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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希特勒:關於希特勒為何戰敗的秘密報告(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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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希特勒:關於希特勒為何戰敗的秘密報告(簡體書)

人民幣定價: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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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這是第一次英國公開關于希特勒戰敗的秘密報告,保羅·溫特以其專業研究的角度客觀闡述本份報告的優點和不足,加之報告本身就是一手資料,其他圖書、影視根本沒有提及過這些秘密事件,使得本書具有很強的研究價值,對于戰爭發燒友們或者歷史專業的教師、學生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圖書。

這份秘密報告是由英國聯合情報委員會反復修訂,于194610月全部完成。首次以英國當局的角度對希特勒戰爭機器的全面潰敗加以解密,詳解了1945年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德國最高統帥部二戰慘敗的根本原因。內容涉及戰爭狂希特勒的性格特質及其對國家戰略施加的消極影響、德國情報機構的諸多弱點和缺陷,并利用大量篇幅講述了第三帝國繁榮、江河日下以及徹底崩潰的三個階段。

保羅·溫特研究方法到位,語言簡潔有力,說服力極強,對歷史一手資料評價和總結精辟,是衷愛這方面歷史的學者和大眾的必備資料。

作者簡介

保羅·溫特(Paul Winter),歷史學博士,曾就讀于沃里克大學、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專長于戰時情報研究,并在《情報》(Intelligence)、《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和《史上戰爭》(War in History)中發表過諸多文章,經常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視和廣播節目就情報問題發表評論,是一位觀點獨到又不失嚴謹的軍事史研究專家。

名人/編輯推薦

★ 本書對二戰歷史事件的介紹詳實,揭開二戰關鍵戰役的真正內幕,是了解二戰,了解希特勒最直接、最有價值的文字資料。
★ 本書的出版為現在以及將來的人們了解希特勒如何制造戰爭機器,取勝方如何贏得二戰提供了現實證據資料。
★ 本書詳細剖析了希特勒的全部心理動態以及精神狀態,解讀一個人的性格是如何導致一場世界大戰的。同時,對秘密決策中重要參與者的心理也分析得淋漓盡致。
★ 英國不列顛學會會員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英國當代史教授、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國際戰爭史研究專家彼得·亨尼西傾力推薦。
★ 二戰關鍵人物的傳記設計,使非深入了解二戰歷史的人也能快速入門。

目次

大事記:1933-1945年
主要人物

導讀
報告正文:《德國的弱點:戰略和組織,1933—1945年》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希特勒的宏偉藍圖036 TOC \o "1-3" \n \h \z \u
蓄勢待發
初露鋒芒
統治歐洲
主宰世界
第二章 坎途風云
英國宣戰
1939年秋西線進攻乏力
1940年西線進展速度驚人

大事記:1933-1945年
主要人物

導讀
報告正文:《德國的弱點:戰略和組織,1933—1945年》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希特勒的宏偉藍圖036 TOC \o "1-3" \n \h \z \u
蓄勢待發
初露鋒芒
統治歐洲
主宰世界
第二章 坎途風云
英國宣戰
1939年秋西線進攻乏力
1940年西線進展速度驚人
未能打垮英國
進攻中暴露的問題
試圖誘和
替代策略
德-西關系和直布羅陀計劃
意大利參戰
東南歐烽煙四起
進攻蘇聯準備不力
閃擊蘇聯失敗
美國參戰
第三章 日暮西山
形勢逆轉
致命失誤
1942年后的戰略
最后階段
戰敗
第二部分 德國的弱點

引言
第一章 希特勒
希特勒的性格特質
固執己見,拒納箴言
無法參透他國觀點和反應
機會主義者本性和計劃最終失敗
過分集權和沉溺瑣事
第二章 聯合指揮機制
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
空軍總司令部
海軍總司令部
德意聯合指揮
第三章 德國情報系統弱點
情報工作的失敗
原因及影響
結論
第四章 戰時生產組織
戰前重整軍備
戰時生產組織
組織失敗及原因
附錄

