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簡體書）

隨著“冷戰”結束，狂亂的二十世紀終於趔趔趄趄走到終點，福山重提過去幾個世紀來偉大哲學家提出的問題：人類歷史是有方向的嗎？如果是有方向的，它將通向什麼樣的終點？相對于“歷史的終結”，我們正處身在哪兒？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福山提出，有兩大力量在共同推動著人類歷史的前進，一個是現代自然科學的邏輯，一個是黑格爾—科耶夫所謂的“尋求承認的鬥爭”：前者驅使人類通過合理的經濟過程滿足無限擴張的欲望，後者則驅使人類尋求平等的承認。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股力量最終導致各種專制暴政倒臺，推動文化各不相同的社會建立起奉行開放市場的自由民主國家。緊隨而來的問題是，在“歷史的終結處”，政治經濟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夠產生一個穩定的社會，讓生活在其內的人得到“完全的滿足”，抑或，“最後的人”被剝奪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導致他們冒險一試，讓歷史重返混亂與流血狀態？
福山對這些終極問題的當代思考，既是引人入勝的歷史哲學教育，又是對人類社會及其命運這些最深刻問題的發人深思的探尋。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弗裡曼·；斯伯格裡國際問題研究所奧利弗·；諾梅裡尼高級研究員，此前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茲高等國際研究院、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企劃局副局長、蘭德公司研究員。著有《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國》、《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現居加利福尼亞。

序民主依然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
二十五年前，我為《國家利益》這個小雜志撰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文。那是1989年春，對於我們這些陷在冷戰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大論爭中的人而言，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時刻。這篇文章恰好發表在柏林墻倒塌前幾個月，那時，民主轉型的浪潮正在東歐、拉美、亞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進行得如火如荼。
當時我認為，歷史（從宏大的哲學意義上來說）展現出了完全不同于左派思想家所設想的結局。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並沒有像馬克思主義者斷言和蘇聯宣稱的那樣，通向共產主義，而是走向了各種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我寫道，歷史在自由中達到頂峰：民選政府、個人權利，以及勞資流通只需適度政府監管的經濟體制。
現在回頭再來看這篇文章，首先很明確的一點是：2014年的情形與1989年完全不同。
俄羅斯是一個以石油美元支撐的險惡的選舉型威權政體，對鄰國咄咄逼人，試圖收回1991年蘇聯解體時失去的領土。中國仍是個威權政體，如今更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並對南海和東海的領土高度關注。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RussellMead）最近寫道的那樣，老式的地緣政治重又興起，全球穩定在歐亞兩端都面臨著威脅。
當今世界的問題不僅在於威權政府在發展，還在於許多現存的民主國家運轉不良。以泰國為例，其不穩定的政治結構在上個月（2014年5月）導致了軍事政變，再來看孟加拉，其體制仍受到兩股腐敗政治力量的控制。許多看似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國家—土耳其、斯裡蘭卡、尼加拉瓜—已退回到威權體制。其他還有一些國家，包括最近加入歐盟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仍受腐敗困擾。
