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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散文小說史》、《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學何為》、《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等著作三十種。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
序
除了最後一文,本書各章選自我在大陸刊行的四書:《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大學有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以及《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作為大學教授,我主要從事文學史、學術史及教育史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但在主業之外,保留了觀察並介入「當代中國文化進程」的習慣。那些介於論文與隨戚之間的文化評論,可古可今,亦文亦學,其基本面貌是:以「學者的人間情懷」為宗旨,以「當代中國人文觀察」為方法。
在《當代中國人文觀察》自序中,我談及:「面封當代中國諸多讓你或悲或喜、亦驚亦歡的文化現象,張大嘴巴的同時,也不由得睜圓了眼睛,觀察、記錄、分析、考慮,甚至直接將其作為研究對象。記得很清楚,當初之所以『越界』,撰文剖析『當代中國』,不外想藉此保持與當下文化建設『不即不離』的聯繋。」幾年後,為增訂本撰寫「新版序言」,我提及:「依舊扮演『觀察者』的角色,有『視野』,有『情懷』,偶爾也有『介入』,但從來不是登高一呼的『英雄』。那是因為,我始終記得舉鼎絕臏的教訓。心境不即不離,態度不慍不火,論題不大不小——偶爾發言,也只求『切己』、『深信』以及『力所能及』。」
如今有機會在香港三聯刊行選本性質的新書,我依舊強調構成本書經緯線的「觀察」與「情懷」,並且堅信:比起專治「當代中國」的學者,我的文章或許不夠專深厚重,但注重歷史溯源,強調當代人的切身威受,自認還有可取處。
本書的開篇之作《學者的人間情懷》,撰寫於1991年4月,那時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文章完稿後,交給了在中國學界享有盛譽的《讀書》雜誌。主編斟酌了大半天,終於抓住時局變幻的縫隙,將其刊於《讀書》1993年第5期。此文剛發表時備受爭議,日後逐渐被接受,分別收入《另一種散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讀本》第五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北大百年散文精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1月)、《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北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白話的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12月)等各種選本。
至於選擇同樣撰寫於香港的《校圜裡的詩性——以北京大學為中心》殿後,很大程度基於我的「大學想像」——詩意的校園,乃當代中國「人文學」最後的堡壘,不能不堅守。
本書與我此前在香港三聯書店刊行的《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2009),從學術立場到著述文體,均相互支撐,請有心人參照閲讀。
目次
001 序
004 學者的人間情懷
013 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
035 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
058 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
075 大眾傳媒與現代學術
104 從左圖右史到圖文互動——文書的崛起及其前景
130 閲讀大學的六種方式
160 解讀「當代中國大學」
196 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
208 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
244 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
書摘/試閱
學者的人間情懷
六十年前,魯迅在回憶「五四」退潮後的心境時說:「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線中的夥伴還是這麼變化……」(《〈自選集〉自序》)這句話常被引用,史家且坐實了誰高陞誰退隱誰前進。平心而論,以繼續堅持思想啟蒙和文化批判的魯迅道路來否定前二者,實在不算是公允。如把這三條路抽離特殊語境,還原為普泛化的概念:從政、述學、文化批判(或者政治家、學者、輿論家),我以為魯迅體驗到的統一戰陣中夥伴的變化,正是大的政治變動或文化轉型必然出現的知識分子的大分化——如今亦然。
魯迅作以上表述時一腔悲憤,學者們更引申發揮,抨撃「高陞」者的堕落與「退隱」者的倒退。表面上這是以是否有利於革命運動為評價標準,其實質則是堅持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批判功能。有趣的是,將這段話普泛化後,可以清楚地看出現代中國人的潛在思路:知識分子階層特殊的社會責任烕。我對此既受鼓舞又感不安。在我看來,這三條路都能走,很難區分正負高低,只不過各人性格、才情、機遇不同,選擇的路向不一樣而已。但至今仍有好些堅持「前進」的朋友,似乎對「高陞」者和「退隱」者評價過苛。
中國傳統士大夫追求內聖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實現,故讀書人很少滿足於單純的「清議」。民國以來,一方面是仕途不大順利(科舉制度已被廢除),另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輸入,不少讀書人不再以做官為唯一出路,而是發展其文化批判性格(近乎「清議」)。當官的固然看不起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看不起當官的,起碼表面上形成了兩種讀書人之間的封峙。清流們將政治視為骯髒的勾當,將學者文人的從政稱為「墮落」,其結果只能人為地擴大政治權威與知識集團的距離。像聞一多《死水》所吟詠的,「這裡斷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讓給醜惡去開墾」,畢竟不是好辦法。我主張有能力有興趣的讀書人不妨從政,只是不該頂着「
