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百年：人文篇

主編的話

中央大學的人文精神
 
楊祖漢
 
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算起，中央大學已經度過了一百年的光陰。在南京及重慶時期的「中央大學」，由於是首都的大學，院系完整，而且教授陣容堅強，教研成果豐碩，被認為可以與北方的北京大學並稱的一流大學。而在人文學術方面，如文史哲各領域上的表現，尤為突出，而且很有特色。在對中西文化的態度上來看，中大與以北大為首，以新文化運動的思潮為主流的見解，可以說是相對立的。中大的老師們多不贊成全盤西化。台灣中央大學人文學術的現狀，也相當程度承繼了這一學風。編輯這本論文集是希望作一反省回思，顯揚在這百年的中大歲月，於人文學術方面留下深刻足跡的人物。
 
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教授應「余紀忠講座」之邀請，來中央大學發表演講，〈冷酷異境的火種──現代文學與公民社會〉是當時演講的紀錄。這篇講稿深刻地敘述了文學與社會的關係與互動，表達了近現代大陸與港臺許多文學家面對當時情境的深刻感受與給出的反應，及對社會的影響。文中提到頗多有關南京時代與現代中央大學的事情，可以看到中央大學培養出來的文學家或文學工作者對社會的影響，故我們把王教授這篇力作放在本書的首篇，藉著這篇論文，也可以對中大百年的時代背景，作一鳥瞰。王教授文中提到美國二十世紀初年著名的新人文主義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這位對東、西文化都有深刻了解，當時被稱為最博學的思想家，對中央大學有深刻的影響。中大前身東南大學時代所成立的《學衡》雜誌及後來被稱為「學衡學派」的諸位學者，多是白璧德的學生，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對西方文化應如何吸收，與北大《新青年》陣營的觀點不同，在當時也頗有影響力。學衡學派的重要人物如柳詒徵（1880-1956）、梅光迪（1890-1945）、胡先驌（1894-1968）、吳宓（1894-1978）等，都在東南大學及後來的中央大學任教。他們並不反對吸收西方文化之長，但認為應該平觀中西文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也必須肯定，他們深受白氏新人文主義的影響。白氏對當時孔子思想在中國社會的衰微深感不安，他曾反覆告誡中國弟子，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把洗澡水與小孩一塊扔掉」。
 
本書第二篇論文，汪榮祖教授〈老中央大學的人文傳統──論當年學界的一場南北戰爭〉，對於學衡學派諸君子與北大《新青年》思想的不同，尤其是在對文言文的不同態度，有明白的論述，他用「南北戰爭」來稱這一次的論爭，甚為傳神。傅宏星教授〈依依回首臺城柳，辛苦三年遺恨長──吳宓與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對當年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的情況，作了很有史學價值的記述，文中對吳宓、梅光迪在當時的貢獻與遺恨，都有平實的討論。當時的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是以「新人文主義」為教育宗旨，要讓學生成為學問淵博，思想深邃，識見卓越，志節奇特的全面的人，此可見當年吳、梅二人的理想。另外，文中述及張諤當時在英語教學上的貢獻，頗有參考價值。
 
郭秉文與羅家倫可說是大陸時期中央大學的兩位重要的校長。現在臺灣中央大學的校園內，有「秉文堂」與「志希館」，便是紀念他們兩位的。郭秉文在就任南高師範與東南大學校長的期間，提倡對古今中西，科學與人文均衡發展的辦學原則，為後來的中大打下良好的基礎；當然他的作為也有其美中不足處，在傅宏星教授的論文中也有一些有關的敘述。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導人之一，而他在五四的風潮席捲全國，自己也成為名人時，卻選擇到歐美留學，期望學成後對國家社會能有更大的貢獻。而他數年後返國，確在文化教育上，建立了重大的功勳。他給出了作為學生運動代表的最佳典範，是很值得現在熱衷於政治的青年人效法的。在被派任為中央大學校長前，中大學潮洶湧，但他一到任，學潮就馬上平息，學校師生回歸正常的教學與研究。他對當時中央大學的校政，作了高瞻遠矚的策劃，而他著名的《新人生觀》一書，是當時影響青年人思想非常深遠的著作，此書是他在中央大學的演講的結集。書中許多觀念，現在看來都絕不過時。李淑萍教授〈中大「秉文堂」溯源──記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之形成與實踐〉及劉學倫教授〈羅家倫與中央大學〉。對這兩位中大的名校長，作了詳實的記述。
 
