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十二年（簡體書）

紹興十二年（西元1142年）是南宋歷史上具有分水嶺和里程碑意義的一年。此前，紹興十一年年底，宋金和議正式簽署；臘月二十九日（小年夜），岳飛被殺。這既標誌著靖康之難後長達十五年戰亂的結束，又是南宋王朝此後一以貫之的外示苟且、內圖繁榮這一基本國策的轉型期，宋高宗自詡的“中興盛世”亦由此拉開了帷幕。這一年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對於觀照整個南宋以至中國的封建社會，都具有相當典型的標本意義。《紹興十二年》力圖通過紹興十二年這個歷史的橫切面，以一個排比有序的時間脈絡為經線，以該年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為緯線，全方位地反映那個時代的政治風雲和社會生活，深入揭示當事人的內心世界和行為邏輯。其中既有關於那個時代政治和軍事方面縱橫捭闔的宏大敘事（例如紹興和議與岳飛之死、宋高宗生母韋太后回鑾、秦檜專權下的高壓政治等等），又有涉及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精微刻畫，舉凡風俗、物價、科舉、學潮、藝文、官制、茶政、馬政、度牒、驛傳、地理、氣候、產業、外貿、宗室、外戚，巨細靡遺，極其精巧地鑲嵌於一個波瀾起伏的大情節的框架內。作者無意于對歷史的通俗闡釋或戲說，也不滿足于站在道德的至高點重複那些既有的評價體系對人物和事件的定性定調，而是作力於在筆下呈現一種歷史的詩情與哲理，還原當時的時代氛圍和社會肌理，追逐人物的心路歷程，從而走向一個更為深廣的歷史時空和精神世界。從中，人們既讀懂了一段歷史，也讀懂了眼前的現實。歷史，其實並不遙遠。

夏堅勇

作家，劇作家。1979年開始專業文學創作，先後發表（出版、上演、拍攝）大型劇本10部、中篇小說10部、短篇小說30多篇、散文專著3部。代表作有系列文化散文《湮沒的輝煌》、長篇散文《大運河傳》及話劇《金粉殘陽》等。曾獲莊重文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及魯迅文學獎等。現居江陰。
1996年，夏堅勇的文化大散文《湮沒的輝煌》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該書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並列為文化散文之翹楚。《湮沒的輝煌》榮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紹興十二年》是一部充滿人文激情和人文價值理念的作品。這本書雖然和《萬曆十五年》同樣選取歷史的某一個節點，但不同的是文學對人物、人性複雜性的表達，對還原當時社會歷史生活風俗的描寫，所涵蓋的人物內容，上至天文地理、皇親貴胄，下到黎民百姓、販夫走卒，無所不包，無所不及，“工農商學兵”無所不寫。此外我激賞的是，文中處處有文眼，句句扣題。作者在書中的在場，“我”是一個判官，常常跳出描寫做批評，這是一種鮮明的批判立場的體現，穿透歷史現場，掀開歷史帷幕，從而引起對於當下社會生活的思考。――丁帆（評論家）
《紹興十二年》與一般歷史著作的區別是它向細部的鋪陳描繪。夏堅勇筆下的紹興十二年就是日常生活的一年，是紹興十二年臨安的春夏秋冬。它是那一年的百科全書，其中隱含了這樣的倫理，即“道在日常”。
夏堅勇的《紹興十二年》是“有我”之作，表現出鮮明的個人風格。夏堅勇有足夠的自信，文人的風骨、知識者的智慧、現代的立場和面對現實的價值訴求，使作家旗幟鮮明地建立起喜劇美學的敘述主體，或冷嘲熱諷，或嚴厲斥責，睥睨天下。――曉華（評論家）


夏堅勇的《紹興十二年》，從題目上讓人想起黃仁宇的名著《萬曆十五年》。然而作者在講述那個南宋歷史轉折之年時的心態，明顯要比黃仁宇輕鬆得多也細微得多。雖然不可避免要寫到宮廷鬥爭和政治變動，但他的志趣並不止于此，勾欄瓦肆、引車賣漿乃至於風月男女都在他的筆下得到了鮮活的再現。這樣的再現當然不可能是“眼見為實”的客觀記錄――而恰恰是文學想像令這篇歷史散文充滿了鮮活的氣息。――石一楓《歷史的生命氣息》

