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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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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六講》以希臘哲學之發展為主，並輔以哲學對人生意義之說明。希臘哲學是西洋哲學的骨幹，呈現西方人思維的核心理念，不但足以解釋今日西方世界，甚至可以說明全世界的發展趨勢。本書以希臘哲學為主幹，分為前蘇格拉底哲學、詭辯學派、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五講。既強調他們之間的不同與相同的部分。也會揉合日常經驗作說明，並不時地以整體的角度回頭看希臘哲學在今日哲學與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簡介
苑舉正，比利時（荷蘭語）魯汶大學哲學博士，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曾兼任臺大哲學系系主任。1981年畢業于臺灣東海大學政治系，1983年赴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院攻讀哲學，獲得哲學學士(1984)、哲學碩士(1988)以及哲學博士(1995)學位。常往返于兩岸高校間參與演講及學術會議，并任中歐商學院客座教授。
擔任多項社會服務工作，是臺灣考試院文官學院負責“經典研析”課程的講師，負責公務員哲學素養的訓練。另外，最主要的社會服務工作，是利用媒體（包含電視與雜志）、演講與撰文的方式，推廣哲學教育，提升社會素質。最在意的問題，是哲學教育的活用，并希望透過各種普及哲學的方式，讓大眾發現哲學的重要性，體認哲學思想的價值。
擔任多項社會服務工作，是臺灣考試院文官學院負責“經典研析”課程的講師，負責公務員哲學素養的訓練。另外，最主要的社會服務工作，是利用媒體（包含電視與雜志）、演講與撰文的方式，推廣哲學教育，提升社會素質。最在意的問題，是哲學教育的活用，并希望透過各種普及哲學的方式，讓大眾發現哲學的重要性，體認哲學思想的價值。
目次
前言 中西思維大不同
第一講 哲學的定義
第二講 先蘇哲學
第三講 詭辯學派與蘇格拉底
第四講 柏拉圖
第五講 亞里士多德
第六講 希臘哲學在西方的特性與意義
第一講 哲學的定義
第二講 先蘇哲學
第三講 詭辯學派與蘇格拉底
第四講 柏拉圖
第五講 亞里士多德
第六講 希臘哲學在西方的特性與意義
書摘/試閱
自序
這本書在大陸出版，對我意義非凡。我是臺灣生長的純山東人，從小活在父母思鄉的情緒中，吃的是面食，聽的是鄉音，看的多是同鄉。他們時空錯置的情境，影響了我，讓我也莫名其妙地在“大陸物博”與“寶島巧美”之間擺蕩。近幾年，父母走了，兩岸關系解凍，我經常有機會在大陸開會、講學、上課。每次在各地發言前，我都不忘提到我是山東人，也嘗試著用鄉音問問，有沒有老鄉在場。
我覺得這是一種不經意的策略，一方面想拉拉關系，另一方面想過過回鄉的癮。整體而言，我的策略是成功的，因為家鄉好像有種魔力，拉近我與聽眾之間的距離不說，鄉音還讓我立馬與大家打成一片。我走了大江南北，去了許多大學，也拜訪了各式機構，注意大陸的學生對于我說哲學的方式，頗有興趣。他們總是喜愛發問，經常不以哲學內容為限，反倒在問東問西時，最能出現臺上臺下結合一片的效果。
國內發展很快，經濟條件的改善，讓人普遍注意到提升文化素養的重要。我目睹這股趨勢，總基于情感，想想自己能做什么，能帶些什么比較系統性的東西，能拿出什么參與這股潮流。我想，既然我是學西方哲學的，那么可以寫出對哲學的看法，供人們參考。同時，我也注意到，確實人們也逐漸對于理解中西的差別產生興趣。我想加把勁，將這股學習風氣，吹向西方哲學。
其實不用我做廣告，人們對于西方哲學的重視，已逐漸蔚為風潮。許多人對于理解一切西方理論的胃口之大，幾乎可以用“饑不擇食”來形容。這個風氣可以用“補學”稱之，其實指的是把該學習而未有機會學習的知識補上。該學未學的理由當然很多，但現在不是怨天尤人的時候，而是把握今朝，立志向學。
我個人認為，在“補學”的過程中，學習哲學為最佳途徑之一。原因有三。第一，哲學最為根本，是一切思想的精華。若是能夠掌握哲學的要領，則必能發揮思想的功能，讓所有的人能因哲學而得到一個理解事物的架構。
第二，哲學包含最廣。哲學是人類思想的活動，其中必然包含人類的共通與差異。人類的共通性，可以幫助我們追求普遍、客觀以及理性的知識。而人類彼此之間的差異，讓我們可以理解，什么是多元、包容與互助。
第三，哲學最為深入。所有的經驗、判斷與決策都不免牽涉到哲學體系的應用。尤其重要的是，在應用這些體系時，哲學的訓練讓當事人產生批判與自我批判的精神，以不斷論證的方式，追求思想深化的可能。
