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

人們若想了解今天中國的崛起以及思考中國如何重返世界強權之列，
首先應該重新審視中國上一次擁有如此世界地位的時期，
這正是乾隆時代。

世界的乾隆
英國使者馬戛爾尼是否曾向乾隆叩頭？此一引人爭議的歷史事件長久深植人心，乾隆也因此變成停滯帝國的代言人。這一認知又伴隨著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的爆發，更把清代中國型塑為一封閉保守的帝國。

真相到底為何？「新清史」學派領軍人物歐立德將以嶄新觀點，破除此刻板印象：「經過多次交涉後，馬戛爾尼最終得償所願。他不需要叩頭，還獲准可以靠近皇上，把裝有英王喬治三世書信的錦盒遞到乾隆手中。」乾隆治下的清代中國，事實上通過諸多方式，在經濟、文化、政治、學術等層面，多方參與並影響了世界史的發展。本書更把乾隆治下的清帝國與同時代的其他帝國進行比較，讓我們得以在全球背景下解讀乾隆及其朝代，並了解清代中國並無自成一獨立體系而隔離於世界之外。

滿洲的乾隆
清代中國為何能成功建立為一盛世帝國？傳統史學的解釋是「漢化」。事實上，清朝一直被武斷地納入傳統中國王朝的框架之中。而「乾隆是海寧陳家之子」一說，更是以「漢人中心觀」為基礎之偽論。多年來，我們的歷史課本一直被這樣的史觀所掌控。

但是，本書卻讓我們看到，身為滿洲皇帝的乾隆，不僅自傲其滿人血統，同時為了降低「漢化」對滿洲文化的負面影響，更以一系列「滿洲之道」——包括提倡「國語」（即滿語）的學習、突出滿人的勇武之氣、規範薩滿之儀、編纂滿洲史籍——鞏固並強化滿洲人的族群認同。對乾隆而言，如何協調「漢人傳統」與「滿洲認同」之間的衝突，是其畢生最為關注與焦慮的統治課題。

人世的乾隆
乾隆始終被供奉在「康乾盛世」的神主牌上，他的經典肖像就是身穿滿式黃袍端坐龍椅之上。在其長達六十四年的統治之下，清帝國的實力達到頂峰，奠定了近代中國的疆域基礎。可以說，在帝國盛世的宏觀思維下，乾隆的文武雙全形象已趨神化。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乾隆，聰明、勤奮、盡責、虛榮、衝動且易怒。他忠於家庭，更深愛他的妻子富察氏。在其晚年，乾隆將他和妻子的居所保留住原貌，似乎想藉此緬懷青春歲月。歐立德運用大量滿文文獻，解讀了乾隆對祖父、父母、皇子的親情、對后妃的愛情與對文化藝術的性情，真切還原了這位古代帝王的「凡人」面貌。

《皇帝亦凡人》一書為西方「新清史」學派大眾書寫的典範之作。傳統的清史研究限於漢文文獻，都把滿清化約為一中國王朝。歐立德精通滿文，試圖跳出「漢人中心觀」，從滿洲人的角度審視這段歷史，並立體且全方位地塑造了滿洲皇帝乾隆其「天之驕子，世之凡人」的形象。

本書特色

一、台灣第一本「新清史」學派著作！
結合世界史觀點、滿洲視角與滿文文獻等「新清史」學派特點，本書深入審視並生動再現了滿洲皇帝乾隆及其盛世帝國。

二、本書附贈乾隆畫像別冊〈朕的平衡之道：遊走於滿洲勇士、儒家文人和藏傳佛教聖主之間〉
本別冊針對滿洲勇士、儒家文人、藏傳佛教聖主等不同乾隆形象，從宮廷畫師的視角出發，精選乾隆具代表性之圖像，帶領你探索乾隆的多元面貌與其豐富多彩的人生軌跡。

作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博士委員會主席，主要研究領域為清史、內陸亞洲史，是北美漢學界「新清史」學派的重要學者。著有《滿洲之道：八旗制度與清代的民族認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1）、合編《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建立的內陸亞洲帝國》（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2004）、《鑲紅旗檔案：清代八旗研究指南及東洋文庫所藏史料目錄》（The Archives of the Bordered Red Banner: Research Guide to the Qing Eight Banners and Catalogue of Materials in the Toyo Bunko, 2001）等。

