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教科書（簡體書）

第一章 皇帝的教科書

一、特殊的讀者
二、成功帝王的類型
三、失敗帝王的類型
四、我們的視角

第二章 意蘊深遠的開篇

一、“無頭”的開篇
二、司法必先守法
三、法的價值

第三章 用人的學問

一、關于繼承人的爭論
二、荀瑤的表現
三、智趙斗法
四、人才的“才”與“德”

第四章 魏文侯的領導素質

一、禮賢下士
二、誠信與擔當
三、聽取不同聲音
四、各司其職

第五章 無用乃大用

一、以人才為寶
二、魏文侯選相
三、翟璜的疑問
四、“有”與“無”的辯證

第六章 商鞅的得與失

一、人才與國運
二、商鞅去魏
三、誠信與立國
四、法本與人本

第七章 “聽”的政治

一、“聽”的層次
二、孟嘗君聽諫
三、趙王聽讒
四、齊威王明聽

第八章 虛己任人的劉邦

一、司馬光“三大法寶”論
二、任官：劉邦與陳平
三、劉邦善用人的奧秘

第九章 信賞與必罰

一、信賞：劉項差別
二、劉邦本色
三、信賞與“懂”賞
四、必罰：劉邦誅丁公

第十章 自責與自悟

一、項羽的用人術
二、一個比較
三、霸王的最后一戰
四、至死不悟

第十一章 繼承人穩定法則

一、趙武靈王的悲劇
二、燕王噲的荒謬禪讓
三、劉邦立嗣風波

第十二章 克己守法的漢文帝

一、不以私意擾法
二、魏文帝的反例
三、馮唐的唐突

第十三章 擾民與享樂主義

一、君主的五種類型
二、露臺之金
三、漢文帝的墓葬
四、秦朝的反面經驗

第十四章 用時間消化矛盾

一、吳太子之死
二、文、景的不同策略
三、七國之亂的平定
四、文、景比較

第十五章 名將們的生死恨

一、“真將軍”周亞夫
二、周亞夫之死
三、李績與唐太宗父子
四、“雄猜”失策

第十六章 黃河治理與民生問題

一、漢武帝時代的黃河泛濫
二、國計與民生
三、司馬光的批判
四、歷史判斷的兩難

第十七章 文武張弛之道

一、漢武帝的成績與不足
二、漢武帝的反省與托孤
三、霍光對漢武帝的糾正
四、漢武帝的遺產
五、歷史環境與歷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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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的讀者

中國傳統史學的發達，堪稱世界之最。流傳到今天的史學典籍中，影響最大的兩種是《史記》和《資治通鑒》。一般學者都會贊同這個觀點。但我個人認為，《資治通鑒》的影響力要比《史記》更大。為什么？因為《史記》的影響力，主要還是局限在史學領域內；而《資治通鑒》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史學領域。

何以見得？著名學者梁啟超在暢談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時，曾講過這么一番話：寫作一部書，首先必須要考慮清楚的問題是，這部書是寫給誰看的。根據這一點再去思考，該如何選擇題材，如何針對這些讀者設計編寫。這是著作成功的前提。梁啟超所舉的成功典范就是《資治通鑒》，而《資治通鑒》預設的讀者群非常特殊。梁啟超說：“例如《資治通鑒》，其著書本意，專以供帝王之讀。故凡帝王應有之史的智識無不備，非彼所需，則從擯闕。此誠絕好之‘皇帝教科書’。而亦士大夫之懷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讀也。”（《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啟超的這段評論非常到位。《資治通鑒》由北宋時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大學者司馬光“領銜”主編。司馬光在編寫之前，就已經預設這部書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它的選材，必然是圍繞著一個皇帝應該具備哪些基本素質、國家大政應該注意哪些方面這些問題展開的。