雖然哲學如此之根本、寬廣與深刻，但最大的問題在于獲得哲學知識的過程，往往因為文化、語言、國情甚至思維的隔閡，讓人望之卻步，甚至不明其理，囫圇吞棗。有鑒于此，基于長年教授西方哲學史的經驗與心得，將課程內容轉換為《哲學六講》。我的目的，只有一項，就是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將西方哲學的起源、發展與精神，呈現在國人面前。我很清楚，西方哲學不是一門容易的學問，但更明白，在“補學”的風潮中，一本人人都能夠看得懂的哲學書，是整個風潮不可或缺的一塊。
這本書能夠完成，需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映入我腦海中的，是我多年在臺灣大學開授“西方哲學史”時的殷殷學子們。在我寫書的過程中，他們的表情經常浮現在我心中，有時疑惑，有時興奮，有時茫然，有時大笑的臉龐，記錄著我上課的真實感覺。我一直冀望能夠讓本書的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流露出相同的表情，而這就是我出版本書的最大目的。
2014年春，苑舉正自序于臺灣大學哲學系系館
最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
我們今天認識的蘇格拉底，絕大多數的印象、思想、個性、傳奇，都來自他的學生，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的記載。柏拉圖對待老師的方式很特殊，就是在類似劇本的《對話錄》著作中，經常以蘇格拉底作為與其他人對話的主角。對話的題材很廣泛，場景卻很逼真，人物也都記載得很詳實。這些優點，使得對話的內容，不但增加了可信度，還因為對話人說話時，一來一往的辯論特質，使得許多相關于德行、正義、倫理、道德、國家、法律的討論，不但成為讀者的思考對象，甚至引發讀者參與對話的想法。
學生對于老師言行所做的紀錄，原先在哲學史中不可能具有今天這種“超級”地位，但在柏拉圖睿智與巧妙的安排下，突顯蘇格拉底所創造的三種獨特情況，使得蘇格拉底脫穎而出，成為西方哲學導師。首先，他是實際應用對話方式傳遞哲學思想的第一人。其次，他是從“自然哲學”轉向“道德哲學”的第一人。最后，蘇格拉底是因哲學而殉道的第一人。
在這三個“第一”中，第一點，成為蘇格拉底著名的哲學貢獻，就是他的“詰問法”，也就是一種相互對話以獲得知識的方法。第二點，造成西方哲學中從自然哲學導入以人性為主的“倫理學轉向”。第三點，蘇格拉底這么一位有智慧的人，居然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被判死刑。這個事實，不但成為他生命中最突出的傳奇，并因此讓人不得不反思政治對人的影響。
為哲學殉道
蘇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卒于公元前399年，享年70歲。雖然他沒有著作，但是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對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通過柏拉圖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對蘇格拉底的描述，他的言行成為后代哲學家的靈感和觀點的主要源泉。
一般公認，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史中最偉大的哲學家。理由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兩項。第一，他把先前所有有關自然本原的討論，拉回到討論人性本質的問題。這是哲學史上第一次明顯的分野，稱為“倫理學的轉向”。第二，他有一位偉大的學生，也就是著名的柏拉圖。在柏拉圖的筆下，蘇格拉底被描述成為一位半人半神的哲學家，擁有極高的道德特質，透過對話以及詰問的方式，總能夠讓對話者的思想提升到承認自己錯誤的境地。
因為倫理學與柏拉圖這兩項原因，使得我們對于蘇格拉底的生平知道的既少也多。少的原因是，蘇格拉底連對自己的思想都沒有任何記述，更遑論生平介紹。多的原因是，柏拉圖一直不斷地用對話的方式，告訴我們，他的老師是一位多么懂得使用語言的人。蘇格拉底不斷地質疑每一個對話對象，尤其當這些人宣稱自己知道什么事物的時候。因此，對我們而言，蘇格拉底究竟是一位怎么樣的人物，并不重要，重要的往往是，在柏拉圖的筆下他是一位什么樣的人。
縱然如此，但是歷史的資料中讓我們可以確信如下七點有關于蘇格拉底的生平。
1.蘇格拉底毫無疑問是古希臘雅典城邦的公民。我們在前面提到過雅典的政治制度，并因此可以理解，蘇格拉底擁有雅典公民這個身分，所具有的歷史價值。
2.蘇格拉底花很多的時間在雅典的廣場上與人辯論對話，討論各種哲學問題，尤其是有關于道德、正義、德性與善良方面相關的倫理問題。
3.蘇格拉底針對年輕人教導哲學，讓他們透過學習，了解存在的意義與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價值。
