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女性主義神學

既可憐且偉大：後殖民下之女性形象（摘自《亞洲女性主義神學》，第81-88頁）

原居台灣的基督教領袖宋泉盛（C. S. Song）在一篇文章裡，形容亞洲的文化就是一個在支配文化之中的苦難文化。他說了一個可憐的中國婦女的故事，故事關於一個叫李翠蓮的媳婦如何在十三世紀晚期的傳統中國家庭裡受苦。在故事裡，李氏因為不屈服於翁姑的無理要求和抱怨，而被翁姑及她自己的父母排斥，故事以李氏決心出家為尼作結。宋泉盛這樣評價那位「解放」了的女主角：「在這中國的地方戲曲裡，不是充滿著女性主義神學嗎？我們不必外求於西方。亞洲女性主義神學早在我們的苦難文化裡深深扎根，我們必須探究故事、戲曲、歌謠、詩歌裡敘述的生活文化，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女性主義神學是亞洲數千年以來的活神學。」
宋泉盛敘述了其他亞洲可憐婦女的故事，但對他來說，最重要是講述亞洲抵抗西方宣教神學的故事。好像李翠蓮的婦女，可從兩方面代表了亞洲人：她們在不人道的壓迫制度下受盡苦難；但她們亦是女英雄，勇於爭取「解放」自己，並挑戰亞洲社會的層級結構。因此，她們代表了一個活生生的亞洲婦女神學傳統，其數量之多甚至連亞洲男女也不用借用西方的女性主義神學了。
這些可憐但勇敢的婦女，其感人故事不斷在亞洲婦女的筆下出現。李愚貞（Lee Oo Chung）在她的《尋找女祖的精神》（In Search for Our Foremothers' Spirituality）裡所勾勒的兩個形象，便是一例。在〈亞洲婦女的現實：窮困與壓迫〉一章，她一開始先讚揚耶穌的事工：「祂非常關心窮困的、受壓迫的，尤其關心窮困的婦女，因此……自稱為耶穌門徒的基督徒婦女，也必須因主之名關心窮困的婦女。」接下來，李愚貞展示出亞洲可憐婦女的困境，她把她們分成幾類：鄉城移民、工廠工人、貧民區婦女、參與賣淫和性旅遊業的婦女、女僕、鄉村婦女。瀏覽這些婦女的情況，盡是惱人的困境，她們都是在窮困和父權的雙重壓迫下，受盡歧視剝削。李愚貞總結說，她在該章裡展現的，只是「亞洲可憐婦女的苦難之冰山一角」。
在接下來題為〈亞洲婦女：社會轉變的領導者〉一章裡，李愚貞雖然仍有提及在男性主導的政治、經濟結構下，女性受壓迫和剝削的情況，但她也敘述了那些成為社會領導人的女性如何作出貢獻。她指出，在亞洲，婦女只擁有全世界財富的百分之一，但她們卻承擔了百分之六十六「人類賴以生存」的工作。在社會裡，婦女地位仍普遍低微，然而她們卻為了兄弟、家庭、國家而作出極大犧牲。……
亞洲可憐婦女心力交瘁的類似故事，還有把婦女的困苦與勇氣作對照的主題，隨處可見，近乎可見於每一篇亞洲女性主義神學論著。……
然而，據拉達基斯南（R. Radhakrishnan）的說法，先將作為例子的婦女視為痛苦最深的受害者，繼而視為偉大婦女，這兩種並列的形象，其實從一開始已成為民族意識形態的隱伏力量。他與查特基（Chatter jee）的說法相呼應，認為婦女身上的自我矛盾再現，是用來表達民族意識形態裡的分裂，因為現代性與傳統嚴重衝突──承認物質條件落後的民族良心，與民族尊嚴互相衝突。矛盾地將婦女同時歸類為民族受害者及民族女鬥士，正反映了上述的意識形態分裂情況。由此，今日亞洲神學的婦女問題，成了後殖民身分認同的問題，多於是婦女本身的利益問題。
雖然沒有明確跡象顯示今天的亞洲基督教論著傾向於男性的操控，但是上述的女性化策略在亞洲神學裡實在明顯不過。也就是說，那些被再三踐踏的亞洲可憐婦女，被利用為亞洲人民苦難的轉喻詞，繼而成為基督教政治行動的母題。這個婦女象徵，假定她包含了亞洲社會貧苦大眾的一切經驗，包括侮辱、暴力、壓迫、剝削、悲傷、痛苦、憤怒；她也包含了勇氣和希望，以眼淚、吶喊、自我犧牲為亞洲人民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