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戴灰帽子的人（簡體書）

序言
自序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回城
從“人還在，心不死”到一個茍活者的隨波逐流
老藝人信任的朋友，宣傳機器上的“螺絲釘”
老相聲“四大本”，構成了“大搞封資修”的罪狀
主食、副食都不夠吃了，小官僚們卻在一旁大吃大喝
那么多人，主要是農民，替我們死于饑餓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們將成為爸爸媽媽，我母親將要當奶奶了
不問民間疾苦，一心還只想寫作
戴著枷鎖跳舞，職務寫作也勞而無功
兩條車道溝里的鮒魚：我和吳小如恢復聯系
他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軍功章，塞了別人的牙縫

序言
自序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回城
從“人還在，心不死”到一個茍活者的隨波逐流
老藝人信任的朋友，宣傳機器上的“螺絲釘”
老相聲“四大本”，構成了“大搞封資修”的罪狀
主食、副食都不夠吃了，小官僚們卻在一旁大吃大喝
那么多人，主要是農民，替我們死于饑餓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們將成為爸爸媽媽，我母親將要當奶奶了
不問民間疾苦，一心還只想寫作
戴著枷鎖跳舞，職務寫作也勞而無功
兩條車道溝里的鮒魚：我和吳小如恢復聯系
他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軍功章，塞了別人的牙縫
幸存在歷史的夾縫里，卻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從“你算老幾”到“脫帽加冕”
妹妹大學畢業能自食其力，父親就退休了
跟圖爾遜合作譯寫《十二木卡姆》唱詞
插敘兩位沒沒無聞的人，那時代也還有純屬個人的不幸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自以為和卡斯特羅的心相通
中蘇交惡，鄰居沙安之處境變得尷尬
居民小組長：息事寧人，還是無事生非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
早春似有解凍的消息，但麻木的我已不動心
以文字表達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網乃是宿命
從古裝的唱詞到洋裝的話劇
內蒙古和江南之行：歷史與現實疑真疑幻
開排，停排，復排：《葉爾紹夫兄弟》一波三折
剛過了大饑荒，又“整社”不準“開小片荒”了

第四章　一九六三年
被批“煩瑣的家務事和卑微的兒女情相結合”
預防政變，丁萊夫將軍奉命進駐廣播局
《葉爾紹夫兄弟》“內部演出”，我卻高興不起來了
改編“階級斗爭”劇本，遠不如親身挨斗感受深刻
難得一上五臺山，跟年輕氣象員聚會高山站
對反修波及國內毫無精神準備，還在吟詠“怒書原不作哀音”
半個世紀后暮年回首，檢點自己過去的足跡
初到重慶：山水市井間徘徊，川劇里沉湎，歷史中遐思

第五章　一九六四年
告別山城下三峽，武漢是舊游之地
李燕、紀維時等的離京，背后有一個“大舉措”
南下溫暖的廣州，卻接到父親病危的急電
寫“反右派”劇本。“小整風”挨整。又獲“優秀劇目”獎狀……
劇團巡演的總結，變成了涉及男女關系的批判會
回憶去沈陽看話劇匯演，卻像重讀了多卷人生的大書
中國爆炸原子彈。赫魯曉夫下臺。我們下鄉“四清”

第六章　一九六五年
苦難的中原大地：西宋莊比土改前的甘肅農村還窮
一窮二白的小村莊，到哪兒找“走資派”的“資本主義道路”？
謝天謝地，這個村莊搞了半年“四清”，沒死一個人
摘掉鄭某的地主帽子，三戶錯劃富農改定為富裕中農
多年后泛濫的大吃大喝、公費旅游，幾十年前只是規模較小
對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再思考，但沒讀懂德熱拉斯《新階級》
一九六五年初冬的晉西南之行，給我的“前文革時代”畫了句號