4.蘇格拉底作為哲學教師，卻不同于詭辯學者，是不收學費的。
5.蘇格拉底曾經被審判過，而且自行在雅典的人民法院中提出自己被控罪行的辯護。結果并不成功，蘇格拉底被判死刑，但他毫無畏懼，從容就義。公元前399年執行死刑，喝毒酒身亡，死時年齡70歲。
6.蘇格拉底在古希臘雅典城邦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有非常多的學生，并留下日后廣為人傳的事跡。著名的戲劇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曾經在蘇格拉底生前寫作一部嘲弄這位偉大哲學家的戲劇，取名為《云》。這部戲劇的主要內容，是把蘇格拉底當成一位與詭辯學者無異的演說家，而蘇格拉底本人知道這部戲劇的存在。
7.我們很確定地知道，蘇格拉底所處的時代是雅典城邦相當混亂的一段時期，尤其是在他被處決的那一年，是雅典在批羅奔尼撒戰爭敗給斯巴達（公元前404年）后五年所發生的事情。
在這五年中，斯巴達一度廢除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改立專制君主制度，成為雅典城邦受到最大屈辱的一段時期。雅典城中民怨沸騰，大多數公民都認為導致國力衰弱的人，往往都是那些不顧國家安危的知識分子或思想家。在這段時間內，雖然雅典很快地恢復民主制度，但第一個受邀進入雅典的外邦哲學家，安納薩格拉斯，卻在民粹的氣氛中被趕走，而最偉大的本土哲學家，蘇格拉底，居然在民主制度下，被判處死刑。
沒錯，雅典是一個民主城邦，講求平等主義，每一個公民都有法律所規定的權利。蘇格拉底雖然是雅典公民，活在這個平等社會，卻偏好與知識分子來往，其中許多來自貴族階級。蘇格拉底強調知識，并注重獲得知識的重要與困難，他不但要求人們對于追求真理進行深刻的思考，還特別強調道德知識的追求。他認為，獲得正確道德知識的過程，類似一個人學會一項技能（例如，學做木工），需要費心學習之外，還要反復練習，才能學好這門技藝，做一個有德的人。
蘇格拉底實踐道德知識的模擬，讓他認知道德的理解與道德的作為是相輔相成的。不認真求知，不會有正確的理解，而未能付諸實踐的理解，也無法真正活用道德知識。因此，蘇格拉底特別強調從生活實踐學習，并否認一般人認為，依附傳統價值就能夠擁有道德知識的天真想法。否認傳統價值這一點后來為蘇格拉底帶來殺身之禍，因為旁人認為，這個強調個人認知的觀念對雅典的政治制度構成威脅。這也是為什么，雖然他在雅典法院提出精彩的辯護，但以公民所組成的陪審團卻懷疑他的政治忠誠，居然判這位哲學導師有罪，處以極刑。
在法院辯護自己的過程中，蘇格拉底面對三位法定公訴人。他們在蘇格拉底定罪的訴狀中，指出蘇格拉底犯的錯誤里，并沒有“不忠于國家”這一項，但是在公民大眾所面對的國仇家恨中，雅典當時出現了一股詭譎的氛圍，總想找個代罪羔羊出出氣。這種人其實不好找，因為哪個人不懂得明哲保身呢？可是這件事偏偏發生在蘇格拉底的身上，使他成為為哲學殉道的第一人。原因無他，正是因為蘇格拉底人格中的兩項特質：說真話，不怕死。
被控訴的蘇格拉底的
蘇格拉底的死，不但是一件充滿傳奇性的事件，也可以說是西方哲學的另外一個起源。這個事件充滿傳奇性的原因，在于柏拉圖展現出蘇格拉底從容就義，毫不懼死的豪情壯志。同時，這個事件在柏拉圖的筆下，一直不斷地做為《對話錄》中討論正義、政治、法律、宗教甚至死后世界的靈感。這些題目跨越了人與神之間，自然與超自然之間，今世與來世之間，甚至包含現實與理想之間，為他的哲學提供了最佳的材料。
我們要進一步來看，在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一般公認，柏拉圖早期的對話錄比較貼近蘇格拉底的言行。做為一位天才哲學家，柏拉圖的記載讓我們覺得，蘇格拉底不但將詰問法運用得極為自然，而且處處展現高度道德的說服力。閱讀柏拉圖《對話錄》的過程中，讀者看不出吹捧的感覺，做作的虛假，只覺得在欣賞一個辯論的天才，如何將對話人的志得意滿，透過一問一答，逐步導向承認無知并渴望求知的心情。在感受到這種啟發的過程中，極少人還會在意于這里所描述的蘇格拉底，究竟是真實的還是杜撰的，只對于能夠親炙這么一位智者而感到雀躍不已。
最能夠突顯蘇格拉底人格的對話錄，就是柏拉圖的《辯護篇》。這是蘇格拉底在人民法院中，為自己被公訴人所控訴的罪名，提出辯護的“對話實況”。雖然這篇對話寫得非常生動，但是我們今天知道，《辯護篇》的內容是柏拉圖在當場聆聽蘇格拉底辯護之后幾年的回憶之作，極可能有失真之處。即使如此，這也不能掩蓋柏拉圖在寫作《辯護篇》時，想要以最貼近歷史的方式重新呈現蘇格拉底在自我辯護時所做的論證。從這些論證中，我們也可以間接看出蘇格拉底的人格。
蘇格拉底被控訴的罪名，主要是褻瀆神靈以及顛倒是非，并且以這些錯誤作為誤導年輕人心靈的教學內容。這是表面上被控訴的罪名，實際上真正的理由是，蘇格拉底與雅典城邦的貴族階層走得太近。的確，蘇格拉底在雅典的學生，屬于比較優渥的階級，有一些甚至在民粹人士眼中是破壞雅典制度的元兇。屬于富裕階級的公民，往往因為教育程度較佳的原因，自視為社會啟蒙者，勇于挑戰傳統的價值與僵固的制度。在太平盛世時，這種差別僅止于表面，可是一旦國家陷入存亡問題時，這種對立就會演變成為相互仇視的原因。