譯者：青石

本書由賈建飛、邢新欣、吳玉廉、汪潤、王惠敏、丘源媛等各清史研究領域之學者、研究人員共同合譯。

通過這部作品，歐立德完全將乾隆和他的王朝放置於世界史的範疇之中……他對這個世界史上異常重要的人物做了簡單明瞭、極為有用而又真實動人的再評價。
——詹姆斯．比蒂，懷卡托大學（James Beattie, University of Waikato）
 

歐立德將散落於各種專業論文的研究成果整合到這部具有高度可讀性的著作裡，並將自身洞見和讓人信服的關聯融入其中，得到的便是這個作為軍事領袖、藝術愛好者、滿洲傳統捍衛者、冷酷統治者和充滿熱情的旅行家的畫卷般的乾隆帝形象——一個自視甚高但又企盼向子民證明自己「中國」身分的君主。
——《亞洲華爾街日報》（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第一章 注定登基的皇子
帝王之死．培養皇子．少年弘曆．注定登基．寵幸之子

第二章 當政的新皇帝
新皇帝．清帝國概觀．父皇的遺緒．最初的政策．權力的試驗．皇帝的日程．在邊疆的初步成功．守成者？創新者？．實現飛躍

第三章 作為孝子、鰥夫和父親
孝子．乾隆及其母親．乾隆的后妃．皇后之死．烏拉那拉皇后「剪髮」事件．寂寞的鰥夫．乾隆的皇子們

第四章 滿洲成功的困境
成功的魔咒．以金朝為鑒．「滿洲人」之創立．滿洲統治的困境．語文的力量．創造歷史．規範薩滿之儀．勇士之道．尋找真男人．守護根基

第五章 巡遊即統治
巡遊政治．重回故土．佛教朝覲．熱心的儒者．南巡

第六章 尚武帝國的建立
尚武之王．對西域的征服：第一次平準戰役．第二次平準戰役．征服塔里木．帝國的局限．清朝和伊斯蘭教．銘刻勝利．圖化勝利．審視勝利

第七章 文化贊助者和文字獄
藝術家的形象．詩人．收藏家．坐擁世界．文化贊助者．「文字獄」之訟．學術風潮

第八章 乾隆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外交關係與「朝貢體系」．御用之臣．遠方來客．巨額財富．馬戛爾尼使團．世界的中國

第九章 晚期的國家秩序與衰敗
乾隆帝國晚期．乾隆與西藏．人口與經濟．確保民眾之福祉．權力的局限．和珅與長期的腐敗問題．紛亂四起．最後一幕

結語 皇帝亦凡人

乾隆時期大事年表

書目介紹

第四章 滿洲成功的困境（節錄）

對於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乃至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言，有一件事始終具有極高影響性。如果對一個父親來說，其基本責任是確保家庭的姓氏永存，那麼作為皇帝，他的基本任務就是確保家族統治的久遠綿長。此外，作為滿洲的領袖，乾隆還肩負有另一個類似職責，即確保滿洲人和滿洲傳統不會消失。從根本上說，這些職責雖有不同，卻是相輔相成：清帝是滿洲統治的代表人物，如果他有子嗣且皇帝的家庭保留了滿洲特性，那麼滿洲的統治才有可能得以延續。乾隆對於尋找合適繼承人的問題非常關注，同樣的，乾隆對保持滿洲特性這一問題也感到非常焦慮，而我們更應明白的是，乾隆眼中的「家庭」是一個包括所有滿洲男女老少在內的更大的群體。

成功的魔咒

至乾隆登基之時，滿洲人正日益面臨著淪為自己成功的犧牲品之危機。在與漢人生活的一個世紀中，高生活水準、輕率魯莽、自命不凡及不事生產的綜合影響正嚴重威脅著滿洲人，那些令人敬畏的、高素質的軍事菁英正在趨於變成一個寄生的、不再輝煌的勇士階層，而且，他們已經不再能用母語進行交流。因此，乾隆時期正是滿洲身分認同發生重大危機之時，清朝的未來懸而未決。乾隆非常關注滿洲先祖、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之教訓，人們普遍認為過度融入漢人的生活方式，最終導致了國家的敗亡。

