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上的中國：透視中國的五十道窗

當北京極力營造、許多中外論客盡心塑造「大國崛起」的形象，中國共產黨所統治下的中國現狀究竟為何？透視中國，先從閱讀本書開始！

《刀尖上的中國》是余杰先生繼2013年出版《流亡者的書架》後，另一本介紹「瞭解中國的五十本書」的力作。這本書並非止於記述余杰先生在閱讀每一本書後的個人感想，《刀尖上的中國》更是為讀者進一步認識中國隱藏在經濟發展光鮮外衣下的政治腐敗、社會剝削與崩潰危機，提供了一扇能夠迅速透視的窗口。

全書將余杰所精心選取的五十本書，分為五卷，有系統地引領讀者從「揭露當代中國的真實現狀」出發，回顧「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血腥歷史」與「毛澤東時代各種倒行逆施的殘酷作為」，再由「歷史文化的思想向度反省傳統與文明的互動」，最終以「外國作家對中國的剖析與批判」作結。無論是選材還是編排，處處可見余杰深厚的功力與細微的用心。

杭之（陳忠信）、李酉潭、黃國昌 撰文推薦
平路、李筱峰、吳介民、朱建陵、管仁健、陳俐甫、戴耀廷、胡忠信……誠摯推薦

余杰

1973年生於四川成都，北京大學文學碩士。

余杰集政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於一身，也是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先後出版各類著作超過四十部，如長篇小說《香草山》、近代思想史論文集《彷徨英雄路》、傳記《劉曉波傳》以及政論集「中國獨裁者三部曲」等。多次入選不同版本的「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奬」等獎項。

2010年10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作為劉曉波親密朋友的余杰被中共當局非法軟禁數月，並遭到黑頭套綁架及酷刑折磨。2012年1月11日，攜妻兒從中國中國出走，獲美國政府政治庇護。

此後，余杰在華盛頓創辦「亞太宗教自由與民主化研究所」，致力於宗教信仰自由與公民社會等議題的研究。

從2008年起，余杰多次訪問臺灣，在臺灣出版多部著作，足跡遍佈臺灣的每個縣市，并應邀於大學、中學、教會、公民團體、獨立書店發表上百場演講。

推薦序一
言論自由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酉潭

剛過去的二○一四年，一開始許多人用很浪漫的諧音來稱呼「愛你一世」，但對於兩岸四地的華人來說，卻是公民社會運動與民主發展驚心動魄的一年。在台灣，三月的太陽花學運開啟了公民社會運動的新篇章，直接影響到年底九合一選舉藍綠政治版圖的大翻轉；五月則在澳門發生了反對政府肆意要增加官員福利制度的大遊行，規模之大前所未見（澳門人口不足五十六萬，參加人數卻約兩萬）；而在香港，九月發生了長達接近三個月的爭取「真普選」運動，舉世矚目。然而在中國大陸，卻一方面發生抓捕新四人幫的反貪腐政治鬥爭，另方面對任何維權與公民社會運動，採取強力打壓的做法。而無論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香港的爭取民主化運動，或澳門公民意識的抬頭，都是中共政權無法完全掌控也不樂意見到的。這個時候，來看看余杰最新的力作《刀尖上的中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本書收錄了作者所精挑細選的了解中國五十本書，其實筆者大部分都從未看過，根本沒有資格來寫這個序。但也因為有機會津津有味地仔細拜讀大作，而獲益匪淺。自二○○七年開始全方位地接觸了解中國大陸開始，筆者就常引述《幽夢影》中的觀點──天下「無才子佳人則已，有則必當愛慕憐惜」，開始大量認識交往中國大陸的朋友，不管是官員、體制內學者、自由派人士、公民社會領袖、支持民主運動的學者，或者是海外民主運動的人士。其中，余杰不僅親口告訴筆者，說他自己曾經在大學時期是一個過目不忘的人，其實也的確是筆者所認識的朋友中非常具有才華的才子。他是一位四十歲即擁有四十本著作的作家，其文學的筆調不僅流暢且深入淺出，任何一本著作讀起來都覺得是一種享受。本書也不例外，尤其是看他所寫的每一篇評論，就覺得好像是自己已經閱讀了每一本書。
至於如何來看待這本書的出版，筆者想引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自由主義的代言人約翰彌勒（John Stuart Mill，1806-73）在《自由論》中的觀點：「如果全人類除去一個人只有一種意見，而那一個人另有相反的意見，前者不應禁止後者發表其意見，也和後者在權力能及時不應禁止前者發表其意見一樣。」這是因為「禁止一種意見發表的特殊罪惡，是它形成了對人類的劫奪行為；它所損害的不限於這一代，還及於後世；而它對於不同那種意見的人的損害，還要多於它對持有那種意見的人的損害」。的確，基於人類易犯錯誤（fallibility）的觀點可以發現，「人類並不是不會犯錯，他們的真理大都是半真理（half-truths）」，歷史上已經處決了蘇格拉底與耶穌基督，而第一個發現地球繞太陽轉的人也受到迫害，換言之，「不管那種言論如何真實，如果不經過充分、反覆和大膽的討論，它就會被視為一種死的教條，不是活的真理」，這意味著多數不一定是對的，少數不一定是錯的──真理是質的問題，而不是量的問題。

