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本書作者通過大量的史料爬梳和考證，發現現時有關「五四」在香港的發展歷史陳述，以至中學歷史教科書上的說法，都出現嚴重的偏失。
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化層面的「五四」，在當日的香港並沒有引起什麼迴響，跟內地大城市可謂有天壤之別。
但自1940年代開始，五四運動因應各種現實政治需要而開始為不同政治陣營的人所利用，希望透過五四運動的精神詮釋，改造現實社會。在民族主義這一主體思想帶動下，「五四」於多元混雜的香港社會裏，往往在不同人手上被不斷地利用來達至不同的目標，成為每個關鍵時刻下不同目的的動員力量，使各自政治立場和思想主張在「愛國」、「進步」、「改革」、「民主」等形形色色的「五四」精神旗幟下得以合理化和正當化。「五四在香港」的複雜性亦因此而生。
本書除糾正過往有關「五四在香港」論述的偏失外，並且研究「五四在香港」詮釋話語形成的前經後過，另一方面也藉此反思香港「地方史」形成過程中與「國家史」之間的各種複雜關係。
作者簡介
學歷：
中文榮譽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
工作簡歷：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助理教授(2008年1月－2014年6月)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2014年7月開始)
學術研究領域：
現代中國學術史、思想文化史、現代新儒學。研究論文見於《國學研究》(北京大學)、《中華文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西藏研究》(西藏社會科學院)、《台大中文學報》(台灣大學)、《台大歷史學報》(台灣大學)、《新亞學報》(香港新亞研究所)、《當代儒學研究》(台灣中央大學)、《文哲研究通訊》(台灣中央研究院)、《亞洲文化》(新加坡亞洲歷史學會)、《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人文中國學報》(香港浸會大學)、《九州學林》(香港城市大學、復旦大學)、《鵝湖月刊》(台灣鵝湖雜誌社)、《文學論衡》(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南國中文學刊》(澳門大學)等具學術評審制度的期刊。另有六篇研究論文見於學術論文集。
序
序章 「五四」視野中的香港史書寫
一、不同史觀的香港研究
（一）三種史觀：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本土意識
台灣學者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一書，1 是香港歷史研究上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力求以客觀的態度，以「香港人」為本位，嘗試為複雜的香港史釐清出一條清晰的思想脈絡，描畫香港的主體性與獨特性，為香港何去何從提出有所立足和有所自守的向前發展方向，也試圖為中國了解香港和台灣的定位提供借鏡作用。全書於學術理論、史料蒐集、行文論述各方面均十分可觀，在未來一段時間仍具參考價值。
作者主張這是一部秉持以「香港為本位」、以香港人之權益為首要的考慮來解釋的香港歷史著作，其中尤其關注從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的百年間，香港的歷史是如何在面對來自中國之政治、社會勢力的衝擊下而形成的。作者着意標榜「香港人之香港史」觀念，是鑒於過去的香港史研究或「書寫」，往往是基於另外兩種稱之為「殖民史觀」和「愛國史觀」的意識形態，香港華人的聲音、角色和位置往往不被重視，他們在香港歷史的發展中只被看作是「旁觀者」；借用作者的話來說，港人是一群「消極被動的族群」。
作者強調「香港本位之史學」或「香港人史觀」，是要區別於「殖民史觀」、「愛國史觀」，借以樹立一個客觀、中肯而又適切表述「地方」史演變的香港史。