緒篇：小年夜

臨安

官家的心事

墓碑上的紹興年號

正月

大朝會

一號文件

組織這把刀子

燈火闌珊處

二月

其無後乎

建國公出第

無雨的江南

三月

宗室趙士亻褭

清明時節

柔福帝姬

四月

大比之年

策論機要

羊肉套餐與泡飯

五月

和尚尼姑那些事兒

偏安的錢途

獻禮

六月

上一道水煮牛肉

驛道上的馬政

七月

官奴

盛典前的清場

這個女人不尋常

八月

宮議

回鑾

梓宮上的“安全套”

九月

對歷史的塗抹

“福”兮禍所伏

十月

葬事

聖節

絢爛之“爛”

十一月

人事

關於馬屁之種種

臘月

養士

太師椅

除夕

緒篇：小年夜

臨安

紹興十一年臘月二十九日的天氣大致平和，至少沒有下雪，因為明天就是除夕，而且又恰逢立春，這時候如果下雪，臣子一定會作為祥瑞上奏而“詔付史館”的。

臨安的城市格局很有意思，它是坐南朝北的，大內的宮殿在全城最南端的鳳凰山麓，而官府和廂坊則全在皇城之北。除去重大典禮，大臣們上朝都從後門進入，俗稱“倒騎龍”。走後門的不光是大臣，也包括皇帝。皇帝走的是正中的和寧門，出和寧門向北，就是作為城市南北中軸線的十里御街了。但在紹興十一年那個時候，這裡還不叫御街，稱之為御街是紹興二十八年大規模改造以後的事。改造後的御街相當於東京（開封）御街的山寨版，中間是花崗石鋪就的御道，專供皇帝的車駕通行；兩邊是用香糕磚錯縫側砌的市民走廊。用現在的說法，叫“三塊板”。而在紹興十一年那個時候，整條大街都是泥路，遇到皇帝出行，也只是臨時灑一層黃沙而已。皇帝的車駕經過時自然要戒嚴的，但並不禁止市民圍觀，只要你規規矩矩，不亂說亂動，例如不要登高眺望（顯然是出於安保考慮），男子不要打赤膊，女子必須穿裙子和短袖上衣（這一條大抵針對夏季），以及不要大聲喧嘩等等。那時候人們又不知道用鼓掌來表示敬意，所以場面很是肅穆，只聽到車輪在黃沙上輾過的軋軋細響。待皇上的車駕遠去了，翠華渺渺，塵埃落定，禁軍便移開御道兩側隔離用的紅漆杈子，剛才連咳嗽也落不下一聲的禁街立時變成了喧鬧的自由市場，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也沒有誰再來管你是不是打赤膊或穿不穿裙子了。三教九流中，還有臨時拉場子賣藝的，稱為“路歧人”或“打野呵”。請不要輕視這些幾同乞丐的江湖漂泊者，在那縷衣檀板的藝伎中，據說就有當年在東京紅極一時的李師師。

“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這是魯迅一篇小說的開頭，背景是十九世紀末期的浙東鄉村。其實八百年前的臨安也是這樣的，而且更確切地說，“最像年底”的這一天應該是小年夜。這一天是總攬全局的意思，也是繼往開來的意思。先前的一切忙碌和熱鬧都在這一天趨向高潮，好些商家到了除夕就關門打烊了，因此所有的採購都必須搶在小年夜完成。到了這時候的採購往往不是為了奢侈，而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不能省略的。到了除夕，街道上反倒偃息下來、清靜了許多，就像一台大戲開演前夕舞台上的那種清靜一樣。按理說除夕是年底的最後一天，而且又是和新年有著肌膚之親的，也是應該“最像年底”的。但除夕的忙碌和以前的不同，那是轉入了一個個家庭的忙碌，那些洗、掃、煎、煮，全都是一家一戶悶頭做的，只有聲響和氣味飄逸出來，在坊巷裡匯聚，久久不肯散去。一家一戶的忙碌畢竟缺少互動效應，因此也就少了許多場面上的熱鬧。而且還有一層意思，小年夜以前的那些日子都是屬於“人”的，所有的忙碌都是真實的人間煙火，無論粗枝大葉還是精工細作都透出居家過日子的溫暖。而一旦進入除夕，日子就要交給鬼神了，一切都凸現出約定俗成的儀式感，禁忌漸漸多起來，氣氛也越來越神聖乃至神秘，舉止言談都變得拘束了，真正是不可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走一步路的。

