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思想與情懷：當代中國的「人文學」

除了最後一文，本書各章選自我在大陸刊行的四書：《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大學有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以及《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作為大學教授，我主要從事文學史、學術史及教育史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但在主業之外，保留了觀察並介入「當代中國文化進程」的習慣。那些介於論文與隨戚之間的文化評論，可古可今，亦文亦學，其基本面貌是：以「學者的人間情懷」為宗旨，以「當代中國人文觀察」為方法。

在《當代中國人文觀察》自序中，我談及：「面封當代中國諸多讓你或悲或喜、亦驚亦歡的文化現象，張大嘴巴的同時，也不由得睜圓了眼睛，觀察、記錄、分析、考慮，甚至直接將其作為研究對象。記得很清楚，當初之所以『越界』，撰文剖析『當代中國』，不外想藉此保持與當下文化建設『不即不離』的聯繋。」幾年後，為增訂本撰寫「新版序言」，我提及：「依舊扮演『觀察者』的角色，有『視野』，有『情懷』，偶爾也有『介入』，但從來不是登高一呼的『英雄』。那是因為，我始終記得舉鼎絕臏的教訓。心境不即不離，態度不慍不火，論題不大不小——偶爾發言，也只求『切己』、『深信』以及『力所能及』。」

如今有機會在香港三聯刊行選本性質的新書，我依舊強調構成本書經緯線的「觀察」與「情懷」，並且堅信：比起專治「當代中國」的學者，我的文章或許不夠專深厚重，但注重歷史溯源，強調當代人的切身威受，自認還有可取處。

本書的開篇之作《學者的人間情懷》，撰寫於1991年4月，那時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文章完稿後，交給了在中國學界享有盛譽的《讀書》雜誌。主編斟酌了大半天，終於抓住時局變幻的縫隙，將其刊於《讀書》1993年第5期。此文剛發表時備受爭議，日後逐渐被接受，分別收入《另一種散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讀本》第五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北大百年散文精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1月）、《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北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白話的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12月）等各種選本。

至於選擇同樣撰寫於香港的《校圜裡的詩性——以北京大學為中心》殿後，很大程度基於我的「大學想像」——詩意的校園，乃當代中國「人文學」最後的堡壘，不能不堅守。

本書與我此前在香港三聯書店刊行的《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2009），從學術立場到著述文體，均相互支撐，請有心人參照閲讀。

2013年11月11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寓所

001 序

004 學者的人間情懷

013 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

035 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

058 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

075 大眾傳媒與現代學術

104 從左圖右史到圖文互動——文書的崛起及其前景

130 閲讀大學的六種方式

160 解讀「當代中國大學」

196 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

208 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

244 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

學者的人間情懷

六十年前，魯迅在回憶「五四」退潮後的心境時說：「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線中的夥伴還是這麼變化……」（《〈自選集〉自序》）這句話常被引用，史家且坐實了誰高陞誰退隱誰前進。平心而論，以繼續堅持思想啟蒙和文化批判的魯迅道路來否定前二者，實在不算是公允。如把這三條路抽離特殊語境，還原為普泛化的概念：從政、述學、文化批判（或者政治家、學者、輿論家），我以為魯迅體驗到的統一戰陣中夥伴的變化，正是大的政治變動或文化轉型必然出現的知識分子的大分化——如今亦然。

魯迅作以上表述時一腔悲憤，學者們更引申發揮，抨撃「高陞」者的堕落與「退隱」者的倒退。表面上這是以是否有利於革命運動為評價標準，其實質則是堅持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批判功能。有趣的是，將這段話普泛化後，可以清楚地看出現代中國人的潛在思路：知識分子階層特殊的社會責任烕。我對此既受鼓舞又感不安。在我看來，這三條路都能走，很難區分正負高低，只不過各人性格、才情、機遇不同，選擇的路向不一樣而已。但至今仍有好些堅持「前進」的朋友，似乎對「高陞」者和「退隱」者評價過苛。

