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勝看八年：抗戰史新視界

一本「複雜中尋求簡單，熟悉中找出陌生」的抗戰史

文、史大師，同聲稱「讚」
全書一百多幅抗戰珍藏史料
首度集中曝光

齊邦媛 白先勇 感動推薦
呂芳上 林桶法 劉維開 專業推薦

全世界都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氛圍中，最被掩蓋的「中國戰事」──八年對日抗戰，已經清楚呈現在世人眼前了嗎？
歷史像轟隆隆的列車經過，塵灰滿天，雜音貫耳，只有在塵埃落定之後，透過現場記憶的拼圖、重要文件的解密、多方時空的鏈結、人情義理的佐證，終能還原時態的真貌。
本書由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撰寫，完全出離了慘烈帶來的情緒偏激，解脫了政治兩極的立場桎梏，根據第一手研究資料，劫後餘存的珍貴影像，說一場離現在還並不太遠的戰爭，說一個近代史上大規模反抗侵略最有骨氣的故事。

抗戰過去七十年了，我的心上刻滿彈痕。九十歲還有很強烈的意志力，不是只為了活著，而是有話要說，有尊嚴要爭，我希望多一點年輕人來寫我們的故事，就像這本書。
──《巨流河》作者、台灣大學榮譽教授 齊邦媛

作者言簡意賅，將八年抗戰的來龍去脈重點式敘述得清楚明白，這是一本每個大學生都應該一讀的抗戰史入門。
——作家、加州大學榮譽教授 白先勇

這是一本「複雜中尋求簡單，熟悉中找出陌生」的抗戰史。在舊輪廓中屢見新說，
而且看不到教條口號，取而代之娓娓道來的是戰時中國的人與事。「信而有徵」、「不落俗套」，是中國抗戰勝利七十年的最佳獻禮。
──國史館館長 呂芳上

對史料的靈活駕馭，具史識的清晰論述，本書架起了研究者與普通讀者之間順暢無阻的橋梁。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桶法

作者透過大量當事人的回憶，使讀者理解為何抗戰，為誰抗戰，什麼是抗戰勝利的關鍵因素。這是一本看過之後，值得深思的抗戰史。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曾經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撰稿，現從事著述、翻譯、近代史紀錄片及講座策畫。
　著有《三國和你想的不一樣》、《蔣氏家族生活祕史》、《個人旅行：西雅圖》、《愛新覺羅．玄燁：抹粉的聖君》、《一本就懂中國史》、《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與白先勇合著）等；譯有《大清帝國的衰亡》、《中國將稱霸21世紀嗎？》、《謊言的年代：薩拉馬戈雜文集》、《漫遊中古英格蘭》等書。

序 新視界出現後，期待史詩


「如果戰後沒有內戰，有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史家一定會把這些抗日的歷史寫成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美國史家Lloyd E. Eastman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投降，中國人總算渡過八年如夢魘般的悲慘歲月。
在戰爭中，日本固然掉入了難以自拔的「中國泥潭」（China’s quagmire），中國國民政府則在獲得遍體鱗傷之皮洛式勝利（Pyrrhic victory）後，隨即江山易色，勝利者反變成另一場戰爭的失敗者。其後政局的演變，似乎很難給兩岸史家環境和時間，寫出一本恰如其份的抗日戰爭史。
如果說抗戰是八年，那麼「九一八」後的六年是中國忍氣吞聲、一再退讓的隱忍時期。七七事變應該是中國人吃盡苦頭、退無可退的情況下，為求生存而奮起的開端。此後的九十七個月，在烽火下的中國百姓，過的何止漫漫長夜。八年中，前五十三個月，中國孤軍奮鬥，後四年才有盟軍並肩作戰，其間大小戰鬥無數，國軍確實是勝少敗多，即使勝利前夕，說國命堪危也不為過。此中原因之一是敵我國力懸殊，國軍應戰有如以中古戰士對上現代化的日軍，靠的是堅忍和毅力。一九四○年在湖北棗陽戰役中，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張自忠與敵激戰九晝夜，命令部隊死守陣地，沒子彈用刺刀、用大刀、用石頭、用牙齒與敵纏鬥、拚個死活，這是以原始身軀對付現代武器的場景；又如戴安瀾，一九四二年三月率二○○師遠征軍入緬作戰，英軍司令佩服他帶著為數有限的精銳之師，遠征異域，竟能以寡擊眾殲敵五千，最後魂留異邦。
從戰前到抗戰末期，國軍在裝備、補給和訓練，都未上軌道，多半官兵素質不佳。這樣的軍隊能打垮強悍的日本「皇軍」，已故的美國史家易勞逸（Lloyd E. Eastman）說過這麼一番話：

