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覺醒時代：論中國文化再創造（簡體書）

全書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傳統文明的現代價值以及中西文明之間的對話；第二部分進一步梳理儒道兩家思想資源中所潛涵的生命哲學與價值體系，從而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系列化開闢道路；第三部分系統地論述具有中華文明本體論意義的易學本體論詮釋以及儒學精神的創化；第四部分討論儒家倫理、道德在現代社會的施為與展開；第五部分是有關管理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探索。
成中英先生在治學上既得力于方東美先生全球文化的大局觀與整體觀，又頗具文化自省與民族興亡意識，力主復蘇儒道兩家健康飽滿的生命精神，闡揚以人為本、誠信、中庸、仁者愛人等核心價值觀念，關注儒家本體的求知、篤行，在當今世界多元互通的背景下構建與西方文明平等對話的平臺。在對待中西古今的問題上，成先生強調當今的學人應採取開放的心態，積極向古代的文明傳統開拓資源和向西方的先進文明汲取新知，力求建立一個嶄新的具有全球普世價值的天人合一的本體宇宙觀和生命發展觀，並由此創立民族自身完備的知識論系統，發展出一整套適應現代社會的明體致用的方法論、決策論和現代管理哲學。

成中英，國際知名華裔哲學家、新易學創始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美國夏威夷大學終身哲學教授，國際中國哲學學會創會會長。兼任中國人民大學與上海交通大學哲學講座教授等。
成中英先生早年就教於方東美先生，後遊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分析哲學大師WO蒯因，於196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為華人中第一位全面、深入研習西方現代哲學的學者。成氏哲學的主要建樹是在方東美先生“哲學三慧”、“文明四象”的基礎上引入蒯因分析哲學及伽達默爾闡釋學方法，創立以易學本體論、知識論為核心的本體詮釋學與新易學，為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尋求一個形上學的本體原點。成先生的另一重要貢獻，是1973年創辦並主編英文版《中國哲學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1975年創立國際中國哲學學會，在西方主流學術界大力推進有關中國哲學的研究及探討儒學現代化的進路。成中英先生長期受聘於牛津大學、巴黎大學、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耶魯大學等國際一流學府，與杜維明、劉述先、余英時等同為當今最知名的漢學家。
成中英先生以其主編的洋洋八卷本的《本體與詮釋》開啟對中西哲學根源及體系的探究，因而成為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其他主要著作有：《知識與價值》，《儒家哲學論》，《易學本體論》、《原道易經哲學》、《易經哲學與西方哲學比較研究》以及《成中英文集》、《成中英自選集》等。

《新覺醒時代：論中國文化之再創造》是成中英先生近年來關於中華文明自覺與道德覺醒的最新思考。作為華夏民族傳統中儒道兩大基幹的初典，《周易》以其豐厚的人文精神和創生精神而成為中華文明本體的形上學原點；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中西文明多元融合會通的語境下，當代學人只有發揚兼具本體意識與日常存在意識的易學本體論和知識論，有效地將捲帙浩繁的歷史文本的沉默轉化為富於鮮活生命力的現代話語，重新詮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擇善固執以及仁愛、忠恕、誠信等傳統命題、規約中所蘊含的深厚的生命意義與價值理念，方能救治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倫理失落，從而為古老的中華文明開闢一條整合過去、回應當下、啟迪未來的現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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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先生既是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又是華人世界中少數幾位最具活力和開拓精神的哲學家之一。成先生治學頗具文化自省與民族興亡的意識，力主復甦儒道兩家健康飽滿的生命精神，闡揚誠信、中庸、仁愛等核心價值觀念，關注宋明理學求知、行的精神，在當今世界多元互通的背景下構建與西方文明平等對話的平台。由此可見，他的思想和學術是十分具有現實意義的，是明體致用的。
——湯一介（北京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儒學研究院院長）

★在當代國際知名的新儒家中，成中英先生積極向中華傳統文明開拓資源和向西方現代文明新知，力求建立一整套頗具東方特色的本體宇宙觀和生命發展觀，並由此創立民族自身的知識論體系，具有完整的理性結構和全球意識。可以說，成先生的這部文集記錄了作者對於中華文明自身價值的最新思考與探索，可喜可賀。
——李學勤（著名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

★成先生早年得力於方東美先生的大局觀及文明自覺的意識，後至哈佛大學系統地鑽研西方古典哲學，尤其在現代分析哲學和解釋學的基礎上追本溯源，開創看易學本體論和知識論，既為生生不己的中華文明尋找到一個形而上的原點，又使傳統的易學走出像數、義理研究的老路，在學界產生良好的反響.
——餘敦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周易研究會副會長）

