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斷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簡體書）

二十世紀中葉以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相繼邁入了所謂的後工業時代，在這一時期，以資訊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進步給經濟和社會的傳統運行模式和組織方式帶來了重大的改變，舊有的社會規範和文化價值也遭到嚴重的衝擊，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普遍表現為犯罪率、離婚率、未婚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和社會信任度的明顯降低，福山將此種種與“社會資本”有關的指標的惡化現象總結為“大斷裂”。究竟何種原因導致了發達社會大斷裂的出現？這是否是資本主義社會轉型不可避免的宿命？它們又是如何走出大斷裂的？本書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索。在福山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主義的不斷膨脹儘管造成了傳統權威和社會規範不同程度的消解，但基於個體理性和競爭關係自發產生的互惠利他合作仍然是形成各種形式社會聯結和社會資本的基石。在新技術條件下，社會組織結構的扁平化促成了社會網路的興起，使得社會資本對於構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更大，但等級制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山相信，即使面臨技術、經濟和社會的重大轉型，社會秩序始終都會在既有等級制又有自發性的源泉中產生。大斷裂不可避免，但社會規範的重建也始終可期。他列舉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斷裂亂象逐漸消退、社會資本重新積累的若干證據，對此結論進行了說明。在本書中，福山一如既往地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制度表示了信心。他認為，現時代的後工業資本主義經濟會產生對社會資本的持續需求，長遠看，它也有能力提供足夠數量的社會資本以滿足其需求。他甚至對技術發展能夠幫助人類生活實現人的整全性表示出樂觀。在社會和道德領域表現出的歷史週期性，需要也終將通過人類自身重建社會秩序的強大能力來克服。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弗裡曼斯伯格裡國際問題研究所奧利弗諾梅裡尼高級研究員，此前曾任教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茲高等國際研究院、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企劃局副局長、蘭德公司研究員。著有《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國》、《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現居加利福尼亞。

譯者：唐磊，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翻譯協會專家會員，主要從事知識社會學與海外中國學研究。

編輯推薦
★梁文道、劉瑜、熊培雲、許知遠連袂主編——“理想國譯叢”（MIRROR）系列之一（010）——保持開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本書有劉瑜專文導讀“西方的危機？”。
★《大斷裂》是一部不但重要，還有野心的作品。它試圖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樑，從而給陳腐不堪且風格化的爭論注入活力並使討論更為貼近現實。——美國著名政治作家佛吉尼亞波斯特爾（Virginia Postrel）
★在有自由的地方，社會危機通常總有出路，因為自由允許並鼓勵試錯與糾錯，從而避免了故步自封。在這個意義上，西方人隔三差五的“西方沒落論”，與其說是一種幸災樂禍的“唱衰”，不如說是一種居安思危的警報。福山的《大斷裂》也同樣如此。——劉瑜（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媒體評論
★福山並不悲觀。他分析了近幾個世紀裡發生大斷裂時的社會起伏，並相信我們這個時代中的創造性同過去一樣，會在大斷裂之後帶來新的和諧。
——《宏觀歷史》雜誌（Microhistory）

★你是否還在擔心違法犯罪率的上升、虐童案件的增加以及已在過去三十年裡主導公共生活的憤世嫉俗風氣？福山告訴我們不需要擔心：他認為我們即將邁入新的紀元，在那裡，民眾、公共機構以及領導人會為更為道德的生活而努力。
——《華盛頓郵報》書評（Washington Post）

★無論人們怎樣看待福山的理論，他對社會資料的詳細闡述以及對多種資料解讀的批判性理解都使得該書開券有益。——《經濟學人》雜誌執行主編安東尼戈特利布（Anthony Gottlieb）

導　讀　西方的危機？ / 劉瑜
致　謝

第一部分　大斷裂
第 1 章　也算“導言”
第 2 章　犯罪、家庭和信任 ：怎麼了
第 3 章　關於原因的一般看法
第 4 章　人口、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原因
第 5 章　女性的特殊作用
第 6 章　大斷裂的後果
第 7 章　大斷裂不可避免嗎

第二部分　論道德的譜系
第 8 章　規範從何而來

第 9 章　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
第 10 章　合作的起源
第 11 章　自我組織
第 12 章　技術、網路與社會資本
第 13 章　自發性的局限和等級制的必然
第 14 章　超越“76 號洞穴”

