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張宏傑解讀中國帝王（簡體書）

柴靜、王學泰、張越、劉瑜聯合推薦
王學泰、張越作序
“他們用權力囚禁了萬民，他們自己也被權力囚禁。”
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為他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樣因為他的權力沒有邊界。
權力過於巨大，給權力擁有者及其家族帶來的往往是巨大的傷害和不幸。中國式皇冠既神奇、璀璨、法力無邊，又沉重、巨大，令人舉步維艱。這種獨特的境遇是對人性的一個特殊考驗，而不同的人在這同樣的囚禁、重壓、撕裂下，表現出人性中截然不同的斷面，本書就是對其中幾張斷面的描繪和記錄。

張宏傑，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學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後。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給曾國藩算算帳》、《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饑餓的盛世》等。曾在央視百家講壇主講《成敗論乾隆》。

序一：張巨集傑的歷史作品為什麼好看
張越
張宏傑的《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是一個做紀錄片的朋友推薦的，說寫得特別好。一開始我還犯嘀咕，因為我怕又遇到那種扒糞坑的專寫陰謀、權術、情色的所謂“史書”，結果翻開這本書，整個閱讀過程特別愉快。於是我開始向周圍的人推薦，當推薦給白岩松時，小白說他已經買了好幾本送人了。看來雖然沒有宣傳炒作，好書也能不脛而走。確實，《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中的許多章節令我印象特別深，比如寫封建主流文化的朱元璋、暴民文化的張獻忠、清官文化的海瑞……
以前，我看過的中國人寫的歷史書大多可分為兩類。一是所謂“嚴肅的”，相當學術化，無個性無情感無生命力，揪住一個小題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自己跟自己掉書袋繞脖子，與讀者沒太大關係；一是所謂“通俗的”，相當野狐禪，特愛講政治陰謀宮廷穢聞，成全中國人民崇尚“厚黑”的陰暗心理。極少數歷史書屬於第三類，既有學術研究又有不腐朽的價值觀支撐，還有溫暖的人性關照和有個性的表達，張宏傑的書就屬於這一類，從《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到《坐天下很累》，於我們有趣、有益、有關。
第一，有趣。我原本是非常不愛看歷史書的，不喜歡的原因之一是很多歷史書無趣，當然它可能有它的學術價值，但是作為普通讀者，我們希望它是有趣的。我看過一份語言學的研究報告，將某學術雜誌上刊登的七八篇完全不同門類的論文的第一自然段列出來，我一看嚇一跳，完全像一個人寫的，毫無個性。而且往往我們形成了這樣的習慣：如果你使用個性化的語言，使用有情感的語言，大家就會覺得你寫得非常地野，上不了台盤。慢慢地，大家都用一種很刻板的語言來寫歷史，就像我們曾經學過的歷史書，讓人覺得無趣。我對張宏傑的書有興趣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是有趣的，他做到了自己說的那點：歷史根本無須戲說，也可以讓人讀得津津有味。他不是一個專業的歷史學者，所以沒有完全被學術的條條框框所束縛，才有了具有生命力的表現方式。
第二，有益。我不喜歡看很多中國歷史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它無趣，其實很多文章是有趣的，包括很多電視劇、電影，你不能說它沒趣，但是，它沒益，這是特別糟糕的一件事。我覺得很多作品的價值觀特別不好。
我們的中國歷史的寫作，尤其是給中國老百姓流傳的這部分，我們所看到的價值觀是什麼？從中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老祖宗就會幹兩種事：一是上床搞女人；二是下床搞政治。男的都想當皇帝，女人都想嫁給皇帝；男人活著為了爭權，女人活著為了爭寵。我看了以後，覺得這樣的祖宗特別不爭氣，我特別不喜歡他們，他們怎麼能這樣呢？後來慢慢地我長大了，我弄明白了一件事：不一定是我們的祖宗不爭氣，而是我們用現在的價值觀去解讀他們了，或者說是用我們的心去度古人的腹，而事實未必是這樣。我們的祖宗未必活得像我們一樣單調。
我們經常說要向國外輸出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我們能給別人看什麼呢？給外國人看什麼，看大片？你以為人家那麼愛看絲綢，愛看在屋頂上打架啊？現在的電影大片裡不是權力崇拜，就是金錢崇拜、暴力崇拜，沒有獨特而又有益的價值觀輸出。而我覺得張宏傑的書不錯的地方，就是因為它的價值觀是健康的。
第三，有關。我們的文化不太關心靈魂，只關心現世規矩。現在有人提倡國學，提倡讀孔子。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一句話，就把彼岸踢出中國人的視野了。後世子孫沿著這條路不斷地實用化、庸俗化。這樣的文化傳統，連靈魂都不管，又怎麼能溫暖人心？這種文化看不見真的自己，也看不見周圍的活人，只看得見權力、勢力。不關人心的創作，最後會變成離人比較遠的東西。而張宏傑的書我覺得有關，它的有關不是非要借古諷今什麼的，而是有對人性的關照，它既關照了古人，也關照了我們；既關照了皇帝，也關照了普通百姓。因為人就是人，都是一樣的，人性就是那樣的，它關照了我們，我們就覺得有關，就覺得它好讀。
這就是我看張巨集傑作品的幾點感受：有趣、有益、有關。
序二：四百零八位皇帝的九種命運
王學泰