我們今天正處在一個人類文化、哲學、科學、社會、經濟、政治的全面新覺醒時代，這些多方面的覺醒彼此密切相連、相互影響，逐步形成一個整體的覺醒，挑戰人類文明，考驗人類智慧，也給人類心靈一個創新文明的機會，意義豐富而深刻。這個新覺醒時代對中國與世界在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對中國的振興與世界的和平有什麼樣的重大的啟示呢？顯然，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首先認知世界發展的兩個重大層面：一是客觀的真實世界是在巨大的變化之中，我們必須聆聽時代變化的腳步，警覺時代的風暴，對世界的發展要有所認知。這樣的覺醒才有客觀性，才不至閉門造車和坐井觀天，陷入泥淖的困境之中而不自覺。我們要以客觀知識為保證，要與時代的潮流及背景力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二是主觀的自我、個體的及集體的，也面臨著一個重新整合的重要契機。我們必須要問：如何面對我們的歷史，如何構築我們的未來，我們的生命動力來自何處，我們的發展資源如何應用，我們的目的為何，我們的價值方向是什麼。我們對我們的自我是否有新的感知，有何等約束，有何等開放。我們必須建立新的價值觀和新的典範，由此以形成一個新的行為與生活方式。從一般意義上說，覺具有一種提升、超越、領導和成就的內涵，有一種方向及目標，是一種動力和激勵，同時也是一種精神。所以，覺醒既有客觀認知的意義，也有主體發展的意義。我們要更進一步地認識過去和歷史，用以更好地開拓我們的自我認同與迎接未來責任，當然也可以更好地面對與掌握現在，這就會形成一種創造的力量。范仲淹在宋代就提到士大夫的精神在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憂樂之間，我們要問天下何事，世界何為。我們更不能不認識到我們憂樂天下的目的在“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孟子》），致中和於天下（《中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張載），導向一個和諧的生命世界。這正顯示了一個儒家精神的典型。儒學中本來就蘊涵著一種覺醒的精神，是對天道和人性的體驗，對天人之際關係的掌握，也是對社會生民的察知，進而行成知行互動、主客依存、上下相持的文化進步力量。所以，覺醒不 只具有創新個人的意義，亦且具有創造時代的意義，也就是具有能夠使一個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的意義，用先覺激勵與引導後覺形成社會革新的力量。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是孔子的精神。孔子強調人與人的同群性與相依性，他說：“鳥獸不可以同君，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表示人性的覺知是有一個文化發展的涵義與要求，是教育、啟化的作用。范仲淹的話繼之體現了儒家的這種甘心奉獻、弘揚大道和傳播真理的無私精神。以天下為己任，關心他人和社會發展，並以此為生活的職志，自然體現了儒家志於道、益於人的胸襟。人們具有這種心誌或境界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有本體良知的智慧體現在其精神之中。先天下之憂而憂，能夠明察天下的問題並且勇敢地去面對，後天下之樂而樂，能夠奉獻自我，以生民為重。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智、仁、勇的精神。這樣的人才能擔當大任。這是我對所說覺醒的內力的詮釋。天下能否歸於正，從儒家來看，就需要那些高度發展良知與高度發展責任感的人來關心與面對這個天下。如果每個人只是渾渾噩噩，只知一切為己，沒有啟蒙大眾的熱忱，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會有莫大的局限性。因之，大智、大仁、大勇的人格出現是必要的。這一人格要求我們勇於擔當引領發展與啟動提升廣大的人群。憂樂天下，對天下有一種關切與擔當。這是從公心出發的，沒有私心或私慾在裡面。這在儒家哲學的傳統中構成一種道德信仰，也是一種政治信念。人類新的時代的覺醒是什麼？它具有一種什麼樣的內涵？下面我想 具有這種心誌或境界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有本體良知的智慧體現在其精神之中。先天下之憂而憂，能夠明察天下的問題並且勇敢地去面對，後天下之樂而樂，能夠奉獻自我，以生民為重。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智、仁、勇的精神。這樣的人才能擔當大任。這是我對所說覺醒的內力的詮釋。天下能否歸於正，從儒家來看，就需要那些高度發展良知與高度發展責任感的人來關心與面對這個天下。如果每個人只是渾渾噩噩，只知一切為己，沒有啟蒙大眾的熱忱，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會有莫大的局限性。因之，大智、大仁、大勇的人格出現是必要的。這一人格要求我們勇於擔當引領發展與啟動提升廣大的人群。憂樂天下，對天下有一種關切與擔當。這是從公心出發的，沒有私心或私慾在裡面。這在儒家哲學的傳統中構成一種道德信仰，也是一種政治信念。人類新的時代的覺醒是什麼？它具有一種什麼樣的內涵？下面我想 具有這種心誌或境界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有本體良知的智慧體現在其精神之中。先天下之憂而憂，能夠明察天下的問題並且勇敢地去面對，後天下之樂而樂，能夠奉獻自我，以生民為重。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智、仁、勇的精神。這樣的人才能擔當大任。這是我對所說覺醒的內力的詮釋。天下能否歸於正，從儒家來看，就需要那些高度發展良知與高度發展責任感的人來關心與面對這個天下。如果每個人只是渾渾噩噩，只知一切為己，沒有啟蒙大眾的熱忱，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會有莫大的局限性。因之，大智、大仁、大勇的人格出現是必要的。這一人格要求我們勇於擔當引領發展與啟動提升廣大的人群。憂樂天下，對天下有一種關切與擔當。這是從公心出發的，沒有私心或私慾在裡面。這在儒家哲學的傳統中構成一種道德信仰，也是一種政治信念。人類新的時代的覺醒是什麼？它具有一種什麼樣的內涵？下面我想
就五個方面再進而詳論之。
一、在宇宙自然認知上的覺醒
首先，時代是變化的，而且不能不變化。可以說，正是在變化中我們方能看到去舊佈新或者汰舊革新的契機。變化即易是宇宙的基本道理。易的涵義是很深刻的，這在中國哲學中是一個核心的智見。作為人，我們能夠觀察和意識到宇宙的變化，經過長期的觀天察地，最後認識到宇宙變化不已、生生不息的道理。這代表中國哲學的終極的智慧與特點，也代表了中國人認知宇宙、認知人的本體的基本真理。中國哲學也是對真理的認識。對真理的挖掘離不開現象，由現像到真相，從真相到真理，具有一種創化的內涵，本身即是真理。我們不僅要在表面上看到變化，而是要看到宇宙真實地在創化之中。實際上，有些人類文化傳統也看到宇宙的變化，但卻著重超越和摒棄，甚至要消除這種變化。如此看，似乎只是看到變化所帶來的副作用，而有看到變化所引致的創造性力量，沒看到變化中的創化精神。在創化中，我們應該看到一個積極的剛健精神，即乾的精神；也應該看到一個厚德載物的精神，即坤的精神。而且看到二者能夠交相融合，由此形成太極的無窮創造力。所以，宇宙只不過是一種真實世界的真實呈現而已。宇宙和萬物存在的意義，即其真實性，同時也包含了人類可以追求完美的一種可能性，代表著一種積極創建的、進取發展的實踐以實現的進程。這樣真實的見解不但與現代的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有一種對應與融通，而且能夠賦予現代生物與物理科學以創化不已的涵義。這是因為作為中國文化與哲學的源頭活水的易學哲學特別強調人在宇宙創化過程中的創化的地位、作用和角色。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人類多種文化的發展當中，中國文化特別注重天、地、人的密切關係，表現為“天能生人，人能弘道天地的形成是物種進化的基源。