這就是蘇格拉底被起訴的真正原因，因為在雅典城邦中，只要被多數人認為有罪，就必須面對法律的制裁。根據雅典的法律，被大多數人定罪的結果，被告可以自己提出低于死刑的建議，由法官決定是否接受此建議。如果法官認為公訴人所定的罪與被告人自己所建議的懲罰，合乎比例原則的話，被告可以免于一死。所以，當時對于蘇格拉底而言，他應該提出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懲罰方式，能夠被民選的法官視為恰當的懲罰。
蘇格拉底當時給自己的懲罰，是人人都出得起的30密那（Mina）。我們今天無從知道這個數目的實際購買價值，但我們從事件脈絡中知道，這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因為這是所有蘇格拉底的學生都付得起的懲罰金。這個自定義的罰金數額之少，激怒了法院，反而使得更多人直接認定蘇格拉底有罪，并且判以死刑。
這個生動的描述告訴我們，蘇格拉底不但無懼于被判死刑的可能性，甚至有赴死的心理準備。從柏拉圖所描述的論證中，可以看得出來蘇格拉底以自信的口吻，面對了三位公訴人，他們分別是一位政客，阿尼圖斯(Anytus)、一位詩人，馬里圖斯(Meletus)，還有一位演說家，力恭(Lykon)。他們三位共同提出的控訴是，蘇格拉底有罪，因為他不膜拜國家所膜拜的神明，并且還引進其他神明，同時他以蠱惑年輕人心靈的方式，教導這些從異端所引進的神明。
對于這些指控，蘇格拉底一如往常地回答，他并沒有妖言惑眾的能力，而他唯一擁有的能力，就是說出真理的能力。他要求公訴人原諒他的直言不諱，希望他們能夠接受他講話的方式。
蘇格拉底首先說，大家對于他的認知有積非成是的誤解，但這些指控卻與他本人沒有關系。在雅典大家都相傳有一位叫做蘇格拉底的人，談天論地，并且總是能夠混淆視聽，讓人把壞的東西當成好的。蘇格拉底說，這些觀念比正式起訴他的理由更可怕。最可怕的是，除了阿里斯托芬的劇作之外，他不曉得這些對他仇視的觀點從哪來的？因此他強調，他并不詆毀神明，也不是一位教師，也不像詭辯學者以收取高額學費為業。
蘇格拉底說，德爾菲的神諭曾經問過世界上有沒有比蘇格拉底更聰明的人，答案居然是沒有。蘇格拉底承認，這個答案讓他很困惑，因為他覺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同時，自忖神明應該不會說謊。于是，他曾經拜訪過其他有智慧的人，想理解有沒有質疑神明出錯的可能。他曾經嘗試問過一位政客，這位自認聰明的政客在經過交談后，被蘇格拉底發現其實并沒有智慧；結果是這位政客對蘇格拉底產生了恨意。同樣的方式，蘇格拉底又問了詩人、技匠，經過交談后，蘇格拉底同樣發現他們的智慧其實都不是真正的智慧。
為此，蘇格拉底制造許多敵人，但他絲毫無所懼，并且提出結論，只有神才是智慧的本身。透過這句話，蘇格拉底表明，所有人的智慧其實都是虛幻的。在法庭中，蘇格拉底對大家說，所有指責蘇格拉底的敵意，指的并不是他這個人，而是用這個名字來說所有的人。“蘇格拉底”這個名字，只要是指人，我們立即就會知道，這個人，其實不管叫什么名字，他的智慧都是空虛的。不但如此，蘇格拉底還強調，他一生的職志，就是讓冒充擁有智慧者，面對真實。實現這個志向，不但占去了他大多數時間，且讓他一生過得非常貧窮。他堅持，證明神諭中的內容，是他一生的責任。
曾經做過軍人的蘇格拉底，有特別強大的責任感。對他而言，怕死是缺乏智慧的表現，原因是沒有人知道死亡會不會帶來更高的善。既然他認為從事哲學思考，是神明所賦予他的責任，他就不會輕易地離開這個責任。蘇格拉底強調，如果因為害怕被判死刑，停止進行哲學思考的話，等于是將維持生命放在履行責任之上，而這是他不應該做的事情。他應該遵從神諭，而非人民的意見，只要有一口氣在，他不會停止實踐以及教導哲學，勸告任何一個他遇見的人，從事更高、更深與更真實的思考。作為一個公民，蘇格拉底服膺他的義務，就是履行神賦予公民的責任。
因此，蘇格拉底開始對所有控訴他的代表說，如果殺了他，他們對自己所加諸的傷害，遠遠超過對他的傷害。他說，沒有人可以傷害他，因為壞人不可能真正傷害一個比他更好的人。他不否認他們具有殺害他、放逐他、甚至取消他公民權的權力，但這些以行惡為出發點的權力，對于他的善而言，并不會構成真正的傷害。最后，蘇格拉底公然宣布，他這些話，不是講給他自己聽，而是講給法官聽。他像是神給予國家的一只牛蠅，到處螫人，殺了他，很難找到第二個像他這樣勇于挑戰一切的人。
在說完自己面對國家的責任時，蘇格拉底拿出個人挑戰國家制度的勇氣，大聲宣稱，沒有任何誠實的人，在政治中可以活得長。無論是在民主制度還是在專制制度下，只要威權的運作不合法律的要求，那么正直的人必然容易受到傷害。在理解這個情形下，他拒絕動用他的學生以哀求的方式企圖軟化法官的心靈，因為這種方式只會讓被告者與城邦同樣顯得滑稽可笑。重點是要用真實的語言說服法官，而不是向他們討好乞憐。
