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機：我們做對了什麼（簡體書）

彼得 B. 亨利
（Peter Blair Henry）
出生于牙買加，后隨父母遷至美國。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院長。2008年任職于奧巴馬總統的過渡團隊。此外，他還擔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委員會委員、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委員、卡夫食品集團董事會成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總統、財政部長、央行行長一致推薦
《轉機》對發展中國家改革經驗的啟示

引言
第一部分
第1章　瑪瑪小姐 / / 3
第2章　政策事務 / / 21
第3章　重新審視的斗爭 / / 45
第4章　通向繁榮的道路（和障礙） / / 61
第二部分
第5章　立即實行緊縮政策 / / 83
第6章　貿易條件 / / 99
第7章　政府與資本市場開放 / / 117
第8章　危機和債務區分 / / 133
第9章　債務減免應該緩行 / / 147
第10章　轉變 / / 161
致謝 / / 175
注釋 / / 179 引言
第一部分
第1章　瑪瑪小姐 / / 3
第2章　政策事務 / / 21
第3章　重新審視的斗爭 / / 45
第4章　通向繁榮的道路（和障礙） / / 61
第二部分
第5章　立即實行緊縮政策 / / 83
第6章　貿易條件 / / 99
第7章　政府與資本市場開放 / / 117
第8章　危機和債務區分 / / 133
第9章　債務減免應該緩行 / / 147
第10章　轉變 / / 161
致謝 / / 175
注釋 / /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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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
世易時移。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墨西哥在經歷近20年的穩定發展之后，目前擁有190萬個制造業崗位，創新中心層出不窮，高新產業日新月異；在2001～2011年，巴西讓2 000萬人擺脫貧困，跨入了日益龐大的中產階級的行列；在20世紀的最后25年里，非洲東部國家博茨瓦那的人均GDP增速居世界首位。曾經被貼上“第三世界”標簽的國家正擠入“第一世界”，而美國及歐洲各國近些年則受到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的重創。由此可以看出：未來全球經濟的繁榮，既取決于“第一世界”國家自身能否穩住陣腳，又史無前例地取決于新興市場能否實現可持續增長。全球經濟的相互依存是至關重要的。在未來的歲月里，所有人都休戚相關，要么都成為贏家，要么都成為輸家。而決定最終結局的關鍵，在于發達國家能否拿出謙卑的態度和勇氣來汲取第三世界的經驗，以促進“第一世界”的經濟增長。
這種30年河東30年河西的時運逆轉是如何出現的呢？不久以前，中國還在貧困的泥沼中苦苦掙扎；墨西哥引發了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巴西遭遇了世界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這些國家（及其他類似國家）是如何實現這種令人驚詫的經濟大逆轉的呢？答案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自我約束。歷史分析發現，第三世界之所以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轉變，其原因就在于“自我約束”。國家要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健康發展，自我約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就好比一個人，他從小所顯露出來的延遲獲得滿足的自制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未來取得多大的專業成就。這一點似乎是不言而喻、無需贅述的，不過，解釋一下“自我約束”這個概念也許會讓你感到驚訝。
在當前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下，各行各業的權威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總是把自我約束與采取極端措施的勇氣相提并論，這是錯誤的做法。在美國和歐洲之間掀起的財政大辯論中，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認為，目前實施的大面積削減預算的緊縮政策，可以讓發達國家實現經濟復蘇。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則認為，在經濟恢復強勁增長之前，各國政府需要一直維持赤字支出。在錯誤的時機削減支出，讓本已疲軟的經濟失去控制的政府決策，可能和在經濟過熱的形勢下擴大浪費性支出的政府決策一樣，都是缺乏“自我約束”的。自我約束，并不是說要“速成食療”，也不是說要“暴飲暴食”，而是說要始終堅持良好的飲食習慣。
自我約束偶爾要求采取特別措施，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謹慎為勇敢之本。好的經濟政策需要的與其說是實施大刀闊斧式變革的一時之勇，不如說是在多年里為提高本國人民生活水準而進行權衡取舍的力量和勇氣。在這種背景下，自我約束意味著自我控制和恪守對未來的承諾，意味著要抵制誘惑，杜絕采納一些完全契合于某種意識形態的政策，而是時刻保持警惕，追求務實的、中立的繁榮之道。