不算尾聲的尾聲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回城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渤海邊的黃驊中捷友誼農場，雷雨交加，土墻草頂的平房，倚坐大通鋪上，我打開筆記本寫下一首詩：
真的，這不算異想天開，
海上生出了一片云彩。
把千言萬語交付它，
借一陣風把它吹向西北。
西北有高樓，樓上有人在等待，不要說人家都在我不在；你沒有白白地眺望海角，我給你寄來一片云—一個大海。
它挾著白熱的閃電，迅猛的風雷，激蕩著所有善感的胸懷。一天夜雨拍打著你的窗扉，讓你想象著海濤澎湃。
讓你想象著海邊的潮水，
每逢初一、十五準要漲一回。
而我將做一個不速之客，
突然在你的意外歸來。
最后的兩句，文秀一看就會懂。我們都讀過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小說，一起看過十九世紀俄羅斯的畫。在列賓一幅畫里，一個應是這家主人的男子闖進家門，尷尬地成為陌生的來客，在桌前做功課的兩兄妹疑慮地望著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家都習慣了沒有他的生活。他為什么沒有事先捎信來？是突然遇赦，還是郵路不通，抑或他想給親人帶來個意外的驚喜？……這幅畫的題目，有的譯為“不速之客”，也有的譯為“意外歸來”。從哪里歸來？監獄，還是流放地？
我在十月的秋風里，從黃驊轉滄縣，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車的時候，并不預期回到北京會有“卻看妻子愁何在”的歡快，但還是興奮得跟一同獲釋的伙伴海闊天空地說這說那，好像啞叭學會了說話一樣，就在我們高談闊論間，聽到一聲汽笛，這一班車已經開動北上了。
既誤車，誤了車也高興，索性不著急，重新上車，到天津中轉，在這個不曾來過的北方大城市，買了一鐵盒精裝的糖果，就算帶給親人的小小禮物吧。
從車到北京起，這個全國的心臟，就以出奇的安靜、平靜甚至寧靜接納了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出站后拐進的小胡同一片寂靜，就是大街上也不見喧嘩，人行道上，公交車上，人們好像相約“肅靜”，屏口無聲。這完全不是我在海邊期望的回來后的景象。“十年大慶”剛過去不久，想象該還在天安門廣場保留著節日景觀的同時，人們談笑間依然一片節日氣氛才是。然而不但不見節日盛裝的仕女，好像人們都忘記了共和國建立十周年這件大事，家家門前掛的五星紅旗也早就卷起收藏了。
兩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斗時，我也沒這樣失望過。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時，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人們享有私人的歡樂，也享有群體共有的歡樂，那歡樂于我已經陌生了，比如說，就像報紙上反映的那樣吧。那“人民內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轟轟烈烈，也應該是生氣勃勃的。但是，這里沒有母親在我剛下鄉時就寫信告訴我的，敲鑼打鼓敲臉盆打麻雀的熱鬧，沒有大煉鋼鐵時條條胡同連老大媽也動員出來砸石塊的火熾，也沒有文秀寫信告訴我的，參加“十大建筑”施工時，人們在腳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趕……過去了，全過去了。
在中國，戶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后，所謂下放，叫勞動鍛煉也罷，叫勞動改造也罷，首先把你的戶口遷出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許多人就從此一去不回頭，再也無緣成為北京市幾百萬、上千萬直到兩千萬市民之一了。我鄭重地把黃驊縣轉回北京的介紹信交到派出所警察的手上，他順手就給落下集體戶口，并注明“想當然”的“自黃驊電臺遷來”，是因為我現在歸屬轄區大戶的廣播局了，如其不然，說來自什么農場再寫上“摘帽右派”身份，辦事怕就沒這般爽利了。
回到老三○二宿舍院，離去三年，“城郭依舊”，因是上班時間，空空落落的。沒有遇見熟人，卻正好遇見半生不熟的趙無宣—趙無極的妹妹，她正是這兩年跟文秀同住一處集體宿舍的室友，你說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蒼白的臉上表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只好煩她帶個口信，給班上的文秀，說我已找過房管科，給分配了九單元三樓三號的一間宿舍，讓文秀中午來一趟。隨后我跟著總務科的一位老人兒，一起上倉庫，借來一床、一桌和兩把椅子，就算安頓下來。