臨安除夕的神聖乃至神秘是潛藏在無數個坊巷庭院裡的，而年底的熱鬧則匯聚在從寧和門到萬歲橋的這條城市中軸線上。御街——我們且先借用這個名稱——的熱鬧在小年夜這一天達到了極致，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欄營造出這熱鬧的背景音樂，各家商舖的市招彩棚是為這熱鬧點綴的佈景，流動商販的吆喝總是生猛亢奮，是這熱鬧裡噴薄躍動的精氣神，而摩肩接踵的人流則是這熱鬧裡自願自覺的龍套，他們把熱鬧點點滴滴地聚攏過來，又枝枝蔓蔓地分流出去。這一天，不光是小民百姓，連宮裡也派人出來採買年貨。宮裡過年的大宗用物自然都有各地進貢，現在要買的都是些零頭零腦的小物甚，諸如門神桃符、迎春牌兒、鍾馗財馬、時果市食，甚至發壓歲錢或紅包的小口袋。還有一種討口彩的小擺設：在柏樹枝——柏樹以葉片的形狀分為圓柏和扁柏，這裡要用扁柏——上綴以杮餅，插於桔中，取三樣東西的諧音稱為“百事吉”。這東西民間用得，宮裡也用得，很熱銷的。從和寧門到朝天門，御街兩側以中央機關為主。過了朝天門，就進入了密集的商住區，綿延直到萬歲橋。剛進入臘月的時候，各家商舖的老闆還不大走出櫃檯，他們篤悠悠地攏著手，彬彬有禮地和顧客應酬，一副很有底氣的樣子。過了臘月半，有些商舖開始把貨物搬到門前，這是步步為營的戰略，也是準備短兵相接的態勢。老闆們也不再那麼篤定了，他們似乎在一夜之間學會了上竄下跳，臉上的笑容和遺憾都極其誇張，甚至還要和滿街那些蝗蟲似的流動商販比試著秀嗓門。這一秀不打緊，彷彿啟動了軍備競賽的閥門，反刺激得對方更加來勁，那叫賣聲是甚囂塵上、響遏行雲的。若仔細聽去，其間又五音雜陳，杭州方言中摻和著北方官話的腔調。自宋室南渡以後，不光北方的皇室、官員和士兵扈從南下，大批的商販小民也歷經顛沛流離，移居臨安。起初那幾年，臨安居民的語言系統中，可以明白無誤地分辨出“杭音”和“北音”，經過十多年的摻沙子，那帶著黃河水的泥漿味和中州大地上槐花香的北方官話亦入鄉隨俗，逐漸融化於“杭音”之中，形成了臨安獨特的語言系統。這是一種既不同於原先的杭州方言，也與周遭的吳越方言迥然有別的新語種，它體現了一 種貴族氣派和天子腳下的優越感。正因為語言中附著的某種身份標識，土著居民也樂於攀龍附鳳，以能說幾句洋涇浜的“北音”為時尚。例如他們呼玉為“禦”、一為“倚”、百為“擺”，這些都是北方官話的腔調，鑲嵌在吳越方言中，恰到好處地渲染出臨安人的皇都意識。

臨安是臨時安頓的意思，它另外還有一個名稱，叫“行在所”。這兩個名字的意思差不多，其中既透出某種謙恭，又隱含著某種動感，似乎這裡只是暫時歇歇腳的地方，皇上隨時準備起駕還都拔腳開溜的。因為宋室的都城遠在北方的東京，雖然皇上已死心塌地要在這里安頓下去，但對外不能這樣說，就像有些主義雖然遙不可及，但還是要放在口號裡每天高喊“而奮鬥”一樣，那是自己執政合法性的根基所在。臨安的居民也希望皇上千秋萬載地在這里安頓，他們是與皇上休戚與共的。元宵的燈火、端午的龍船，那既是皇上的面子，也是臨安市民的面子；民諺中的“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既是皇上過日子的底子，也是臨安市民過日子的底子。憑心而論，這幾年，臨安的面子和底子都有了不少起色。別的不說，單說這“北門米”。北門即餘杭門，是大運河進入臨安的門戶，蘇湖熟，天下足，糧米亦通過運河由此門入城。民以食為天，物價最基本的標尺是糧價。自古以來就有“斗米斤鹽”的說法，因為鹽不能當飯吃，它的消費大體上是一個常數，價格也不會有很大的波動。北宋神宋熙豐以前，一石米六七百文，時鹽價為每斤六七十文，斗米斤鹽，大體相當。到了徽宗宣和年間，〔5〕斗米二百五十文至三百文，而鹽價仍舊是六十文，就有點不正常了。高宗建炎元年，〔6〕剛剛遭遇了靖康之難，東京附近餓莩遍野，糧價奇高，斗米貴至三千、一萬甚至四五萬，卻仍舊有錢無米。當時一隻老鼠亦值數百錢，而鹽價仍然在百文上下。以斗米斤鹽的標準，米價高至數十至數百倍。到了眼下的紹興十一年秋冬，廣鹽每斤一百二十文，而邸報上所說的米價是每鬥“百餘錢”至“數百錢”，估計這個“數百”也就是二百左右，與鹽價大致相當。而在兩三年前，江南仍斗米千錢，可見這幾年收成不錯，臨安大街小巷的歡樂就是以這為底子的。