《資治通鑒》如何談皇帝的基本素質？我們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說明。三國時代的劉備是大家熟悉的歷史人物。《資治通鑒》在介紹劉備時，說這個人“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于色”（《資治通鑒》卷六十）。胸有大志，但平時話不多，喜怒也不會表現在臉色上，說明城府很深。這句話說明劉備具備一名創業型政治領袖的基本素質，首先有遠大志向，其次是性格穩重、深沉。《資治通鑒》這樣介紹劉備的依據，來自于記載三國歷史最權威的著作《三國志》。但我們仔細對比《三國志》和《資治通鑒》，會發現這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別。我們把《三國志》里介紹劉備個性的話讀全，它是這么說的：“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三國志》卷三十二）這里的先主指的就是劉備。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資治通鑒》對劉備的介紹，是取了《三國志》的后半句，“少語言，喜怒不形于色”，并且加上了“有大志”這一點；《三國志》介紹劉備性格中的另外一面，“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這句話，被《資治通鑒》刪除了。

司馬光為什么這么處理？歷史上的成功人物，性格各異，既有常人所不及的優點，同時也都有些瑕疵或缺點。劉備因為有超常的個人能力，即便愛好聲色犬馬，不喜歡讀書，最后也能取得很可觀的成績。但司馬光編《資治通鑒》不是單純地復述歷史，而是要把歷史作為興衰成敗的借鑒，供后來的皇帝參考。有很多年輕皇帝，繼承了祖輩的事業，卻不知創業艱難。斗雞遛狗，奢華艷麗，不用教，天生就會。缺乏的正是胸懷大志、沉穩處事這些對于皇帝來說更為重要的素質。所以司馬光認為，劉備這個人物，值得突出的是“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于色”這一點，而不是喜愛聲色犬馬。這正體現了《資治通鑒》最重要的預設讀者群是以后的皇帝們，它編寫、處理歷史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皇帝們應該從歷史中學到什么。

關于劉備的介紹只是很小的一個側例，《資治通鑒》中有更多更為重要、更為深入的政治參考意見。因為有幫助提高治理國家的能力這樣一個特殊目的，所以《資治通鑒》的取材也是非常講究的，并不是所有歷史主題都會出現在這部書里。用司馬光自己的話來說，是“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進資治通鑒表》）。司馬光只選擇那些關乎國家興衰成敗、老百姓幸福指數的重大歷史事件予以記錄。其中有值得后世借鑒的善政，也有可以起到警示作用的惡政。《資治通鑒》這一書名，是由司馬光編書時的皇帝宋神宗起的。為什么叫《資治通鑒》？宋神宗說，要“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借鑒以往的歷史經驗，以幫助當前人尋找治理國家的方法。《資治通鑒》的目的要落在這里。

從這個目的出發，《資治通鑒》在總結中國傳統政治智慧方面，可以說是所有歷史典籍中最全面也是最成功的，所以能成為后世帝王了解中國傳統政治法則、提高治理能力的首選教科書。這也是它的影響力遠遠超出史學領域的原因，它在政治領域同樣具有深遠的影響力。

二、成功帝王的類型

《資治通鑒》記載了從春秋戰國之際直到北宋建立之前，一千四百年左右的歷史，其中牽涉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各種人物和政權的成功與失敗，在這幅歷史長卷中一一展現，這當然是一個豐富的政治經驗資料庫。如何歸納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智慧，如何利用這個資料庫，角度有很多。既然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皇帝是最重要的角色，《資治通鑒》又是名副其實的“帝王教科書”，那么解讀《資治通鑒》，也可以從分析皇帝開始。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起，直到宋代建立之前，出現過二百五十多名皇帝或重要的割據政權領袖，如果再算上戰國時代的重要諸侯，還不止這個數。我們可以把歷史上的皇帝分為兩種基本類型：開創了某一個王朝的開國型君主；通過血緣關系繼承父祖皇位的繼承型君主。在這兩種基本類型下面，還可以再細分。比如開國君主，在完成創業之后，他的主要職責必然轉向國家治理和社會建設。在這個過程中，有轉型成功的，有轉型失敗的。針對不同的成敗案例，《資治通鑒》都會采取獨特的視角予以述評，我們可以各舉一例。

