徳摩斯提尼時代的雅典民主：結構、原則與意識形態（簡體書）

公元前5和前4世紀的雅典民主是直接民主制最著名，或者說是最臻于完美的范例。作為西方著名古典學家摩根斯?赫爾曼?漢森的代表作，《德摩斯提你時代的雅典民主》所研究的便是古典時代頂盛時期（公元前403—前322年）的雅典民主，并且將論述的重心放在了關鍵的后30年，即與德摩斯提尼的從政生涯重合的這段時期。
在本書中，作者對希臘城邦的7個政治機構進行了區分，著重分析了城邦各政治機構在民主政體中的作用及其相互關系，討論了雅典人如何既把自由視為參與決策過程的能力，又把它視為免于國家或其他公民壓迫的權利，平等被視為非自然性質的平等而是機會平等。

丹麥籍古典語文學家和古典人口學家，希臘民主制與城邦研究的頂尖級學者，1993-2005年任哥本哈根希臘城邦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當選為丹麥皇家科學與文學院院士，兼英國國家學術院和德國考古學院通訊院士，先后應邀在牛津、劍橋、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頓、耶魯大學等48所大學講學，著述豐富，其《德摩斯提尼時代的雅典民主》已被譯成多種語言文字，在當今古典學研究領域具有權威性。

畢業於四川大學，獲英語碩士學位，1998年至1999年在北愛爾蘭女王大學歐洲研究所學習，現任深圳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講特色課程為跨文化交際學和圣經歷史語言闡釋，代表性學術論文包括《中英文化對比的一個話題：妥協與中庸》、《自由主義的極限――英、法、德、意四國的中左政治格局》、《英語熱與文化身份焦慮》、《百年之變：從西化之爭到普世價值之爭》等，譯有《現代西方音樂簡史》。
　

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語系，現任深圳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專業領域為英語語言文化，現已編寫出版了多本英語教材和知識性書籍，并翻譯了數本學術著作，包括傳播學專著《公關造勢與技巧》，古典學專著《德謨斯蒂尼時代的雅典民主》等。

前言
再版前言
古典史料縮略
第一章　歷史上的直接民主
第二章　證據
　例子
　證據分類
　證據的年代分布
第三章　公元前403年之前的雅典政制：歷史梗概
　古代時期
　基倫、德拉古、梭倫
　佩西斯特拉托斯和希庇亞斯
　伊薩哥拉斯
　克里斯提尼
　厄菲阿爾特 前言
再版前言
古典史料縮略
第一章　歷史上的直接民主
第二章　證據
　例子
　證據分類
　證據的年代分布
第三章　公元前403年之前的雅典政制：歷史梗概
　古代時期
　基倫、德拉古、梭倫
　佩西斯特拉托斯和希庇亞斯
　伊薩哥拉斯
　克里斯提尼
　厄菲阿爾特
　伯利克里
　伯利克里的后繼者
　寡頭革命
　附錄1　梭倫與財產等級
　附錄2　克里斯提尼對阿提卡地區的重新劃分
　附錄3　抽簽選行政官
　附錄4　伯利克里的公民資格法
第四章　作為城邦與民主政體的雅典
　作為城邦的雅典
　作為民主政體的雅典
　作為意識形態的民主政體
第五章　雅典人民
　雅典的人口
　公民及其權利和義務
　阿提卡的政治地理
　公民的財產等級
　根據財富對公民的社會區分
　外邦人和奴隸
第六章　公民大會
　組織
　辯論
　權力
第七章　法律與法律委員會
　公元前410—公元前399年的法律修改
　公元前4世紀的立法
　法律的穩定性
第八章　民眾法庭
　組織方式
　民眾法庭審理案件的程序
　民眾法庭的政治作用
　違法法令訴訟與不正當立法訴訟
　提出檢舉
　資格審查、卸任審核及其他審查程序
第九章　行政官
　任職資格與職能范圍
　行政官的產生方式
　集體管理、行政官的人數與報酬
　行政管理的任務
　行政官的下屬
第十章　500人議事會
　組織方式
　議事會會議
　在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在司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在行政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第十一章　政治領袖
　發起政治倡議
　演說家與將軍
　是否存在政黨政治？
第十二章　戰神山元老院
　構成
　權力
　公元前4世紀的特點
第十三章　雅典民眾的特征
　“黃金時代的民主制”
　公元前4世紀的民主政治
　幾個基本特征
第十四章　關于雅典民主的160個論點
　原始史料與研究方法
　城邦、公民與政體
　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民主
　公民人數
　公民的分類
　公民大會
　人民
　法律與法律委員會
　民眾法庭
　“違法法令訴訟”
　提出檢舉
　資格審查與卸任審查
　行政官
　500人議事會
　演說家與將軍
　戰神山元老院
　基本原則
　歷史
附記
參考書目
專有詞匯表