自序
一中西文化與文明對話
當代人類的危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成中英先生訪談錄
全球化中的東西方文化差異與交融
文化自覺與文明挑戰
21世紀：中西文化的融合與中國文化的世界化
21世紀的新探索：天道、人性與文明

二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
近三十年中國哲學的發展與中國哲學智慧的挑戰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傳統哲學
關於中國傳統與現代化問題的對話——成中英教授訪談錄
新論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中西融合之道
回憶、懷舊和未來——樂黛雲與成中英對話
尋求保留差異的中西馬哲學會通之路
發揚中國哲學的融合力量與中國文化、哲學的現代化、世界化——東學西漸的途徑探討之一
中國哲學與世界哲學的發展——現代化與後現代化
21世紀中國哲學走向：詮釋、整合與創新

三儒學精神與儒學現代化
儒家和諧論的六個層次
儒家的精神性——終極本源性、內在創造性、整體實現目的性
當代新儒家與新儒家的自我超越——一個致廣大與盡精微的追求
第五階段儒學的發展與新新儒學的定位
港台與海外新儒家學術特徵比較探微——成中英先生訪談錄
儒學與現代性的整合：探索與重建
儒學復興與現代國家建設
儒家哲學的理論重建及其五項實踐

四儒家倫理與全球倫理
儒家哲學中的宇宙學、生態學與倫理學三位一體論
中國倫理體系及其現代化
現代化的儒家倫理和儒家倫理的現代化
後現代語境中的儒家本體倫理學發展
走向模糊的普遍性——論跨文化傳統與生活理念的價值包含
發展全球價值倫理——中西價值體系的層次及其整合體現孔子與儒家仁愛倫理與忠恕之道
全球倫理與21世紀儒學的發展