中國傳統士大夫追求內聖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實現，故讀書人很少滿足於單純的「清議」。民國以來，一方面是仕途不大順利（科舉制度已被廢除），另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輸入，不少讀書人不再以做官為唯一出路，而是發展其文化批判性格（近乎「清議」）。當官的固然看不起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看不起當官的，起碼表面上形成了兩種讀書人之間的封峙。清流們將政治視為骯髒的勾當，將學者文人的從政稱為「墮落」，其結果只能人為地擴大政治權威與知識集團的距離。像聞一多《死水》所吟詠的，「這裡斷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讓給醜惡去開墾」，畢竟不是好辦法。我主張有能力有興趣的讀書人不妨從政，只是不該頂着「管理教授」或「管理研究員」的頭銜，那顯得對「政治」缺乏誠意和自信。遊戲不同，規則當然也不同，清流可以監督、批判「混跡政壇」的「前學者」。所謂「一入宦途便無足觀」，就像過去的「一為文人便無足觀」一樣，是一種情緖化的謾罵。我相信政治運作很不簡單（起碼比我的文學研究複雜多了），值得全身心投入。讀書人從政，切忌「猶抱琵琶半遮面」，那樣必然一事無成。

相對來說，知識者比較容易認同或欣賞學者（述學）和輿論家（文化批判）的角色。但這兩者也自有其困境。20世紀初到抗戰以前，好多知識分子自辦報刊書局，形成了一種制約政府影響決策的輿論力量。從事這一活動的知識者，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啟蒙的作用，如梁啟超、章太炎、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還有辦《京報》的邵飄萍、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力主教育救國的陶行知等，也屬這一行列。這些「輿論家」（借用胡適的概念），可能並非專門學者，也不從事直接的政治運作，而是以民間的文化人身份對社會發言，形成一種獨立的力量。十年改革，文化學術界的生機，與一批並非專門學者的文化人的努力大有關係。不過，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這批輿論家兼學術活動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但我相信，隨着中國社會逐漸正常運轉，扮演這一角色（其職業可能是教授、作家、記者、編輯，也可能是公務員甚至政府官員〉的知識者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二三十年代有一批熱心議政的知識者（如胡適為代表的英美留學生），被左翼人士譏為「小罵大幫忙」——其實這正是獨立的輿論界的基本特徵，改良政治與穩定社會的雙重目標使其無法極「左」或極「右」。遺憾的是，國共兩黨水火不相容的政治、軍事鬥爭，使得輿論界的獨立性大大降低。

其實，從政或議政的知識者的命運，並非我關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選擇「述學」的知識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間情懷，又發揮其專業特長。我的想法說來很簡單，首先是為學術而學術，其次是保持人間情懷一前者是學者風範，後者是學人（從事學術研究的公民）本色。兩者並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這裡有幾個假設：一、在實際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二、作為學者，可以關心也可以不關心政治；三、學者之關心政治，主要體現一種人間情懷而不是社會責任。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家和意識形態色彩不太明顯的學科的專家，比較容易做到這一點，比如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和語言學家喬姆斯基都是既述學又議政，兩者各自獨立互不相擾。可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就比較難以做到這一點。不過，述學和議政，二者在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上有很大區別，這點還是分辨得清的。即如20年代初，魯迅在寫作《熱風》、《吶喊》的同時，撰寫《中國小說史略》。前兩者主要表現作者的政治傾向和人間情懷〈當然還有藝術感覺），後者則力圖保持學術研究的冷靜客觀。從《小說史大略》到《中國小說史略》，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刪去其中情緒化的表述，如批判清代的諷刺小說「嬉皮笑罵之情多，而共同懺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摯，咸人之力亦遂微矣」。熟悉那一階段魯迅的思想和創作的讀者，都明白「共同懺悔」是那時魯迅小說、雜文的一個關注點；可引入小說史著作則顯得不大妥當。因中國歷來缺少「懺悔錄」，那又怎麼能苛求清代諷刺小說，再說諷刺小說作為一種小說類型，本就很難表現「懺侮」。魯迅將初稿中此類貼近現實思考的議論刪去，表明他尊重「述學」與「議政」的區別。

原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1928年辦《新月》，1932年辦《獨立評論》，直接議政。先是人權問題，接着是民權作用，後來又有對日外交方針、信心與反省、民主與獨裁等一系列論爭，當年聲勢很大，直接影響當局的政治決策。與此同時，胡適又寫作了大批沒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學術著作，如《荷澤大師神會傳》、《淮南王書》、《醒世姻緣考》、《說儒》等。十年間，胡適始終堅持兩個方向同時活動：議政的文章越作越「熱」，而述學的箸作越寫越「冷」。