在南京及重慶中央大學的年代，哲學學者很多，也很有貢獻。本書雖然未能全部論列，但書中有專文討論的宗白華、唐君毅、牟宗三幾位，當然是重要的代表人物。宗白華長期擔任中央大學哲學系的系主任，他是美學的權威學者，從在中央大學任教起，用了六十年的努力來吸收西方美學，又使中國美學成為獨立的學科。他並不用西學理論來硬套中國美學，而能夠內在於中國美學的典籍與思想，說出中國美學的奧義與特色。蕭振邦教授〈中大人宗白華的美學獨步〉對宗先生的成就，有詳細的論述，又作出他個人闡釋與評論。唐君毅與牟宗三兩位先生是當代中國哲學的大師，也是奠定當代新儒學理論的關鍵人物，這是現在學界所公認的。唐先生與南京中央大學關係十分深厚，他是中央大學的畢業生，後來在中大任教多年，許多重要的著作都在他的中大歲月中完成與發表。我的拙文〈唐君毅先生與中央大學〉對於唐先生的生平與見解，作了概略的敘述。唐先生的思想廣博深厚，並非我此文所能完整表達。牟先生除了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過一段時間外，也曾在民國75年應中央大學「柏園講座」之邀，作了一個學期的演講式的講學，引起很大的反響。李瑞全教授的〈牟宗三──重鑄儒家圓教之宗師〉，除了記載牟先生的生平外，對先生一生的學術成就，也作了雖然概括，但非常深刻有力的論述。
 
中央大學從南高師範時代開始，是以中與西、傳統與現代並重為辦學宗旨，故造就了如唐君毅先生這種博學的畢業生，而同樣也畢業於中央大學的潘重規教授，在國學上也有多方面的成就，也可以說是兼顧傳統與當代。鄭阿財教授〈潘重規教授的學術及其在中央大學的歲月〉，詳細記載了潘教授在各領域上的研究成果，文中所述潘教授與他的老師黃季剛先生初見面時，季剛先生所說讀書的要領，是非常重要的治學心得，值得有志為學的人參考。由於有唐君毅、牟宗三兩位先生打下了新儒學的基礎，中央大學的儒學研究，在臺灣學界早有其地位，現在可說是方興未艾。康珮教授〈行走人間，和生命對話──王邦雄、曾昭旭教授與中央大學〉，把王、曾兩位先生在中國哲學，尤其是儒、道兩家的研究的成果有很好的敘述。王邦雄先生在臺灣民間講學，影響力也很大；曾昭旭先生運用儒學的理念於愛情問題上，是非常突出的。康珮教授的文字流暢生動，是了解王、曾兩位先生的思想的最佳導引，此文也記載了當年王、曾二位在中央大學講學時，推動中國哲學的研究所引發的熱潮。當時余傳韜校長是這一熱潮的推手，牟先生的回中大講學與中文系成立研究所都是這個時候的事，哲學研究所也隨後創辦。
 
傳統與當代並重的學風也相當程度體現在中央大學中文系的文學研究上，古典文學與當代文學都是中文系研究與教學的重點。陳家煌教授〈張夢機教授與中央大學〉，記述了當代台灣古典詩人中的翹楚張夢機教授的生平與詩學的成就。夢機教授大學畢業於體育系，後來卻是國文研究所的博士，而且成為詩學的大家，這在體育系的畢業生而言，恐怕是空前絕後的。夢機教授在五十歲時不幸中風，有一段時間不能上課，當時中大中文系的教授們義務代為授課，讓夢機教授不致因病而離開教職，也因而可以安度晚年，這一段重現了古代師友風義的事蹟，現在仍傳為美談。吳梅、盧前（冀野）兩位是有名的戲曲大家，他們都曾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而現在由洪惟助教授所主持的中央大學戲曲研究室，是公認的崑劇的文物收藏與研究的重鎮。孫致文教授〈弦誦斯崇，甲於南東──中大戲曲教育的奠基、傳承與開展〉說出了戲曲的研究在中央大學，其實是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孫教授此文也表達了希望中國傳統的戲曲藝術，能在臺灣傳承、壯大的宏願。
 
以上對本書各篇論文的介紹，雖是簡述，但似乎已表達出這百年來的中央大學，在人文學術方面的研究，其實是自覺地以人文精神或人文主義為宗旨的，因此本書所謂的〈人文篇〉並不只就人文學術與自然科學的不同來說，而亦是認為重振人文精神是中央大學百年來辦學的一個重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