反思整個國家的戶籍改革以及現代化歷程，視野宏闊，立意深刻，具有很強的思考性和可讀性。
序
在場寫作倡導關注國家的、人民的當下的痛，那么，當下的痛是什么、在哪里、怎么樣？盡管回答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的目光，還是無法離開這個特殊群體——中國城市暫住人口。
這可能與兩點有關：一是涉及面。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農村進城打工的農民大軍，已經經歷了30年、三代人，已累積成數億之眾。這個不城不鄉、不工不農、留難返難的特殊群體，不僅牽絆著近半國人日常生活、生存、情感、前途、命運等諸多方面，也牽扯著整個國家神經。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二是觸及處。工作、就醫、就學、選舉、維權、衣食住行等，都是直接的、具體的、表面的，更深的影響在于，融不進的城市回不了的鄉，造成幾代人精神家園的丟失，成為無根之萍。
生命是精神的載體，家園是精神的皈依。
據說，家園之說，源于一個傳說：一個永世流浪的小矮人，在四處漫游，尋找想象中的家。這里的“家”，不僅是一般意義的住所，更是精神棲息地，或曰精神原鄉。尋找家園，就是尋找希望、幸福和歸宿。唐納德?里奇說：“整個世界落腳于一個家庭中，世界的盡頭就在家門之外。”家園，不僅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還是靈魂的泊地。孔子說：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意思是物質意義的棲居，應擇其仁厚風俗；精神意義的家園，要成就大仁。很難想象，生存尚難，遑論理想、信念、人生價值。一個朝不慮夕，前途迷惘，信念走失的族群，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家是文明的產物，可是，家在文明的進程中，又一次次付出被撕裂離析的沉重代價，且似乎一次比一次更慘烈。這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關于小矮人的傳說，而是《暫住中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驚心事實。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國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人口大遷移，原因幾乎都是貧窮，實質上是貧苦農民在死亡線上自發萌發的不可阻止的悲壯求生運動。從總體結果看，每次大的遷徙，都促進了地域文化交流融合，改變了族群生存環境，推動了社會進步，具有積極意義。“闖關東”促使了中原文化在東三省的平面移植，形成整個東北華北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家族制度、倫理觀念、經濟行為等方面的趨同性。“走西口”的進程，促使了口外蒙古地區傳統單一的游牧社會向旗縣雙立、牧耕并舉的多元化社會演變。同樣，“下南洋”對中華文化的傳播，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就連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咸也承認，“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中國的“客家”之說，就是歷史上人口遷徙與政府戶籍管理相融合形成的一個略帶溫情親切的人文符號。
悲壯慘烈，在過程中。而這樣的過程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環境下，烈度與形式不同，意義也相異。
無疑，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仍未結束的我國農民進城向東大遷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來勢最猛，情況最復雜的移民運動。逾26億人的遷徙大軍，超過了半個歐洲總人口；根據中國國情，按70％左右的城市化飽和率算，在未來15年左右，還有約26億農民要進城。兩者合計，占到國民總數的4成多。加上與他們命運共系的農村龐大留守大軍，以及因此而不同程度改變了生存狀態的城市人，這場世紀之交的大遷徙，已深深觸動了整個國人。從沖擊力看，中國歷史上的三大遷徙，都歷經百年甚至幾百年，而這次大遷徙，從發軔到基本完成，包括居住地遷移、環境改變、職業轉換、身份變異等等，最多50年。無論如何，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眾多大遷徙不可同日而語的。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些生于斯、長于斯的地地道道的“中國土著”，在自己的祖國內，竟背負著一個尷尬的、非客非主的“暫住”之名，艱難地生活了一代又一代。