而當代對於言論自由的保障，勢必要維護新聞自由與出版自由。雖然這本書的出版對於各界的意義可能有所不同，但正如約翰彌勒對於言論自由的探討所描述的那般，「除非對相反的意見有過最充分與最自由的比較，意見的一致並不可取；且在人類能夠比現在更認識真理的全貌以前，意見的分歧也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好事」。透過本書的介紹，將使得讀者可從一種和過去不同的途徑來認識中國，開拓對中國的新印象，這對於一個想更深入了解中國各種面貌的人而言，想必能夠帶來相當豐富的啟發與收穫。

本書的特色之一，在於作者以夾評夾敘的方式，不僅對於每一本書提綱挈領地做出介紹與評論，更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獨特觀點。仔細閱讀本書，可以使讀者快速有效地掌握兩百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梗概，並思考中國未來何去何從。本書雖是書評性質，但其可讀性很高，反而是比五十本書評中的任何一本更加值得參閱。而對於台灣來說，由於中國是台灣躲也躲不掉的「存在」，因此筆者樂於撰寫推薦序，將本書分享給所有關心中國發展前景的讀者。

最後順便一提，約翰彌勒乃是為了社會進步而提倡維護言論自由，他推舉標新立異（eccentricity）的必要性，強調創造力與天才乃是社會進步之所需，進而認為習俗輿論的專制與一致性乃是東方社會進步的障礙，他甚至於特別舉中國為何停滯為例，指出「中國對我們就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例子──一個很有才能，並在某些方面，甚至也有智慧的民族，由於罕有的幸運，它在很早時期就有了很多非常優良的習俗」，然而中國卻一直用同樣的格言和規則去支配全體人民的思想和行為，因而「變得停滯不前，並且一直保持這樣已有幾千年之久」。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崛起的富強夢，約翰彌勒的思想是否能夠振聾發聵呢？而我所認識的余杰，就是一個思想不受任何拘束、個性自由奔放，文筆相當流暢的天才型作家，他和筆鋒犀利、兼具深厚學理與現實關懷的紐約城市大學夏明教授，以及獲得哈佛大學與加州柏克萊大學雙學位又相當具有行動力的楊建利博士，在我心目中乃是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三劍客。這些特立獨行的人物與思想，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說，他們是否也應屬於中國社會進步的資產呢？