在作者的定義裏，「殖民史觀」（或稱「殖民者的歷史/殖民主義的史學」，colonial historical scholarship）主要是指那些從過去直到「最近」出版的香港史英文著作，大多數是以歐美為中心來觀察和解釋香港歷史；這些為數不少的著作是目前香港史研究的主流，他們的觀點偏向於「以殖民者精英的立場來寫歷史，試圖合理化外來的殖民統治」。在這種史觀下，少數英國統治者才是歷史的主要演員和佔據歷史的中心位置，為數眾多的華人只是「站在旁邊被統治者任意指使」的角色。因此，作者稱此類香港史為「殖民者的香港史」。
「愛國史觀」（或稱「愛國主義的史學」，patriotic historical scholarship）在作者的定義裏，主要是指那些為數不多、以中文為書寫語言的香港通史研究著作。他們的論述要點大致上不離於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史觀為基點，凸顯帝國主義對中國之侵略和殖民主義對華人的剝削，一方面批判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強調香港的主權和港人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抵抗，反映出港人的愛國心以及與內地同胞共同維護國家利益的立場。作者認為這些著作「以中國為本位，以中國人的立場，來研究香港的歷史」，在一旦遇上中、港利害衝突時，中國會是「優先考慮」的前提。
作者將此類史觀簡稱為「愛國史觀」，並指出它與「殖民史觀」一樣，偏執於「國家」權力，研究香港史不以香港為本位，並且不以港人權益為首要考慮，也蒙蔽了港人「各自爭取權益之歷史事實」，造成「國權」壓抑地方權益、忽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複雜微妙關係。那麼，相對於這兩種而提出的「香港本位之史學」，無疑是要說明華人是香港這個「本土」史上的積極主動的參與者。相關著作的研究興趣和焦點，「在香港本土的歷史人文地理，而不在大陸」。2
有趣的是，蔡榮芳不諱言是要藉着這部書的研究，對台灣定位之政治涵義發揮一些參考意義。一方面顯示了他以「外來者」的身份嘗試講述「香港人」的歷史，一方面也體現了他自身的當下經驗、思想與價值觀念。他在終章最後要說明的是，體現在香港一域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其「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是需要防範的。否則，它們將助長「國權」對「地方」或「人權」的壓制。這些論述，無疑是站在香港乃至台灣的位置，對中國大陸「國家」身影存在不言可喻的怖悚感。
作者闡述屬於香港人的歷史，讓港人在香港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再被看作是消極的旁觀，得以走回屬於自己的歷史時空中心位置，展現出對香港歷史建構過程中的價值與貢獻。這種對過去香港史研究提出質疑、重組和去中心的做法，無疑使其觀察深具啟發意義。不過，他以「香港人之香港史」為書名，嚴格而言不太切合史實，邏輯上亦有一定的自我矛盾之處。
所謂「香港人」之「香港史」，放在今天而言或可成立，但將之放在1945年之前的香港，有關命名稍嫌不妥。蓋「香港人」之意識大概是1970年代後才慢慢構成的。3 香港異於台灣的其中一點是，香港自1841－1950年代初期的逾百年裏，在生活上的各方面都與中國大陸極為密切。香港在這百年裏也沒有在邊境設限，港人國人彼此自由來往。4 即使是實施邊境管制措施後，一波波的逃港潮、偷渡潮也為香港迎來大批大陸民眾。至1974年，港府為了發展輕工業，「保證了向廠商提供數量巨大、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因而實施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5順利抵達市區的大陸偷渡客，可獲發香港居民身份證成為香港居民，此一制度於1980年才告取消。這些都是論述「香港人」身份和國家認同時不得不注意的地方。