一般來說，作為所有重要政權的早期特徵，開國精神雖然至關重要，但卻很難保持，歷史上並不乏此類事例。其模式是成功滋生自滿，自滿帶來毀滅。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曾警告希臘士兵，留在波斯就會沉迷於安逸生活，並淪落為野蠻之人。後來，羅馬人聲稱希臘失去了他們的「陽剛之氣」（manly virtue），而這種「陽剛之氣」在埃涅阿斯後裔的心中重獲新生；然而，在羅馬議員們的發言中，人們則會看到無數有關標準下降和理想喪失的例子。在其他時期和地方，也能找到類似說法。例如，設若偉大的阿拉伯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生活在乾隆時期，他肯定能夠理解乾隆所面臨的困境。他認為，政治權力的秘密在於他所謂的「asabiyya」，或是「集體感」，通常是為了追尋共同的目標，凝聚感和歸屬感將許多個人結合在一起，共同獲得優於他人的權力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如果伊本．赫勒敦生活在十八世紀，他一定會認識到，對於滿洲人而言，堅持滿洲群體認同的重要性。他也會認為，乾隆取得成功的機會並不大。根據伊本．赫勒敦所說，王權通常會在四代以後走向腐朽：

家族榮耀的締造者知道開拓這一大業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他會繼續保持那些締造其榮耀並使之延續的品質。在他之後，他的兒子因為與父親存在直接的聯繫，因而學習到了父親身上的那些特質。第三代必定會滿足於模仿，尤其是依賴於傳統。第四代在各個方面都不如前代，其成員已喪失了維持其輝煌大業的素質，並認為這種大業並非通過勤奮努力所建立。在他看來，從一開始，單純憑藉血統這一事實，他的人民就應從屬於他。

清朝的締造者是皇太極及其弟多爾袞，他們策劃了清朝的征服大業。締造者的繼承人是康熙，因循守舊的第三代則是雍正。所以，第四代即為乾隆，他本該為王朝的毀滅而負責。這種邏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乾隆要展開一場取勝無望的保衛戰。

乾隆當然從未看過伊本．赫勒敦的著作。但是，他似乎已經知道「時不我待」。因此，乾隆為維護滿洲之道和清朝統治以及人們對他這樣一個非漢人的中國統治者的認同，進行了長期的努力，本章將對此展開詳述。

以金朝為鑒

如果歷史具有借鑒意義的話（正如我們所見，幾乎在每件事情上，乾隆都有史可鑒），那麼，在統治中國的同時保持滿洲先祖的傳統，對於滿洲統治者而言將會是一場嚴峻挑戰。乾隆在考慮滿洲人的情況時，最重要的比較基準是曾於西元一一一五年至一二三四年統治中國北部的金朝。金朝與清朝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極為相似。與清朝一樣，金朝也是由北部邊疆地區的一個女真民族所建立，事實上滿洲很有可能就是女真人的後裔；同樣的，金朝也是女真族通過軍事征服所取得的政權；作為外來者，金朝還像清朝一樣也在爭論這樣一個問題，即他們是否能像漢人統治者那樣對中國進行合法統治，而他們對此也給出了肯定的答案。然而，金朝與清朝最明顯的相似點可能是這樣一個基本問題：作為一個人口較少的群體，如何統治這樣一個巨大的中華帝國。

乾隆從金史中得到的教訓可以歸結為一要點：一個少數族群體如果想要確保其統治，就需要保持其自身的特殊身分認同。如果隨著時間流逝，聽任該群體的獨特性逐漸削弱，聽任這些征服者逐漸被人口佔據多數的漢人之道同化，並任其發展，那麼統治菁英的活力將不復存在，王朝也注定會崩潰。乾隆注意到，金朝的統治只持續了一百多年，並由之聯想到編年史（這是他早膳時的讀物）中有關金朝被廣為同化的記載。