自序
我是我的書房的國王
每個人最終都必須自己判定哪些是重要的書，但一個好的開始應該是看看吸引自己的思
想者是從另外哪些人那裡汲取了東西。這樣很快就能到達最高處。沒幾個人站在最高處，他
們互相認可對方。那裡密謀的，只有求知的欲望。如果我們讓自己被今天一些似乎正確的東
西引誘，背棄偉大的對話，我們的損失將不可彌補。
布魯姆（B. Bloom）
英國作家蕾切爾‧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曾經深情地回憶她的俄語老師，這位老師具有高超的學術水準和淵博的學識，卻一輩子都只是一名普通講師。因為他除了一本對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父與子》（Fathers and sons）的批註之外，沒有發表過其它著作。這位學者心中的真實想法是：「如果能用同樣的時間閱讀過更多的東西，為什麼要浪費精力撰寫那些沒有什麼價值的學術文章呢？」這是一位真正熱愛書籍的讀書人，他看似寂寞，卻並不寂寞，因為他的書房中有那麼多書籍，每一位作者都是他心心相印的朋友。

少年世代，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圖書館員，每天都跟汗牛充棟的書籍為伴。像身為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圖書館館長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那樣，雖然雙目日漸失明，卻能在周遭棉絮一樣沉重的黑暗中，準確地指出哪本書放在哪一格書架上。即便他被軍政權從圖書館貶到養雞場，他仍然相信，殘暴的軍政權無法燒毀所有的書，只要還有一本書存留下來，人們就能把它當作一把打開自由之門的鑰匙。

還有那位俄羅斯國家圖書館館長、被稱為「俄羅斯的蘇格拉底」的費奧多羅夫（ViktorFedorov），他幾乎對圖書館中所有圖書的內容都瞭如指掌，他堅信書籍都是有生命的，因為它們傳承了作者的思想和靈魂。在他看來，人類在地球上的任務就是使逝者在肉體上復活。

而那些智慧都被分門別類地塵封在圖書館中，期冀後人重新賦予它們生命。書籍是歷史長河中最高尚的遺產，以最具人性的方式傳承著前人的思想和成就。

詩人曼德爾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說過：「如果要我寫一本自傳的話，我會告訴你我讀過哪些書。」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也說過：「書籍是折射人們自身命運的舞台。每次看書的時候，我們總能超越其內容，領悟到更多的東西。」中國先賢說，知人論世，知人的第一步就是透過書籍，因為書籍之中隱藏著人命運的密碼。

「讀什麼樣的書，就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對共產黨最初的懷疑，是從在上個世紀八○年代後期「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的禁書政策開始的。上面宣布查禁的書，作為中學生的我偏偏要找來如飢似渴地閱讀。讀多了，心中有了是非善惡的判斷，並希望自己成為說真話的群體中的一員。後來，我果然成了寫作禁書的作者，由此命運多舛。

專制政權以愚民為第一要務，所以說真話的作家是第一批必須除去的雜草。當我經歷了長達數年的跟蹤、監聽、軟禁乃至差點奪走我生命的酷刑，最終決定離開喪失了百分之百的寫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中國之後，如何處理藏書便成為一個心疼的問題。部分送給親友，部分送給教會，而那一兩千本常常要放在手邊、枕邊閱讀的書籍，則打包通過海運先行運到美國友人的家中。海運要花費一個月時間，那段時間，我每天晚上都夢見在太平洋的波濤上漂流的那四十箱書籍。直到美國友人從港口取回它們，穩妥地放入車庫，我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人還沒有獲得自由，書已經先獲得自由了。

記得我被祕密警察綁架和幽禁時，在北京郊區一個與世隔絕的小賓館，沒有書讀，只有一張用來包裹早點的、骯髒不堪的《北京日報》。那是我此前沒有讀過的、乏味至極的黨報。那一刻，我看到報紙上布滿密密麻麻的文字，頓時如獲至寶地拿過來閱讀。負責看守我的那些國保警察，並未禁止我虔誠地「學習」這張黨報。就這麼一張報紙，我反反覆覆讀了三天。

