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食人族

所謂的先進社會與原始社會兩者之間的距離遠較人們所認為的小得多，
過時的古老習俗隨時可能再度具有現代性，並可再回溯至時空距離遙遠的社會，
遠方照耀了近處，近處也能照亮遠方。

本書為法國結構主義大師李維-史陀於一九八九年至二〇〇〇年間，應義大利《共和報》（La Repubblica）之邀所寫的十六篇專文集結。相較《憂鬱的熱帶》、《野性的思維》、《結構人類學》、《神話學》等巨著，李維-史陀這次以社會時事為出發點，探討當代議題、語言、文明演變及社會結構。這些文章以報紙作為媒介，因此具備清晰簡潔的性質，使讀者更容易進入李維-史陀的細膩思維。
十六世紀法國思想家蒙田（Montaigne）在其論文名篇《論食人部落》中寫下：「所有人都將不符合自己習慣的事稱為野蠻。」並提出兩種觀點，開啟了日後理解人類的矛盾兩端：一方是獨尊理性社會為烏托邦的啟蒙哲學，另一方則是認為所有文化皆有其不可評斷的生成脈絡的相對主義。在蒙田逝世四百多年後，李維-史陀重新在這兩者中尋找一條理解人類的出路，他認為，在被稱為複雜的社會與被認為「原始且落後」的社會之間，並不存在人們長久以來想像的鴻溝，而他透過一種日常生活中可理解的研究方式來實踐這個論點：「遠方照耀近處，近處也能照亮遠方」，也就是透過發生在「近處」的時事，去理解「遙遠」的古代社會，反之也透過一般認為屬於遠方社會的習性，來了解發生在我們眼下的社會現象。
本書在編排上，特別收錄李維-史陀於一九五二年發表的〈被處決的耶誕老人〉為開篇，文中已出現上述的觀察方式，其透過文化轉移、歷史結構及形象融合，分析耶誕老人的意義遠非孩童的天真幻想，並陳述人類學家難以客觀剖析身處時代的困窘：「民族學家處在自己的社會中，鮮少有機會去觀察一個儀式、甚至是一種崇拜之中的微妙發展。」接下來的十六個篇章，我們看到李維-史陀透過狂牛病、戴妃喪禮上史賓塞伯爵的演說、癌症起源、普桑畫作分析、割禮與人權爭議等主題，藉其結構主義思維，闡述這些現象背後的底層結構，為讀者辨清當代社會。其中狂牛病及食人族同類相食的比照，更將視野拉至全球化之下，探討人類與食物、動物，甚至自然之間的關係。
這十六篇隨筆集結是以時事為本的人類學論述，它們綜橫時空，銳利對照古代和現代社會，雖非刻意，但皆成為當代預言。

克勞德‧李維史陀　Claude Levi-Strauss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於布魯塞爾（Bruxelles），著名的法國人類學家。年出一九四八年出版博士論文《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被認定為人類學親屬關係研究的重要著作，一九五五年出版成名作《憂鬱的熱帶》，成為法國知名人類學者。之後出版的著作如《結構人類學》、《神話學》四卷等巨著，不僅為結構學和神話學研究建立基礎，也深深影響了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領域。於一九七三年膺選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二〇〇九年十月三十日逝世於巴黎。
主要著作有《南比夸拉族印第安人的社會與家庭生活》、《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種族與歷史》、《憂鬱的熱帶》（聯經）、《結構人類學》（聯經）、《今日的圖騰主義》、《神話學》四卷（《生食和熟食》、《從蜂蜜到煙灰》、《餐桌禮儀的起源》、《裸人》）（時報）、《結構人類學 II》、《面具之道》、《遠方的凝視》、《神話與意義》（麥田）、《嫉妒的製陶女》、《猞猁的故事》、《看，聽，讀》、《月的另一面》（行人）等。

