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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院史正編
定  價:NT$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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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採用因時繫事、議敘併論的模式,期待書寫出既得首尾一貫,又具時代對話的院史發展風貌。以此等體例敘論國防醫學院百餘年來的經歷,除符合近代史學寫作主流外,更貼近社會大眾的閱讀習慣和需求;讓《國醫百年,源遠流長-國防醫學院院史-》一書不僅回應國防醫學院師生與校友之歷史記憶,也能成為我國醫學發展裡珍貴的史料篇章。
  民初史學大儒梁啟超即言:「治專門史者,不惟須有史學的素養,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既然國防醫學院院史的本質屬於軍醫教育機構專史,院史徵詢對象即網羅醫界人士與本院師生耆老,主要執筆者的甄選亦得兼顧醫學史專業及軍事素養之需求。 
 
本書共有平裝本($550元)、精裝本($650元)2種版本。

本書以深入淺出的筆調,介紹自清末發軔的中國軍醫養成教育開始,歷經滿清王朝、北洋軍閥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八年抗日戰爭等時期的軍事醫學發展與軍醫貢獻;並詳述抗戰結束後整合軍醫機構創設國防醫學院,於國共內戰晚期由上海輾轉遷移至臺灣,在水源地院區紮根立足五十年的經營歷程,以及晚近遷建內湖院區開創新格局的願景。仔細品讀內容各篇章,讀者將對國軍軍醫成長脈絡的演進、軍事醫學體系在臺灣醫學史的地位,了然於胸。

總纂:司徒惠康
國防醫學院院長 

撰修:
1.葉永文
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專長為醫療社會學、醫療與文化、醫療史、中國近代史,近年來專注於臺灣醫學發展研究,出版過《臺灣醫療發展史》、《醫療與文化》、《臺灣中醫發展史》、《中華民國軍醫教育發展史》等書。

2.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專長為醫學史,近年來專注於日本殖民醫學史、廿世紀現代醫學與公共衛生史等研究,出版過《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榮藥濟世:臺灣產業經濟檔案數位典藏專題》、《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 and Policy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等書。

3.郭世清
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專長為政治學、兩岸關係、醫易整合研究,近年來專注於軍醫史、軍事專業倫理等研究,發表過〈林可勝:闇聲晦影的中研院院士與國防醫學院院長〉、〈政府遷臺後的國防醫學貢獻與發展〉、〈關公刮骨療毒之人文醫學觀〉、〈臺灣援外軍醫團口述歷史計畫〉等文章。 

序文【司徒惠康】
引言【John R. Watt】
編纂與體例說明【劉士永、葉永文】
歷任院長/代院長玉照
寫真集錦
院本部歷任主官副主官及主管職期表

第一篇 中國軍醫養成教育草創(1902-1927)
壹、清末到民初的軍醫教育與外力介入
貳、北洋政府下的軍醫教育發展與困局
參、時局動盪下的軍醫學生與軍醫

第二篇 中華民國軍事醫護醫學之改革與顛沛(1927-1945)
壹、奠都南京與軍醫教育之現代化:美式醫學的抬頭
貳、動盪中進行改革的中國軍醫教育:局部的教育實驗與戰場投入
參、抗日戰爭與學校的顛沛及戰場軍醫收編

第三篇 我國國防醫學之集大成(1945-)
壹、上海江灣的國防醫學院:承先與啟後
貳、國防醫學院在臺復校之經過
參、遷臺後的國防醫學院:復舊與發展
肆、「國防醫學中心」之建立
伍、邁向新世紀的國防醫學