剛好是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過後的第二天，報紙上有一篇批判劉曉波是「賣國賊」的社論。百無聊賴之下，我把那篇文章從頭到尾背誦下來—不過，我的心中有一台特殊的「翻譯機器」，把每一個字都轉換成原文的反義詞。這樣，那篇文章就變成我為劉曉波寫的賀詞。

我是一個軟弱的人，那樣一種不能讀書、不能寫作、不能思考的日子，我無法長久地堅持下去。於我而言，只要有書讀，他鄉會比故鄉更親切，地獄也能變成天堂。抵達美國之後第二個月，我開始在維吉尼亞鄉間重建書房，有了更大的房間，有了更漂亮的書桌，更可以從美國、台灣和香港的網路書店自由地訂購好書。我再也不必像在國內時，擔心海外朋友郵寄來的書籍被海關查扣和沒收。我的藏書數量迅速攀升，我用書籍這味靈丹妙藥消滅了許多背井離鄉之人揮之不去的「流亡者的鄉愁」。我的書房是我的王國，我是我的書房的國王。

與一本好書的迎面相遇，如同一段溫馨的友情的開端。在我的藏書中，有不少是作者或出版社的贈書，這是作為寫書人得天獨厚的優勢。比如，作為「非賣品」的線裝詩集《我們都是李旺陽》，就是從香港到台灣，再輾轉到我手上，並被我帶回書房。二○一三年春，我第一次到台南，由國際特赦組織台南小組為我舉辦了一場演講會。會後，王興中和王昭文兩位學者陪我去一家咖啡館，我看到牆上掛了一幅署名「智海」的李旺陽吊死在坦克上的漫畫，不禁感到好奇：發生在遙遠的中國湖南的這樁人權案件，為何能引起台南民眾的高度關切？

回到美國之後，我在臉書上聯絡到這家咖啡館的老闆、同時也是台南最雅致的舊書店草祭書店老闆的蔡漢忠。蔡先生說，這張漫畫取自詩集《我們都是李旺陽》一書，書中的詩歌和漫畫大都出自香港年輕一代社運人士之手。有一小部分書曾在草祭書店展示，現在還剩最後一本，可以留下來送給我。等到二○一四年春，我再次來到台南，特意趕到草祭書店與蔡先生見面，並得到了這本寶貴的書。

本書收錄的這五十本著作中，有兩位作者—許志永和徐曉—是在我逃離中國之後失去自由、成為良心犯的，而且他們都是「二進宮」。這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人權狀況和言論自由狀況的真相，無需再說多餘的廢話了。在這五十本書的作者中，有過牢獄之災經歷的還有巫寧坤、柏楊（坐過國民黨的綠島監獄）、楊曦光（楊小凱）、趙紫陽（被軟禁至死）、吳偉、廖亦武、冉雲飛等人；被迫走上流亡道路的有方勵之、蘇曉康、廖亦武、達賴喇嘛等人，而著作遭到中共宣傳部明令查禁的則有余英時、許知遠、哈金以及書中幾乎所有的外國作者。我並不是有意要將這麼多具有異端色彩的作家和作品聚集在一起，直到整理成書的時候，我才驚嘆說：原來真的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啊。

二○一三年，我在水牛出版社出版了《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香港版名為《解毒國民教育：通往心靈自由的五十本書》）。書已出版，但中國繼續發生翻天覆地的蛻變，觀察、評論和研究中國的著作亦在新鮮出爐。這讓我有了寫作續集的想法。於是，一年多裡，完成了這本《刀尖上的中國：透視中國的五十道窗》。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認識真實的中國？比如，有人為「舌尖上的中國」而感到自豪和幸福，但對於中國只保有舌尖上的感覺就足夠了嗎？「舌尖上的中國」是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的一部家喻戶曉的系列紀錄片，介紹中國飲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未必有李安《飲食男女》的雋永和溫馨，卻採集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山珍海味並娓娓道來，讓人不禁食指大動。到了第二季，原本單純的飲食文化，卻滲入若干政治宣傳的毒素。比如，該片以很大篇幅介紹富士康廠區內巨大的中央廚房，以及數十萬工人的「豐衣足食」—然而，與此同時，工廠內連續發生數十起工人跳樓自殺的慘劇。可見，給員工提供美食，未必表示資本家有良心。聖經說得很清楚，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不久，就傳出「舌尖上的中國」的製片人因涉嫌腐敗被捕入獄、自殺未果的消息。我不知道他在監獄中能吃到什麼樣的食物。但我可以確認的一個事實是，與「舌尖上的中國」所呈現的富士康工廠裡的祥和景象相反，賈樟柯在電影《天注定》中講述的那個跳樓的民工的故事，才是富士康工人以及更多中國人「死去何足道」的真實境況。