五政治哲學
中國歷史與哲學中的人權意識
轉化品德為人權：研討儒家倫理學中的人的動力與潛能
儒家潛含的憲法與憲政思想
面對文明社會：倫理、管理和治理

從思想與精神狀態來說，現代的西方是上帝已宣告死亡的西方，因之是歷史意識逐漸復甦的西方，是赤裸裸的權力意志蠢蠢欲動的西方，是科學工具理性力求作主稱王的西方，是在無解脫中仍盼解脫的西方，是同時追求安頓及新奇的西方。因此現代的西方是在極端的保守和自持中懷抱著極端的空虛與空洞，也是在極端熱情的歷史回顧中極端熱情地張望未來：從這個了解來看，現代西方一方面有諸神復活的多元雜陳帶來的新活力，另方面卻有百病發生與水火不相容的混亂與矛盾。這正是一個需要重整思想秩序的時代，這也正是一個需要重新學習文化價值的時代。胡塞爾喊說：“回到事物的本質！”但什麼才是事物的本質呢？事物有沒有本質呢？中國哲學以其深厚的對人的內在根源的了解以及對其轉化潛力的理解，不正好提供一個純真的人性的完整形像以作為事物的本質嗎？中國文化以其優容自在的易學體係與變化意識，不正好在思想方式上提供一個含容多端而統會成章的思維模型以作為思想自我創造提升的本質嗎？中國哲學原始的整體變化思維可以補助甚至拯救西方的靈魂與內在生命正在於此。基於此，我們可以理解何以我們能把“以通變合和為典範的《周易》創新思維，看作可以解救西方內在精神與思想矛盾糾結的萬案與對症劑。
5.以通變合和為典範的創新思維：《周易》的思維方式是把任何分歧看成屬於一個整體，然後在這個整體中找尋並窮盡所有的關聯，並對這些關聯作深度的透視以了解其可能具有的相反相成、相生互制等動態關係，最後在時間過程中掌握其歷史源流及追溯其本源，又在其現在存有的結構中透視其發展未來。這樣的思維方式並不是抽象與先驗的：它是自長遠的廣泛的宏觀與微觀經驗中積累成認知的，因而它像徵也直接呈獻了時間本質的過程結構和結構過程。時間是非本質的，但其自然的結構就是其本質而其過程就是其非本質。結構與過程為一體之兩面，彼此相依而又彼此互換；這即表示了本質與非本質（如各種功能）也就是可以互換的。西方傳統的本質主義只看到本質而排除非本質，而當代的解構主義則又只看到非本質而否定了本質。在《周易》思維哲學中本質與非本質是同時存在的且又相互依存與互換的。由此了解，《周易》思維顯然可以為西方提供兩種作用：一是合和當代西方的四種思維；二是在合和的基礎上導向新典範新系統的創立，而此新典範新系統應正是新的一代人類所需要的生產與發展憑藉。這裡所謂合和（來自《易經·乾卦》彖傳”保合太和“之句）是指物之相依或相反是可以在一個太和的基礎上合為一整體而逐漸消除其矛盾並進一步形成和諧的有機一體，創生和創造出新美與新好的事物與世界。這也就是一個從現實轉向理想、從現在轉向未來思想、未來文化的轉化過程。
如果我們把這通變合和的《周易》思維用在七述四種思維上面，我們可以看到伽達默爾與哈貝馬斯完全可以調和，不是不相反對，而是因其反對合和為一整體作為彼此相生的生活與思想內涵。歷史內省與理性外觀可以互補相成，因而相互推進並達到不同的人的生活與認知目標。這也正如主體與客體在開放的本體的系統中的關係。同樣，絕對精神的上帝與絕對不可本質化的空無是相反而又相成的，只有在一個更深沉的層面上才可看到兩者的互化。這也一如太極與無極、有與無之能相互轉化一樣。在這一整體太和的基礎上，顯然我們看到西方思維方式的發展與中國《周易》思維方式的結合（eonjugation）與融合（fusion）的可能性。它代表的是中國思維的深入西方，提供了一個”後設思維“（meta-thinking）的框架；同樣，這也是西方思維的投人中國，把中國的思維內涵推向現代化了。前者是西方思維的中國化而後者則是中國思維的現代化（以西方的思維內涵界定現代性）。合和兩者而可稱之為中國思維的世界化，構成中國文化的世界化的根本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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