I. 戰爭機器的鍛造
引言
陸軍
海軍戰前準備
空軍
II. 德國政局
希特勒身邊的人
III. 納粹統治機器
A-職權混亂
B-黨、政機構合作
C-黨、政職務設置
IV. 聯合指揮機制
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在戰爭期間的發展
V. 秘密情報系統
發展史
失敗原因
結論
VI. 戰時生產
政策
結論和反思
管理手段的發展
VII. 軍需供給組織
戰場物資短缺的主要原因
陸軍武器分配情況
VIII. 波蘭1939
初步計劃
德軍作戰方案
戰役過程
波軍防御部署
IX. 挪威
入侵
后續戰略
X. 西線(截至1942年12月)
第一階段:1933年1月—1940年5月
第二階段:1940年5月—1940年10月
第三階段:1940年10月—1941年12月
第四階段:1941年12月—1942年12月
XI. 巴爾干戰場(截至1941年冬)

XII. 東線(截至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
集中計劃
21號指令
對巴爾干戰場的影響
希特勒最初的東線戰略預期
芬蘭戰役
巴巴羅薩計劃德軍部署
戰役第一階段目標
陸軍總司令部和希特勒的意見沖突
1941—1942年冬季戰局
1942年戰局
XIII. 巴爾干戰場(1941年冬—1942年冬至1945)
圍剿游擊隊
擔心盟軍登陸
意大利停戰的影響
增兵措施
反登陸計劃
撤軍
XIV. 西線 (1943—1945年)
第五階段:1942年12月—1944年9月
第六階段:1944年9月—1945年5月
XV. 東線(1943—1945年)
東線戰略態勢總結(1943—1944年冬季)
最后一擊(1945年4月 )
結束語
XVI. 地中海戰場
埃及和北非
意大利、西西里島、撒丁島和科西嘉島
XVII. 海軍戰略與海戰行動
概述
簡介
結束語
XVIII. 潛艇戰
簡介
1939年9月—1940年4月
1940年4月—1940年10月
1940年10月—1941年12月
XIX. 空軍戰略
德國空軍理念