先說轉型成功的開國君主，東漢光武帝劉秀是其中的代表。《資治通鑒》從第三十八卷開始記載劉秀的事跡。自公元15年起，劉秀召集兵馬，打出旗幟反對當時稱帝的王莽，從此開始了創業過程。期間，劉秀有很多可圈可點的表現，最膾炙人口的當屬昆陽大戰。這場戰役中，劉秀以八千非正規軍，擊破王莽派來圍剿的十萬大軍，成為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案例。在整個消滅王莽、平定割據、建立東漢的過程中，劉秀在用人、謀略以及他自身的為人上，都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如果寫一本普通的劉秀傳記，一定會突出他的這段歷史。但《資治通鑒》對劉秀的關注卻不在這里。

《資治通鑒》的關注點在哪里呢？公元25年夏天，劉秀開始稱帝。秋天，劉秀就求訪到一位名叫卓茂的長者。卓茂早年曾擔任過縣令一類級別不高的官職。但這個人有一大優點：為人樸實忠厚，待人寬厚仁愛，做事從不和人爭搶，口中也從無惡言惡語。他每到一個地方任職，都以這套行為方式來感化大家。古人程頤有云：“以誠感人者，人亦誠而應。”當地百姓看到父母官是如此赤誠的一個人，都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撒謊。所以卓茂任職的地方，社會風化都很好。劉秀聽說這個人之后，就找到他，任命他為太傅，并且封他為“褒德侯”。太傅是當時官僚的最高榮譽頭銜，屬于“上公”，只有德望非常高的人才能擔任。

我們來分析一下卓茂這個人物。卓茂雖然有很值得人們敬重的品格，但從影響力來說，并不算一個聲名顯赫的人物，因為他早年只是縣令一類的低級別官員。他的直接影響力只能波及對他有所接觸、有所了解的人，間接影響力可以擴散至他曾經管理過的地方。無論卓茂個人品行如何高尚，治理地方如何有成績，但和劉秀消滅王莽、建立東漢比起來，只能算小人物、小事件。比他重要的人物、事件多得是。況且劉秀登基的時候，卓茂已年逾七十，修養在家，更不是一個能起很強歷史作用的人。但卓茂的品行一旦被劉秀得知后，馬上受到了朝廷的禮遇。從中我們固然可以看出劉秀對于道德風化的重視，然而一般人看這段歷史，不會把它作為劉秀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對待。

顯然司馬光不是一般人。司馬光不僅認為這是劉秀一生中最值得關注的重大事件，并且把它拔高到影響整個東漢王朝命運的高度。在講述完劉秀任命卓茂之后，司馬光有這樣一段評論：“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于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萊之中，置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資治通鑒》卷四十）誠如司馬光在評論中所說，劉秀剛登基的時候，天下并不太平，國家也還沒有統一，仍然有不少對皇位虎視眈眈的割據勢力存在。在這種形勢下，見重于世的必然是那些敢于沖鋒陷陣的猛將和懂得機詐權略的謀士。卓茂顯然既不是猛將也不是謀士，他的忠厚在殘酷的戰爭中體現不出價值。但戰爭總是要結束的，國家必然要慢慢走向治理。如果能看到這一點，就能看到卓茂的價值。卓茂的長處正是能用溫和有效的方式把老百姓管理好。因此，即便戰爭仍然如火如荼，劉秀還是抽出時間尋訪卓茂這樣的忠厚長者，并對他高度表彰，為國家從戰爭狀態向治理狀態過渡而未雨綢繆，這是劉秀的眼光。但一般人對劉秀提拔卓茂這件事并不是十分重視。把劉秀的這一見識和行為拔高到東漢之所以能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是司馬光的眼光。司馬光從這件事中看到，劉秀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就能認準進入和平建設年代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并能提前做好準備。如果一個開國皇帝要成功轉型，這是必備的素質。