然後就是發達民主國家的情形。在過去十年裡，美國和歐盟都遭受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意味著增長乏力和高失業率，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盡管美國經濟現在重又開始發展，但是利益沒有得到共用，而且，美國派性明顯的兩極化政治體制也很難說是其他民主國家的卓越典範。
那麼，我的歷史終結論因此就被證明是錯了嗎？或者退一步說，即使不是錯的，也需要進行重大修正嗎？我認為，我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正確的，不過，在1989年那段令人興奮的日子裡，我對政治發展的本性尚是霧裡看花，如今則有了更多的理解。
當我們去觀察廣泛的歷史潮流時，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發展牽著鼻子走。持久的政治體制的標志是它的長期穩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裡的表現。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看過去兩代人的時間裡，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發生的劇烈變化。在經濟方面，世界經濟在產出上有了大幅度提升，1970年代早期與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間大概有四倍的差距。盡管危機是個大挫折，但整個世界的繁榮水準在各大洲仍有大幅度增長。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是因為世界通過一種自由的貿易和投資體系牢牢地連在一起。甚至在中國和越南等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也是市場法則和市場競爭占支配地位。
政治領域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根據斯坦福大學民主問題專家拉裡·；戴蒙德（LarryDiamond）的數據，1974年整個世界只有35個選舉式民主國家，不到整個世界國家數量的30%。到2013年，選舉式民主國家已增加到近120個，占世界國家總數的60%還要多。1989年只是那股突然加速的廣泛潮流的一個標志而已，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把這股潮流標記為民主化的“第三波”，它始於大約十五年前南歐和拉美的民主轉型，後來又波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亞洲。
以市場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出現與民主的傳播有著顯然的聯系。民主向來依賴於廣泛的中產階級，而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各行各業富裕的、擁有財產的公民在各處猛增。無疑，更加富裕、受過更好教育的人對他們的政府要求更多—而且由於他們納稅，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利對公職人員問責。世界上最頑固的威權主義堡壘，許多都是盛產石油的國家，比如俄羅斯、委內瑞拉或者波斯灣的政權，在這些地方，所謂的“資源詛咒”可以讓政府從資源中而不是從人民那裡獲得巨額稅收。
即使認可盛產石油的獨裁者有抵制變化的能力，我們還是從2005年起見證了戴蒙德博士所謂的全球性“民主衰退”。根據自由之家（其發布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指標被廣泛採用）的統計，在過去的八年裡，民主國家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選舉的完整性、新聞自由等等）都有所下降。
不過，還是讓我們來透視一下這個民主衰退：我們雖然可能對俄羅斯、泰國或尼加拉瓜的威權趨勢感到擔憂，但我們也清楚，所有這些國家在1970年代都毫不含糊是獨裁政體。盡管也有2011年開羅解放廣場那些令人興奮的革命日子，但是除了在其發源地突尼斯之外，“阿拉伯之春”似乎在別的地方尚不會產生真正的民主。然而，這可能意味著阿拉伯政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會變得更具回應性。因此，以為民主會很快實現是極其不現實的。我們不要忘記，在1848年革命—歐洲的“人民之春”—之後，民主制度又花了七十年的時間才得以鞏固。