乾隆即位之時，適逢清朝統治中國一百年。一百年前的一六三六年，清朝第二位大汗皇太極曾經發布一篇上諭，乾隆對此非常重視。皇太極在上諭中提出，如果滿洲人聽任自己為漢文化之魅力所誘惑，那麼本可以作為前車之鑒的金朝的命運就會降臨到滿洲身上。他警示群臣，數世紀前的金朝帝王因為接受了漢人奢侈、「放蕩」的生活方式，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對其母語和傳統的忽視。乾隆的曾曾祖父曾「恐子孫習染漢俗……忘其騎射」，「屢諭毋忘祖宗舊制」。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他認為王朝將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因此，這些警示的關鍵點在於，必須不惜一些代價來維護滿洲「舊制」。

對於乾隆而言，如果不是十八世紀三〇年代滿洲人確實顯示出種種同化跡象的話，如此可怕之警示也可能只是一個較為抽象的告誡。在那些為清朝奪取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勇士的後代子孫中，有許多人已經沉溺於城市生活的樂趣，他們手裡拿的不再是刀槍劍戟，而是骰子和畫筆。有些人甚至不會騎馬，代步工具是最不符合男人氣概的轎子。還有愈來愈多的滿洲士兵因入不敷出，被迫典當了他們的武器和盔甲，用來支付虧欠酒館、賭場和其他店鋪的債務。更為嚴重的情況是，作為宮廷中的主導語言，滿語正在節節敗退給漢語，甚至在乾隆本人的侍衛中，說漢語的人也在日益增多，這讓乾隆感到非常不安。

然而，乾隆並不打算被動地聽任滿洲人的消失或清朝的滅亡。正如他有一次強硬地談道：

朕今日適閱聖祖仁皇帝實錄，有天下雖太平，武備斷不可廢。如滿洲身歷行間，隨圍行獵，素習勤苦，故能服勞，若漢人則不能矣。雖由風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所致之諭。恭讀之餘，凜然悚惕，豈敢一日忘之。

為提醒那些與此具有利害關係的滿洲臣民，乾隆甚至讓人將皇太極的警言刻於石碑之上，並在中國各主要八旗駐防城市進行展示，以使當地滿洲臣民可以看到這些警言。因為自一六四四年以後，大多數滿洲人事實上都生活在城市中，這可是一個讓乾隆非常關注的問題。

「滿洲人」之創立

清軍入關前，作為組成清軍的核心群體，滿洲人世世代代散居在中國東北邊境地區的村落之中。那時，這個地區還沒有一個特定的稱謂（至一八〇〇年時，它才被稱為「滿洲」），滿洲人自己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稱。「滿洲」這一名字當時還不存在，人們借用後金時期的「女真」來稱呼自己。當時有三個不同的女真群體：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各自佔據著不同的地理區域，分屬於不同的部族或世系分支。這些群體並沒有正式的政治組織，其重大事務決策權屬於世襲頭人。多數頭人擁有明朝中央政府授予的頭銜與特權，這是對他們作為地方領導人角色的認可。作為交換，這些頭人需要宣誓效忠於明朝皇帝，並同意向朝廷進奉當地特產（主要是皮毛和人參，此外還有馬匹）來替代稅收。這種鬆散的朝貢約定一方面使得明朝政府宣稱擁有對女真的管轄權，另一方面也保持了它們彼此之間相對和平的局面。

明朝政府由於擔心女真人有可能會製造麻煩，因而蓄意分裂女真人為不同群體，意在防範這些宗族或部落之間結成聯盟。因為一旦出現這種聯盟，就可能會危及明朝對其之控制。所以，明朝有時會煞費心機地在該地區刻意培植不穩定的因素，然後再以一個維和者的面目出現在當地。然而，於十六世紀末，在一個名叫努爾哈赤（乾隆的高曾祖父）的建州女真下層成員的領導下，長期以來讓明朝擔心的那種聯盟終於開始成形。起初努爾哈赤與其他頭人並無二致，但後來他證明了自己乃是女真部族五百年來，最具才幹的政治和軍事領袖。到十六世紀九〇年代，他已經直接或間接地將大部分建州女真置於自身統治之下，並著手向其他女真部族進行擴張。他從村民們組成的用以一同打獵的臨時武裝團體中得到啟示，將自己統轄的戶民組織起來編成小的單元，滿語中稱為「牛錄」（niru, 意為箭），幾個「牛錄」又組成一個大的單位，滿語中稱為「固山」（gūsa），也就是「旗」。這些「旗」以不同顏色區分，並共同構成了最為典型的滿洲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不僅在組織兵丁作戰方面非常有效，而且，它也提供了一個高效、靈活的架構，將不同背景下的民眾融入了一個永久、統一和軍事化的「旗人」社會秩序之中。