中國人暫住中國，這當代黑色幽默，嘲諷的是誰？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按理說，遷徙與進城向東，都是改革開放中的應有之義。我們應該早有預見，早有應對，有條不紊，循序漸進，標本兼治。可是，我們一耽誤就是幾十年。復雜是人為造成的。一切都是倉促上陣，臨陣磨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開始到現在。結果，頭沒醫好，腳也沒治好，問題依然，痛苦依在。生存權不是我們首先要維護的基本人權嗎？這里的遷徙與暫住，從戶籍、身份，及與之緊密聯系的社保、醫保、就業、讀書、精神生活等等，哪一個不涉及“基本人權”。忙亂是難免的，可在這么長時期的忙亂中找不著北，讓幾代人，幾億人，既背離物質之家，又丟失精神家園，成為自己雙手建立的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異己，卻是難以理解，且不可原諒的，也是很危險的。忙亂是表象，關鍵在責任，根源在文化。
戶籍制度的成因錯綜復雜，歷史和現實、眼前和長遠、均等化與承受力等糾纏在一起，盤根錯節。根本出路在改革，但怎么改，如何積小步以成大步，為最終徹底打破城鄉戶籍壁壘，構建全新的保障人員遷徙流動的人口管理制度創造條件，真正實現人口的“自由遷徙”？這確實是復雜的課題。人們對以高揚改革大旗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寄予厚望，希望糾纏30多年的戶籍改革能有所突破。這次會議毫無疑問對此問題的全面深化改革給予了高度重視，但還稍顯審慎。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與中小城市戶籍徹底放開，目前已基本做到，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放開”后的區別，“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戶口“含金量”的均等，以及城里人“蝗蟲”意識的消除，還需要一個多長的過程？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物質的家丟失了，容易找回，當然有賴我們制度障礙的消除。精神意義的家丟失了，則需要長期的尋找與呵護。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讓這種丟失繼續進行下去，到頭來不該丟失的丟失了，而尋找的卻沒有找到。
2014年2月19日
書摘/試閱
“喂，馬大嗎？麻煩你給我們弄兩百來斤白酒。對，高廟白酒，六塊錢一斤那種。然后找個車，今天上午務必送到市局……對，對，就這樣……什么，你們處理了？好吧，謝謝，謝謝了。”
為了修改一個材料，不到七點我便起床。見老婆疲憊不堪地開門，邊進屋邊打著電話，安排著什么，略顯嘶啞的聲音清晰果敢。我詫異地問：“這么早，就什么馬大牛大的，給人家攤派，又要去哪里啊，還要喝那么多酒？”老婆有氣無力地回答：“俺才回來哩，什么去哪里。昨晚又熬了個通宵，你好久關心過哦。我叫縣公安局治安大隊的馬大隊長辦點事，處理一個非常棘手的案子。看來，又得喝一場‘大酒’了，想起就心里發怵。”
說到最后，老婆似乎是自言自語，且一臉無奈的樣子。
我更納悶了，難道又發生了什么大案要案？說到“大酒”，我心里已明白八九成，肯定與民族問題有關。老婆是市公安局治安支隊長，這樣的事也不是第一次了。記得，建區之初，她還是個科長，仍是涉及民族問題的治安問題，為了處置一場當地人與彝族同胞打架事件，他們組織了幾十人，包下鄉鎮上的小酒家，擺下百桌九大碗，與那遇害彝族同胞的親戚朋友喝“大酒”。用碗，而不是杯，一碗一碗，你來我往，有來有往，來者不拒，也不能拒。從中午喝到晚上，晚上喝到東方既白，直至雙方都云里霧里，語無倫次，事情才算擺平。那場“大酒”的場面，我雖然沒有親歷，但從老婆回家時那副慘相，已可略知一二。從老婆處理多起類似案子的經驗中，我這個外行也明白，對于耿直豪爽真誠的彝族同胞，喝“大酒”是化解矛盾的有效形式。