此外，在觀念領域，自由民主仍沒有真正的對手。比如，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和阿亞圖拉領導下的伊朗盡管在實踐中無視自由民主，但也重視民主理想。為什麼還要費心在烏克蘭東部就“民族自決”舉行假公投？中東的一些極端分子可能夢想恢復一個伊斯蘭教政權，但是，這不是生活在穆斯林國家的絕大多數人的選擇。唯一確實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它是威權政府、不完全市場經濟以及高水準技術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體。
可是，如果要我猜測一下，五十年後，是美國和歐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國，還是中國在政治上更像美國和歐洲，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國模式是難以持續的。它依賴於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然而，隨著中國設法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型，這樣一種高速增長不會再出現。中國因土地污染和空氣污染而積累了大量的隱性負擔，雖然政府仍比絕大多數威權體制更具有回應性，但是，一旦日子變得艱難，中國日益增多的中產階級不可能會接受現行的家長主義體制。中國不再像毛澤東所處的革命時期那樣，展現一種超出自己邊界的普遍主義理想。……
然而，這絕不是說我們可以滿足於過去二十年取得的民主成就。我的歷史終結論從來不是一種決定論，或者只是簡單地預測自由民主制度勢必在全世界取得勝利。民主國家還繼續存在並獲得成功，只是因為人民願意為法治、人權和政治問責制奮鬥。這樣的社會既取決於領袖、組織能力，也取決於純粹的好運。
那些渴望民主化的社會，唯一的大問題就是，它們未能提供人民想從政府得到的實質性內容：個人安全、共用的經濟增長以及獲得個人機遇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衛生保健和基礎設施）。由於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關注的是如何限制專制國家或掠奪型國家的權力。但是，他們並沒有花多少時間去思考如何有效地進行統治。用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的話說，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滿活力”。
這就是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失敗的原因所在。這次革命第一次推翻了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Yanukovych），可是那些通過抵抗上臺掌權的領導人—維克托·；尤先科（ViktorYushchenko）和尤利婭·；季莫申科（YuliaTymoshenko）—卻把經歷浪費在內鬥和黑幕交易上。要是有一個有效的民主政府掌權，整頓基輔的腐敗、讓國家機構更值得信任，政府就能夠在整個烏克蘭確立它的合法性，包括在說俄語的烏克蘭東部，而不會等著普京有足夠的強力來進行幹預。相反，民主力量自己敗壞了自己的信譽，從而為亞努科維奇在2010年重掌政權大開方便之門，進而導致了最近幾個月緊張的、流血的僵局。
與威權體制的中國相比，印度也因類似的差距而受阻。印度在1947年建國之際，就團結在一起確立了民主制度，這一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腸的製作，只可遠觀，不可近賞。在這個體制裡，腐敗和尋租盛行；根據印度民主改革協會的統計，印度近來選舉34%的勝選者，有針對著他們的刑事起訴，其中還包括一些嚴重的指控，比如謀殺、綁架和性侵犯。
印度也有法治，但是非常遲緩和低效，甚至許多情形是被告都死了，案件還沒有開庭。根據《印度斯坦時報》的報道，印度最高法院積壓了6萬多個案件。與威權的中國相比，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提供現代基礎設施或基本服務方面，顯得完全無能為力，比如為居民提供幹凈用水、電或基本教育。