「最壞的社會主義」與「最壞的資本主義」的結合，讓中國成為一處崇尚叢林法則的「人相食」之地。中國不在舌尖上，而在刀尖上。習近平滿身橫肉，自認為可以將刀尖當馬騎，奔向彩虹橋。但這種「刀尖上的維穩」還能持續多久？英國作家拉爾夫‧英格（William Ralph Inge）早就給出了答案：「一個人可以在刺刀上造一個王位，但卻不能坐在上面。」《刀尖上的中國》分為五卷，呈現出認識中國的五個環環相扣的面向。第一卷「淚下成河，心如火燒」，收錄十本描述當代中國現狀的書。作者們揭開「大國崛起」的面具，帶我們進入「帶著血的蒸氣的、活的中國」。第二卷「隱藏的惡，必將顯露」，收錄十本以一九八九的天安門屠殺以及八○年代中國失敗的改革為主題的著作。「八九」慘案如此深切地影響了中國此後的走向，沒有「八九」慘案就沒有今天的中國，所以八九是一把開門的鑰匙。

第三卷「尋找有時，失落有時」，收錄十本關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書。尤其是對反右、大饑荒、文革等被中共劃為禁區的題材的研究，可以讓讀者從中窺見中共嗜血之本性。第四卷「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收錄十本反省近代中國歷史以及中國文化傳統的書。看似遙遠的歷史，仍在左右著今天人們的生活，不洞察歷史，就無法突破現實的困境。第五卷「眼看不飽，耳聽不足」，收錄十本中國之外的學者、記者評述中國的著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或許外來者的觀察與研究更能切中肯綮。

這些著述，有少部分獲准在中國公開出版（有的在出版後不久即遭查禁），大部分在香港、台灣等擁有出版自由的地方問世。就內容而言，它們涵蓋了文學、歷史、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哲學、神學等諸多學科；其題材則包括小說、詩歌、傳記、回憶錄、演講集、人物訪談、隨筆、政治評論、報導文學等不同種類。無論是虛構或非虛構之作，都是尋求真相之作；它們的作者，除了居住在中國的良心知識分子（有的已身陷黑獄）和流亡海外的華人作家之外，還有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頂尖學者、外交官和記者，以及台灣、西藏、香港的學者、記者、人權活動人士、政治家和宗教領袖。這五十本書，每一本都是一塊小小的馬賽克，當它們組合起來的時候，就構成了一幅「刀尖上的中國」的栩栩如生的「清明上河圖」。

我選擇書當然有自己的標準：文字的優美、思想的敏銳、觀點的深刻、主題的獨特。每年的出版物汗牛充棟，大部分都是暴殄天物、浪費紙張的垃圾，甚至還有些是鴉片或見血封喉的劇毒。美國康乃爾大學圖書館館長肯妮（Anne R. Kenney）指出：「我感興趣的是除掉我不需要的六百萬冊書，從而找到我需要的十本書。你翻開書本閱讀文字的時候，也必須作出類似的選擇。」我不敢說我的選擇準確無誤，但我盡可能地不收錄一本劣質的書或充滿謊言的書。我希望通過這本《刀尖上的中國》，與讀者分享我的閱讀之旅；我也希望它成為一本「書中之書」，成為一張關於書房或圖書館的「地圖」。