土生土長之港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只佔少數，佔絕大多數的避難者、新移民，他們對殖民地又一直心生疏離感，常懷待時機稍靖即回國回鄉之心態。那麼，何來具強烈身份/本土意識的「香港人」？「香港人」既無，則「香港人之香港史」實際上亦無從說起。當然，這種命名放在今天的社會氛圍裏，正好與本土化社會運動凸顯香港歷史主體性的主旋律異曲同調。故此，這對於有了香港認同意識的八九十年代以後的香港而言，無疑是適合的。但是，正如前述，之前的香港史，也就是沒有「香港人」意識之前的「香港人」的「香港史」，這該如何去寫呢？有了「香港人」意識之後的「香港史」，不是香港居民的作者蔡榮芳又該如何去代表和表述呢？即使可以代表，又如何區分作為政治動員話語的「香港人意識」與真正的香港認同之間的區分呢？在書寫香港史時，又如何去處理那些認為自己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這一難以二分的認同意識呢？這些由蔡著引伸出來的一些邏輯矛盾，其實也是目前不少香港研究論著缺少反省的地方和不足之處。
雖然蔡著的書名透現了一種「香港vs.中國」的相對局面和非此則彼的敘述框架，不過，筆者同意該書對香港史著述中殖民者中心的框架的批判，也認同該書對香港史敘述中的黨派話語框架的批評。特別是當我們將之與時下的「香港論述/研究」甚至「香港獨立」運動言論相比，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反思和借鑒。蔡著警惕「國家」的同時，並未否定書寫香港史時中國因素的重大影響力：
每次大陸發生什麼變動，即刻波及香港。因此，嚴謹地說，吾人不能單獨孤立的研究香港歷史，而必須兼顧中國大陸。6
上言可回應近年「香港研究」領域裏一些「去中國化」、「去歷史化」的看法。其實，本為一般治史常識的看法，在港人特別看重「香港人」身份或香港自身「歷史」的今天，仍有其一定的提醒作用。然而，蔡著的論述框架未足以體現上述用意之餘，中國大陸作為「本地」的「他者」定位反被增強。
「殖民史觀」及「愛國史觀」（後者也許應該稱為「黨派中心史觀」）的某些思想片段，在今天同時存在於部分港人思想世界。這些思想甚至是以族群分裂的形式，體現在一些港人的身份認同趨向上。對現實政治的批判，隱蔽地建立於對殖民地時代的簡化和美化上，因而失卻歷史性，也令本來具有正當性的現實政治批判失去其倫理與學術的說服力。可以說，本書的著述動機之一，即是從學術的角度回復香港史本身的複雜性，抗衡任何去歷史化的簡單化；同時，本書亦要藉着「五四在香港」為視角，說明並不存在一個自我封閉而獨立外在於「中國」的「香港史」。筆者相信，這一工作是與重構主體性的工作密切相關的。
但是，在各方人士為香港建構香港主體性工作的過程中，各種稍稍敏感的事件，瞬間即被上升為社會政治事件，緬懷「殖民」時代的人和傾向「愛國愛港」的人，相互間發生激烈對抗。他們彼此以香港這個「地方」的福祉為由，各以「愛港」的信念實踐自己的社會行動。
不論是緬懷「殖民」時代、守衛「愛國」信念，所反映的是「香港人」的身份意識在今天仍然處於塑造的進程中。「香港人」在香港歷史發展中也仍然未得到確切的定位。緬懷「殖民」、迎拒「國家民族」（國族）/「愛國」與守護「地方」，在目前乃至未來一段長時間很可能仍會是香港難以釐清的關係。
（二）三種史觀與香港史的書寫
1. 「殖民」
香港史開端難以下筆，香港故事不容易講述。根據現時所見的論述，香港的早期歷史發展，有不少地方是語焉不詳的。殖民地的歷史故事，除了反映晚清腐敗無能而中華民族在一個時期裏的衰頹外，也讓人看見在近世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帝國主義的失控性擴張和殖民主義的野蠻侵略。香港故事的開端見證了大英帝國販賣鴉片、發動戰爭、用「文明」條約掠奪人家產物的種種不光榮歷史。
英國殖民者從古至今，大致上只着意向世人炫耀如何把一個荒涼小漁村打造成世界航運樞紐、國際金融商貿中心。他們成功向國際展示一個只有輝煌成就而沒有貧窮落後的「東方之珠」。這類敘述最為明顯的問題至少有如下兩點。第一，它完全忽視至少在明清時代便擁有豐厚的文化傳統的新界的歷史（至今尚存的新界文化遺產很簡單地說明了這一點）；其次，這一類殖民史觀也忽視了列強侵略中國─特別是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和國共兩黨內戰之下，資金與人才的大量流入對香港繁榮的直接貢獻（上海與香港的雙城關聯可作明證）。很早便為香港書寫歷史的安德葛（G. B. Endacott）告訴世人，香港史實際上是自1841年英國人到來時才開始的。7 這是香港故事敘述的一種方法，清楚透現「殖民」史觀背後的政治意識和敘述故事角度。正如論者所言，這不過是「一種以英國為中心的論述，是英國人在說香港的故事」。8