請大家注意，對提拔卓茂這件事的評論，是劉秀出現在《資治通鑒》中以來，司馬光第一次對他的行為作出正面評論。劉秀創業過程中的基本事跡，《資治通鑒》當然也詳略有度地記載了，期間名將數十輩，大小百余戰。但對這些普通人看來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司馬光不贊一詞，等閑看過。司馬光真正開始評論劉秀，試圖從他身上找到一些值得后世皇帝學習的素質，恰恰是以提拔卓茂這件一般人認為不重要的事件作為切入點的。

三、失敗帝王的類型

轉型失敗的開國君主，可以以梁武帝為例。梁武帝蕭衍的前半生非常精彩，也非常成功。壯年時代的蕭衍，有謀略，有膽識，有很強的政治領導能力，也有高超的軍事指揮能力，無論政治見識還是軍事才能，當時天下都罕有對手，所以他能建立梁朝，成為一代雄主。但他的晚年卻非常凄慘，這樣一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居然是活活餓死的。這種死法，讓人覺得和他早年的光輝形象很不匹配。分析梁武帝為什么失敗，可以找到的原因有很多，《資治通鑒》特別強調過一件事例，值得我們注意。

公元545年，這是梁武帝稱帝之后的第四十四年。經過這些年的治理，國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有一位叫賀琛的大臣向梁武帝指出，存在四種不利于國家治理的不良現象：第一，朝廷的稅收賦役已經使百姓負擔沉重，地方官員和各種使者又在征收過程中貪暴聚斂，迫使百姓不能安居本土而流亡遷徙。第二，貴族們的生活奢侈淫逸，并且競相夸耀豪富，既造成了不良社會風氣，也是促使官員貪殘、熱衷橫征暴斂的重要原因，因為他們需要大量財富支撐奢華的生活。賀琛形容當時官僚宴會的奢侈浪費：“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九）每次宴會，陳列大量昂貴的果食佳肴，價值甚至遠遠超過一戶中產家庭的資產。但出席宴會的人也無非一人一個肚子，能吃多少？大量的食物浪費腐壞。除了吃之外，官僚貴族還要蓄養妓女役夫，開銷更大。很多官僚在位的時候，以橫征暴斂為基礎供養奢侈的生活，一旦離職，靠積蓄就維持不了多久。所以賀琛建議梁武帝倡導節儉，不僅在于糾正社會風氣，更重要的是堵塞橫征暴斂的源頭。第三，賀琛認為梁武帝信用了一批小人，這些人只知道吹毛求疵、舞文弄法，卻不識治國的大體。更糟的是這些人往往仗著梁武帝對他們的信任，作威作福，追逐權勢。第四，朝廷事情太多，比如修建官衙府邸，制造禮器兵器等，無一不是加重百姓負擔。賀琛建議梁武帝能省則省，給百姓休養生息的機會，才是富強圖遠的根本之策。

賀琛這四點意見提得很好，不僅切中時弊，其中建議遏制官員貪腐奢侈、給百姓休養生息的機會這兩點，更具有永恒價值。作為君主，應該虛心聽納。但梁武帝看完賀琛奏章后的態度卻是出人意料的“大怒”，為什么呢？梁武帝對賀琛提出反批評，指責賀琛說話遮遮掩掩，沒有確指。既然有那么多橫暴貪殘的官員，你何不具體呈繳一份名單上來，指明哪些官員應該受到處罰？既然指責朝廷多事，你倒具體說說看，哪些事可以省，哪些事可以停？此外，梁武帝重點回應了賀琛對浮華奢侈的批評，梁武帝懷疑賀琛的批評是針對他本人的。為了表明自己生活儉樸、沒有欲求，梁武帝舉了兩個特別有意思的例子為自己辯護：其一，梁武帝說自己“絕房事三十余年”，三十多年沒過性生活了，平時居處不過一張床，毫無奢華裝飾。其二，梁武帝說自己平時不僅吃素，而且每天只吃一頓，以前腰圍十尺，瘦到現在只剩二尺了，“舊帶猶存，非為妄說”，以前的腰帶還在，誰要不信的話可以拿去看看。至于說官員家里宴會奢侈浪費，這也不能家家戶戶去搜查制止啊！