「堅忍」和「剛毅」是紐約公共圖書館門前兩座石獅的名字，也是我選擇書籍和作者的標尺。願這些「堅忍」和「剛毅」的書，伴你度過那些不眠的漫漫長夜。

你不是我的岸，我不是你的島
李志德《無岸的旅途：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導》

現在的世界已經進入了人權高於主權的時代，台灣也已經成為世界主流文明中的合格成員，台灣民眾終於享有了不受任何強權強制的自由。在此情況下，對台灣民眾如何選擇兩岸關係，台灣政府不能實施強制，其他政權更不能！
劉曉波

被王丹譽為「一個真正的知中派記者」的李志德以《無岸的旅途》作為「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導」的新書的書名，其象徵意義呼之欲出。套用中國異議知識分子王力雄寫新疆的著作《你的西域，我的東土》的表述方式，李志德的心裡話是：「你不是我的岸，我不是你的島。」他長期採訪中國議題，親歷兩岸四地十多年來的滔滔變局，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堅持將民主、自由、人權作為最高價值。故而，其分析鞭辟入裡，其透視撥雲見日，在善與惡、真與假之間褒貶分明、毫不含糊，既有記者「以報導真相為天職」的職業操守，又有史家秉筆直書、臨山崩而不變色的勇氣，更有思想家高屋建瓴的理論高度和穿透力。如果把《無岸的旅途》與另一本同樣主題的著作、台灣報導兩岸議題的資深記者王銘義的《光華路甲9號》放在一起比較，便高下立現—後者為尊者諱、為惡者隱，在關鍵處，往往猶抱琵琶半遮面，不能點破那層窗戶紙；由於缺乏固定的價值堅守，對諸多議題和人物的判斷似是而非，比如對薄熙來及重慶模式的盛讚，在薄熙來垮台之後成了抹之不去的笑柄。

有時，一本好書的標誌就是提出一個新概念、新語彙。比如中國歷史學者吳思提出的「潛規則」，洪振快提出的「亞財政」，以及台灣學者吳介民提出的「跨海政商集團」，無不切中肯綮，並迅速膾炙人口。而李志德在《無岸的旅途》中提出的「祭司集團」的概念，堪稱「跨海政商集團」的升級版。如作者所說，所謂兩岸「祭司集團」指的是聚攏在海基、海協兩會、「國共平台」或其他藍軍大老的四周，奉「汪辜巨靈」為宗主，言必稱「九二共識」、「兩岸一家」，實則分食兩岸經濟利益的政商集團。他們將「國事」轉化為某個由親人、朋友和政黨集團的「私人事務」，從中把持和吞併相當一部分「和平紅利」。這個概念更精確地描述出該集團成員的心理及價值底蘊。比如，那場陳雲林和連戰、吳伯雄的「老朋友」的飯局，居然役使上千名警力為他們戒備、開道，甚至流血，卻覺得理所當然、毫無愧色。這種「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覺，也是「祭司集團」成員很突出的心理特徵。

「祭司集團」是如何打造「九二共識」的？
這本書最精彩的部分，是抽絲剝繭地梳理了「祭司集團」打造「九二共識」這個彌天大謊的過程。

曾幾何時，「九二共識」成為兩岸關係中的一道「緊箍咒」。用李志德的說法就是：「海峽兩岸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價值觀所帶來的爭議，都隨著『九二共識』的確立而擱置。如果有人堅持要再提出這些分歧之處，就是『不識時務』，就是『看不到兩岸和平歷史潮流』的『麻煩製造者』。」

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柯文哲表示，他長期以來對「九二共識」最大的疑慮是「到底內容是什麼？」話音剛落，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立即在記者會上作出回應—「九二共識」的核心是，海峽兩岸各自以口頭方式表示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是，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否定了「九二共識」的存在。李登輝指出，九十年代初，中國拋出的題目是「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但當時他執行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也就是俗稱的「凍省」，並主張「台灣與中國是國與國關係」。所以，前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蘇起發明的「九二共識」這個名詞，當時並不被中國承認。而現在中國主張的「九二共識」，是指「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這是台灣人民不能接受的。