相對來說,知識者比較容易認同或欣賞學者(述學)和輿論家(文化批判)的角色。但這兩者也自有其困境。20世紀初到抗戰以前,好多知識分子自辦報刊書局,形成了一種制約政府影響決策的輿論力量。從事這一活動的知識者,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啟蒙的作用,如梁啟超、章太炎、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還有辦《京報》的邵飄萍、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力主教育救國的陶行知等,也屬這一行列。這些「輿論家」(借用胡適的概念),可能並非專門學者,也不從事直接的政治運作,而是以民間的文化人身份對社會發言,形成一種獨立的力量。十年改革,文化學術界的生機,與一批並非專門學者的文化人的努力大有關係。不過,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這批輿論家兼學術活動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但我相信,隨着中國社會逐漸正常運轉,扮演這一角色(其職業可
其實,從政或議政的知識者的命運,並非我關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選擇「述學」的知識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間情懷,又發揮其專業特長。我的想法說來很簡單,首先是為學術而學術,其次是保持人間情懷一前者是學者風範,後者是學人(從事學術研究的公民)本色。兩者並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這裡有幾個假設:一、在實際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二、作為學者,可以關心也可以不關心政治;三、學者之關心政治,主要體現一種人間情懷而不是社會責任。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家和意識形態色彩不太明顯的學科的專家,比較容易做到這一點,比如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和語言學家喬姆斯基都是既述學又議政,兩者各自獨立互不相擾。可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就比較難以做到這一點。不過,述學和議政,二者在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上有很大區別,這點還是分辨得清的。即如20年代初,魯迅在寫作《熱風》、《吶喊》的同時,撰寫《中國小說史略》。前兩者主要表現作者的政治傾向和人間情懷〈當然還有藝術感覺),後者則力圖保持學術研究的冷靜客觀。從《小說史大略》到《中國小說史略》,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刪去其中情緒化的表述,如批判清代的諷刺小說「嬉皮笑罵之情多,而共同懺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摯,咸人之力亦遂微矣」。熟悉那一階段魯迅的思想和創作的讀者,都明白「共同懺悔」是那時魯迅小說、雜文的一個關注點;可引入小說史著作則顯得不大妥當。因中國歷來缺少「懺悔錄」,那又怎麼能苛求清代諷刺小說,再說諷刺小說作為一種小說類型,本就很難表現「懺侮」。魯迅將初稿中此類貼近現實思考的議論刪去,表明他尊重「述學」與「議政」的區別。
原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1928年辦《新月》,1932年辦《獨立評論》,直接議政。先是人權問題,接着是民權作用,後來又有對日外交方針、信心與反省、民主與獨裁等一系列論爭,當年聲勢很大,直接影響當局的政治決策。與此同時,胡適又寫作了大批沒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學術著作,如《荷澤大師神會傳》、《淮南王書》、《醒世姻緣考》、《說儒》等。十年間,胡適始終堅持兩個方向同時活動:議政的文章越作越「熱」,而述學的箸作越寫越「冷」。
徐復觀也是個長期既寫論箸又撰雜文的學者,余英時說「很少人能夠像
這裡有幾點容易引起誤解,需要略加分辨。
人文學科無時無刻不受社會人生的刺激與誘惑,學者的社會經驗、人生閲歷乃至政治傾向,都直接影響其研究的方向與策略。如魯迅撰小說史而不做駢文史,胡適研究襌宗只談史實不論教義,都有其思想史背景,單從學術思路說不清。不過,由人生體驗而來的理解與烕悟,對於學者來說很可寶貴,但不能代替嚴謹的學術思考。我強調的是對學術傳統的尊重(可以反叛)、對學術規則的理解(可以超越),以及具體研究中操作的合理化。也就是說,學者選擇學科選擇課題時不可能不受現實人生的制約,可一旦進入具體研究,從搜集資料、設計理論框架到撰寫論文,都要依循理性和科學的原則,盡量避免因為政治見解或現實需要而曲學阿世。完全純淨或徹底獨立的「學術」並不存在,學術難保不因「自動掛鉤」而為權勢所用;也就是章太炎所說的,「學術雖美,不能無為佞臣資」(《王文成公全書題辭》)。搞人文科學的,如履薄冰,陷阱太多了,即使成熟的研究者,也難保不立論偏頗或操作失誤;但這與借學術發牢騷或曲學阿世,明顯不是一回事。
像康有為那樣「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在政治史上有其意義,但學術史上則只能算是「歧途」。有人想用心學術之邪正來區分兩類借學術談政治的學者,我不大同意。就一時一地而言,此類背後有「影事」的文章可能反應甚好,讓同一陣營的讀者烕覺「出氣」;可從長遠看,對學術發展弊多利少。政治局面不會因你在論文中安插幾處借古諷今的「文眼」而略為改觀,而你這幾句苦心經營插科打譯的「妙語」,反而會損害論著的嚴肅性。在我看來,在研究過程中,政與學,合則兩傷,分則兩利。談學術時正經談學術,這樣有理路可依循,有標準可評判,爭論時也容易找到共同語言。弄成雜文漫畫式的學術論箸,你不知道他的遊戲規則屬於哪一類,無法對話。有政見或牢騷,可以寫雜文或政論,為了「出一口氣」而犧牲學術,實在不值得。上兩代學者中不少人為了服從政治權威而放棄學術的尊嚴,難道我們這代人願意為了反叛政治權威而犧牲學術的獨立?若如是,殊途同歸。之所以苦苦維護學術的獨立與尊嚴,不外認為它比政治更永久,代表人類對於真理的永恆不懈的追求。
還必須談談中國學者自身的非學術傾向。政治家要求學術為政治服務,這可以理解;有趣的是,中國學者也對「脫離政治」的學術不大熱心,即便從事也都頗有負罪戚。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提倡「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的人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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