那次，也是一大早，也是剛上班，老婆被單位的車送回。她被兩位女警架著，臉黑眉青，面無表情，腳尖從地上劃過，長長的清涎，沿著嘴角往下流淌，濕了一片警衣……
果然。雖不是大案要案，卻是一件十足的敏感案。
在我國的黨政和司法機關，對案件的劃分有個標準，經濟案件10萬元以上的，叫大案；涉案對象縣處級以上的，叫要案。還有一類案件，也許既不“大”，也不“要”，卻可能影響很大，關聯多方，弄不好會釀成大禍，難以收拾，謂之敏感案。站在政府維穩的角度，三類案件同等重要，或者說，敏感案件的重要程度，比大案要案有過之而無不及。老婆他們昨夜徹夜努力，處理的就是發生在城郊暫住人口中的一件十分敏感的治安案件。
這種敏感，可從多個角度去解讀。
從政策層面看，事件當事人是一位彝族青年，涉及民族問題，處置不好會影響國家民族政策的貫徹，損害漢彝兩族同胞的感情。大家心里都明白，在我國，民族問題是一個政策性很強的敏感區域，也是重要的政治問題。這不能不說與我國的國情有關。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在人口數量上，漢族又最多。因此，如何處理好漢族同胞與其他少數民族的關系，就成為民族政策的重點和關鍵；而在所有民族政策中，民族平等團結，又是最基本的原則，是處理其他問題的基礎和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系。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各級黨委政府和司法機關非常清楚，處置民族問題不可馬虎，重不得，輕不得，左不得，也右不得，必須在吃透政策的前提下，掌握分寸，拿準火候，慎重行事。實際情況是，為了更加關愛、尊重、呵護少數民族兄弟姐妹，無論從國家立法、司法層面，還是各級政府的行政執法層面，往往對少數民族更加寬宏一些。
從社會影響看，直接參與的，加上圍觀的、起哄的、趁勢搗亂的，已有近兩百眾。他們從堵政府大門，到堵公路，且群龍似有首又似無首，咿哩哇啦亂成一鍋粥，根本不知道從何入手處置。對這樣群體性事件的處置，稍有不當，都可能火上澆油，推波助瀾，最后失去控制，釀成嚴重后果。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創新不斷，變革不斷，利益關系調整不斷，矛盾沖突中，這樣的事例已不勝枚舉。從重慶“最牛釘子戶”堅守最后的孤島搖旗吶喊，到四川瀑布溝電站數萬移民聚集，再到江西南康數千人聚集砸車事件，哪一個不都是因開始時處置不當，再迅速蔓延，由小到大，不可收拾。當然，這當中，作為維護社會治安主力的公安武警，顯然更多了一份責任。因此，每一個群體事件的“內部通報”，都會令他們有切膚之痛，都會令他們膽戰心驚。
現在卻不是“內部通報”，不能隔岸觀火。事情就發生在自己管轄范圍，那么迫切而尖銳地擺在面前。
事情已基本清楚，又是暫住惹的禍。
按照慣例，也是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的統一部署，春節前夕，公安部門組織開展以網上追逃，打黑除惡為重點的社會治安綜合整治。城鄉結合部，不僅管理容易疏漏，而且是流動人口和暫住人口聚居區，也是治安案件高發區，情況復雜，流動性大，難以掌控，發生案件后，偵破難度也更大，自然成了每次整治的重點。那天晚上，市區聯合組織公安干警對城郊出租屋進行拉網式排查，一路都很順利，不僅摸清了情況，還抓獲一名追逃對象。就要大功告成，大家正準備檢查完最后幾家，就到環湖路的燒烤攤吃點夜宵，喝點小酒，暖和暖和身體，就回家休息了。可是，就在這時，干警們剛敲開一家出租屋的門，只見一位彝族小伙子一臉驚惶，先是咿哩哇啦不知說的什么，旋即又嗖地撥開檢查人員，跨上門口停放的一輛摩托，利索地點火掛擋，倉倉皇皇奪路而去。氣氛陡然突變，憑著長期的職業敏感，干警們的第一反應是：肯定有問題！立即駕車追趕。于是，警笛大作，警燈閃爍，在城郊彎曲迂回的公路上，上演了一場緊張的貓捉耗子的驚險游戲。眼看就要追上。不知是緊張，還是本來就夜色朦朧，視野模糊，在公路拐彎的時候，那小伙子卻直直地沖了過去，連人帶車，一頭撞在了路邊一根粗壯的電線桿上……
城郊公路拐彎處，一攤冒著熱氣的鮮血，還有那輛同樣冒著熱氣，已經變了形的摩托，很快被一彎冷月曬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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