根據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讓·；德雷茲（JeanDre；ze）統計，在印度的一些邦，有50%的教師不會上班。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Modi）是一位印度民族主義者，他過去曾因縱容反穆斯林暴力而麻煩纏身，卻以絕大多數的選票當選為總理，人們希望他會一掃印度政治中充斥著的廢話，做些實事。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人常常更加不能理解有效政府的必要性，而只是集中於限制當權者。在2003年，布希政府似乎相信，只要剪除薩達姆的獨裁統治，民主政府和市場經濟就會自然地出現在伊拉克。它不明白，民主政府和市場經濟源於復雜機構—包括政黨、法庭、財產權、共有的民族認同—的相互作用，這些機構就是在發達的民主國家，也是經歷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演進的結果。
不幸的是，有效統治能力的缺乏擴展到了美國自身。我們的麥迪遜憲法，有意通過各級政府的大量制衡來阻止暴政，如今卻成了一種否決政治（vetocracy）。在今天華盛頓兩極化—實際上是有害的—政治氛圍中，政府實際上既不能有效地前進，也不能有效地後退。
與雙方那些狂熱分子的想法不同，美國所面臨的極其嚴重的、長期的財政問題，是可以通過合理的政治妥協來解決的。但是，國會根據自己的規則，好幾年沒有通過一項預算，而且在去年秋天，共和黨關閉了整個政府，因為它不同意支付過去欠下的債務。因此，盡管美國經濟仍是不可思議的創新之源，但美國政府很難再說是當前世界的靈感之源。
二十五年之後，歷史終結論最嚴重的威脅，不在於出現了一個更高級、更好的模式，有一天將取代自由民主制度；無論是伊斯蘭的神權政治，還是中國模式，都無法對它造成損害。無論什麼樣的社會，只要登上了工業化這部上升的電梯，它們的社會結構就會發生變化，政治參與的要求就會增加。如果政治精英接納這些要求，那我們就獲得了某種民主。
問題在於，是否所有國家都必然會登上這部電梯。政治與經濟相互纏繞在一起。經濟增長在起飛之前，需要一些最低限度的制度，比如可強制執行的合同和可靠的公共服務，但是，這些基本制度很難在極度貧窮和政治分裂的處境下創建起來。歷史地來看，社會通常是通過歷史事件擺脫這一“陷阱”，借此，壞事（如戰爭）常常造就了好事（如現代政府）。然而，是否每個人都必然有這樣的好運，目前尚不清楚。
第二個問題我在二十五年前確實沒有闡述，即政治衰退問題，它是一部下降的電梯。長期來看，一切制度都會衰退。它們常常會變得僵化和保守；那些與某一段歷史時期的需要相符的規則，在外部境況發生改變之際，不一定還是正確的。
此外，現代制度的非人格性是設計出來的，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常常被強勢的政治行動者把持。回報親友是人的自然傾向，這一點在任何政治體制中都起作用，從而導致自由退化為特權。無論是在威權體制的國家還是在民主國家（看看當前美國的稅法），這種情形都一樣。在這種環境下，並非像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認為的那樣，富人越富是因為資本的高收益，而是因為他們能更好地進入政治體制，從而運用他們的關系去提升自己的利益。
至於技術的進步，它在利益的分配上並無定數。比如，資訊技術的革新分散了權力，因為它們讓資訊變得又便宜又易於接近，但是，它們也損害了低技能的工作，對一個廣泛的中產階級的存在造成了威脅。
那些生活在穩固的民主國家的人，不應對自己國家幸好是民主體制而自鳴得意。但是，盡管世界政治有短期的起伏興衰，民主理想仍具有巨大無比的力量。我們看到，大眾抵抗運動仍繼續在突尼斯、基輔和伊斯坦布爾意外爆發，在這些地方，普通民眾要求政府承認自己作為人的平等尊嚴。我們也看到，每年有數百萬的窮人不顧一切地從危地馬拉或卡拉奇這樣的地方流向洛杉磯或倫敦。
縱然我們會質疑要多久之後全人類才能抵達那個終點，但我們不應懷疑某種社會形態就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
（本文原載《華爾街日報》2014年6月6日）

導讀
歷史漫長的終結
劉瑜
很少有一本書的命運，像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樣“坎坷”。自1992年出版以來，它穿越了無數掌聲和同樣多的臭雞蛋。粗暴的政治氛圍，使一本說理之作逐漸演變成一個意識形態的符號。二十多年過去，也許有必要重溫此書，以這二十多年的時代變遷去反思此書的是非對錯，也以此書為一個坐標去分析時代的走向。
毫無疑問，對《歷史的終結》熱烈的擁抱或批判，源於它爆炸性的核心結論—歷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爾喬亞將是“最後的人”。
歷史怎麼可能終結于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放眼望去，二十年來，有東歐轉型的“陣痛”；有俄羅斯、委內瑞拉此類國家民主的倒退；有宗教極端主義在很多地區的興起；有美國向阿富汗、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失敗；有“中國模式”的崛起；更不用說今天我們在中東、泰國、烏克蘭等地所看到的各種“民主”亂象……如果西方在冷戰中的勝利意味著“歷史的終結”，那麼，為什麼在歷史“終結”之後還有這麼跌宕起伏的“歷史”發生？如果西方發達國家裡的布爾喬亞是“最後的人”，那麼這“最後的人”之後為什麼還會有本？拉登這樣的宗教極端分子、查韋斯這樣的“反西方強人”、屠殺圖西族的胡圖族人，或者以經濟發展為由拒絕政治西化的無數中國人？