所有的爭議都要還原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中才會有真相。參與會談的汪辜二人都已過世，但李志德還原了辜振甫一九九八年的中國之行，辜在與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會談時，直言不諱地指出，兩岸關係的障礙是「大陸當局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江澤民回應說，自己也是「民國時代」的過來人，當場唱起「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還意猶未盡地背誦《國父遺囑》。媒體多聚焦於江澤民「人來瘋」的性格，李志德關注的卻是辜振甫「捍衛國家尊嚴的勇氣和不卑不亢的風度」，這種勇氣和風度成了絕響。

辜振甫生前並不認同「九二共識」這個詞彙，他指出：「兩岸對九二年香港會談有不同的解讀，與其用『共識』，不若用『互相諒解』或『承諾』、『附和』更能貼近事實。」這段話卻少有人提及。可見，被國共兩黨推崇的辜振甫，並非真實的辜振甫，而是被國共兩黨共同閹割、扭曲的辜振甫。

二○○八年之後，國民黨口中的「九二共識」，包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對一個中國意義各自表述」兩部分。但中共只取「一中原則」而迴避「各自表述」，二○一○年前後，更是用「一中框架」的說法，收緊了台灣「各自表述」現狀的可能性。這就是「九二共識」最為荒謬的地方：兩岸對這個名詞的內涵的理解完全不同，那麼又何來「共識」之有？買下台灣，先買下台灣媒體李志德長期在媒體任職，親身經歷了台灣媒體沉淪的過程。在台灣社會內部，媒體喪失了在白色恐怖時代都還能保有的為自由抗爭的精神和監督當權者的立場，淪為經濟和強權的奴隸。很多媒體不能提供有益的資訊、不能促進公民社會的成長、不能讓人民變得更加聰明，反而加速社會的空洞化、無聊化和庸俗化，以「小確信」作為麻醉民眾的精神鴉片。所以，媒體對台灣民主的倒退和威權的回潮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

在對外方面，隨著中國以巨資投入外宣和國際統戰領域，台灣媒體首當其衝成為第一批受害者。中共以宣傳起家，深知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的重要性，在當前的情勢之下，打下台灣，不如買下台灣；買下台灣，則要先買下台灣媒體。對此，李志德分析說，二○○九年以來的「商業模式」，「買方」是中國各省市政府，緊緊抓住中共中央發展兩岸關係的政策，由省委書記領軍，藉著探親、採購等各種名目，力求在兩岸關係取得成績。想被外界看到成績，就要靠媒體報導。怎麼保證媒體一定、且以夠大的篇幅報導？中共宣傳部當然不可能對台灣媒體直接下令要求。花錢買，就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賣方」則是一部分台灣主流媒體、電視台和報社。

李志德舉出的例子之一是大名鼎鼎的旺旺中時集團，我稱之為「《人民日報》之台灣版」。有了旺中集團的媒體，共產黨的黨營媒體不必親臨台灣，就能事半功倍、如願以償。旺中集團在北京成立文化傳媒公司，從事「兩岸文化及經濟交流」，「兩岸城市營銷」等業務。甚至針對中共省市長的訪台團行程，向各省市宣傳部接洽，提供整套宣傳方案。除了在自己所屬的傳媒刊出報導，還把宣傳計畫「發包」給台灣其它媒體，明碼實價地約定好刊登日期、見報字數、篇幅和價格。

於是，這一套由台灣媒體經營者和中國官方共同打造的「商業模式」，徹底改變了在中國工作的台灣記者和採訪對象的關係。記者失去了與採訪對象平起平坐的自信和膽量。看在一部分媒體老闆眼裡，崛起的中國商機無限。更有出手買下媒體的大老闆，決定讓記者從「扒糞」轉去「淘金」。