的確，香港的身份、角色、定位被不同的人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不斷地解釋。冷戰時代的香港，一邊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情治人員，同時也因為自由通商港之故而成為資本主義的消費場，這就如王德威所說的「既是反共鬥爭的前哨，又是資本主義罪惡的深淵」。9 於是，香港被看作為「英國對華金融侵略的中心」，10 也被視作英軍在遠東的「作戰基地」─甚至是「應該成為中國海域的海軍總部」。11 事實上，最早期的殖民者佔據香港的目的，並「不是着眼於殖民」，而在於它所能提供的「外交、商業和軍事的目的」。12 事實上，香港並沒有天然資源可供搶奪，13 英國對香港的經濟掠奪和資源剝削反在其次。
如此一個最接近「鐵幕」共產中國的資本主義自由城市，一方面既是冷戰時代英美強國於遠東政治軍事的最後據點，也是西方窺探神秘中國的窗口。英國自冷戰時代始便極為在意香港管治權何去何從的問題。英國為了防止或阻擋中國收復香港主權，於1950年代中期便制定動用核武器來「保留立足點」（keep a foot in the door），並於1961年春夏間與美國聯合制定對華核打擊的秘密計劃。14
香港作為英美攫取遠東最大利益的「立足點」，15 乃須建基於繁榮安定的社會氛圍。英國向香港移植了各種社會、司法制度，讓這個中轉站和遠東軍政基地成為安居樂業之地之餘，也使之因政治制度之差異而與母國保持距離。
「繁榮安定」是1970年代以來香港所追求的核心價值，再於1980年代伴隨英國的「光榮撤退」計劃的登台而更受強調，成為港府治港的理念、目標與口號。這些促使了今天曾經歷殖民時代的港人，有着一種異於英國其他殖民地民眾的殖民經驗。1970年代以後出生的港人或許感受不到英帝國管治帶來的刻骨銘心之痛，故沒有批判殖民主義的意圖，也沒有類似於其他英屬殖民地的反抗殖民地歷史傳統。
另一方面，港人缺少反抗殖民侵略或統治的意識，這與二次大戰中國政府無意立即收回香港主權的政策亦息息相關。接管香港主權的中國共產黨政府，長久以來的對港政策，只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無意即時收回香港。港人遂於殖民地上一邊享受「繁榮安定」的社會環境，一邊旁觀政治上多災多難的現當代中國大陸，國族情感與地方意識錯綜複雜。職是之故，儘管他們感受到港府存在不少歧視華人的政策，也為自身的不公平待遇感到不滿；但是，一旦將眼前的遭遇與之前在大陸的不幸生活經歷、動亂局勢兩相比較，不良的情緒往往會被消融掉。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論者所說的，他們在一種並不平等的制度底下，但起碼仍然可以自我支配自己的命運。16
1970年代以來，自香港意識的逐漸產生和國家意識相對淡薄的情況
下，一旦面臨「1997」這個可能改變生活狀況的關口時，難免集體性地惶惑起來。大量不明朗因素，使香港社會複雜化。社會愈複雜、人心愈不安，香港的社會變動也就愈加劇。變動過程中，部分人特別緬懷昔日那段回歸前才出現的短暫殖民地經驗─「戀殖」在今天已成為一組流行網絡詞語；從維護殖民地時代的司法制度到保護殖民時代建築，足以讓我們了解到港人依戀英國殖民地時代的情意結。
2. 「民族主義」
近年的香港史研究，把香港的歷史向前推至秦漢時代或新石器時代，透過陶器鑑定、骸骨化驗等科學驗證，說明「早在六千年前，香港地區已有人類居住」。17 明朝萬曆年間的《粵大記》也標示香港不少地域名稱；即或不然，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的前一年，香港島已是一個擁有十四個村莊及一個擁有人口高達7450人的大市鎮，當時的人口平均密度「大於全國的人口平均密度」。18 這一敘述香港史事的角度，無疑是站在中國歷史主體性和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19
不過，從「民族」、「國族」完整性角度出發闡述的香港「地方」史，背後目的恐怕不是單單重寫香港史那麼簡單。「重寫」一段歷史，固然是對現有主流論述的不滿和有所補正，具備了一定的批判意識，其意不離於批判殖民主義者和外來強權的虛偽。同時，在這種民族主義之下，港人如何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愛國」熱情也受到高度讚揚。然而，不為歷史研究者注意、但又深為南下文人所批判的－香港實際上也不乏缺少國家意識的人。早期不少文獻便把港人看作為一個不夠「愛國」而甘心侍夷的奴僕族群；香港的風光背後也往往會被他們找出一些可供大批特批的邋遢角落。但是，在面向回歸的時代大事上，「愛國」主義論述的香港，因為重回「國家」的懷抱，一切都被樂觀地預見為會是欣欣向榮的。