由於努爾哈赤部落日益強大，愈來愈多女真人與邊界地區的蒙古人、朝鮮人和漢人歸順了努爾哈赤。他們都要求在新生政權裡能有一席之地，而「旗」作為一個制度化了的機構，確實也賦予了他們新的地位，明確認同他們成為努爾哈赤的追隨者。在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於一六二六年繼位時，已經平息了海西女真的最後反抗，兩個野人女真部落也已被併入部落聯盟之中，這種聯盟與四個世紀前成吉思汗建立起的那種聯盟大致相同。在十七世紀二〇年代初，努爾哈赤吞併了明朝東北邊疆的南部地區後，其聯盟已經開始要承擔更大的職責，譬如徵稅以及管理當地的漢人平民。在皇太極的領導下，這個聯盟開始更像是一個國家。它不僅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還擁有基本的行政機構，由文官制定和頒布法令，翻譯文件，並保留書面記載。一六三六年，皇太極宣佈今後將使用「滿洲」這一新名稱，這可謂向最終將全部女真統一在皇太極統治之下，邁出了重要一步。

迄今為止，我們仍然不清楚這一名稱的由來和含義。或許它曾經是女真一個部族的名字，或者最初可能只是一條河流的名稱。不過，無論「滿洲」之名源出何處，其意何指，皇太極強調每個人都要使用這一名稱，並為此警告眾人，如果有人仍用舊名「女真」，必將受到嚴懲。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可能在於，皇太極當時正欲挑戰明朝的霸權地位，因此不想使用曾臣服於明朝的女真之名。不過，或許也有可能是皇太極想要為所有女真部族提供一個統一標識，以便讓女真人不再糾結於舊有的敵對勢力中。毋庸置疑，僅僅確定一個新名並不能立即成就統一，在當時的某些滿洲世系中依然存在分歧。儘管如此，必須指出的是，「滿洲」的創建非常成功，即使後來滿洲人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許多文化特徵，但是直到今天，在中國仍有千萬人認同自己是滿洲的後裔滿族人。

滿洲統治的困境

新生的滿洲族群能夠成功，部分原因在於它將不同背景下的女真人有效地整合進了八旗制度之下，弱化了早期部落之間的差異和衝突。至於原本這些差異和衝突的程度如何，則尚難以知曉。前征服時期的書面記載（乾隆本人對這些記載非常感興趣）表明，在十七世紀初，女真人的確擁有一些共同的認同和文化，而且，他們非常清楚這些東西是他們不同於他者（漢人、朝鮮人和蒙古人）的特徵。實際上，「滿洲」一詞可能表達的是人們一種共有的情緒，即各女真部族如今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族群。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這種情緒在一六三六年時，肯定因為新的國名「大清」的出現而得到了加強。皇太極選擇「清」這個名稱，替代了父親在一六一六年有意仿效以前的金朝而選擇的「金」。我們同樣也不清楚「大清」的含義，只知道它在漢語中是「清澈」、「潔淨」之意。不過，應當指出的是，這一國名在滿語中是「Daicing」，在滿語和蒙古語中均為「戰士」之意。那麼，對於那些能夠理解這一含義的人而言，皇太極正在就其未來的意圖向人們發出清晰的信號。