不令人意外地，蘇格拉底被判決有罪，自我提出罰金過低，于是剩下的處罰，就是唯一死刑。在這種情況下，知道要面對死亡的蘇格拉底，提出了他最后的演講。蘇格拉底對法官說，他的神諭雖然經常在演說過程中提醒他，但是從來沒有反對過他。這個提醒，就是告訴他，必須不斷地檢驗，他所知道的內容是否為真。這個提醒無異于告誡他，對他發生的一切都是好的，而其他人錯誤地認為死亡是最壞的結果；死亡并不可怕。
死亡是一個沒有夢的長眠，所以它是沒有痛苦的。如果，死亡是靈魂遷移到另一個世界的話，那么在這個世界中能夠與死去的先圣先賢交往，不都是很值得的事情嗎？在另一個世界中，他要與那些因不正義理由而死的人對話，還要針對追求知識的未盡之功做努力。他說，在這個理想世界中，沒有人會因為問問題而被判死刑，因為在這里，只要說實話，人會覺得更快樂，并因此而獲得不朽的生命。
《辯護篇》中，柏拉圖針對蘇格拉底的性格，給予了我們一個具體的圖像。這是一個非常確定自我的人，具有高度的心靈，不在乎人間的成敗標準，相信他被一個神諭所引導，也確定生命中最重要的資產，是清晰的思路。在這個高度道德化的描述中，柏拉圖成功地把蘇格拉底描繪成一位哲學殉難者之外，也為自己的哲學開啟了一切可能。我們不得不佩服柏拉圖的精心設計，同時我們也可以感覺得出來，在他筆下的蘇格拉底，其實依然有值得獨立探討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蘇格拉底的對話方法。
這本書在大陸出版，對我意義非凡。我是臺灣生長的純山東人，從小活在父母思鄉的情緒中，吃的是面食，聽的是鄉音，看的多是同鄉。他們時空錯置的情境，影響了我，讓我也莫名其妙地在“大陸物博”與“寶島巧美”之間擺蕩。近幾年，父母走了，兩岸關系解凍，我經常有機會在大陸開會、講學、上課。每次在各地發言前，我都不忘提到我是山東人，也嘗試著用鄉音問問，有沒有老鄉在場。
我覺得這是一種不經意的策略，一方面想拉拉關系，另一方面想過過回鄉的癮。整體而言，我的策略是成功的，因為家鄉好像有種魔力，拉近我與聽眾之間的距離不說，鄉音還讓我立馬與大家打成一片。我走了大江南北，去了許多大學，也拜訪了各式機構，注意大陸的學生對于我說哲學的方式，頗有興趣。他們總是喜愛發問，經常不以哲學內容為限，反倒在問東問西時，最能出現臺上臺下結合一片的效果。
國內發展很快，經濟條件的改善，讓人普遍注意到提升文化素養的重要。我目睹這股趨勢，總基于情感，想想自己能做什么，能帶些什么比較系統性的東西，能拿出什么參與這股潮流。我想，既然我是學西方哲學的，那么可以寫出對哲學的看法，供人們參考。同時，我也注意到，確實人們也逐漸對于理解中西的差別產生興趣。我想加把勁，將這股學習風氣，吹向西方哲學。
其實不用我做廣告，人們對于西方哲學的重視，已逐漸蔚為風潮。許多人對于理解一切西方理論的胃口之大，幾乎可以用“饑不擇食”來形容。這個風氣可以用“補學”稱之，其實指的是把該學習而未有機會學習的知識補上。該學未學的理由當然很多，但現在不是怨天尤人的時候，而是把握今朝，立志向學。
我個人認為，在“補學”的過程中，學習哲學為最佳途徑之一。原因有三。第一，哲學最為根本，是一切思想的精華。若是能夠掌握哲學的要領，則必能發揮思想的功能，讓所有的人能因哲學而得到一個理解事物的架構。
第二，哲學包含最廣。哲學是人類思想的活動，其中必然包含人類的共通與差異。人類的共通性，可以幫助我們追求普遍、客觀以及理性的知識。而人類彼此之間的差異，讓我們可以理解，什么是多元、包容與互助。
第三，哲學最為深入。所有的經驗、判斷與決策都不免牽涉到哲學體系的應用。尤其重要的是，在應用這些體系時，哲學的訓練讓當事人產生批判與自我批判的精神，以不斷論證的方式，追求思想深化的可能。
雖然哲學如此之根本、寬廣與深刻，但最大的問題在于獲得哲學知識的過程，往往因為文化、語言、國情甚至思維的隔閡，讓人望之卻步，甚至不明其理，囫圇吞棗。有鑒于此，基于長年教授西方哲學史的經驗與心得，將課程內容轉換為《哲學六講》。我的目的，只有一項，就是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將西方哲學的起源、發展與精神，呈現在國人面前。我很清楚，西方哲學不是一門容易的學問，但更明白，在“補學”的風潮中，一本人人都能夠看得懂的哲學書，是整個風潮不可或缺的一塊。
這本書能夠完成，需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映入我腦海中的，是我多年在臺灣大學開授“西方哲學史”時的殷殷學子們。在我寫書的過程中，他們的表情經常浮現在我心中，有時疑惑，有時興奮，有時茫然，有時大笑的臉龐，記錄著我上課的真實感覺。我一直冀望能夠讓本書的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流露出相同的表情，而這就是我出版本書的最大目的。
2014年春，苑舉正自序于臺灣大學哲學系系館
最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