在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前的十多年裏，大陸學術界推出大量研究香港的著作，圍繞香港「文學史」或「文學研究」的著作順應這個潮流相繼出籠。當中不少研究香港文學史發展的論著，勾劃了香港文學圖景和社會發展方向。然而，有些是與我們的觀察或閱讀經驗出入甚大，反映彼此的香港體驗存在巨大落差。正如專研香港文學的國內專家所言，香港文學發展將隨着「回歸日近」而從過去「草苗爭長，斑駁陸離，發展緩慢，歷經挫折」的頹境發生樂觀積極變化，並且隨着回歸的臨近「已逐步走上健康、進步和繁榮的道路，前景光明燦爛」。20 這段對於香港發展前景的美好憧憬，讓人窺見了研究者在「愛國史觀」之下，對香港的認識是片面和主觀的，尤其是對香港文化人的了解和期盼過於表面化。也不難看出，這是黨派中心式的典型「主旋律」宣傳論調。
「愛國」史觀致力於體現香港與中國的統一性與整體性，「地方」史之發展往往被融進國家史。但對於好像香港這個擁有逾百年殖民史之地，「地方」與「國家」緊密的關係論述盡都成立的話，又或者是從國族史觀下書寫的香港史盡能反映歷史真相，則將無從解釋今天各種社會離心力的源起，也難以回應部分港人近年來面對「回歸」問題上的徨惑心態。如何站在「地方」角度思考香港與國族史的發展關係，是當前乃至未來所須面對的問題。一方面，香港在歷史、文化、種族上與中國大陸自然是相同、相連，但另一方面，香港在地理環境、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獨特性，也是無庸否認的，不可將之消解在「同一性」之中。其實，即使在大陸內部，其文化也是高度多元的；但是，這一多元、有着各自獨特性的文化與歷史，在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往往容易被忽視，因為民族國家在理論上往往是建構在同一性（homogeneity）之上的。述史者如何與此同一性保持自覺的距離，同時又不落於「中央vs.地方」的二元觀審視對方，這在當前乃至將來，都是十分微妙和重要的學術分際。
1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
2 上述參考、引述源自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頁5－8。
3 在1970年代麥理浩任港督後，政府着力改善公共房屋、醫療、教育等福利，同時舉辦公民活動，宣揚「香港是我家」觀念，「香港人」的觀念始漸漸形成。參見谷淑美，潘毅：〈香港公民身份的形成與蛻變—一個理論初探〉，《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期，2003年9月，頁115－139。另外，港人身份意識在1970年代末能夠形成，與香港的人口結構也有很大關係。詳見第三章。
4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於同年12月宣佈對香港及中國內地禁運戰略物資。1951年5月，聯合國宣佈對新中國實施禁運。香港作為自由港、中外轉口貿易港的功能在東西方冷戰格局下深受影響，這面通往中國內地的門窗被封閉。
5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年，頁190。
6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頁9。
8 王宏志：〈中國人說的香港故事〉，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頁22。
9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96。
10 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頁9。
11 1863年時任香港輔政司馬撤爾之言，引自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頁9。
12
13 香港有別於其他諸如馬來亞、印度等英屬殖民地等般擁有大量天然資源。詳見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5－7。