書摘/試閱

導讀
I.歷史背景
《德國的弱點:戰略和組織,1933—1945年》(SomeWeaknessesinGermanStrategyandOrganization,1933—1945,以下簡稱《弱點》)在闡釋“德國為何失敗”的問題上犯了幾個歷史性錯誤,這份報告此前從未出版或被通篇引用,受《檔案法》(PublicRecordsAct)第三部分第四款規定的約束長達半個世紀后,最終于1991年10月解密,同年受到原英國公共檔案館(PRO,后改稱英國國家檔案館,TheNationalArchives,簡稱TNA)的保護性監管,收錄在CAB146/497目錄下。作為1992年《瓦德格拉夫倡議》(WaldegraveInitiative,此項倡議推動解密了當時諸多高度機密的政府文件)解放的諸多情報文件之一,它以長達200頁的篇幅闡述了阿道夫·希特勒及德國統帥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根本原因,內容涉及這個戰爭狂的性格特質及其對國家戰略施加的消極影響、德國情報機構(GIS)的諸多弱點和缺陷。未經查閱之前,該報告作于何時、為何而作、作者為誰以及為誰而作均尚未可知。
處理從納粹德國繳獲的大批文件和審問戰俘的工作始于1945年3月,同年10月,英國聯合情報部官員完成了一份報告草案初稿。這個高級情報機關成立于1941年5月,是聯合情報委員會(組建于1936年6月,核心工作是安全和情報事務,自1940年5月后成員涵蓋各情報組織首腦,該機構直接對參謀長委員會負責,之后再由參謀長委員會向全權負責一切秘密工作的首相匯報)的中心評估部門,主要任務是協調、評估和傳達聯合情報委員會提供給各軍種的戰略情報。
然而,現藏于英國國家檔案館,編號為CAB146/498的粗略報告草稿卻被命名為《軍情十四處向聯合情報委員會提交的報告草案》(實際上就是聯合情報委員會1946年第33號機密文件《弱點》的初稿),很明顯,聯合情報委員會的一切情報準備實質上都操縱在軍情十四處(MI14)官員手中,而成立于1940年5月15日的戰爭部對德作戰辦公室(WarOfficesGermanSection,英國軍情局起初隸屬戰爭部,后劃歸國防部MinistryofDefense)則掌握著所有關于德國戰爭機器的情報,這是一種典型的官僚政治。軍情十四處下設從MI14(a)—MI14(k)共11個分部,負責調查德軍作戰指令和最高統帥部的人事資料。不過,在諾埃爾·安南看來,該機構和聯合情報部的真正使命是“為總參謀長(ChiefoftheImperialGeneralStaff,簡稱CIGS)預警希特勒的下一步意圖”并確保軍情局首腦和總參謀長的決策免受丘吉爾飄忽不定的秘密情報所干擾。
除了曝光聯合情報委員會令人費解地隱瞞軍情十四處牽扯到這項任務的內情,肯定諾埃爾·安南對聯合情報部的描述,《軍情十四處向聯合情報委員會提交的報告草案》還揭示出了參與起草該文件的密切相關人。幸運的是,涉及這份報告的資料,即唐納德·麥克拉克倫(DonaldMcLachlan)的《39號房間:海軍情報1939—1945》(Room39:NavalIntelligenceinAction,1939—1945)和珀西·柯利達爵士(SirPercyCradock)的《了解敵人》(KnowYourEnemy),并未向讀者點明涉事者的身份和職位。然而,通過保存在CAB146/498號檔案中字跡潦草的注釋和備忘錄,現在終于真相大白,軍情十四處的奧多諾萬(O’Donovan)和英國外交部駐聯合情報委員會代表兼最終報告簽署人M.J.克雷斯韋爾(M.J.Creswell)才是此項研究計劃的真正負責人,管理該委員會并確保其高效運轉。
1946年10月20日,聯合情報委員會將《弱點》終稿提交參謀長委員會的軍方首腦,這份報告從德國的角度審視了那場戰爭,向白廳(Whitehall,即英國政府)揭示出“納粹失敗的主要原因,即政治軍事組織、人事、戰爭機器和戰時生產等方面的固有缺陷”。聯合情報部在可以視作“任務聲明”的前言部分寫道:鑒于與重大事件密切相關的有價值的原始資料仍在不斷浮出水面,我們認為明智的做法是從某幾個方面來呈現戰爭的真實面貌。因為待到有可能以全面均衡的歷史觀考察那段過去之時,隨著歲月流逝,一些當下記憶清晰鮮明的“重要時刻”將變得模糊不清,未來可能會出現一種傾向,即低估納粹戰爭機器的強大,自恃盟國的優勢來得理所當然。