果不其然，八年後，清兵在山海關蜂擁越過長城。在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返回東北，而是與家人一起永久定居中國，安家於北京、南京、杭州和西安這樣的城市，清朝在這些地方建起了八旗駐防以保護這個新生政權。征服之後，旗人成為一個特殊階層，與民人分而治之。他們的畢生都要獻給朝廷，作為回報，依靠中國的龐大財富，清廷也給予他們及其家人終生都享有的福利。在法律上，他們被劃為世襲職業軍人階層（我們要明白，他們生來就屬於這一體制），除了參軍或為官，他們不能從事其他任何職業（農業除外，但很少人會對農業感興趣）。在我們看來那些純屬私務之事（如婚姻），通常需經八旗官員正式批准。國家打仗時，八旗男人則要荷戈從征，而這需要進行艱苦的行軍並經歷長期的物資短缺，當然，死傷總是難以避免。

幾十年來，儘管存在這樣的限制和要求，但旗人的生活還是相當具有吸引力。一方面，這意味著他們擁有國家提供的穩定收入，國家每年給他們發放四次糧餉。另一方面，他們還享有許多特權，如傷殘撫恤金、經常性的補助、無償分配的住房及無息借貸等。旗人無須納稅，也不受漢人地方官的判決。即使被逮捕，他們也被關押在不同的監獄；如果罪名成立，對其之懲罰也要減等。此外，他們的晉升之路也比漢人要容易得多，尤其對那些北京的旗人來說更是如此（約有一半旗人居住在北京），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無須通過科舉入仕。受到這些特權的吸引，自然有愈來愈多的八旗之外的漢人想盡辦法要進入這一體制，他們甚至還會把自己的姓名改成滿洲人的名字，裝作是滿洲人。八旗體制原本只能勉強應付人口自然增長所帶來的壓力，因此，額外增多的這些人口給八旗的管理帶來了難以承受的負擔。

因此，無論是在實際情況還是在心理層面上，八旗制度都面臨著瓦解的命運，這是乾隆即位後最初幾十年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乾隆登基後不久即怒氣衝衝地說：

八旗為國家根本。從前敦崇儉樸，習尚淳龐，風俗最為近古。迨承平日久，漸即侈靡，且生齒日繁，不務本計。但知坐耗財求，罔思節儉。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即不守本分，恣意花消，虧竭國帑。及至干犯法紀，身罹罪戾，又復貽累親戚，波及朋儕，牽連困頓。而兵丁閒散人等，惟知鮮衣美食，蕩費資財，相習成風，全不知悔。旗人之貧乏，率由於此。

這段話闡明了乾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浪費與過於安逸的生活已經危及滿人的生計。這種趨勢有可能破壞王朝之「根本」。

同樣引起乾隆警惕的是滿洲「涵化」步伐的加快，而這正是佔領中國的另一後果。在市肆、飯館、劇院和官場與漢人世界的日常接觸，使得形成於邊疆地區的滿洲文化暴露在一個更為悠久、浩瀚和豐富的文化面前。隨著時間的推移，邊疆世界的嚴酷已經成為一種記憶，而中國的舒適生活則幾乎成了全體滿洲人的真實世界。人們很快就感受到了皇太極擔心滿洲「子孫仍效漢俗」的恐懼。乾隆顯然無法阻止人們對城市生活的喜愛，同樣也無法讓他們恢復一百年前的生活方式。為了讓旗人不受各種誘惑之影響，而選擇關閉城門或把滿洲人送回東北顯然並非良策，因為這就意味著完全放棄對中國的控制，而其初衷也就完全破滅。

由於擔心滿洲原有習俗不斷被腐蝕，同時擔心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區別逐漸消失，乾隆被迫採取了一些行動來維護清朝權力之根基。面對雙重危機，他採取了兩項策略。一個是強化八旗體制，我們將在後面對此加以論述。另一個是促進滿洲民族意識的復興。乾隆以父親為榜樣，不知疲倦地去維持和加強諸如勇猛、節儉及騎射技巧等滿洲的傳統和美德。他盡其所能地去保護滿洲特有的認同，包括推進滿語的使用、整理並編輯歷史資料、書寫讚美滿洲故土的詩歌、整編宗教禮儀及慶祝滿洲的尚武文化等。考察這些行為，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乾隆對自身統治、歷史地位以及他作為皇帝的作用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