我們來分析一下梁武帝聽到意見之后的態度。從賀琛提的意見來看，說話路子很正，說的都是通常人們認可的大道理，既沒有刺耳的語言，也沒有陰陽怪氣的態度，提意見的目的也是為了這個國家好。梁武帝卻批評他不提供腐敗官員的名單，這是很無理的刁難。因為賀琛是在整體描述當時國家社會面臨的問題，是高屋建瓴地給國家建設提意見，而不是寫實名舉報信。至于具體問題怎么落實，需要朝廷制定綱領，有關部門負責執行。賀琛這些意見的作用，是要引起朝廷對國家治理狀態的深刻反思，而不是去針對某些具體的人。梁武帝用這樣的態度對待提意見的人，不是一位優秀君主該有的表現，舉出自己三十年不過性生活作為拒諫的理由，更是滑稽可笑。作為一名君主，在對待意見時，即便提意見的人有所偏激，也應該與他溝通商談，而不是把提意見的門給堵住，更不應該刁難提意見的人，否則誰還會來為國家建設貢獻智慧。

這些問題我們都能很容易認識到。那么，司馬光怎么看待梁武帝拒諫事件？司馬光對該事件評論中的第一句話，可以說是給后世那些不喜歡聽意見的皇帝當頭一棒：“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九）這里的梁高祖指的就是梁武帝。司馬光說，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梁武帝之所以不得令終，是有道理的。“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九）自以為平日素食節儉，就是君主的盛德，沾沾自喜于這點小善，就以為自己作為一名君主的品德已經齊備了，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其結果就是國家大政方針發生嚴重方向性錯誤而不知，最終身死國滅，為千古貽笑。

司馬光把拒諫的行為和梁武帝最終的失敗直接掛鉤。強調皇帝或領導者必須虛心接納意見，表彰那些敢于直言進諫的大臣，是《資治通鑒》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在司馬光看來，皇帝只不過占據了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就其本人而言，也和普通人一樣，不會全知全能，所以必然有愚暗的一面，也必然會犯錯誤。這就需要君主及時、廣泛地和大臣以及其他睿智之士作充分的意見溝通，彌補自身的不足，以避免或糾正偏差與錯誤。

四、我們的視角

司馬光以重視教化來說明劉秀的成功，以拒絕意見來說明梁武帝的失敗，體現出司馬光自身對于政治的看法。這兩個例子對于《資治通鑒》來說，只是九牛一毛。整部書里還有更為豐富和深刻的政治思想。正如宋末元初研究《資治通鑒》的著名學者胡三省所說：“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資治通鑒》就像奔騰不息的長江大河，各個讀者就像一只只渴了的老鼠，從河水里吸一兩口也就足夠了。

我們今天處于一個全新的時代，已經沒有帝王，也沒有士大夫了。那我們還有學習《資治通鑒》的必要嗎？當然有。不管時代怎樣變化，社會管理總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資治通鑒》歸納出很多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般規律。拋開帝王和士大夫這類特殊的個人身份，今天在不同工作崗位上的人，仍然能從《資治通鑒》中汲取豐富的管理智慧。

社會上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知道《資治通鑒》作為一部帝王教科書，是以記錄、分析中國歷史上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為核心的，卻沒有仔細、深入地研讀過這部書，想當然地認為，一部以講述政治為主要內容、培養帝王為主要目的的書，必然是一部陰謀書。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大家，《資治通鑒》是一部歷史教科書，是一部政治教科書，絕不是陰謀教科書。司馬光不可能具備我們現代人的先進理念，但在當時條件下，對于如何引導皇帝來合理治理國家，司馬光已經做到最好了。《資治通鑒》是一部帝王教科書，但它卻是以批評帝王開始的，正是在對帝王的批評中，蘊含著司馬光最基本的治國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