然而,半個世紀后,現實還是印證了他們起初的擔心,英國當代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理查德·奧弗里(RichardOvery)教授在《盟國為什么取勝》一書中指出盟軍的勝利在情理之中,而且對德國戰爭機器,特別是其最高統帥者——阿道夫·希特勒不屑一顧。此外,由于激烈反對“德國為何失敗”這一命題,認為它盡管擁有一些更接近史實的戰時情報數據的支持,但只會令讀者興趣索然,所以,奧弗里規避了至關重要的情報工作及其對戰爭走勢的影響。
對戰時英國情報活動做出權威解釋的官方歷史學家哈利·辛斯利(HarryHinsley)爵士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情報》(以下簡稱《情報》)中給出結論是:“超級機密”(ULTRA)的奇跡,布萊切利園(BletchleyPark)源源不斷地破譯出德國人的高級密電碼使戰爭進程至少縮短了1—2年。《情報》第5卷《戰略欺騙》的作者——著名軍事歷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Howard)爵士也寫道,“沒有情報的戰爭史猶如沒有幽靈的《哈姆雷特》”。但奧弗里卻不以為然,在《盟國為什么取勝》的前言中反駁,“盡管當下盛行將情報利用水平作為兩大陣營的一個關鍵區分點,但這還不足以說服我給這個主題安排一章的篇幅。”由此可見其對情報及情報工作在盟國戰略行動中的作用輕視程度之深,另外,他還高度質疑是否值得在這個課題上花上三十幾年時間。尤其是當《弱點》已然清晰地證明了情報在納粹德國氣焰上升、下降和衰落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時,奧弗里的這種漠視就更加讓人摸不著頭腦。
II.內容簡介
本書從結構和內容上分為三大部分,每部分有層次清晰的幾個章節組成。第一部分包括:希特勒統治歐洲繼而主宰世界的“宏偉計劃”;計劃執行過程中的主要干擾事件(例如:1939年9月英國宣戰,德國空軍難堪大任,未能從皇家空軍手中奪取制空權,致使登陸英倫三島的“海獅計劃”被迫取消;1941年6月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失利;1941年12月美國參戰);自1942年失去戰略主動權后,納粹戰爭機器逐漸暴露出的致命缺陷。第二部分集中關注了德國戰時工作的內在弱點:希特勒怪異的指揮風格;國防軍內部缺少聯合指揮機制;情報機構效率低下;戰時生產組織反應遲緩,直到1943年才實施“總體戰”動員。第三部分為附錄,共19章,主要“按年代順序記述1939年后歐洲各主要戰場地面、海上和空中的戰役進程、戰時生產和軍事補給狀況”。采用這種呈現方式意在“詳細說明德國的諸多弱點如何將其一步步引向失敗”。另外,對經濟和工業產值感到枯燥乏味的讀者可以特別留意兩個非常有趣的章節——希特勒的性格特質及其主要間諜機關,即隸屬于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軍事諜報局和海因里希·希姆萊手中的黨衛軍帝國保安部。
為獨裁者“畫像”
白廳核心情報機關軍情十四處和聯合情報委員會幾乎在同一時間開始試圖徹底了解希特勒。戰時曾任職于英國秘密情報局(即軍情六處,MI6)的未來牛津大學近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羅珀(HughTrevor-Roper,曾受命揭露希特勒末日所犯罪行的任務,接觸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以其獨到的視角洞察了這位納粹獨裁者的性格和精神世界。1945年9月,羅珀受軍情五處首腦迪克·懷特(DickWhite)準將委托,調查圍繞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納粹“王朝”命運的確切環境。1945年11月,他向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SupremeHeadquartersAlliedExpeditionaryForce,簡稱SHAEF)提交了問訊記錄和反間諜報告終稿,這些資料后來構成了其最暢銷的著作——《希特勒末日記》的基本框架。