14 陳敦德：《香港問題談判始末》，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頁8－12。
15 在冷戰時期，西方帝國主義霸主美國因應圍堵共產政權而在香港設立大量軍政機構、情報單位，正如香港土生土長並又長期任職美國駐港領事館的關士光所說的：「很少香港人知道美國在香港設有陸、海、空三軍聯絡處。但很多香港人注意到美國海軍軍艦常常在香港海港內出現。五十年代以前，停泊在維多利亞海港的軍艦多數是扯『米字』旗的英國皇家海軍戰艦。五十年代之後，扯『米字』旗的英國軍艦漸漸減少，扯『星條』旗的美國海軍戰艦則愈來愈多。」參見關士光：《七十年來家國─一個老香港的回憶》（加港研究計畫‧香港傳記叢書），多倫多：多倫多大學、約克大學聯合亞太研究中心，1999年，頁94。
16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頁48。
17 周子峰編著：《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年）》，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頁2。
18 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頁60－61。
19 正如林毓生所說的，民族主義是一個含糊的、極難界定的概念。但我們大致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林氏所說的「由於中國和西方列強之間的衝突，自然就產生了民族主義」。當然，中國之有民族主義，是因為首先有了「中華民族同一性」的概念，而這種概念是受到源於外部的西方列強的「創傷性的打擊」下構成的。參見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03－104。
目次
序章 「五四」視野中的香港史書寫 1
一、不同史觀的香港研究 3
二、「五四」精神的多樣性和兩歧性 14
三、「五四」與「香港」的關係 16
四、研究「五四在香港」的意義 23
五、本書各章內容 32
第一章 五四運動的思想脈絡 37
一、「五四」史上的香港與香港的「五四」史 39
二、定義「五四」：廣義與狹義 42
三、「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傳播 52
四、「五四」學潮之擴散 60
五、五四運動的精神變調 64
六、五四運動的精神破產 68
七、小結 78
第二章 「五四在香港」的播散 83
一、從中心到邊緣：「五四」的擴散 87
二、報道：「社論」的「五四」反響
三、報刊報道：「五四」排日風潮在港擴散和港府的防範措施 97
四、排日熱潮在港升溫：「持傘遊街案」 102
五、「持傘遊街案」後之輿論餘波 110
六、抵制日貨之有限迴響：街頭行動與日貨銷情 115
七、小結 135
第三章 「五四在香港」論述重探 139
一、「五四在香港」的研究及反思 143
二、陳謙的「五四」回憶 150
三、重回歷史場域 157
四、走出「五四在香港」的話語迷思 167
五、香港中史教科書上「五四運動」內容的時代變奏 198
六、「五四在香港」引發關於香港史書寫的反思 212
七、小結 214
第四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香港之「五四」回望與利用 217
一、由「國」而「地」：二戰時期的香港「五四」紀念 221
二、從「由國而地」到「由地而國」：冷戰時期的香港「五四」紀念 254
三、「由地而國」：六七十年代報刊的「五四」紀念文章 269
四、「即地即國」：面向「九七」的「五四」紀念 296
五、小結 310
終章 香港與「五四」的未竟理想 315
附錄 323
附錄一 香港五四紀念活動列表（1939－2013） 325
附錄二 《智識份子的道路─慶祝第四屆五四文藝節紀念特刊》目錄 380
附錄三 《文藝三十年》目錄 382
附錄四 五四認知問卷調查 384
附錄五 2004－2013香港五四青年節綜述 411
參考資料及書目 418
後記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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