我們今天認識的蘇格拉底，絕大多數的印象、思想、個性、傳奇，都來自他的學生，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的記載。柏拉圖對待老師的方式很特殊，就是在類似劇本的《對話錄》著作中，經常以蘇格拉底作為與其他人對話的主角。對話的題材很廣泛，場景卻很逼真，人物也都記載得很詳實。這些優點，使得對話的內容，不但增加了可信度，還因為對話人說話時，一來一往的辯論特質，使得許多相關于德行、正義、倫理、道德、國家、法律的討論，不但成為讀者的思考對象，甚至引發讀者參與對話的想法。
學生對于老師言行所做的紀錄，原先在哲學史中不可能具有今天這種“超級”地位，但在柏拉圖睿智與巧妙的安排下，突顯蘇格拉底所創造的三種獨特情況，使得蘇格拉底脫穎而出，成為西方哲學導師。首先，他是實際應用對話方式傳遞哲學思想的第一人。其次，他是從“自然哲學”轉向“道德哲學”的第一人。最后，蘇格拉底是因哲學而殉道的第一人。
在這三個“第一”中，第一點，成為蘇格拉底著名的哲學貢獻，就是他的“詰問法”，也就是一種相互對話以獲得知識的方法。第二點，造成西方哲學中從自然哲學導入以人性為主的“倫理學轉向”。第三點，蘇格拉底這么一位有智慧的人，居然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被判死刑。這個事實，不但成為他生命中最突出的傳奇，并因此讓人不得不反思政治對人的影響。
為哲學殉道
蘇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卒于公元前399年，享年70歲。雖然他沒有著作，但是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對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通過柏拉圖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對蘇格拉底的描述，他的言行成為后代哲學家的靈感和觀點的主要源泉。
一般公認，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史中最偉大的哲學家。理由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兩項。第一，他把先前所有有關自然本原的討論，拉回到討論人性本質的問題。這是哲學史上第一次明顯的分野，稱為“倫理學的轉向”。第二，他有一位偉大的學生，也就是著名的柏拉圖。在柏拉圖的筆下，蘇格拉底被描述成為一位半人半神的哲學家，擁有極高的道德特質，透過對話以及詰問的方式，總能夠讓對話者的思想提升到承認自己錯誤的境地。
因為倫理學與柏拉圖這兩項原因，使得我們對于蘇格拉底的生平知道的既少也多。少的原因是，蘇格拉底連對自己的思想都沒有任何記述，更遑論生平介紹。多的原因是，柏拉圖一直不斷地用對話的方式，告訴我們，他的老師是一位多么懂得使用語言的人。蘇格拉底不斷地質疑每一個對話對象，尤其當這些人宣稱自己知道什么事物的時候。因此，對我們而言，蘇格拉底究竟是一位怎么樣的人物，并不重要，重要的往往是，在柏拉圖的筆下他是一位什么樣的人。
縱然如此，但是歷史的資料中讓我們可以確信如下七點有關于蘇格拉底的生平。
1.蘇格拉底毫無疑問是古希臘雅典城邦的公民。我們在前面提到過雅典的政治制度，并因此可以理解，蘇格拉底擁有雅典公民這個身分，所具有的歷史價值。
2.蘇格拉底花很多的時間在雅典的廣場上與人辯論對話，討論各種哲學問題，尤其是有關于道德、正義、德性與善良方面相關的倫理問題。
3.蘇格拉底針對年輕人教導哲學，讓他們透過學習，了解存在的意義與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價值。
4.蘇格拉底作為哲學教師，卻不同于詭辯學者，是不收學費的。
5.蘇格拉底曾經被審判過，而且自行在雅典的人民法院中提出自己被控罪行的辯護。結果并不成功，蘇格拉底被判死刑，但他毫無畏懼，從容就義。公元前399年執行死刑，喝毒酒身亡，死時年齡70歲。
6.蘇格拉底在古希臘雅典城邦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有非常多的學生，并留下日后廣為人傳的事跡。著名的戲劇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曾經在蘇格拉底生前寫作一部嘲弄這位偉大哲學家的戲劇，取名為《云》。這部戲劇的主要內容，是把蘇格拉底當成一位與詭辯學者無異的演說家，而蘇格拉底本人知道這部戲劇的存在。
7.我們很確定地知道，蘇格拉底所處的時代是雅典城邦相當混亂的一段時期，尤其是在他被處決的那一年，是雅典在批羅奔尼撒戰爭敗給斯巴達（公元前404年）后五年所發生的事情。
在這五年中，斯巴達一度廢除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改立專制君主制度，成為雅典城邦受到最大屈辱的一段時期。雅典城中民怨沸騰，大多數公民都認為導致國力衰弱的人，往往都是那些不顧國家安危的知識分子或思想家。在這段時間內，雖然雅典很快地恢復民主制度，但第一個受邀進入雅典的外邦哲學家，安納薩格拉斯，卻在民粹的氣氛中被趕走，而最偉大的本土哲學家，蘇格拉底，居然在民主制度下，被判處死刑。