第四篇 國防醫學院之貢獻(1949-)
壹、美式醫學教育在臺灣的橋樑與灘頭堡
貳、「作新軍醫者來」初衷猶在
參、偉哉!國防醫學中心

大事紀要(1902-2013)
單位沿革資料簡表

參、抗日戰爭與學校的顛沛及戰場軍醫收編
1937年學校授命遷抵廣州後,遂與廣東軍醫學校合併上課,廣東軍醫學校旋改為軍醫學校廣州分校。其校舍寬敞,以兩校人才教材匯合,教學實驗足資應付裕如。原有德籍教授受其軸心政府召回,遂延聘留德留美具有醫學博士學位數員,各就專長任教,弦歌不輟,教授陣容益形增強。時日寇航空母艦及艦隊麕集大鵬灣沿海地帶,粵港受其威脅,於施教之同時,飭由工程人員日夜趕工,完成防空洞設備。時因抗戰軍興,醫科第二十五期及藥科第十九期提前三個月於是年八月於南京畢業。
1938年時敵機頻來襲擊,警報數分鐘即臨粵垣上空,全體官員生兵集體入防空洞避難,一俟警報解除,及在洞之附近空地授課或夜間補足之。至示範實習科目則照常舉行,未受影響。處此艱困,咸無間言,蓋同仇敵愾之精神使然。同年四月,西南戰區戰事益繁,日寇至惠州登陸,學校籌備內遷,奉准先遷廣西。經派員前站擇定桂林、陽朔及大墟三地,乃由水運經梧州轉桂林。因船隻充裕,所有人員物資全部撤出,遂以大墟為校本部及醫科駐地,以桂林為藥科駐地。時軍醫預備圍併入本校系統下,以陽朔為該圍之駐地(軍醫預備圍之概況另述)。高年級學生經洽准廣西省立柳州醫院實習。駐桂歷八閱月,因駐地分散,房舍以各地會館廟宇權作教室,白晝以神座或露天為講堂,夜間則以為寢室,實驗室則搭蘆蓬為之,以木箱木板為實驗台,雖艱苦萬分,然教學未輟,教學器材大部無法容納,多未動用,校政措施亦無展布,教學授課只憑書本黑板為之,然師生施教求學之精神未曾懈怠。
中央軍醫學校原在南京市內,佔地甚小,除兩層樓房外,僅有兩排平房,且周圍盡是民房,無可發展,陸軍醫院雖較寬敞,有病床百張左右,然醫療設備亦簡單,殊難與廣州軍醫學校及廣州陸軍總醫院相媲美。那時以廣州軍醫學校之寬敞校舍及基礎醫學大樓容納南京本校員生約一百餘人綽有餘裕,尤其兩校合併使用自然更感充實。本來兩校設備各有長短,在基礎科學方面,南京校以生理學和生物化學的設備較好;粵校以解剖和病理見長。兩校的細菌學設備都不差,此種情形,要視各部門有無專任人員主持及主持人之努力如何而定,當然其經濟情形如何亦有關係,在那時粵校之經濟情形當較南京校為優,故粵校雖然僅成立三年,但其成績亦較京校為優。
只是抗日戰局逐漸逆轉,中央認為軍醫學校必向內地遷移,或先遷至廣西,然後再遷貴州。正在那時原廣東軍醫學校及總督醫院所合聘之四位德國教授奉令返國,幸而軍醫學校所邀的知名學者,亦先後到廣州任職,如孔錫鯤(病理)、梁舒文(外科)、邢文嶸(藥理)、高禩瑛(皮膚)、陳任(眼科)、沈毓楨(外科),以上諸人均係留德同學且有博士學位。袁開基留美(藥物化學),生理學方面又添了李茂之。1938年4月,各方戰事益緊,學校乃等內遷,並決定先遷桂林,醫科廿六期、藥科廿期奉令提前畢業。本校在桂林被分配地點,有桂林、陽朔及大墟三處,建議以大墟為校本部及醫科駐地,以桂林為藥科駐地,以陽朔為新歸併之軍醫預備團駐地。其時日寇正向粵之惠州登陸,戰況激烈,學校連同廣東陸軍總醫院由水路遷往梧州轉向桂林,因船隻充裕,所有人員器材均全部安全搬出,而廣東陸軍總醫院到達桂林以乘火車經衡陽而至其預定地南雄。於是軍醫學校(包括第一分校)於七月間分批由梧州到桂林,校本部及醫科學生皆住大墟。藥科則由張鵬翀率領駐桂林,軍醫預備團由王永安率領由湖南武岡進駐陽朔。
時值軍醫學校南遷廣州並與西移之際,林可勝之戰場救護訓練亦在成軍中。「七七」全面抗戰事起,全國人心沸騰,林可勝應國民政府衛生部部長劉恆瑞之召,趨赴南京首都共謀支援抗戰救護工作大計。遂即成立「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並以林可勝先生為總隊長,即時各方響應,醫護人員奮臂參加,協和醫學院師生及校友更是義無反顧投入行列,匯為一股為國家存亡絕續,無條件的報效救死扶傷任務。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遂撤至湖南長沙,在不遑寧處之際,救護總隊配合戰場需要,先後成立各救護大隊分佈於各戰區,大隊下設若干中隊,投入人力日多。