《希特勒末日記》自1947年3月付梓以來,60年間歷經9次再版,諾埃爾·安南由衷贊嘆,“盡管有價值的史料此后大量涌現,但其觀點始終屹立不倒。”戰后,被媒體譽為“希特勒專家”的特雷弗-羅珀進入英國外交部情報研究處(InformationResearchDepartment,簡稱IRD),專門從事心理戰研究,作為“戰爭條件下的德國人心理項目的首席學者”,他開始以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國為主題進行文學創作,迄今為止取得了豐碩成果。
歷史學界普遍認同特雷弗-羅珀1945年得出的綜合結論,即阿道夫·希特勒不僅在1939年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且使戰火一直燃燒到1945年。其對這段戰爭的重要性和核心推動作用不容懷疑。二戰“從許多方面來講是希特勒個人的一場戰爭。他有預謀,有準備,擇機而動,并且在3年內對戰爭進程有著總體計劃”。《德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支持了以上觀點,這部德國官方出版的多卷集歷史巨著用翔實的史料闡釋了“爆發于1939年9月1日的歐戰是希特勒一手策劃的”,1941年局部沖突演變為一場全球性大戰也是幾個極權主義國家受意識形態的驅使釀成的悲劇,而希特勒則“完全支配了這場意識形態戰爭”。
遺憾的是,聯合情報部和聯合情報委員會起初對希特勒在軍政事務決策中至高無上的地位認識不夠,致使戰時提交給丘吉爾和參謀長委員會的報告準確性受到了一定影響,不過他們在《弱點》中最終承認了這一點,并彌補了戰時工作的重大缺失——希特勒的個性、認知過程、精神和身體健康狀況等深層次問題。
1945年3月—1946年10月,聯合情報部已經洞察到希特勒的幾項足以對德國戰爭前景帶來毀滅性打擊的性格弱點,例如所謂的直覺、“固執己見”、“無法參透他國的觀點和反應”、“機會主義”、“過度集權和事無巨細”。另外,此后60年卓有成效的理論研究中又揭示出這位獨裁者身上的種族中心主義、意識形態和種族偏見、隱匿性、狂熱、自大、偏執和妄想等多種個性特質。過度依賴藥物和有害的生活方式等因素導致其出現了嚴重的身體健康問題,而身體上的痛苦又加劇了精神狀況的惡化。
聯合情報部確信,“希特勒的主要性格缺陷”的確對“戰爭軌跡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缺陷不斷累積……最終使得納粹戰爭機器徹底癱瘓”。然而,最近對聯合情報委員會戰時檔案的研究結果顯示,《弱點》中闡述希特勒的性格及其對德國戰略影響的內容連一整章篇幅都不到,這一點令人頗感詫異。這表明,該委員會及其評估部門(即聯合情報部)沒能把希特勒置于一個正確的位置,理清他與納粹戰略思想、計劃、指揮和行動之間的確切關系。錯得更離譜的是,他們竟然認為德陸軍總司令部和最高統帥部制定戰略事實上都是為了制止希特勒不切實際的想法。
顯然,報告撰寫人1946年時采納了上述觀點。事后他們承認,在納粹德國,沒有任何一個人“對戰略和外交政策的影響力”可以比肩元首——“直到自殺前幾天,希特勒仍然是獨裁者和不容置疑的統治者”——而“實際情況常常比盟國戰時估計得更甚”。此外,聯合情報部也指出,與聯合情報委員會當時推測的大相徑庭,“甚至是大權在握的屬下也只能抱著感激涕零的心態對希特勒俯首帖耳,希姆萊、戈培爾和里賓特洛普出臺的政策事實上大都經過他的授意。”
至于這位納粹領袖的思想傾向和心理狀態,聯合情報部戰后搜集到的有價值的信息如鳳毛麟角,面對各方壓力,他們只得坦承,“我們缺乏分析其心理活動的有力證據,對未來在這一棘手課題上能否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的確表示懷疑。”但無論難度高低與否,由于習慣性地回避為他國領導人做心理畫像。
另一方面,英國秘密情報機關的美國同行表現則積極得多,尤其是戰略情報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簡稱OSS,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前身)在1943年春委托兩位大膽創新的心理學家亨利A.默里(HenryA.Murray)和沃爾特C.蘭格(WalterC.Langer)對阿道夫·希特勒進行了全面的人格心理分析。二人分別提交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格分析及對其未來行為的預測以及現在乃至德國投降后對其處置的建議》(AnalysisofthePersonalityofAdolphHitlerWithPredictionsofHisFutureBehaviorandSuggestionsforDealing