沒錯，雅典是一個民主城邦，講求平等主義，每一個公民都有法律所規定的權利。蘇格拉底雖然是雅典公民，活在這個平等社會，卻偏好與知識分子來往，其中許多來自貴族階級。蘇格拉底強調知識，并注重獲得知識的重要與困難，他不但要求人們對于追求真理進行深刻的思考，還特別強調道德知識的追求。他認為，獲得正確道德知識的過程，類似一個人學會一項技能（例如，學做木工），需要費心學習之外，還要反復練習，才能學好這門技藝，做一個有德的人。
蘇格拉底實踐道德知識的模擬，讓他認知道德的理解與道德的作為是相輔相成的。不認真求知，不會有正確的理解，而未能付諸實踐的理解，也無法真正活用道德知識。因此，蘇格拉底特別強調從生活實踐學習，并否認一般人認為，依附傳統價值就能夠擁有道德知識的天真想法。否認傳統價值這一點后來為蘇格拉底帶來殺身之禍，因為旁人認為，這個強調個人認知的觀念對雅典的政治制度構成威脅。這也是為什么，雖然他在雅典法院提出精彩的辯護，但以公民所組成的陪審團卻懷疑他的政治忠誠，居然判這位哲學導師有罪，處以極刑。
在法院辯護自己的過程中，蘇格拉底面對三位法定公訴人。他們在蘇格拉底定罪的訴狀中，指出蘇格拉底犯的錯誤里，并沒有“不忠于國家”這一項，但是在公民大眾所面對的國仇家恨中，雅典當時出現了一股詭譎的氛圍，總想找個代罪羔羊出出氣。這種人其實不好找，因為哪個人不懂得明哲保身呢？可是這件事偏偏發生在蘇格拉底的身上，使他成為為哲學殉道的第一人。原因無他，正是因為蘇格拉底人格中的兩項特質：說真話，不怕死。
被控訴的蘇格拉底的
蘇格拉底的死，不但是一件充滿傳奇性的事件，也可以說是西方哲學的另外一個起源。這個事件充滿傳奇性的原因，在于柏拉圖展現出蘇格拉底從容就義，毫不懼死的豪情壯志。同時，這個事件在柏拉圖的筆下，一直不斷地做為《對話錄》中討論正義、政治、法律、宗教甚至死后世界的靈感。這些題目跨越了人與神之間，自然與超自然之間，今世與來世之間，甚至包含現實與理想之間，為他的哲學提供了最佳的材料。
我們要進一步來看，在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一般公認，柏拉圖早期的對話錄比較貼近蘇格拉底的言行。做為一位天才哲學家，柏拉圖的記載讓我們覺得，蘇格拉底不但將詰問法運用得極為自然，而且處處展現高度道德的說服力。閱讀柏拉圖《對話錄》的過程中，讀者看不出吹捧的感覺，做作的虛假，只覺得在欣賞一個辯論的天才，如何將對話人的志得意滿，透過一問一答，逐步導向承認無知并渴望求知的心情。在感受到這種啟發的過程中，極少人還會在意于這里所描述的蘇格拉底，究竟是真實的還是杜撰的，只對于能夠親炙這么一位智者而感到雀躍不已。
最能夠突顯蘇格拉底人格的對話錄，就是柏拉圖的《辯護篇》。這是蘇格拉底在人民法院中，為自己被公訴人所控訴的罪名，提出辯護的“對話實況”。雖然這篇對話寫得非常生動，但是我們今天知道，《辯護篇》的內容是柏拉圖在當場聆聽蘇格拉底辯護之后幾年的回憶之作，極可能有失真之處。即使如此，這也不能掩蓋柏拉圖在寫作《辯護篇》時，想要以最貼近歷史的方式重新呈現蘇格拉底在自我辯護時所做的論證。從這些論證中，我們也可以間接看出蘇格拉底的人格。
蘇格拉底被控訴的罪名，主要是褻瀆神靈以及顛倒是非，并且以這些錯誤作為誤導年輕人心靈的教學內容。這是表面上被控訴的罪名，實際上真正的理由是，蘇格拉底與雅典城邦的貴族階層走得太近。的確，蘇格拉底在雅典的學生，屬于比較優渥的階級，有一些甚至在民粹人士眼中是破壞雅典制度的元兇。屬于富裕階級的公民，往往因為教育程度較佳的原因，自視為社會啟蒙者，勇于挑戰傳統的價值與僵固的制度。在太平盛世時，這種差別僅止于表面，可是一旦國家陷入存亡問題時，這種對立就會演變成為相互仇視的原因。
這就是蘇格拉底被起訴的真正原因，因為在雅典城邦中，只要被多數人認為有罪，就必須面對法律的制裁。根據雅典的法律，被大多數人定罪的結果，被告可以自己提出低于死刑的建議，由法官決定是否接受此建議。如果法官認為公訴人所定的罪與被告人自己所建議的懲罰，合乎比例原則的話，被告可以免于一死。所以，當時對于蘇格拉底而言，他應該提出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懲罰方式，能夠被民選的法官視為恰當的懲罰。
蘇格拉底當時給自己的懲罰，是人人都出得起的30密那（Mina）。我們今天無從知道這個數目的實際購買價值，但我們從事件脈絡中知道，這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因為這是所有蘇格拉底的學生都付得起的懲罰金。這個自定義的罰金數額之少，激怒了法院，反而使得更多人直接認定蘇格拉底有罪，并且判以死刑。
這個生動的描述告訴我們，蘇格拉底不但無懼于被判死刑的可能性，甚至有赴死的心理準備。從柏拉圖所描述的論證中，可以看得出來蘇格拉底以自信的口吻，面對了三位公訴人，他們分別是一位政客，阿尼圖斯(Anytus)、一位詩人，馬里圖斯(Meletus)，還有一位演說家，力恭(Lykon)。他們三位共同提出的控訴是，蘇格拉底有罪，因為他不膜拜國家所膜拜的神明，并且還引進其他神明，同時他以蠱惑年輕人心靈的方式，教導這些從異端所引進的神明。