第一章　歷史上的直接民主
不管是誰，只要一談論民主，幾乎都以“直接”民主和“間接”或“代議制”民主的區別來開場。如果聚焦于機構設置，有時也以“大會民主”和與其對應的“議會民主”這樣的形式來表述；但此間的差異依然不變：在直接民主中，人民實實在在地管理自己，即所有人都有權參與決策，而在另一種情況下，所有人有權做出的唯一決定是挑選決策人。
即便是對民主的結構性分析也總是宣稱一種歷史視角（這樣實在不足為奇）:斷言直接民主在主權國家，而非較小單位中，無論如何都不復存在；此斷言往往意味著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即由于現代社會規模的關系（實際上忽視了現代技術已使復歸直接民主相當可行——想不想要又另當別論），這樣的民主已不復存在。
觀察歷史的角度往往隨作者的國籍變化而變化。英語世界求助于希臘城邦和古典時期的雅典民主——美國人除外，他們不可抗拒地被他們自己的新英格蘭鎮民會議直接民主的表現形式所吸引。盧梭之后的法國人則仰望阿爾卑斯山獲取靈感，而一些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學者又津津樂道于古日耳曼部落直接民主。不過，還有一種歷史個案必須排除：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邦。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等地無疑是城邦，在這方面跟希臘城邦相比是有意義的，但是，這些意大利城邦為君主統治和寡頭統治；民主制的出現只是短暫的插曲。所以，在關于民主制和民主國家的討論中，這些城邦無法提供歷史對比。
直接民主留下的四個歷史范例需要再解釋一下；首先是日耳曼的原始民主。這要追溯到塔西陀（Tacitus）的《日耳曼尼亞志》里的一句話，后來由孟德斯鳩廣為傳播；那是關于日耳曼部落古老平均主義概念，作為一個神話，更晚近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不得不加以拋棄。關于瑞士作為民主搖籃的斷言則有兩個根據，其中一個比另一個更可靠。首先，從中世紀開始瑞士就有4個州和4個“半州”由人（州）民大會管轄，其中有5個保留至今：早在16世紀布丹（Bodin）已注意到這些民主的范例。這些范例的確跟雅典民主遙相呼應；因為，雖然現在這些州都是從屬單位，地方權力受到限制，但是當年它們卻是由直接民主統治的主權國家。另一個關于瑞士的斷言主要歸因于盧梭。他只是順便提到過那些森林小州的真正民主制，且主要關注其出生地日內瓦城，他把日內瓦誤判為民主制，而同時還同樣誤判伯里克利時期的雅典為非民主制。其實，盧梭的思想在政治思想方面影響強大，但作為歷史學家真是乏善可陳。新英格蘭鎮民會議無疑是直接民主，但那是僅就市政的層面而言；所以，雖然把這種直接民主與雅典公民大會相比也有趣，但是如果把民主當作政權統治形式來研究，這種直接民主并不能提供可靠依據。（實際上更有趣的是1647年羅德島的“民主的”憲法，而這并未引起充分的注意。）
于是，經過一番考究，我們回到了雅典，把它視為有份量的直接民主統治政權的最佳范例。這種政府由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于公元前508—前507年首創，當馬其頓人于公元前322—前321年征服雅典后被廢除。我們知道有許多希臘城邦都有民主憲法；但是，幾乎所有的證據都跟雅典有關，所以，雅典民主是我們唯一可以恰當描述的民主，盡管在某些重要方面雅典又是一個另類，而且雅典式的民眾統治也并非希臘人所知的唯一民主類型。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到一種民主類型，其公民大會的唯一職能是選舉行政官，要求其履行職責，而所有的政治決策由行政官做出，其他人都無發言權：這當然是“非直接”民主，所以，通常認為希臘民主總是“直接的”而現代民主總是“間接的”這種觀點是一個謬誤，必須摒棄。但是，無論如何，雅典的確是“直接”民主制，也是迄今為止歷史上最好的民主制；而這種直接民主制正是以下篇幅要加以描述和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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