【序】
這本書裡的篇章，是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應義大利《共和報》（La Repubblica）之邀而寫，收錄了他未曾集結成書的十六篇文章，在一九八九年和二〇〇〇年之間以法文書寫而成。
在這些文章中，李維-史陀都是由一則時事出發，進而闡釋某些當代重要議題。但無論是關於被稱為「狂牛症」的疾病疫情、或食人主義的種種形式（食物性質的或療癒性質的）、或與某些習俗儀式（女性割禮或加上男性割禮）有關的種族偏見，這位民族學家在引述西方現代化奠基者之一，蒙田（Montaigne）的文句：「每個人都將不符合自己習慣的事稱為野蠻」之際，總是嘗試去了解這些發生在我們眼下的社會現象。
李維-史陀因此認為，所有「如此奇怪、令人驚異、甚至顯得令人作嘔」的習慣、信仰或習俗，只能夠在它們獨特的背景下去理解。一九九二年，蒙田逝世四百週年時，這位人類學家重新思考一個始終緊扣時代脈絡的哲學議題：「一方面，啟蒙時代的哲學批評了歷史上所有的社會型態，獨尊理性社會為烏托邦；另一方面，相對主義棄絕所有絕對性的準則，不認可某一文化能夠評斷與它不同的其他文化。自蒙田以來，效法他的作法，人們總是不斷尋找解決這個矛盾的出路。」
和李維-史陀的其他作品一樣，這本書名來自其中一個章節的著作，強調了「神話思維和科學思維」之間不可分割的關連，卻未將後者化約到前者。他提醒我們，在被稱為複雜的社會與錯誤地被認定為「原始且落後」的社會之間，並不存在人們長久以來想像的鴻溝。這樣的看法來自一種研究步驟，也就是一種方法，一種能夠成為日常生活中可理解的研究方式：「遠方照耀近處，近處也能照亮遠方。」
這本書的首篇文章，一九五二年為《現代》（Les Temps modernes）期刊所作的〈被處決的耶誕老人〉（Le Père Noël supplicié）一文中，已經出現這樣的觀察方式，這種遠方與近處互為明燈的看法的「實行」。在這篇文章中，關於一個近期才出現在西方社會的儀式，李維-史陀寫道：「民族學家並非總是能夠有此機會去觀察一個儀式、甚至是一種崇拜，在他自己的社會中如此微妙的發展。」然而他很謹慎地立即說明，要了解我們自己的社會同時是最簡單也最困難的：「最簡單，因為經驗的傳承無時無刻、鉅細靡遺；但也是最困難的，因為只有在這種極為罕見的機會下，我們才能察覺社會轉變的極端複雜性，即使是最受約束的轉變。」
在這些帶著二十世紀末年標記的專欄寫作中，我們可以看見這位偉大人類學家的卓見與始終的悲觀主義。在被翻譯為三十多種語言之後，他的作品從此將標誌著我們二十一世紀的開端。
──莫里斯．歐隆岱爾（Maurice Olender）

前言（Maurice Olender）

被處決的耶誕老人
「完全相反」
僅存在一種發展模式嗎？
社會問題：割禮和人工協助生殖
作者自敘
人類學家的首飾
藝術家的畫像
蒙田與美洲
神話思維和科學思維
我們都是食人族
孔德與義大利
普桑畫作主題的變奏
女性與社會起源
狂牛症的訓誨
母舅復返
新神話的證據
維科的航跡