對于這些指控，蘇格拉底一如往常地回答，他并沒有妖言惑眾的能力，而他唯一擁有的能力，就是說出真理的能力。他要求公訴人原諒他的直言不諱，希望他們能夠接受他講話的方式。
蘇格拉底首先說，大家對于他的認知有積非成是的誤解，但這些指控卻與他本人沒有關系。在雅典大家都相傳有一位叫做蘇格拉底的人，談天論地，并且總是能夠混淆視聽，讓人把壞的東西當成好的。蘇格拉底說，這些觀念比正式起訴他的理由更可怕。最可怕的是，除了阿里斯托芬的劇作之外，他不曉得這些對他仇視的觀點從哪來的？因此他強調，他并不詆毀神明，也不是一位教師，也不像詭辯學者以收取高額學費為業。
蘇格拉底說，德爾菲的神諭曾經問過世界上有沒有比蘇格拉底更聰明的人，答案居然是沒有。蘇格拉底承認，這個答案讓他很困惑，因為他覺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同時，自忖神明應該不會說謊。于是，他曾經拜訪過其他有智慧的人，想理解有沒有質疑神明出錯的可能。他曾經嘗試問過一位政客，這位自認聰明的政客在經過交談后，被蘇格拉底發現其實并沒有智慧；結果是這位政客對蘇格拉底產生了恨意。同樣的方式，蘇格拉底又問了詩人、技匠，經過交談后，蘇格拉底同樣發現他們的智慧其實都不是真正的智慧。
為此，蘇格拉底制造許多敵人，但他絲毫無所懼，并且提出結論，只有神才是智慧的本身。透過這句話，蘇格拉底表明，所有人的智慧其實都是虛幻的。在法庭中，蘇格拉底對大家說，所有指責蘇格拉底的敵意，指的并不是他這個人，而是用這個名字來說所有的人。“蘇格拉底”這個名字，只要是指人，我們立即就會知道，這個人，其實不管叫什么名字，他的智慧都是空虛的。不但如此，蘇格拉底還強調，他一生的職志，就是讓冒充擁有智慧者，面對真實。實現這個志向，不但占去了他大多數時間，且讓他一生過得非常貧窮。他堅持，證明神諭中的內容，是他一生的責任。
曾經做過軍人的蘇格拉底，有特別強大的責任感。對他而言，怕死是缺乏智慧的表現，原因是沒有人知道死亡會不會帶來更高的善。既然他認為從事哲學思考，是神明所賦予他的責任，他就不會輕易地離開這個責任。蘇格拉底強調，如果因為害怕被判死刑，停止進行哲學思考的話，等于是將維持生命放在履行責任之上，而這是他不應該做的事情。他應該遵從神諭，而非人民的意見，只要有一口氣在，他不會停止實踐以及教導哲學，勸告任何一個他遇見的人，從事更高、更深與更真實的思考。作為一個公民，蘇格拉底服膺他的義務，就是履行神賦予公民的責任。
因此，蘇格拉底開始對所有控訴他的代表說，如果殺了他，他們對自己所加諸的傷害，遠遠超過對他的傷害。他說，沒有人可以傷害他，因為壞人不可能真正傷害一個比他更好的人。他不否認他們具有殺害他、放逐他、甚至取消他公民權的權力，但這些以行惡為出發點的權力，對于他的善而言，并不會構成真正的傷害。最后，蘇格拉底公然宣布，他這些話，不是講給他自己聽，而是講給法官聽。他像是神給予國家的一只牛蠅，到處螫人，殺了他，很難找到第二個像他這樣勇于挑戰一切的人。
在說完自己面對國家的責任時，蘇格拉底拿出個人挑戰國家制度的勇氣，大聲宣稱，沒有任何誠實的人，在政治中可以活得長。無論是在民主制度還是在專制制度下，只要威權的運作不合法律的要求，那么正直的人必然容易受到傷害。在理解這個情形下，他拒絕動用他的學生以哀求的方式企圖軟化法官的心靈，因為這種方式只會讓被告者與城邦同樣顯得滑稽可笑。重點是要用真實的語言說服法官，而不是向他們討好乞憐。
不令人意外地，蘇格拉底被判決有罪，自我提出罰金過低，于是剩下的處罰，就是唯一死刑。在這種情況下，知道要面對死亡的蘇格拉底，提出了他最后的演講。蘇格拉底對法官說，他的神諭雖然經常在演說過程中提醒他，但是從來沒有反對過他。這個提醒，就是告訴他，必須不斷地檢驗，他所知道的內容是否為真。這個提醒無異于告誡他，對他發生的一切都是好的，而其他人錯誤地認為死亡是最壞的結果；死亡并不可怕。
死亡是一個沒有夢的長眠，所以它是沒有痛苦的。如果，死亡是靈魂遷移到另一個世界的話，那么在這個世界中能夠與死去的先圣先賢交往，不都是很值得的事情嗎？在另一個世界中，他要與那些因不正義理由而死的人對話，還要針對追求知識的未盡之功做努力。他說，在這個理想世界中，沒有人會因為問問題而被判死刑，因為在這里，只要說實話，人會覺得更快樂，并因此而獲得不朽的生命。
《辯護篇》中，柏拉圖針對蘇格拉底的性格，給予了我們一個具體的圖像。這是一個非常確定自我的人，具有高度的心靈，不在乎人間的成敗標準，相信他被一個神諭所引導，也確定生命中最重要的資產，是清晰的思路。在這個高度道德化的描述中，柏拉圖成功地把蘇格拉底描繪成一位哲學殉難者之外，也為自己的哲學開啟了一切可能。我們不得不佩服柏拉圖的精心設計，同時我們也可以感覺得出來，在他筆下的蘇格拉底，其實依然有值得獨立探討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蘇格拉底的對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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