第三部分　大重建
第 15 章　資本主義將會耗盡社會資本嗎
第 16 章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重建

附 錄　附加材料及其來源
注 釋
索 引

社會秩序對於自由民主的未來何以重要
在現代這個資訊時代，民主國家遭遇的最大挑戰之一便是它們在面對技術和經濟變革時能否保持其社會秩序。20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歐洲、亞洲和原先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湧現出了諸多新興民主國家，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也將之稱為“第三次浪潮”，但這是一次民主的浪潮。正如我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所論述過的，政治體制向現代自由民主方向演進，背後有一個強有力的邏輯，它建立在經濟發展同穩定的民主政治相互支持的基礎上。對世界上那些最發達的經濟體國家而言，政治和經濟體制的相互融合是緩慢形成的，沒有像現在我們所面對的自由政治與經濟體制顧此失彼的選擇。

然而，新的民主化浪潮雖然同樣是進步的趨勢，卻不一定在道德和社會發展方面得以體現。當代自由民主國家滑向極端個人主義的趨勢可能是它們最大的長期癥結所在，這在民主國家中個人主義最突出的美國表現尤甚。現代自由主義體制國家以奉行如下觀念為前提，即為政治安定計，政府不會在各種宗教和傳統文化所主張的道德訴求間採取有所偏倚的態度。教會和國家相互獨立；在事關終極目的和本性善惡這類道德倫理的重大問題上接受多元主義。寬容成為基本的美德。以法律制度的透明框架而非道德一統來形成社會秩序。這樣的政治體系不需要人民務必德行高尚，只要他們出於私己的利益而保持理性並遵守法律。同理，與政治自由主義攜手同行的、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也只需要人們根據長遠的個人利益來實現最優的社會化生產及分配。

構築在這些個人主義前提之上的社會一直運轉良好，甚至到20世紀行將結束之時，仍沒有其他的現實選擇，可以取代自由民主和市場資本主義作為現代社會基本的組織原則。要構築社會，個人利益較諸美德是一個低位的但卻是更可靠的基礎。法治的創立是西方文明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之一，比起缺少法治傳統的國家，這一成就所帶來的福利實在過於明顯。

不過，就算正式的法律和政治經濟體制具有關鍵意義，但它們仍不足以確保現代社會得以成功。自由民主始終都需要某些共用的文化價值觀念保駕護航才不至於出偏。當我們比較美國和拉美國家時，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當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其他拉美國家在19世紀取得獨立時，很多都效法美國的總統制建立起正式的民主體制和法律體系。但自那以後，沒有一個拉美國家美國那樣實現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民主體制的有效運轉，儘管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在20世紀80年代末重新回到民主政體上來。

這裡有錯綜複雜的歷史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則是最要緊的：最早殖民美國的是英國，美國承繼的不僅有英國的法律體系還有其文化，而拉美承繼的是各式各樣的伊比利亞半島文化傳統。儘管美國憲法規定教會與政府相互獨立，但新教在美國建國時期對於形成美國文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新教不僅促進了美國的個人主義，同時也促進了托克維爾（Alexisde Tocqueville）所稱揚的美國的“結社的藝術”，即社會傾向于通過大量自發形成的團體和社團基礎進行自我組織。美國公民社會的活躍對其民主體制的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繁榮均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相較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國及拉丁天主教（Latin Catholic）的傳統強化了對教會和政府這樣大的中央集權機構的依賴，也就造成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相對薄弱。同樣的對比存在於北歐和南歐之間，二者保持現代體制運轉的能力差別同樣來自宗教遺產和文化傳統的影響。

大多數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問題在於，文化上的先決條件不是想有便有的。包括美國在內的最成功的那些國家，其穩固的正式制度有幸能得到靈活多變的非正式文化的調適。可是，面對技術、經濟和社會變遷的衝擊，正式制度自身中沒有什麼東西能保證民間社會繼續享有那些文化價值和規範。相反，在正式制度中建立起來的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和寬容精神有利於鼓勵文化的多樣性，從而有能力告別承繼自舊時代的道德價值觀。此外，變化活躍、技術上富於創新的經濟從根本上會對現存的社會關係結構產生破壞。如此一來，宏大的政經體制便會走上一條長期向著世俗化方向發展的道路，社會生活也體現出更多的週期律。某一歷史時期運轉良好的社會規範如果遭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破壞，社會就不得不努力挽回敗勢，以期在變局中重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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