徐復觀也是個長期既寫論箸又撰雜文的學者，余英時說「很少人能夠像徐先生一樣深入到政治與學術之中」（《血淚凝成真精神》）。徐氏的《雜文自序》說自己每週五天面對古人，兩天面對當代。這話當然不能完全當真，不過他的《中國思想史論集》、《兩漢思想史》、《中國藝術精神》等著作，與其雜文很有區別，這點大概不會有什麼爭議。雜文主要是針砭時弊並表達政見，而「學術行為，是專以求真為職志的」（《擴大求真的精神吧》）。徐氏的這一思路，與魯迅、胡適相當接近，儘管這三人的政治理想大相徑庭。

這裡有幾點容易引起誤解，需要略加分辨。

人文學科無時無刻不受社會人生的刺激與誘惑，學者的社會經驗、人生閲歷乃至政治傾向，都直接影響其研究的方向與策略。如魯迅撰小說史而不做駢文史，胡適研究襌宗只談史實不論教義，都有其思想史背景，單從學術思路說不清。不過，由人生體驗而來的理解與烕悟，對於學者來說很可寶貴，但不能代替嚴謹的學術思考。我強調的是對學術傳統的尊重（可以反叛）、對學術規則的理解（可以超越），以及具體研究中操作的合理化。也就是說，學者選擇學科選擇課題時不可能不受現實人生的制約，可一旦進入具體研究，從搜集資料、設計理論框架到撰寫論文，都要依循理性和科學的原則，盡量避免因為政治見解或現實需要而曲學阿世。完全純淨或徹底獨立的「學術」並不存在，學術難保不因「自動掛鉤」而為權勢所用；也就是章太炎所說的，「學術雖美，不能無為佞臣資」（《王文成公全書題辭》）。搞人文科學的，如履薄冰，陷阱太多了，即使成熟的研究者，也難保不立論偏頗或操作失誤；但這與借學術發牢騷或曲學阿世，明顯不是一回事。

像康有為那樣「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在政治史上有其意義，但學術史上則只能算是「歧途」。有人想用心學術之邪正來區分兩類借學術談政治的學者，我不大同意。就一時一地而言，此類背後有「影事」的文章可能反應甚好，讓同一陣營的讀者烕覺「出氣」；可從長遠看，對學術發展弊多利少。政治局面不會因你在論文中安插幾處借古諷今的「文眼」而略為改觀，而你這幾句苦心經營插科打譯的「妙語」，反而會損害論著的嚴肅性。在我看來，在研究過程中，政與學，合則兩傷，分則兩利。談學術時正經談學術，這樣有理路可依循，有標準可評判，爭論時也容易找到共同語言。弄成雜文漫畫式的學術論箸，你不知道他的遊戲規則屬於哪一類，無法對話。有政見或牢騷，可以寫雜文或政論，為了「出一口氣」而犧牲學術，實在不值得。上兩代學者中不少人為了服從政治權威而放棄學術的尊嚴，難道我們這代人願意為了反叛政治權威而犧牲學術的獨立？若如是，殊途同歸。之所以苦苦維護學術的獨立與尊嚴，不外認為它比政治更永久，代表人類對於真理的永恆不懈的追求。

還必須談談中國學者自身的非學術傾向。政治家要求學術為政治服務，這可以理解；有趣的是，中國學者也對「脫離政治」的學術不大熱心，即便從事也都頗有負罪戚。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提倡「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的人格」，可任公先生首先自己就做不到這一點。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徘徊，並非只是受制於啟蒙與救亡的衝突，更深深根植於中國學術傳統。除事功的「出世與入世」，道德的「器識與文章」，還有著述的「經世致用與雕蟲小技」。作為學者，其著述倘若無關世用，連自己都於心不安。東林黨人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是傳統士大夫的精神寫照，難怪其對無關興亡的純粹知識普遍不烕與趣。進入20世紀，「士」這一角色明顯分化，出現許多專家型的讀書人，可專業化思想仍未深入人心，連專家本人也對自己無益於人生（實際上是無益於政治生活）表示慚愧。夏衍的《法西斯細菌》、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明朗的天》等，都讓知識分子現身說法，批判專業思想。丁文江30年代的名言：「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挺沉痛的懺悔與烕歡，只是思維方式一如傅統文人，以能否經國來判斷學術之有用無用。我們已經習慣於批評學者脱離實際閉鬥讀書，可我還是認定這一百年中國學術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沒有人願意並且能夠「脫離實際」、「閉門讀書」。這一點中外學者的命運不大一樣。在已經充分專業化的西方社會，知識分子追求學術的文化批判功能；而在中國，肯定專業化趨勢，嚴格區分政治與學術，才有可能擺脫「借學術談政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