中國自從有皇帝起，到末代皇帝——宣統，總共有四百零八位元，張宏傑只選了其中幾位。這幾位大抵都是心理上有些問題的。如果他們生活在現代都是需要看心理醫生的，但在中國古代，他們都是高居九五之尊、一言而為天下法的皇帝，因此他們不僅給國家、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就連對他們自己來說也是不幸的。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權力過於巨大，是造成中國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對於一般的皇帝尚且如此，更何況心理有問題的皇帝呢？對於這些，前人寫到皇帝時很少有涉及，因為傳統就如莊子所說“明於知禮義而陋于知人心”的。張宏傑打破了這一點。前人描寫和評論光緒皇帝，都是著重他的不幸和慈禧太后的專橫，很少有人探索這位皇帝的心理；朝政簡單地分為“帝黨”與“後黨”，“帝黨”主張變法改革，“後黨”頑固保守；把光緒與慈禧的衝突簡單化為進步與反動的鬥爭。其實光緒四歲進宮，慈禧太后對他寄託了很大希望，而光緒性格內向，膽小、暴躁、偏執、驕縱，而又缺少辦事能力。慈禧的希望逐漸落空，從失望到最終絕望，又因為康有為一班人操作不當，導致戊戌政變。作者認為，光緒的心理問題與清代的帝王教育有關。清代的帝王教育是實施於強者的，而作為天生弱質的光緒根本無法承受這種教育之重，他被這種教育壓垮了。作者的分析是有趣的，例如他寫西漢末年篡位的王莽。他的本意是要做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完人，結果一不小心成了人人得以誅之的亂臣賊子。是為了“挺身拯救這些可愛的人民”呢，還是被最高的權力和巨大的利益所誘惑呢，最後恐怕王莽自己也說不清楚了。從心理的迷宮轉入了歷史的迷宮，寫明太祖朱元璋的就是一篇“心理諮詢記錄”。朱元璋想通過大批量的殺人達到“天下大治”，後來他發現“殺人也沒法治，總不能把天下人都殺光吧，所以請先生來給看看”。作者坦然以心理醫生的身份說“此人疑是伴有情感焦慮的偏執型人格障礙患者，並有攻擊性施虐傾
向”，然後根據《英國克氏醫學全書》對朱元璋“偏執型人格障礙”“攻擊性施虐傾向”和“心理病態”作了分析。你可以不同意作者這些獨出心裁的描寫和議論，但細讀下來不會對你沒有一點啟發。中國皇帝制度太久遠了，並已深入人心，因此多方面考察與研究皇帝很有必要。
很久以來，國人有個皇帝情結，遲遲不能完全消退。這反映了人性中對權力的渴望，社會上存在權利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權力的渴望就不可遏制。這如同排隊按順序上車一樣，這種排隊制度建立不起來，就不能制止許多人在上車時爭搶。
中國的皇帝大約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因為從理論上他兼有四大權力：一是政權，皇帝是國家的首領，他對全國的土地和人擁有無限權力。《詩經?北山》中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人的膽子超過了古人，有個小土皇帝竟敢說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古人只敢承認自己是奉天管民的。二是神權，也就是君權神授。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間唯一的代表，代表天統治人們。《尚書?盤庚》中明確地說“予迓續乃命於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意為：你們的命是我從老天那裡討來的，我不是威嚇你們，你們是要靠我養活的）。三是父權，古代是宗法制，周代天子是宗子，代表血統，管理本族人民，所以老百姓不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後世人民構成日益複雜，天子統治尚有先秦遺意。四是道統，即所謂真理權，或話語權。因為中國是政教合一的國家（這個“教”不是佛教、道教，而是教育的“教”），所以我覺得皇帝的問題反映了中國幾千年來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張宏傑以皇帝為切入點，這個想法非常不錯，這本書既有關於皇帝具體生活場景和心靈動態的描繪，也有其所依託的文化背景的分析，是很值得關心中國歷史進程的人們一讀的。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嘉
第二章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
第三章 洪秀全：上帝第二子的前世今生
第四章 朱元璋：心理諮詢記錄
第五章　正德：不願做皇帝的人
第六章　崇禎後人：權末代的悲慘命運／156
第七章　永曆：生為獵物
第八章　楊廣：被大業壓垮
第九章　王莽：從先進模範到亂臣賊子

第一章 嘉慶：滑落曲線
接 班
一
老皇帝又一次在淩晨三點多就醒了。貼身太監早就料到這一點，皇帝輕微的鼾聲一停，他就從地上站起來，開始給乾隆一件件穿好衣服。然後，老皇帝就垂衣靜坐在禦榻之上，耐心地等待三個小時後的陽光。
這已經是近年來的常態了。乾隆皇帝的身體是有史以來中國帝王中最好的，然而，自然規律畢竟不可違抗。《乾隆皇帝實錄》記載，乾隆五十歲之後，睡眠即開始減少，“年高少寐，每當醜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更何況今天的日子是多麼特殊。就在三小時前的交子時分，大清帝國使用了六十年的乾隆年號永遠地成為了歷史。今天已經是大清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比平常更早醒了近一個小時，就是因為心中惦記著今天的“禪位大典”。生性周密的他在心中把所有的環節又盤算了一遍，再一次確認，萬無一失。
二
從乾隆中期開始，接班人問題就成了全大清帝國關心的焦點。