這些批評當然有它們的道理。顯然，冷戰的勝利並沒有使整個世界一夜之間“西化”。無論是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的復興，還是“反新自由主義”話語的高漲，或是“中國模式”、“俄羅斯模式”、“委內瑞拉模式”等“其他道路”的興起，都顯示出一種意識形態“突圍”的努力。但是，基於這些現象對此書進行的批評，似乎都存在一個問題：他們批評的與其說是這本書本身，不如說是這本書的標題。也許是因為，大多批評者都沒有讀過這本書本身，而只是讀過它的標題。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是一本論著，而不是一個宣言。更公平也更有收獲的，或許是進入這本書內在的理路，以此為基礎，而不是依賴它被貼上的意識形態標簽，對其進行評說。
一
仔細閱讀此書，會意識到，當我們用當前“民主國家的亂象”以及“威權國家的韌性”來批駁福山時，是基於對此書的誤解。事實上，即使是二十年前，福山也從來沒有否認過這些現象將在“歷史終結”之後持續存在。他在書中很多地方都準確預測了此類現象的長期性，比如，“當前的威權主義危機並不必然導致自由民主體制的出現，而新生的民主國家也不都安全穩定。東歐的新興民主國家正經歷著痛苦的經濟轉型，而拉丁美洲的新興民主國家則受阻於先前的經濟混亂這一可怕的遺產。東亞的許多快速發展的國家，雖然經濟上實現了自由化，但仍不接受政治自由化的挑戰。相對而言，像中東那樣的地區，自由革命仍未波及。而像秘魯或菲律賓這樣的國家，在面對嚴重問題的壓力之下，重新恢復獨裁，這是完全可能的”（見本書第65頁）。也就是說，無論是轉型的痛苦、民主的倒退、歷史和經濟對民主化的制約，還是“威權式增長”的誘惑，福山在作出“歷史的終結”這一論斷時都從未否認。
問題在於，“我們所見的勝利與其說是自由主義實踐，不如說是自由主義理念”（見本書第66頁）。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則，到冷戰結束之後，自由民主這種觀念已經沒有了顯著的替代方案。不錯，今天世界上還存在參差不齊的意識形態，比如，“中國模式”的崛起就是一個有力例證。但即使是今天“中國模式”的捍衛者，大多也只是試圖論證“中國模式”適合中國的特殊“國情”，而不是把它作為一種“普遍的合法性原則”加以論證，更沒有多少人會像當年“輸出革命”一樣，充滿激情地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
同樣，我們今天的確還能見到各式各樣的獨裁者，但是，從這些獨裁者要麼以“民主外衣”來裝飾其獨裁，要麼以“緊急狀態”或者“特殊情況”來為其獨裁辯護來看，即使是獨裁者也承認“自由民主”作為一種政治話語的合法性。否則，何以當代世界上那些最著名的威權統治者—薩達姆、金正日、米洛舍維奇、穆加貝等等—都要披上“選舉”的外衣？在“自由民主”這一合法性話語尚未普及的時代和國家，專制者完全沒有必要這麼做—比如，朱元璋或者乾隆從不覺得為了贏得民心，需要舉行哪怕虛假的選舉。同樣，今天即使通過政變上臺的軍人政府，也要表明他們這麼做是“緊急狀態”下的暫時戒嚴或管制，也往往要承諾舉行選舉—比如最近，對泰國實行軍管的軍方宣佈他們將在一年之後允許選舉。
二
即使自由民主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的確在大多數地區確立了合法性，但是，我們何以知道這不是一種暫時的現象？這種“勝利”不是歷史週期性循環中的曇花一現？在何種意義上，我們能夠說它“終結”了歷史？
這觸及了此書的核心觀點。福山指出，或者說，福山站在黑格爾的傳統中指出，歷史根本上而言，由人們尋求“承認”的需要—而不僅僅是生存或者利益的需要—所推動，這種對“承認”的追求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屬性。歷史上的各種制度（奴隸制、君主制、貴族制、共產主義體制、法西斯體制等）所包含的“承認形式”都是有缺陷的，這些缺陷構成了推動歷史演變的“矛盾”，導致了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義的基礎上滿足了人類尋求“承認”的需要，所以它導致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均衡—在這個意義上，它構成了歷史的終結。