【內文試閱】母舅復返
現代物理學和化學在工業或軍事上的應用，使我們對於質量或臨界溫度的概念都很熟悉。物質在一般狀況下隱而未現的性質，在某些界限之內或之外時會表現出來；臨界的概念即和這些界限有關。在跨越這些界限之前，我們可能以為物質不存在，甚至無法想像。
人類社會也有自己的臨界點，當它們的存在被嚴重干擾時，就會面臨這個臨界點，蟄伏在它們深處的某些隱藏屬性會忽然出現，可能是一個被認為已經滅絕的古老國家的組織；可時是一個潛藏許久，被深埋在社會結構中故不可見的屬性。而往往，兩者會一起出現。
這是幾個月前，當我在報章上讀到史賓塞伯爵（comte Spencer）在他姐姐戴安娜王妃（princesse Diana）葬禮上的演說時，所做的思考。他的談話，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使母舅這個角色重新復活。我們可能以為，就社會的現況而言，這不過是眾多血緣關係之一，並不具有特別意義。即使過去我們的社會、甚至現在的許多異國社會中，母舅曾是、也仍然是家庭和社會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必須承認，許多事都是註定的巧合：史賓塞伯爵居住在南非；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於一九二四年發表在《南非科學期刊》（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的文章「母親的哥哥在南非」，揭示了母舅這個角色的重要性，並成為試圖瞭解它可能意義的先驅者之一。
史賓塞伯爵將他姐姐的不幸，歸因於她的前夫以及整個王室家族。他首先承擔起「女性獻者」（donneur de femme）──如人類學家以行話所言──的身分。女性獻者保留可以探視他的姊妹或女兒的權利，並在他或她認為或感到受虐時可以介入。但是，更重要的是，史賓塞伯爵表明了和他的外甥，也就是他姐姐的兒子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連結，讓他有權利也有責任，保護他們對抗他們的父親和他的血統。
賦予母舅的這種結構性角色，現代社會並未認可，但它在中世紀是受到承認的，或許在古代也是。叔舅在希臘文寫作theîos，「神聖的親戚」之意（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以及葡萄牙文中的zio 和 tio 便是源自於此），這就表示了此種類型的親戚，在家庭眾多成員中具有一個特殊地位。這個位置在中世紀時非常重要，因為大多數史詩的情節，都圍繞在母舅和他外甥之間的關係。羅蘭（Roland）是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的外甥，就像費雯麗（Vivien）之於奧蘭治的威廉（Guillaume d’Orange）、戈蒂埃（Gautier）之於拉烏爾．德康布雷（Raoul de Cambrai）、珀西瓦爾（Perceval）之於聖杯國王（roi du Graal）、高文（Gauvain）之於亞瑟王（roi Arthur）、崔斯坦（Tristan）之於馬克王（roi Mark）;、甘維爾（Gamwell）之於羅賓漢（Robin Hood）……等的關係。這張列表可以一直擴展下去。這種親戚關係造就了堅強的連結，使得其他人都被掩蓋了：《羅蘭之歌》（La Chanson de Roland）甚至沒有提到主角的父親。
母舅和外甥互相援助。外甥從舅舅那裡收到禮物；由他幫外甥武裝成為騎士；必要時，給他一位妻子。在一首史詩《進入西班牙》（L’Entrée en Espagne）中，可以看見這種情感強度。當查理曼大帝面對羅蘭離開他加入戰鬥時，皇帝悲歎著：「如果我失去你 / 我將獨自一人 / 像個可憐的老婦失去了丈夫」。
＊
舅甥之間的關係，在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史詩中，似乎沒有像在法國和日耳曼史詩中那麼明顯。也許是因為它所處的體制框架較為龐大，用英文表示就是源自日耳曼的fosterage（寄養）一詞。寄養的習俗，在愛爾蘭和蘇格蘭地區被嚴格遵守：貴族血統的孩子被託付給另一個家庭，由此家庭來養育和負責他們的教育。因此，人物之間精神和感情上的連結，比起他們所認為、與自己原生家庭的連結更強大。這種風俗也存在於歐洲大陸，至少以所謂「母舅寄養」（fosterage de l’oncle）的形式存在。貴族的孩子被託付給母親那一方的家庭，以母親的兄弟為主要代表。在舅舅家，孩子占據一個他日後將保留的、「受餵養」的位置（這個詞在古法文裡有更廣泛的意義，不僅僅是在食物方面）。
我們已經看到，這些風俗證明了母親和母系的權利在過去占有主導地位。然而在古代歐洲，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這件事。相反地，我們現在瞭解，這是父系血統的許多影響之一：正是因為父親掌握了家庭權威，母舅，真正的「男性母親」，執掌了相反的任務；而在母系社會中，母舅擁有家庭權威，所以受到外甥的敬畏和服從。因此，面對舅舅的態度與面對父親的態度之間，存在一種關連。在父親和兒子關係很親近的社會中，舅舅和外甥的關係是嚴格的，而當父親是以掌握家庭權威的嚴厲監護人姿態出現時，舅舅就被視為是慈愛和自由的。