withHimNowandAfterGermanysSurrender,簡稱默里備忘錄)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心理分析:其生活與傳奇》(APsychologicalAnalysisofAdolphHitler:HisLifeandLegend)。較之聯合情報委員會的工作,默里和蘭格試圖剔除其他因素,將希特勒的性格與行為之間建立起直接聯系,以便預測其未來針對盟國的意圖。總體說來,這兩份報告“在某些方面非常精準”,至少給美國情報部門提供了一些判斷對手目標的有益提示。
希特勒的精神和身體健康
希特勒1945年4月自殺之后,史學界長期對其身體和健康狀況爭論不休。眾多學者致力于研究這一課題,其中最成功的大概要算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Redlich)的納粹元首“病情記錄”——《希特勒:毀滅性先知的診斷》(Hitler:DiagnosisofaDestructiveprophet),書中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這位納粹領袖的行為是源于身體疾病,抑或精神錯亂?”
與溫斯頓·丘吉爾身邊學識淵博、忠于職守的保健師莫蘭勛爵(LordMoran)相比,自1936年一直擔任希特勒私人醫生的特奧·莫爾勒卻是個庸醫。有歷史學家拿嗜酒的習慣來解釋英國戰時首相的一些古怪行為和戰略觀點,對此,丘吉爾曾調侃道,“我取之于酒要比酒取之于我多得多。”然而,他的對手阿道夫·希特勒與鎮定藥物之間的依賴關系卻絕非如此。
迷信莫爾勒及其開出的藥物直接導致這位納粹獨裁者身體和精神紊亂,嚴重影響了德國的戰爭布局。1941年8月,其健康狀況開始惡化,心電圖表明影響心血管的“冠狀動脈硬化(coronarysclerosis)正在迅速發展”,胃病、失眠、精神沮喪、全身不適也越來越嚴重。1942年,一系列非常糟糕的癥狀開始顯現出來,諸如“左臂不由自主地抖動、左腿痙攣、曳行步態……”,這些都是帕金森綜合癥(Parkinsonsdisease)的典型癥狀。
此后,為控制病情,莫爾勒使用了大量口服藥和注射劑。據有關專家統計,其戰爭期間開具的藥劑總共約90種,希特勒每天需要服用的就多達28種,例如:安非他明、鴉片制劑、溴化物、巴比妥酸鹽、可卡因、添加大劑量中樞神經刺激劑咖啡因的化學雞尾酒、含有微量士的寧和阿托品成分的寇斯特藥丸(KoestersAnti-GasPill)。盡管上述藥物具有很強的致幻和刺激興奮度作用,但學界普遍認為,除了安非他明,他并未對其他神經制劑上癮,即便如此,還是對身體和思維活動產生了強烈毒害,一位政論家指出,這位獨裁者在需要做出某些極端重要的戰略決策的1939—1943年不斷受到“暫時性認知能力減弱”的困擾,但這再正常不過,因為長期濫用安非他明公認的嚴重副作用包括:“憤怒和焦慮感上升”、出現幻覺、妄想妄念(paranoiddelusion)、“伴有危險暴力行為的精神分裂”、高血壓、胸腔疼痛、抽搐。盡管戰爭最后兩年已經停止服用,我們不禁還是要問:“希特勒此間的某些主要戰術/戰略錯誤,例如沖動的軍事決策和充斥著相當大偶
然性因素的貿然宣戰行為,是否與安非他明有關?”對此,雷德利希的回
答措詞相當含糊,只是表明“根據現有證據無法排除這一合理懷疑”。
至于以心理健康標準來衡量,希特勒究竟是位精神病、精神分裂癥、抑或僅僅是普通的“狂躁癥”患者,學術界至今仍爭論不休。《疾病與權力》(InSicknessandinPower)的作者大衛·歐文(DavidOwen)指出,“主流觀點認為……希特勒的瘋狂部分源于其犯罪暴行,同時也可能是個人行事風格,或者至少是其語言風格使然……但目前尚無令人信服的證據將其歸入精神疾病患者范疇……”。做出這一診斷還需要弗里茨·雷德利希全面的研究成果支持,他已然得出結論,盡管希特勒無“任何主要類型的精神錯亂癥”,如精神分裂或精神病,但完全可以將他定義為“反社會型人格障礙(anti-socialpersonalitydisorder)和邊緣性人格障礙(Borderlinepersonalitydisorder,簡稱BPD)患者”。顯然,其戰略錯誤和罪行不能歸結于精神錯亂或精神病。那么可以用身體健康原因或濫用藥物的有害影響來解釋其判斷和決策的屢屢失誤嗎?