同時，自我約束還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自我約束不屬于某種在某些國家永遠存在、而在其他國家卻永遠不會出現的固有特征，它會隨著時間和地點的變化而變化不定。在很多人心目中，德國是最具自控精神的典范，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大肆印鈔，導致全國陷入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脹和經濟混亂之中。在更近的2011年夏天，美國政府在聯邦債務上限方面出現尖銳分歧，瀕臨債務違約的邊緣，以前幾乎沒有人會想到美國也會出現這種不計后果的魯莽行為。發達國家已經不再像他們自認為的那樣是善于克制的典范了。
隨著自我約束模式的變化，我們需要承認經濟版圖也在發生改變。發展中國家已經取得了令人驚訝的進步。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巴西，沒有哪位理性的觀察人士曾把巴西正在實施的經濟政策描述為“自我約束性”政策，但自1994年以來，由卡多佐、盧拉和羅塞夫等擔任總統的連續幾屆政府一直都在堅定不移地推行自我約束性的政策。政策重心已經偏向于審慎、自控且持續關注于長期。在70年代早期，中國政府很少有官員了解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理；但40年后的今天，中國的政策制定者通過采取加快基礎設施投資的措施，對2008～2009年的全球性衰退做出了堅決的回應。1 其結果是，中國不僅維持了自身令人驚訝的高速增長，而且比起其他國家，為世界經濟復蘇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有些觀察人士認為，新興國家的態度轉變及隨之收獲的成功，源于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提出的、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貫徹落實的自由市場政策改革。其他人則反駁說，里根總統任期內發起、后幾屆美國政府實施的改革議程在強行推動的過程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是弊大于利的。這些對有時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經濟改革和全球化議程持批評態度的人堅持認為，新興市場今天所取得的成功，與西方權力精英強行要求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改革沒有必然的聯系。
如果說，自我約束意味著堅定地推行那些不在意識形態方面走極端、一貫務實的政策的話，那么那些追求繁榮的國家，一方面要面對改革熱衷者所描繪的增長前景，另一方面要面對改革批評者對改革的高度懷疑，又該如何做出權衡呢？因為過去的改革是由發達國家單方面強行推動的，所以，我理解有些書像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所著的《全球化及其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那樣：傾向于進行孰對孰錯、涇渭分明的爭論，總是把富裕國家描繪成全球化的惡棍，而把發展中國家描繪成受害者。我同樣很理解杰弗里薩克斯、比爾伊斯特利、丹比薩莫約等人（Jeff Sachs、Bill Easterly、Dambisa Moyo，分別為《貧困的終結》《白人的負擔》《援助的死亡》的作者）在解讀援助效果時各抒己見的激情。在事關重大的時候，人們會發現自己的立場不由自主地變得鮮明且強硬起來，特別是那些能找到某種道德依據的立場。畢竟，我們談論的是幫助許許多多的人（其中部分人的日均支出不超過1美元）擺脫吃喝都存在很大問題的生存環境并達到合理的生活水準的問題。但是，恰恰是因為對所有人（不管是來自富國還是窮國的）來說利害關系如此重大，我們看問題時才應該少走極端，多關注事實,從而才能有把握地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何種環境下，實施哪些政策改革，才能真正提高經濟效率并幫助各國充分利用其有限的資源？
有效率的政策有助于實現經濟增長，不斷增長的經濟能創造就業，拓展機會，幫助民眾養家糊口。如果我們想要弄清楚經濟改革產生效率結果的地點和時間，即了解改革如何推動了新興國家的繁榮，或許已經推動了深陷債務危機的第一世界國家的經濟復蘇。那么，我們就必須超越個人觀點，找到合理的方法來評價過去35年來的政策變化對全球數十億人的物質財富的影響。
拋開個人傾向并不容易做到。我在發展中國家度過了大部分童年時光，目睹過兒童沿街乞討的情景；在思考如何幫助貧困國家走上繁榮之路這個問題中度過了我的青春時代。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時候，我認識到：針對在經濟政策變革對未來可能產生何種沖擊這個問題上出現的各種相互矛盾且充斥著感情色彩的說法，已經存在一種客觀的評價工具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何種變革才能有效幫助窮國的竟然是富國的典型象征—股市。
因為股市對經濟改革的反應體現了詹姆斯索羅維基（James Surowiecki）所謂的“群體的智慧”，所以股市反應是對政策效率所做出的強有力的預測。2股票價值的變化反映的是成千上萬個股東的普遍看法；股東不關心意識形態爭論，只是想知道某個具體的政策變化是否會實現更高的經濟價值。他們集體做出的評估在全國性的股市指數上得到反映，比任何個人所做出的判斷要更加可靠。
群體到底有多大的智慧？鑒于自2007年8月以來的金融市場動蕩，似乎可以認為，如果聲稱股市是一切現實情況的可靠指標，不是極度狂妄就是極度無知。從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著的《瘋狂、驚恐和崩潰：金融危機史》（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到新興的行為經濟學，大量證據表明，股市未必總能反映出股票真實的潛在價值，更談不上對更宏觀的經濟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