可以看出，福山的論證並非社會學意義上的，而是心理學意義上的。他並不是從自由民主制“社會功能”的角度為之辯護。雖然他指出了經驗上自由民主制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相關性，但由於這種相關性的不穩定性和循環性，他明確表示自己並不打算以此為基礎對自由民主制進行論證。事實上，他指出，如果人們關心的僅僅是滿足欲望和理性的“經濟”指標，也許自由民主制並非最佳選擇：“如果人們只有欲望和理性，那他們就會滿足於市場導向的威權國家，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軍人統治下的韓國或巴西。可是，他們對於自身的自我價值有一種充滿激情的自豪，正是這種充滿激情的自豪促使他們嚮往民主，因為民主政府待他們如成人而非孩童，並且承認他們作為自由個體的自主權。”（見本書第16頁）
也就是說，為了找到一種衡量制度“穩定性”—如果“優劣”這個詞太扎眼的話—的尺度，他必須訴諸一種超歷史的標準，而不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之類的社會學標準。這個標準，在他看來，就是人性中普遍的尋求“承認”的心理需求。今天，我們已經習慣僅僅用“理性人”的概念來理解人性，但是福山借助柏拉圖的觀點指出，人的靈魂有三個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那種普遍流行的“經濟人”的人性觀，恰恰忽略了人尋求“激情”的那個部分。無論古代王族發動戰爭，還是現代人勤奮工作，都不能簡單地用“理性人”來解釋—除了逐利，也是為了追求榮耀—即“承認”。
固然，在自由民主制獲得普遍合法性之前，人們也通過其他政治制度尋求承認。無論奴隸制、君主制還是貴族制，其創立和維持都是某些人追求承認的結果。但問題在於，嚴格等級制下的“承認”是不能令人滿足的。首先，它不是相互的—奴隸主對奴隸、君主對臣民、貴族對農奴的承認遠不及反方向的承認，而這種不均衡構成“社會矛盾”，“矛盾”則推動制度演變。其次，即使是奴隸對奴隸主、臣民對君主、農奴對貴族的承認，由於它建立在強制和依賴的基礎上，也是不能令人滿足的。武力威脅或者利益收買下的“愛戴”並沒有自發基礎上的“愛戴”來得甜蜜—只有對方是具有倫理選擇能力的自由人，其“承認”才真正給我們帶來快感和滿足。這合乎我們的經驗感受—一個美麗姑娘真正愛上了某個男人“這個人”，而不是被他用槍脅迫或者用錢收買，她的愛才真正令這個男人感到由衷的滿足；如果所有學生都自主選擇留在一個老師的課堂上聚精會神聽講，而不是因為老師要點名、老師可能給低分才留下來，這個老師獲得的“承認”才真正令其滿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不僅社會的弱者，而且社會的強者，也需要通過自由民主這種社會形態來得到最有意義的“承認”—唯有賦予他人自由與權利，強者才能從他們那裡得到有意義的承認。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歷史不是終結于冷戰結束，而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之後—即“人民主權原則”通過戰爭得以確立之際。事實上，黑格爾在1806年耶拿戰役之後，就宣佈了“歷史的終結”。他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此後的歷史不會有國家間的戰爭或者制度間的競爭，而是說人類普遍的、相互的承認形式已經被找到並開始通過強力傳播。此後的歷史，則是某種意義上自由民主制的傳播史。即使是共產主義這種制度，貌似是自由民主制的對抗者，其實更像是其變異體—同一“人民主權原則”下的不同制度衍生物，並由於其制度形式和制度理念之間的內在矛盾而被淘汰。至於法西斯制度，則更像是制度演進過程中暫時的“返祖現象”—畢竟，即使是歷史進步論者，也不會認定這一進步一定會以線性方式前進。
三
即使我們將“承認”作為衡量政治均衡性的尺度，在平等、相互和有意義的基礎上將“承認”制度化，自由民主制真的做到了嗎？
如果說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興起以及民主化在發展中國家的受挫代表著“歷史世界”對“後歷史世界”的挑戰的話，福山更關注的或者說更擔憂的，並不是這個，而是“後歷史世界”內部的矛盾。似乎在他眼裡，“歷史世界”對“後歷史世界”的挑戰，對自由民主制並不帶來根本性的威脅，因為“後歷史世界”軍事、經濟、科技乃至文化工業的絕對優勢不但足以抵擋這種挑戰，還很可能—正如過去二百多年歷史所顯示的—通過一個也許漫長曲折但最終滲透擴展的過程征服“歷史世界”。我們當然有理由不相信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乃至宗教極端主義會逐漸消退，但是，福山指出，幾百年前，西方世界的人們也不相信基督教引發的狂熱和戰爭可以從政治舞臺上逐漸退出。“寬容”和“理性”是可以習得的，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個習得的過程甚至會比歷史上進展得更快—雖然它仍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福山花更大力氣真正嚴肅對待的，是“後歷史世界”內部的矛盾，即，自由民主制是否真的能帶來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義的“承認”？如果不能，那麼自由民主制衰敗於“內爆”的可能性將遠遠大於被“歷史世界”摧垮的可能性。事實上，對此提出懷疑的有兩種角度。