對此,多數歷史學家毫不猶豫地給出了否定的回答:《歷史的希特勒》(TheHitlerofHistory)作者約翰·盧卡斯(JohnLukas)聲明,“絕對沒有任何證據能說明身體疾病影響或阻礙了他的思維和判斷”;著名作家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Haffner)的觀點是,“戰爭最后幾年的各項體檢報告只能表明希特勒的身體健康全面衰退,但1941—1945年的災難性失敗用身體和精神狀況不濟是解釋不通的”;伊恩·科索(IanKershaw)則更加直截了當,“莫爾勒和他的處方并非德國在戰爭后期陷入困境的根源,甚至連次要原因都算不上。帕金森綜合征才是誘發希特勒令人高度費解的軍政決策的罪魁禍首”;病情“不會削弱希特勒解決問題和處理信息的能力”,而且在歐文看來“……對關鍵決策的影響也相當有限,因為他早已為自己的帝國定下了野心勃勃的戰略目標”。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1942—1945年,希特勒的“身體和精神狀況在急速惡化”。他身邊最親近的兩位下屬——私人副官奧托·京舍(OttoGünsche)和管家海因茨·林格(HenizLinge)都證實了這一點。在蘇聯內務委員會(NKVD)長期嚴刑審訊下,二人交代,戰爭中后期希特勒的頭暈和其他病癥越來越嚴重,到1944年離開莫爾勒開具的“刺激性藥物和鎮靜劑簡直活不下去”,并提供了大量有關其精神問題、方向辨別障礙、情感淡漠的證據。
戰爭結束后60年,希特勒最后一任助手貝爾恩德·弗萊塔格·馮·洛林齊霍芬上校(BerndFreytagvonLoringhoven)回憶1944年的情景時談道,“他(希特勒)55歲時看上去真的像一位垂暮老人,彎腰,駝背,面色蒼白,兩眼無神,皮膚呈不健康的淡灰色……”事實上,其健康狀況與德國軍事命運是彼此的鏡子——1944—1945年冬季不斷惡化,1945年春季最終走向覆滅。
盡管科索、盧卡斯、雷德利希等歷史學家和評論家認為,希特勒的生理和心理問題還沒有嚴重到足以削弱其判斷和理性決策力(做出這一結論的初衷或許是為了不給納粹支持者們留下為其滔天罪行狡辯的口實),然而,處在如此的身體和精神衰退狀態下,是否還有人能正常行使職責非常值得懷疑。此外,大量服用多種神經系統藥物(尤其是1941年之后)使我們有理由為希特勒是否適合擔任軍隊統帥及其思考、籌劃和指揮能力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另外,納粹投降后,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落到了英國政府手中,他們由此獲得了情報機關戰時未曾報告的有關希特勒身體和精神健康的大量信息。現存的聯合情報委員會檔案顯示,該機構及其評估部門均未對此問題引起足夠重視,盡管其他部門的文件從側面證實,這一具有潛在意義的課題后來被從評估項目中刪掉了。正因為如此,他們沒能使參謀長委員會注意到,隨著戰爭深入,德國變得越來越反復無常和缺乏邏輯性的戰略路線與希特勒愈加惡化的精神和身體狀況之間的潛在關聯。聯合情報委員會只在最后的總結性報告《弱點》中談到了這一主題,提醒審閱人注意,盡管希特勒“借助藥物刺激勉強支撐幾近衰竭的精神和身體”,但戰爭末期,暫時療法已“對提高其判斷力于事無補,甚至在每一小時都關乎生死的時期,他也不得不一天一天推遲決策”。
德國情報機構的缺陷和弱點
不考慮盟國和納粹陣營雙方情報系統較量的條件下,任何對希特勒和他的將軍們為何最終輸掉那場戰爭的解釋都是不完整的——盡管一些歷史學家對此持反對意見,但聯合情報委員會的最終報告至少在研究對手情報機器上沒有令人失望,他們在正文(第二部分第三章“情報系統弱點”)和附錄(附錄V“秘密情報系統”)中各用一章篇幅來介紹德國隱秘間諜機關。重點是軍事諜報局和帝國保安部,兩者都對破壞第三帝國的健康肌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盡管直接動機不盡相同。
軍事諜報局隸屬于最高統帥部,是1921年“在《凡爾賽條約》框架內成立的唯一情報機關”,掌門人是德國情報系統的灰衣主教威廉·卡納里斯上將,主要任務是獲取軍事情報,下轄一處、二處和三處,分別負責搜集外國情報、破壞和顛覆活動、反間諜和國內安全保衛。以上每個部門“都在國內外組建了各自的情報網”:在本土及其占領區安插情報組;在中立國,如瑞典、土耳其和西班牙,則設立辦公室。盡管帝國中央保安總局六處(外國情報處)職責重疊,但軍事諜報局多年里在情報界這一特別的競技場上獨占鰲頭,究其原因,卡納里斯的個人能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還是希特勒對該機構令人生畏的陰謀破壞活動推崇備至。