在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所著的《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一書中，作者提供了一些股價上漲與任何重大經濟新聞不同步且明顯不存在因果關系的例子。股價有時出現原因不明的波動，這一觀察結果并不意味著所有的股價波動都是毫無寓意的。事實上，希勒本人坦承：“在金融市場的波動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可以通過與未來紅利或未來收益有關的新聞來證明其合理性的。”3
你要相信股市是能夠給經濟改革提供一些指導的東西，但不必接受股價總是準確反映經濟現實的這一假定。你只需承認，股價會對一國經濟的一些重大事實做出反應；只要（當前或潛在的）股東謀求利潤最大化的話，情況就會是這樣。4 這不是一種信條，而是事實——在新興市場尤其如此，過去30年里的經濟變革力度之大，是史無前例的。
因此，雖然股市有時與更宏觀的經濟并不同步，但競爭確保股市一定會對政策的重大變化做出反應，而且股市的反應是長期經濟影響的一個也許不完美但客觀且可靠的預測指標。5 例如，有資料顯示，在很多發展中國家，股東因預料到在近30年內將要實施的各種經濟改革而推動股價上漲了三倍。發展中國家的股市預測出了本國實行的改革將改善本國的經濟狀況，而且與越來越普遍的認為改革議程未能全面改善經濟的觀點相反，股市（的反應）大體上是對的。
整個第三世界的股市之所以全部上揚，是因為經濟改革雖然實施起來困難重重，但只要堅持下去，最終會降低通貨膨脹，打開國門享受到自由貿易的好處，并讓一國的商業獲得更豐厚的利潤。這就引發了這樣一個問題：股市的上揚，僅僅是因為改革標志著富人對窮人取得了一場未來將導致財富由員工向股東轉移的政治勝利嗎？事實表明，股價上升并不表明僅僅為股東創造了財富。股價走高，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使得企業在廠房、設備和新技術等方面的投資成本更低。投資力度加大，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工資和工人的物質福利水平。換言之，股市既是政策變化是否對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產生積極效果的預測指標，又是實際轉化這些效果的渠道。通過股票交易所這面鏡子來回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斗爭史，幾乎沒有人會懷疑：（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各國的）探索增長戰略的政府應該積極謀求實施順應市場的政策。
雖然說通向繁榮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條，各國都必須找到自己的發展之路，但證據顯示，這些道路有一個共通之處：自我約束。選擇并堅持實行順應市場的改革，政府就能持續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選擇走捷徑，也許會帶來一時的富足，但最終會讓民眾陷入貧窮。在命令和控制型的經濟中，不存在自我約束；在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中，也不存在自我約束。
相反，自我約束是對務實的增長戰略的一種持續承諾，是通過節制、警惕性和靈活性三者的綜合應用來發揮的；在這個過程中，全體人民的長期繁榮被看得比任何特定的個體群體發財致富更加重要。雖然構成各國增長戰略的最佳政策組合各有不同，但通向富裕的各種道路（全都是漫漫長路）都離不開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作用：自由市場、合理調控，以及由政府來提供教育、基礎設施和醫療等公共品。
股市最終會對那些創造長期價值的自我約束性政策做出積極回應，但是股市在傳遞信息方面有一些重要缺陷。股市是一個先行指標：它所提供的是對政策變化在未來可能造成的影響的預測，而不是對實際發生的結果進行的評價。衡量政策有效性的傳統方法在評估影響時使用的是滯后經濟指標（如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這些指標只有在政策實施后才能得到。既然人們生活靠的不是預測，而是工資和利潤這些經濟結果，那么直接研究在實施改革之后是否出現通貨膨脹下降和經濟增長加速不是更好嗎？
真相在于，我們需要事前和事后這兩個視角，因為滯后經濟指標并不能說明改革失敗是因為政策糟糕還是因為缺乏自我約束。有些國家的改革甚至會在改革之后立即導致增長放緩，要持續改革多年以后才能等到轉機的出現。如果國家因為改革之初的增長減緩不得人心而放棄改革的話，那么看起來將會是這樣：經濟改革對經濟是不利的。但真相其實是：如果改革得到機會實施的話，會推動經濟的長期增長。
與滯后指標相反，市場對改革前景的反應從本質上講，考慮到了市場參與者對短期和長期可能出現的政策變化的預期的影響。因此，股市提供了評估可能存在的政策有效性的強有力的、非意識形態的指標，是對諸如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生產率等傳統指標的重要補充。不過我們在本書中會繼續使用這些傳統指標，是因為它們提供了重要的現實檢測手段。