李志德採訪到患癌症去世前的劉正慶，這位前《中國時報》駐西安記者，在死亡的陰影下，將自己那幾年的工作真相一一道來—他不是「無冕之王」的記者，而是卑躬屈膝的廣告員。有多少駐中國的台灣記者與之有相同或相似的命運呢？而中共對台灣媒體的掌控度，甚至讓國民黨亦望塵莫及。很多台灣媒體敢罵國民黨和馬英九，卻不敢罵共產黨和習近平。

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這種奇特的現象：一個國家將兩千枚導彈對準另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同時還能深切地影響和控制另一個國家的媒體、文化和教育領域。那麼，後者的所謂「獨立」，豈不成了空中樓閣？

華人世界的「盜火者」如何結盟？

美國電影《復仇者聯盟》（The Avengers）是「超級英雄」的大雜燴，同時也是世界電影史上票房收入第三高的電影。異想天開的編劇和導演，將不同時期出現在美國電影史上的英雄人物壓縮在一部電影裡，讓他們聯袂並肩，共同對抗邪惡勢力。張飛打岳飛，打得漫天飛，煞是好看。

這個名字引發了我的聯想。面對吳介民所謂的「跨海政商集團」或李志德所謂的「祭司集團」，本來就很弱小而且分散的反抗者們，非常容易被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那麼，反抗者有沒有可能結成廣泛的聯盟呢？李志德將反抗者們命名為「盜火者」，跟那些單單將目光瞄準檯面上指點江山的掌權者的記者不一樣，他用很大的篇幅描寫那群如同壓傷的蘆葦的盜火者的故事。從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到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再到中國的《零八憲章》運動；從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到訴求各異的社運團體，再到青澀而堅決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可以說，整個華人世界的「盜火者」們，一一在這本書中走馬燈式地閃亮登場。作為記者，他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

在本書中，李志德專門用題為《北京玉淵潭南路九號院》的章節，描寫劉曉波和他的同行者們的故事。這個地名，讓我憤怒和憂傷。這個地名，是劉曉波尚未入住的家，是他妻子劉霞被軟禁的地方。這個地方，我曾經去過，被阻攔在外，如今更是遠在千山萬水之外。很少有台灣記者聚焦於此處，而李志德是最關注劉曉波案的台灣記者之一。

他考察了劉曉波有關台灣議題的論述後發現，儘管劉曉波沒有到過台灣，但「劉曉波對兩岸關係的主張，不論就其視野之廣、體系之完整以及體現進步價值的超前程度，即使擺在中國維權或民運人士中都是極為罕見的。不少中國民運人士即使反對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但仍然毫無抵抗地服膺在國族主義的『大一統』思想之下。」由此，他概括出劉曉波的理想與台灣人的理想的交集—為思想主張而入獄的劉曉波，至少有一部分牢也是替台灣人坐的。那麼，如果中國、香港、澳門以及海外的民主人士，與台灣的公民社會彼此呼應和聲援，必定能夠形成一股更大的抵抗力量。既然喪鐘為每一個人而鳴，凱歌也當為每一個人高奏，因為大家共同的理想是一個自由的世界。

那麼，如何達成「盜火者聯盟」的建立呢？李志德的這本書本身就是一道橋樑：對台灣讀者而言，可以從這本書的「彼岸」部分，了解到在被中共收買和收編的台灣主流媒體上看不到的中國的真相，尤其是將在未來主導中國歷史進程的反抗者們的故事；對中國讀者而言，可以從這本書的「此岸」部分，了解台灣當下真實的民心向背，以避免出現太陽花學運興起之時，若干中國公知站在國民黨當權派一邊、辱罵學生和公民團體的荒腔走板的言論。

我與李志德一樣，深信未來的自由中國和自由台灣，雖然「我是我，你是你」，卻可以成為彼此吸引和扶持的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