雖然有清一代，嚴禁皇子與大臣交接，然而通過皇子師傅這一管道，朝野上下對四位皇子也並非毫無瞭解。幾位皇子都各具才華，卻大多缺陷明顯：八阿哥喜愛酒色，十一阿哥出名的吝嗇，十七阿哥則輕佻浮躁，胸無大志。只有年僅十三歲的皇十五子，聲名最好。當時出使天朝的朝鮮使臣回國後，向他們的國王彙報見聞時多次說：“第十五子嘉親王顒琰，聰明力學，頗有人望”，“皇子見存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無令名，唯十五王飭躬讀書，剛明有戒，長於禁中，聲譽頗多”。
歲月不待人，年過花甲的乾隆必須作出決定。他在傳位密詔中小心翼翼地寫下了顒琰的名字，不過放下筆後，他一直不能驅走心中的忐忑。畢竟，十三歲這個年齡對於一個繼承人來說，是太小了，這棵看起來不錯的幼苗能否長成參天大樹，誰也不能確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至，六十三歲的老皇帝到天壇祭天，跪在圜丘中心，默默向蒼天禱告：
“我已經秘密立顒琰為皇儲，然而此子年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顒琰有能力繼承國家弘業，則祀求上天保佑他諸事有成。如果他並非賢能之人，願上天讓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繼承大統。我並非不愛自己的兒子，只是為祖宗江山計，不得不如此。”
雖然感情豐富，然而在這個政治超人心中，兒女之情與帝王的責任感比起來，恰如鴻毛之于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對顒琰也比較滿意，從乾隆三十八年到六十年（1773—1795年），顒琰一直身體健康，他的表現也越來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舉行禪位大典的這一刻，乾隆心中為這個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讓乾隆滿意的有四點：
第一，從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是自製力強。他起居有常，舉止有度，學習勤奮，辦事認真，從不逾規矩一步。這是最讓乾隆欣賞的。
第二，此人品質“端淳”，生活儉樸，為人謙遜，特別是富於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摯，善於為他人著想。
第三，從學業上看，經歷了二十多年嚴格、系統、高品質的帝王教育，顒琰對儒家心性之學頗有心得。他的修養是建立在學養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騎射成績雖然比不上他的父親和曾祖父，但在兄弟當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從外表看，顒琰是清朝歷代皇帝中長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膚白皙，五官端正，一副雍容華貴的相貌。臉形介於方圓之間，顯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經過從小就開始的儀錶訓練，他在出席大的場合時，總是舉止高貴，鎮定自如，講話不慌不忙，富有條理。
另外，這一年，嘉慶三十六歲。這個年齡，既精力充沛又富有經驗。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澀、青年期的熱烈，轉為中年前期的穩健有力，正是主掌一個龐大帝國的最佳年齡。
讓乾隆擔心的，只有一點，那就是這個孩子性格過於老實端方，似乎就缺了那麼一點機智圓滑，或者說缺了一點就通的那麼一點“靈犀”。比如，在當上了“皇帝”之後，是否知道如何處理與他這個“太上皇”的關係，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不過，凡事不能求全，在成功地統治了六十年之後，能夠找到這樣一個能讓他基本滿意的接班人，乾隆認為自己這一生已經稱得上完美了。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舉行的這個盛大典禮儀式盛大華美，氣氛祥和安寧，連天氣都是如此晴朗燦爛。上午九點整，頭戴玄狐暖帽，身穿黃色龍袍袞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寶座。殿前廣場上，翎頂輝煌、朝服斑斕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莊重的“中和韶樂”中，如潮水一般拜興起跪。九時三十二分，隨著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著遞到跪在他面前的嘉慶皇帝手中，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空前的紀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千百年來，權力授受之際，曾發生過多少腥風血雨、骨肉相殘，甚至天下動盪、民不聊生。只有乾隆帝獨出心裁，想出這招“生前傳位”。歷代王朝權力交接之際的血腥、緊張、能量自我衝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這確實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創舉，堪稱中國專制政治史上一個輝煌、偉大的瞬間。
三
直到真正禪讓了皇位之後，乾隆才發現他選的這個接班人其實是應該打一百分的。
雖然為傳位準備了很多年，但是當禪讓大典的日期越來越近，乾隆心中還是不免浮出絲絲緊張。畢竟，自古及今，還沒有一個太上皇是幸福的：