當然，在沒有建立股市的國家，我們就無法用股市來直接預測政策變革的影響。由于蘇聯和很多東歐國家是在實行“休克療法”式的自由市場改革的同時建立起股市的，因此捷克、波蘭和俄羅斯等國與本書的研究內容沒有直接關系。另外，研究能提供合適的股市數據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給我們帶來了有關休克療法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條件方面的重要啟示，同時，也為那些打算在目前或未來采取這種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的國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用有效率的政策來取代浪費性的政策會給社會創造出價值，但也會導致有人成為輸家、有人成為贏家的局面。如何公平地對待輸家，這是一個需要從多方面考慮的問題。首先，在實行改革的國家內部存在著公平問題。有效率的政策會擴大經濟規模，從原則上講，該國包括工人、股東在內的所有人都能分享到更大的蛋糕，但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如此。通向提高效率的道路可能充滿艱辛、崎嶇不平。打開國門、實行自由貿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項改革會逐漸提高國民生活水平，但這個過程可能帶來一系列痛苦：低效率產業消失、工人失業，以及人們必須適應新的生活方式。這些都是因為資本流向新出現的高利潤行業并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而引起的。
領導層所面臨的挑戰在于：認清改革的潛在收益，制定自我約束性的決策，以國家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確定發展方針。由于企業、工會、公職競選人等群體可能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妨礙國家的進步，所以在制定的方針時候，要優先考慮國家的整體利益。在適當的時候，為改革中的輸家提供保障“安全網”也不無道理—一方面是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另一方面是因為化解政策變動所造成的不平等可能會有助于改革的長期推行。
要持續獲得改革的收益，還需要注意國際關系中的公平問題。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各國之間的關系影響到政策，而各國之間的政策又影響到企業是否贏利、人民能否就業等問題。國際關系中的公平公道不僅僅關乎禮儀禮節，更關乎經濟商業。從這個角度看，發達國家如何對待在全球新近繁榮起來的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尤其值得關注的問題。在過去30年里，發達國家利用它們對IMF、WTO和WB等國際機構的影響力來向發展中國家宣揚這樣一個道理：如果發展中國家降低通貨膨脹水平，實行自由貿易并對國有企業實行民營化，經濟形勢就會好轉。
經過多年時斷時續的摸索，有時候還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價之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再次找到了實施和維持改革議程中的關鍵部分所需的自我約束性。由于新做出了致力于未來的承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在1995年后迅猛增長，其經濟產出目前已經占到全球經濟總量的50%。盡管如此，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關系領域仍然備受冷落。發展中國家在多邊組織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與它們對世界經濟做出的貢獻相比，顯得還不相稱。WTO未能出臺讓新興國家平等進入國際市場的全球貿易協議，也從來沒有遴選過發展中國家的人出任IMF或WB的領導。更糟糕的是，嚴峻的經濟前景誘使發達國家的政府只去顧及本國利益，去采取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而且竟然去實行不久前還敦促發展中國家放棄的那些增長戰略。
為什么第一世界做出的這種反應以及第三世界被不斷邊緣化的問題如此重要呢？發達國家政府過去曾積極推進經濟改革議程，但現在又不承認它們的對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因為與此相關的種種原因，新興經濟體的選民和政策制定者患上了“改革疲勞癥”。最近對17個拉丁美洲國家所做的調查發現，僅有18%的受訪者認為市場經濟是有利于本國的。6 由于繼續推進改革對新興世界的持續、快速增長至關重要，如果改革疲勞癥長期存在且開始蔓延的話，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會遭受損失。單單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不可能拯救世界經濟，但是迅速擴張的新興經濟體及其迅速成長的中產階層將從發達國家購買更多的進口商品，從而幫助發達國家的失業人口重返工作崗位，為發達國家正處于漩渦中的經濟巨輪帶去重新起航所必需的動力。
由于一些發展中國家不斷做出自我約束性的政策選擇，世界經濟版圖雖然尚未出現更具顛覆性的改變，但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英國及歐盟等發達國家的官員會欣然接受這種轉變，承認發展中國家所取得的成就，邀請它們在擁有與其對全球市場的重要性相稱的發言權的基礎上參與新一輪對話，討論世界經濟的未來嗎？或者，富裕國家的領導人會繼續抵制潮流，堅持要打贏一場得不償失的戰斗：即使以破壞本國人民（及所有人）未來的生活水平為代價，也要牢牢把持經濟霸權不松手嗎？WTO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多哈發展回合談判于2008年破裂，本來會讓各方受益的自由貿易協議未能達成。這些證據表明，沒有合作和共識，所有人都會遭受損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興國家是否繼續做出有利于全球各國實現共同繁榮的政策選擇，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目前面臨重重困難的第一世界能否抵制住誘惑，不再把繁榮視為零和博弈，而是拿出謙卑的態度和自我約束的精神來汲取第三世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