那首詩中的“西北有高樓，樓上有人在等待”，從似乎縹緲空靈的云里霧里，還原到現實生活中那間北向小屋中的日常生活。
人的“日常生活”，住在什么樣的房屋里，畢竟是次要的，關鍵還是跟誰住在一起。
公共生活也一樣，不看你在簡陋的還是堂皇的辦公室，端看你的辦公室里有什么樣的同事。
家里一起過日子的人，是自己找的。辦公室里的同事，就聽天由命了。
我在一九五九年重新進入辦公室。整整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走進辦公室，曾經帶著多么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那一年，柳蔭到河北正定天主堂里的華北大學，找我們面談，等于面試，決定調我來北京的廣播電臺。于是我進入中央臺左熒為科長的資料編輯科。今天，柳蔭又和藹地對我說，咱們這回一塊工作了，你先到文藝部的資料室吧。他現在主管中央臺的文藝廣播，表演團體和唱片社。后來我多次想，柳蔭心里不知怎么想的：十年前一個十六歲的小青年，成長為二十六歲的“摘帽右派”了？
我也如約找了平生第一個上級左熒，他現在是新建的北京廣播學院院長，他說廣院人手極缺，我回來正好，不過因為柳蔭堅持要我上文藝部，他跟柳蔭商量，文藝部資料室是個閑職，學院倒是來了就排進功課表，我半天在臺里，半天到北京廣播學院的漢語教研組上班。學院草創，暫時就在離電臺不遠的一座灰樓，原是電臺宿舍，我住過的 —幸耶不幸？幾年后“文革”開始，我又被關到這里，灰樓成了所謂“牛棚”。那是后話。
我跟另外四位新來的中文系畢業生一起，給大一同學任漢語輔導教師。同學們每周聽北大林燾教授的課，回來由我們判作業，講評。我沒參加聽課，半年多的時間，只在什么場合，遠遠看過林燾一眼。后來我從吳小如處知道，林燾是北平淪陷后間關數千里去大后方，上了西南聯大的。
我沒讀過文字、訓詁之學，也沒學過現代的語法。我一向認為對范文多讀多背，多加揣摩，文法、語法自在其中。所讀不多，卻學語法，越學越累也越糊涂。我上小學時看兄姊的高三國文，最后附錄了簡明的文法常識，如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的分類，如主語、賓語的句子結構，好像一看就懂了。學英文時，有 Digram，對句子進行圖解。五十年代初，《人民日報》連載呂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針對當時報紙上的病句，較系統地講了有關常識……這一些，就是我當輔導教師的“學養”根柢了。
這時印尼排華，有大批僑生回國，廣播學院專開了一個僑生班，我兼給這個班的學生輔導，主要是改作文。這倒是我的輕車熟路，同學們似乎也還滿意。即使有不滿意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沒到“文革”，學生絕少給教員提意見的。
廣播學院新校舍落成，要搬到東郊定福莊去，像我這樣的“半日制”工作肯定不行了。于是我選擇全天回文藝部，不再兼做輔導教師。左熒也表示理解，我告別了以鄒曉青為首的這個教研組。鄒曉青是“進城”老干部，五十年代初大區撤銷后，從《東北日報》副總編輯任上，調到廣播事業局對外部任職，一九五八年被打成“溫鄒張反黨小集團”一員。主管對外部的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溫濟澤劃為右派，他也受了處分。我離開這個教研組不久，溫濟澤調進來，又跟鄒曉青共事了。這是多少有些尷尬的局面，不過我相信他們能夠明智地相處。
那時，到處可以遇見“犯錯誤 ”的人。文藝部資料室，陳道宗已先我而來。他在反右派斗爭中，沒有戴右派帽子，但受了降級降薪的處分，大概是所謂“中右”吧。我一九四九年來電臺時，他也是先已到來，原為北大學生，現在跟隨楊兆麟跑時政，筆頭快，也有活動能力，適于做外勤，但他一直未入黨，最后只好離開時（事）政（治）這一攤，去了文藝部。 —后來我才知道，他出身山東的書香門第，他的兄長早已參加中共，后來一直做對外使節；大概因他的父親與何思源交誼頗深，他被中共地下黨物色來做何的統戰工作，他的知識分子氣在老一輩舊派人物看來順眼，到革命隊伍便顯得鶴立雞群，落落寡合，我就聽過文藝部黨支部的人說他“清高”，當然是要從貶義理解的。人們說他很難共事，但我沒有這個感覺。我們一起幫助柳蔭寫總結音樂廣播（后來又擴展到整個文藝廣播）的材料，合作得十分默契。這是知識分子的臭味相投？落難文人的相濡以沫？還是“摘帽右派”和“中右分子”（沒有公開戴帽，也就永無摘帽之說）的暗中勾結？
好在這時人們被更多的熱點所吸引或糾纏，不暇多顧我們這樣的“死老虎”（后來叫“落水狗”），網開一面，負面的輿論壓力暫時沒有籠罩到我頭上，也從道宗頭上移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