聯合情報委員會在《弱點》中指出,卡納里斯地位最穩固也是最春風得意的時期是1939—1941年,這很大程度上要歸結于德國陸軍在戰場上勢如破竹,對情報依賴性極低,以及軍事諜報局在西歐地區針對外國勢力滲透進行的卓有成效的反間諜行動;在1942—1944年的“黃金時期”,由于屢次未能獲取關鍵情報,即盟軍陸續在北非、西西里島、意大利和諾曼底實施兩棲登陸的戰略和行動意圖,軍事諜報局逐漸失勢。
1944年2月,卡納里斯被免職,表面原因是未能及時獲取盟國在西班牙的行動情報,而情報官埃里希·維米爾(ErichVermehren)夫婦當月變節更是使得身陷困境的軍事諜報局雪上加霜。此后,格奧格·漢森(GeorgHansen)上校接任卡納里斯的職位,1944年7月20日,國防軍部分懷有不滿情緒的軍官策劃了行刺希特勒的炸彈謀殺事件,意欲發動政變推翻納粹政權,此后不久,軍事諜報局最終被徹底并入帝國中央保安總局。
在研究對手情報收集和分析機關的弱點及缺陷方面,《弱點》無疑更勝一籌,它在休·特雷弗-羅珀1945年提交給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的那份關于納粹軍事諜報局和帝國保安部的絕密報告基礎上,詳細陳述了希特勒的情報系統及其在特工人員招募方式上存在的一系列固有缺陷:不敢“面對權力講真話”,偽造和虛構情報以迎合希特勒及其心腹們偏執的想法和世界觀;沒有如聯合情報委員會和聯合情報部這類“負責各軍種情報協調的部門”;各機構自行其是,惡性內斗嚴重,這是希特勒積極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典型后果。此外,為了闡釋得更圓滿,報告尤其提到了軍事諜報局的“效率低下和腐敗”問題,“財務不清和政治不滿”現象非常普遍。毫無疑問,納粹情報系統的這些頑疾為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國的
失敗埋下了種子。
不過,軍事諜報局、帝國保安部、蓋世太保和帝國中央保安總局的戰時檔案總體上并非滿是污點。當把希特勒的情報人員奚落得“一無是處”成為主流時,《弱點》毫不忌諱地坦誠,上述機構針對盟國的行動取得了顯著成果,最得意之作便是破獲英國特別行動執行局和秘密情報局在低地國家建立和操縱的龐大間諜網,在這場“英國游戲”(EnglandGame,納粹德國專用術語稱為Englandspiel)中,他們逮捕了1942—1944年進入荷蘭境內的英國特工,將其策反后故意釋放,通過這種手段成功滲透進對手的整個地區情報組織。
戰爭初期,1939年11月9日,英國秘密情報局的兩名情報官理查德·史蒂文斯(RichardStevens)少校和西吉斯蒙德·佩恩·貝斯特(SigismundPayneBest)上尉不幸掉進了納粹帝國保安部首腦黨衛軍旅隊長瓦爾特·舒倫堡精心布下的陷阱,在黨衛軍“誘餌”的帶領下勇敢穿越邊境,被逮捕于德荷邊境小鎮芬洛,受審過程中向德國人出賣了秘密情報局在低地國家的大部分機構和組織,致使該地區的情報網被摧毀殆盡。
除此之外,《弱點》還關注了納粹帝國中央保安總局的其他幾項成績:滲透進盟國和中立國大使館;傳奇人物——黨衛軍一級突擊隊大隊長(SSObersturmbannführer)奧托·斯科爾茲內領導和組織下對敵方實施的“瘋狂破壞和恐怖活動”;蓋世太保通過詳細訊問1939—1941年從蘇聯回國的德國工人和技術人員積累了大量關于對手戰爭潛力的重要情報,在本土及占領區的反間諜和鎮壓陰謀反叛行動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比競爭對手軍事諜報局和帝國保安部搶先一步,在1944年6月盟軍諾曼底登陸的準備階段深入滲透進了法國抵抗組織內部。但軍事諜報局的另外幾次重大行動并未在這份報告中出現,特別是通過打入英國軍情五處獲取了絕密的美國諾登投彈瞄準器(Nordenbombsight)設計圖以及在蘇聯和美國建立了龐大間諜網。由此看出,卡納里斯的手下并非全是“游手好閑和貪污腐敗”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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