為國府說句公道話，它與一個組織、訓練、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英國從美國獲得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中國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

他又說如果戰後沒有內戰，有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史家一定會把這些抗日的歷史寫成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
其實，二戰中的中國戰場抗日史，最需回答兩個問題：一是從抗戰開始，中國即面臨一個必敗的局面，卻終於贏得最後的勝利，靠的是什麼？二、勝利者於戰爭結束後，隨即遭逢失敗，勝敗之間，又有什麼關鍵因素？戰爭要付出怎樣的代價？抗戰的價值與意義何在？這本書透露一些玄機。
作者廖彥博是史界青年俊秀，他知識廣博、筆端細緻、文字優美，其著作極能吸引讀者。由於篇幅限制，本書對抗日戰史不能暢所欲言，因此在寫作手法上，試圖在複雜中尋求簡單，在熟悉中找出陌生。因為「簡單」，可以讓讀者很快掌握八年抗戰史的輪廓，明白戰爭始末；因為有「陌生」，故可以屢見新說，不會人云亦云，了無新義。尤其重要的是，這一本書看不到政治教條、信仰口號、偉人說教、特定史觀等陳腔濫調，取而代之娓娓道來的是戰時中國的人與事。顯然作者深切瞭解：歷史作品如認同特定主張，依附權勢，必會據其偏見「發明」歷史，必會隨政局浮沉；但如能依靠文獻，據實以道，就會「發現」歷史，給人客觀與信賴。這本抗戰史，有回溯、有前瞻，有多角度的回想、多元的詮釋，是部「信而有徵」、「不落俗套」的歷史著作，是中國抗戰勝利七十年的最佳獻禮。
呂芳上 謹誌
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歷史學家，尤專長於中國近現代史。曾任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現任國史館館長。)

序　新視界出現後，期待史詩 呂芳上

第一章　七月七日深夜的盧溝橋
第二章　血肉長城：淞滬會戰
第三章　「到大後方去！」
第四章　大戰台兒莊
第五章　苦難深重
第六章　重慶大轟炸
第七章　孤軍奮戰
第八章　遍體鱗傷的強國
第九章　一號作戰：日本空前攻勢
第十章　驚天動地：衡陽保衛戰
第十一章　天亮前的堅持
第十二章　勝利的代價

第五章 苦難深重 1938-1939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台兒莊大勝的消息傳到中國的臨時首都武漢。在滿城鞭炮、歡慶遊行聲中，得到捷報的蔣中正委員長，反而顯得憂心忡忡。他在這天的日記裡寫下：

接台兒莊捷報，即令宣傳部勿事鋪張，免敵不得下場也。下午滿城鞭爆聲，自午至夜不絕於耳，聞聲生憂而作歎矣。

為什麼會「聞聲生憂」呢？此時蔣內心正不斷焦思盤算，思考各種可能的局勢發展和變化。上段日記裡的「免敵不得下場」，在同天日記的另一段裡，就有答案：

敵以台兒莊慘敗必圖報復，其攻俄計畫，因此停頓，轉以主力攻我乎。

在四月的武漢，滿城歡慶與爆仗聲裡，蔣中正卻沒有喜悅情緒，他正在密切注意中俄邊境上的局勢，憂心日本在慘敗之後，將會調集原本防禦蘇聯的主力師團，轉而向中國方面進攻。這樣夾雜著勝利和憂慮、希望與威脅交替出現的日子，正是抗戰初期短短不到一年「武漢時期」的最好寫照。

武漢時期

雖然平津、上海相繼失守，國都南京也淪陷在日本的鐵蹄底下，武漢時期的民心士氣仍然維持在高點。就在台兒莊的中日兩軍還在激戰之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除了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之外，還推舉蔣中正、汪精衛出任黨的正副總裁。對此，蔣的反應是：

為黨國奮鬥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本黨動搖已十有五年，至今方得穩定，真為不幸中之幸乎。