首先是左派的角度。是的，“平等的承認”給人帶來尊嚴上的滿足，但是自由經濟之下人們並不平等。無論是今天全球顯而易見的貧富差異，還是哪怕發達國家內部收入差距的拉大，都是不容否定的現實，否則世界各地“反新自由主義”的口號不會這麼有市場，各種形式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不會席捲全球。對此，福山的回應角度，是試圖區分“問題”與“矛盾”。不錯，自由民主國家存在很多“問題”（包括不平等這個問題），但這些“問題”並不構成根本性的“矛盾”。之所以不構成根本矛盾，是因為自由民主製作為一個具有內部糾錯功能的機制，能夠在制度內部解決這些“問題”，無需訴諸制度更替本身。比如，二十世紀福利制度的興起，即是自由民主制這種自我調校能力的一個體現。相比之下，其他政治制度則由於權力結構的缺陷，缺乏如此之有彈性的自我調校空間，而這正是它們一一衰敗的原因。
二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看到歐美各國為赤字問題而焦頭爛額，看到風起雲湧的左派運動和抗議，看到各國政府首腦常常低到令人尷尬的支持率，不禁會懷疑福山是否低估了來自左派挑戰的能量。有人說民主是“好政策的軍備競賽”—不錯，政治競爭激發自由民主國家政策創新的能力，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民眾既要求享受高福利又不許政府提高稅收，既無法忍受通貨膨脹又要求政府刺激經濟，當“權利”這個概念被無限延展……這種“政策的軍備競賽”是否會觸及“自我調校能力”的邊界則成了一個問題。
但就當年而言，更令福山感到棘手的，並不是左派對“承認的政治”的質疑，而是右派對它的質疑。典型的右派會認為，不錯，自由民主制帶來了“平等的承認”，但是“平等的承認”是不合理的。在一個人人能力、智慧、德性不平等的世界裡，為什麼要“平等地承認”每一個人？在這裡，福山大量地引用了尼采，因為在尼采看來，自由民主國家代表著“奴隸”的絕對勝利。當我們把“承認”與“成就”脫鉤，“平等的承認”就成了價值相對主義的外衣—如果一個毫無進取心、成天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吃土豆片的人，也可以理直氣壯要求社會“平等的承認”，那麼這種“承認”的價值何在？
如果說福山可能低估了左派對自由民主制的挑戰，那麼在這裡他似乎又高估了右派的挑戰。如果說尼采、托克維爾等人在民主制度興起之初將“自由民主制”等同於“奴隸或庸眾的勝利”的悲觀看法情有可原的話，今天，這一制度及其後果逐漸清晰呈現之後，仍抱有同樣的悲觀則未免是一種傲慢。事實上，至少就過去二百多年的歷史而言—雖然我們未必能保證以後會依然如此，“精英主義”的社會沖動及其帶來的創造力並沒有消失，甚至可以說比之歷史上更為拓展了：無論是喬布斯這樣的商業精英，還是喬丹這樣的體育精英，或者海明威這樣的文學精英，無論是個人電腦這樣精巧的科技產品，還是心臟搭橋手術這種精湛的醫療技術，或者人類對月球乃至火星的探索，都顯示自由民主制未必扼殺人的創造力、勇氣和技藝，只是將過去往往由出身決定的機械精英主義替換成了現在更與能力相聯系的有機精英主義。現代自由民主制下，“一個毫無進取心、成天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吃土豆片的人”並沒有同等地獲得喬布斯、喬丹或者海明威所獲得的“承認”—無論從收入還是社會聲望而言，後者所得到的“承認”遠大於前者。至少到目前為止，自由民主的勝利並非如尼采所言，就意味著“奴隸的勝利”。它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容納承認的差序格局—承認智慧甚於承認平庸，承認勤勞甚於承認懶惰，承認勇氣甚於承認軟弱。
或許自由民主制成功的秘密恰恰在於，它既包含了“自由”，又包含了“民主”。福山乃至尼采的悲觀，也許是因為他們眼中的民主只能是“不自由的民主”。左派厭惡“自由”所驅動的不平等，而右派厭惡“民主”所要求的平等權利。如果一個制度只有“自由”，它可能遲早內爆於人們對“平等”的渴望；如果一個制度只有“民主”，那麼它也可能很快由於“多數暴政”而活力衰竭。但是一個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恰恰由於其內在張力而獲得蓬勃的生命力。這種結合是動態的—今天可以為了增進福利加稅，明天可以為了增加活力而減稅，也是多樣的—歐洲、美國、日本各國，民主和自由結合的方式並不相同。只要這種動態性和多樣性持續存在，自由民主制就仍然具有相當靈活的適應性。如果有一天自由民主制陷入系統性危機，多半也是因為自由和民主之間的動態平衡被一方的絕對優勢打破。