我國當年教育不甚普及,受正規醫學教育者尤少,統計全國不過萬人,且多集中於大都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及沿海各大商埠相繼淪陷,除間道投奔追隨政府者外,多留在淪陷區不能脫身。軍中醫官具正式醫學者資歷不多,僅有少數軍醫學校養成教育畢業校友分配軍醫機構服務,直如鳳毛麟角,實有杯水難救車薪之嘆。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雖擁有相當數量之高級醫護人才,但難以應付全面抗戰遼闊戰場,其中尤以中下級幹員需要更為殷切。林可勝高瞻遠矚,以為應從加速大量培訓戰時醫護人員著手,建議中央成立機構專事訓練,一以培養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及所屬救護大隊所需之基層人員;一以收訓戰區後撤之衛生人員施以戰時醫防教育及招收各淪陷區外逃之愛國青年加以技術訓練有求學謀生機會;亦建議調訓部隊之在職各級軍醫幹部。遂奉准於1938年5月1日成立「內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班」於長沙,以林可勝先生兼主任。其組成人員以中國紅十字會總隊人員為主幹。此後兩機構相依相存,合作無間。機構皆成立於戰爭最激烈之時與瀕臨戰場之地,其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教育設備與裝備自是因陋就簡。所幸,救護總隊人才濟濟,師資不虞缺乏,而器材物資救護總隊有外來捐贈,可以依賴併用。
於此又不得不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先做簡介:緣抗戰事起,中央衛生部命成立救護機構以支援戰爭,已如上述。時國人基於義憤,同仇敵愾,皆有共赴國難之心,紛紛參加救國行列,醫護人員尤不後人,且多已有昔年參與華北抗日之醫療救護事功,是以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成立,愛國醫護人員爭先投效,雖在戰事不利之時,皆不畏艱危,不計待遇,冒險犯難,貢獻其技能。除國人之外,有遠自海外歸來之僑胞,如來自南洋馬來西亞各邦,緬泰港澳地區,更有遠道返國之歐美僑胞,亦有外籍專家學者前來效力。自成立以至遷徙流離各地迄貴陽定居,先後皆有專家學者加入,不斷壯大。救護總隊擁有醫生約五百人,其中多為成名專家;護士數百人,亦多系高級護理人員。此外有來自匈牙利、荷蘭名醫之外籍人士參加湘北戰役救傷工作。故衛訓所師資有其優越之來源。
至言設備及器材,中國紅十字會堪稱充足,蓋自抗戰發生以後,林可勝先生後多次赴美,向彼邦人士奔走勸募,請求援助醫藥,以林先生在醫界之聲譽德望,迅即獲得各界之迴響,美國醫學與社會人士適時熱烈捐款,且因而成立「美國醫藥助華會」,在六年間,美國各界先後捐款達六千百餘萬美元。此一數字以五十餘年後我經濟發達、外匯存底雄居世界之今日視之,似無足輕重,惟以當年價值及海岸受封鎖,經濟物資皆困時作比,則其數目之龐大與需要用途之廣之急,則不可同日而語。例如:我政府全年度預算亦不過十餘億美元,用以支應全國,應付戰爭。自可想見外援之助力為數不菲。且我國自抗戰發生不久,沿海地區已盡入敵手,物資來源阻斷,日感貧乏,貨幣連年貶值,所獲捐助何啻大旱之甘霖。此項外來醫藥器材由美國源源假道香港以空運或海運經過越南之海防以及印緬仰光進入畹町、保山轉輸內地,是以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醫藥物資充盈,如治瘧之奎寧丸一項,竟可以噸位計,故衛訓所醫藥與教育器材亦不虞匱乏。
衛訓所於長沙成立後,至1938年11月在長沙會戰前即與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撤至湖南之祁陽,旋於1939年春復由祁陽輾轉遷至貴陽之圖雲關,遷徙過程沿途所歷之艱難險阻自不待言。抵貴陽後兩機構喘息稍定,即展開教育訓練工作。衛訓所之師資既來自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且以其主要人員為基幹,故特列出救護總隊之較高級人員:總隊長林可勝,醫學各科有周壽愷、張孝林、榮獨山、屠開元、柳安昌、容啓榮、施正信、聶重恩、楊文達、熊榮超、陶桓樂、陶灤、葉天星、蔣旭東、張祖棻等(以上皆醫學專家學者);過祖源、劉永懋(二位工程師為環境衛生專家);周美玉、孫秀德(二位女士皆護理權威);鄒玉階(社會學專家);林紹文(生物學專家);李冠華(生化專家);以上人員於衛訓所成立後或專任或兼任教務行政主管,或為高級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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