唐高祖李淵還沒當夠皇帝，就被兒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當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後，悄無聲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後，日日在兒子的猜忌中膽戰心驚地生活，身邊的大臣和朋友一個個被流放，最終自己被兒子軟禁，鬱鬱而終。中國歷史上的另幾個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無一不是悲劇人物，下場都十分悲慘。
因此，在舉行禪讓大典的同時，乾隆皇帝已經為了保證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無數準備：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確宣佈，自己只將那些接待、開會、祭祀、禮儀之類的日常工作交給皇帝，至於“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聽我訓導，將來知所遵循，不至錯誤，豈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後接待朝鮮使臣的時候，他又明確向各國宣稱：“朕雖然歸政，大事還是我辦。”
他規定，退位之後，他仍稱朕，他的旨意稱“敕旨”，文武大臣進京陛見及高級官員赴任前都要請示他的恩訓……
雖然在退位前花費鉅資修建了甯壽宮，可是真正退位之後，他並沒有從象徵著皇權的養心殿搬出來，用他的話說：“予即位以來，居養心殿六十餘載，最為安吉。今既訓政如常，自當仍居養心殿，諸事鹹宜也。”
一句話，雖然退了位，他還是處處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國之主。
握了一輩子權柄的老皇帝對權力愛如自己的眼睛，防衛過度，眷戀到了近乎失態的程度。
事實證明，老皇帝過慮了。正當盛年、血氣方剛的嗣皇帝比他想像的要聰明乖巧，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謹地做著大清國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認真出席每一個他應該出席的活動，卻從來不作任何決定，不發任何命令，不判斷任何事情。他十分得體地把自己定位為老皇帝的貼身秘書，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個原則：聽皇爺處分。
朝鮮使臣的記述，把嘉慶韜光養晦的狀貌描繪得躍然紙上：“（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遊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只視上皇之動靜，而一不轉矚”。《清史稿?仁宗本紀》也記道：“初逢訓政，恭謹無違。”
人們常說，老年意味著智慧和練達，老年其實更意味著身體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轉的退化。不論多麼英明偉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給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帶來的傷害。乾隆皇帝一生剛毅精明，到了晚年，卻像任何一個平庸的老人一樣，分外怕死。或者說，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他畏懼與死亡有關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認為這些會帶來晦氣和不吉祥。嘉慶二年（1797年）二月，嘉慶的結髮妻子、皇后喜塔臘氏病故。嘉慶帝十分悲傷，然而他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繼位後，他第一次單獨作了一個決定：他命令禮部，皇后的葬禮按最簡單迅速的方式處理，雖處大喪，皇帝只輟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還特別命令大臣們，因為“朕日侍聖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邊）”，“朝夕承次，諸取吉祥（凡事都儘量營造吉祥氛圍）”，凡在大喪的七日之內來見太上皇的大臣，不可著喪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時人記載說，國喪的七天之內，嘉慶皇上從不走乾清宮一路，以防把喪事的晦氣帶到太上皇日常經過的地方。皇帝去皇后靈堂時，俱出入蒼震門，不走花園門。去奠酒時，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換上素服，一回宮立即換回常服，隨從太監也穿著天清褂子，不帶一點喪氣。“且皇上其能以義制情，並不過於傷感，禦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無意間，會把和珅叫過來，問問他皇帝的心情怎麼樣，有沒有因為妻子去世而耽誤國事。聽過和珅的彙報，太上皇閉上眼睛，微微地點點頭。
兒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來。他一如既往地繼續著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整個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謂“嘉慶元年”，不過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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