四
在左派、右派的質疑之外，對自由民主制還有一種不滿，或許可以稱之為“無名的”不滿。這種不滿與現實問題比例如此不當，以至於很難說是什麼具體社會問題導致了這種不滿，甚至可以說，恰恰是“後歷史世界”中缺乏真正意義上的重大問題這一點，導致了這種不滿。福山書中提到兩個情形，一個是一戰爆發之前德國許多民眾的好戰情緒；一個是1960年代法國的學生運動。在這兩個情形中，無論是“要求戰爭的德國遊行民眾”，還是“飽食終日卻高舉毛語錄的法國學生”，與其說困擾他們的是某個具體的社會問題，不如說是持續的和平和繁榮所帶來的空虛和無聊。
在這個意義上，就算歷史到達了“終結”，但人性中或許有一個部分，永恆地渴望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歷史“終結”之後布爾喬亞式“最後的人”。“歷史”意味著矛盾，矛盾意味著沖突，沖突激發人的力量、英勇和意志，而“歷史的終結”則意味著在前人所開拓的道路上，根據他人制定的交通規則做一個規規矩矩的行人。“歷史”意味著拓荒的悲壯，“歷史的終結”則意味著耕種的枯燥。一戰前呼喚戰爭的德國人，1968年的法國學生，甚或今天西方國家那些永遠在“抗議”的青年，在表面的具體訴求之下，根本上他們所表達的，或許是對錯過“歷史列車”的憤恨，以及馳騁于“歷史”原野的渴望。對他們來說，“承認”不僅僅意味著權利，還意味著確立權利的權力。這種創造歷史的英雄情結，或許將終結“歷史的終結”，使其“從頭再來”。
而自由民主制的特點，又為這種“無名的不滿”提供了發酵和釋放的土壤。開放性是自由民主制的最大優勢，但同時也恰恰是開放性，使其腹背受敵。福山引用雷韋爾的觀點表示：“一個以持續批判為基本特徵的社會，是唯一一種適於生活的社會，但也是最為脆弱的社會。”（見本書第31頁）自由滋生懷疑，民主滋生反抗，當懷疑和反抗積蓄到一定程度，自由民主制就可能被摧垮，而摧垮它的，並不是其他意識形態或制度的競爭，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制的巨大成就。換言之，自由民主制的衰敗將源於它自身的成功。
或者這種擔憂過於悲觀。一方面，至少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人成就英雄主義的渴望都能在不同領域找到釋放途徑—也許你無法成為成吉思汗或者列寧，但是如前所述，你還有可能成為喬布斯、喬丹或者海明威。無論商業、藝術、文化、體育乃至政治領域，成為一個創造者、一個英雄、一座“歷史的豐碑”，都不無可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從過去二百多年的歷史來看，布爾喬亞這種週期性的自厭，無論帶來多大的風浪，似乎最後都重新回歸甚至強化了自由民主制的軌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這種週期性的自厭可以說是一種閥門機制，通過循環釋放民眾過剩的政治激情，幫助實現自由民主制的穩定。換言之，這種“無名的不滿”就算能暫時中斷“歷史的終結”，它也不會將歷史重新帶回起點，只是使其打個趔趄，然後重新恢復平衡而已。
二十年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歷經了各種各樣的質疑。然而，面對如此之多的質疑，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本書仍然沒有過時，仍然保持著與當下世界的高度相關性—甚至可以說，仍然保持著高度的先鋒性和前瞻性。這或許是因為，就其問題意識而言—自由民主理念是否代表了人類政治文明的某種極致—要作出回答，二十年是一個過小的時間尺度，甚至，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以來的二百多年，都不足以產生確切的答案。當然，我們可以表達困惑：如果如福山或者科耶夫筆下的黑格爾所言，“歷史的終結”並不意味著沖突的消亡，那麼在何種意義上，這種“終結”本身是有意義甚至令人歡呼的？歷史到底是終結了，還是換了一個起點開始了“第二季”征程？這樣的問題，也許唯有時間能慢慢給出回答。我們從這本書的命運所能學到的，無非是在智識判斷上的謙卑。如果說將一種源起於西方的政治制度視為“歷史的終結”是一種傲慢，那麼，對政治實踐中如此偉大的探險冷嘲熱諷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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