世界各地難以計數的社會，表現了不同方式的家系傳承，或直接由男人傳接，也就是由父親傳給兒子，或透過女人的中介（由舅舅到外甥的聯繫）。在這兩種情況下，舅舅是和他的姐妹、他姐妹的丈夫以及這兩人結合所生的孩子，組合成一個四方連結系統。而這個系統，以可以設想到的最經濟的方式，結合了就親屬結構的存在而言，必要的三種家庭關係型態：也就是血親關係、姻親關係、親子關係。換句話說，就是兄妹之間的關係、丈夫妻子的關係、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因為現代社會的複雜性，使得這種結構變得不那麼明顯。史賓塞伯爵以他的談話讓它再次成為當前議題。他以無可挑剔的方式，定義了一個四方連結的家庭系統的內部關係。他說，他的姐姐和他自童年時期就很親近：「我們倆是家庭中最年幼的，總是在一起消磨我們的時間。」相反地，王妃與她的丈夫、以及丈夫家族的關係，留下的是「焦慮……、眼淚、絕望」的痕跡。一如兄弟姐妹之間的相對關係，以及夫妻之間的相對關係，在伯爵的談話中，有一種舅舅和外甥的相對關係存在，舅舅致力於提供後者一個更令人愉快的教育……。我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關係，一種是正向的，另一種是負面的，兩者形成結構中的對稱。這種結構可被視為親屬關係中的原子，因為無法設想出更簡單的關係（但有更複雜的關係存在）。
＊
與我們長久以來所認為的相反，家庭的基礎其實不在於血親關係，因為亂倫是被禁止的（雖然它以許多不同形式普遍存在）。但一個男人，若沒有另一名男子出讓他的女兒或姐妹，就不能獲得女人。因此，沒有必要解釋舅舅如何出現在親屬結構中。他不是出現，他是親屬結構的構成條件，隨結構存在。
在二或三個世紀之前，這種結構仍依稀可辨。但隨著人口、社會、經濟、政治和伴隨的工業革命──有時是因，有時是果──這些變化的影響，使它逐漸瓦解。與沒有書寫文字的社會情況不同，親屬關係的連結在我們的社會中，不再具有調節整個社會關係的作用：社會關係的整體協調取決於其他因素。
戴安娜王妃之死，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強烈的情緒，主要是由於這個悲劇中的人物身處於許多民俗題材（國王的兒子娶了一位牧羊女；邪惡的繼母）以及宗教主題（有罪的女士之死；她的犧牲承擔了新信徒的罪）的交會。我們因而更能清楚理解，這個悲劇重現了其他古老結構：儘管母舅沒有任何法律上甚至風俗上的依據，但母舅因此能夠重申過去在我們的社會中、以及在其他社會中仍可能屬於他的角色。「我們所有人，透過血緣，都是你的家人」，史賓塞伯爵的宣告，彷彿他對其外甥的權利有道德上的基礎：「我承諾保護與她命運相似的孩子，〔以確保〕 他們受到溫柔且富有想像力的教養。」根據什麼可以認為，他並未恢復一種以往在人類社會中占有優勢的親屬結構？並未使這個被認為在我們社會中已經消失的結構，重新回到眾人意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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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在法國接受教育的年輕中國人類學家，不久前帶來了一些新資料，關於某些異國社會賦予母舅的顯著地位。在中國喜馬拉雅山邊境，有個種族具有各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的家庭和社會體系，使它在十三世紀時就引起了馬可．孛羅的好奇。在那裡，「家庭」與我們對家庭的習慣和認知遠遠不同，其中包含了一個兄弟、一個姐妹和姐妹的孩子們。這些孩子只屬於母親這一方的家系，是婦女與任何沒有親屬關係的男人產生性關係之後，所生的孩子（亂倫禁令也適用於此，一如在他處）。這樣的結合關係有時相對地持久，但通常只是短暫的一夜情。當夜幕降臨，男人們便努力去探訪女人，女人接受男人的到臨，不限次數。也因此，當一個孩子出生後，無從得知這些隨機情人中哪一個是父親，再說人們也不關心。親屬關係列表中，沒有一個詞可以符合「父親」或「丈夫」之意。
這些有趣的觀察報告的作者，有些天真地認為發現了一個獨特案例，推翻了關於家庭、親屬關係和婚姻所有既定想法。這當中犯了一個雙重錯誤。納西族（Na）也許是一個極端的情況，但它代表的是一個人們從其他例子中認識已久的體系，特別是在尼泊爾（Népal）、印度南部和非洲。而且這些例子並沒有破壞既定想法，它們所顯示的家庭結構，只是提供一個與我們的體制相反、對稱的意象。
這些社會將丈夫這一類別抹滅，一如我們自己已經抹除了母舅這一類別（在我們的親屬命名法中，沒有獨特的字來稱呼此一類別）。當然，不是僅是我們當中某一家族的母舅無法具有作用，而是他在體系中並未預先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一個家庭中沒有丈夫這個角色，一點也不會令人感到驚訝；總之，不會比一個沒有預先考慮到舅舅這個角色的家庭，來得更令人驚訝。而這對我們卻顯得很自然。沒有人會認為，我們自己的社會使親屬關係和婚姻理論喪失價值。納西族也沒有。簡單地說，這些社會僅僅是未賦予或不再賦予親屬關係和婚姻一個調節的價值，用來確保它們的運作，以及對其他機制的信賴。因為親屬關係和婚姻制度在不同文化中具有的重要性並不相同。對於某些文化，它們提供了管理社會關係的有效原則。但在其他文化中，例如我們的，納西族大概也是，這個功能是不存在的或大打折扣。
這些思考，始於幾個月前一個讓公眾的想像擾亂不安的事件。這告訴我們什麼？它讓我們瞭解，要進一步理解某些社會功能的深層動力，我們不能僅限於借鑑與我們時空距離十分遙遠的社會。
不久之前，要解讀一些不再知道其義的古老或近期的風俗，例如野蠻民族之間尚存的某種社會狀態，我們幾乎自動就教於人類學。然而我們發現，與這些過時的原始主義相反，在我們歷史上已被證實的社會生活形式和組織類型，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再度具有現代性，並且能夠回溯至那些與我們的時空距離十分遙遠的社會。所謂複雜或先進的社會，與被誤稱為原始或古代的社會，兩者之間的距離較人們所認為的小的多。遠方照耀了近處，近處也能照亮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