紹興十一年年底的歡樂還有一層原因，今年的立春在年前，而下一個立春則要等到後年的正月，明年兩頭不見春，也就是所謂的“無春年”。無春年有很多說法，例如“兩頭不見春，樹皮剝到根”，認為將有災荒。但災荒是老天作弄，小民能奈其何？你總不能一年不種莊稼吧，只能聽命了。比較能夠接受的是把無春年稱為“寡婦年”，即所謂“寡年無春，不宜結婚”。雖然是凶兆，卻是可以規避的。於是一進入秋冬季節，穿紅著綠的媒婆便跑成了一道道風景，凡弱冠之男、及笄之女，都忙著攀親嫁娶。村路上、街巷裡，三天兩頭就見到迎親的隊伍，嗩吶和鞭炮渲染著不可一世的喜慶。嗩吶的渲染還只是逢場作戲，倏忽之間便隨風而去。鞭炮的渲染卻是善解人意留連作態的，那炸開的紙屑紛紛揚揚，落紅如雨，鋪在地上和瓦楞上。過了幾日，剛剛褪去了鮮豔，又有新的鋪上去。就這樣一層一層，漢賦一般鋪陳且堆砌。趕在年前成親雖然有搶的意思，也有不得已而拉郎配的情況，但婚姻大事，斷然不會草率的。高門大戶自不必說，即使是升斗小民，也要東挪西借，傾其所有，把事情辦得風光些、至少體面些的。正因為艱難玉成，那歡樂也相應地放大了幾倍​​。又因為鄉里街坊淳厚的風俗人情，一家有事，眾鄰隨喜，把那歡樂又放大了幾倍​​。看著一對對新人的身影，人們的目光裡不僅有祝福，更有一種如同惡夢初醒的唏噓感喟。試想一下眼前的這些少男少女吧，如果他們是來自北方的移民，那麼在東京城破時，他們大抵剛會牙牙學語，然後就隨著家人顛沛於骨林肉莽之中，由中州、江淮而最終流落杭州。如果是杭州的土著居民，他們一定經歷了建炎三年金兵的血腥屠城，也一定經歷了每到秋高馬肥季節，由北方傳來的金人用兵的警報。年年歲歲、歲歲年年，這一代人就在驚恐倉惶和飢寒交迫中慢慢長大，隨著宛如游絲的“建炎”和戰戰兢兢的“紹興”年號一起，挨到了婚嫁的年齡。他們的神情中或許過早地透出了幾分滄桑感，但無論如何，這是他們蒼茫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他們終究還是快樂的。

紹興十一年年底的歡樂是這樣實在而瑣碎的歡樂，帶著點隔江猶唱後庭花的味道。一切都似乎塵埃落定，又似乎蠢蠢欲動。據說朝廷已和金人簽訂了和約，今後不用打仗了，皇太后也即將回鑾。年歲豐稔，邊事寖寧，真所謂“飽暖思淫欲”，青年男女們忙著婚嫁也是天經地義的。現在我們終於看出一點意思來了：歡樂才是這裡的唯一，所謂明年是“寡婦年”不過是個由頭罷了。

那麼在宮牆後面深居簡出的皇上呢？皇上當然任何時候都不缺少“飽暖”，因此對飽暖後面的那點慾望也就無所謂思或者不思。他們的所思所想往往是驚世駭俗的，看到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好一點了，就要弄點事整整。

例如：搞運動、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