原先在抗戰爆發之初，國民政府準備設立大本營，以蔣中正出任大元帥，統領三軍，指揮作戰，但是蔣認為這只是虛名而婉拒，仍然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領導抗戰。在軍委會的布置下，分全國為六個戰區，編定各軍戰鬥序列，重整旗鼓，迎戰日軍。「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游擊戰輔助正規戰」的持久戰略，此時也已經確立，成為抗戰的最高戰略方針。
政府為了團結各界，一致抗戰，做出許多努力。本來預定進行的制憲國民大會全國選舉，因為抗戰爆發而停擺，政府於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改以設立國民參政會作為替代。國民參政會遴選國內各黨派、團體和僑界人士出任參政員。國民參政員可備政府諮詢，並且向政府提出質詢，是抗戰時期惟一的中央民意機關。為了表示舉國團結，中共的毛澤東、董必武等人，也被政府遴選為國民參政員（不過毛澤東從來沒有出席過會議）。
蔣中正和國民政府在戰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是為了避免抗日之際，還必須同時應付中共。既然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願意接受政府領導，保證實行三民主義，於是改組後擴大編制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同樣也讓前來武漢共赴國難的中共人士加入。政治部部長由陳誠兼任，副部長則是周恩來；政治部下轄三廳，主管宣傳的第三廳，由著名左派文人郭沫若擔任廳長，許多在此前還是政府緝捕對象、抱持反政府立場的左派文藝人士，像田漢、洪深等，這時也在第三廳任職。政治部第三廳努力工作，組織了話劇、歌唱隊，到處巡迴公演，宣揚抗戰。這些年輕熱誠的工作隊員深入窮鄉僻壤，在廟埕村口跳跳唱唱，對著幾乎完全不識字的農民，用劇情、念白和演技，告訴他們為什麼必須愛國、為什麼必須抗日的道理，又為什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放下你的鞭子》就是這樣的一齣抗日愛國宣傳話劇。這齣話劇是田漢根據德國作家歌德（Johann von Goethe）小說所改編，寫成適合街頭演出的話劇。故事描述一對父女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逃出淪陷的東北，在內地流浪，四處賣唱；某天，女兒香姐唱到中途，因為不堪飢餓而暈倒，老父氣得拿起鞭子要打，這時在觀眾裡，會有安排好的演員上前大叫一聲：「放下你的鞭子！」並奪下皮鞭，詢問原因，父女兩人於是開始泣訴東北淪陷以來的種種苦難。這樣的戲碼，演的人真情流露，看的觀眾更是全心投入。

舊瓶新酒

宣傳抗戰的熱情，讓文藝界前所未有地團結起來。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武漢成立。文協會刊《抗戰文藝》，創立於同年的「五四」紀念日。
作家老舍是文協的領導人物。文協成立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對大眾宣傳抗戰。宣傳抗戰的主要內容，是「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及「舊瓶裝新酒」的運動。所謂「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就是希望透過編寫通俗讀物，讓宣傳抗戰的力量，普及到士兵與普通民眾之間。而編寫通俗讀物的辦法就是「舊瓶裝新酒」，也就是以既有的民俗文化表演形式（比如民謠、鼓詞、彈詞、小曲等），傳達抗戰精神和理念。
在文協創立之前就提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口號的作家老向（原名王煥鬥），就是編寫這類通俗讀物的主要作家之一。他也是一九三八年一月於武漢創刊的通俗讀物《抗到底》半月刊的主編。在該年三月出刊的《抗到底》中，便有一篇由老向所寫的〈抗日三字經〉：

人之初，性忠堅
愛國家，出自然
國不保，家不安
衛祖國，務當先
昔岳母，訓武穆
背刺字，精忠譜
岳家軍，奮威武
打金兵，復故土
唐張巡，稱忠良
祿山反，守睢陽
與城池，共存亡

抗戰期間這樣形式的文藝創作，在城鄉地區流傳很廣。作家們受到愛國熱情的驅使，勉力以自己所不熟悉的「舊瓶」，承載著宣揚民族大義的「新酒」。
然而，儘管「紙彈」（抗日文字宣傳）和「舊瓶新酒」運動風起雲湧、方興未艾，軍事上，台兒莊一役也重挫日軍，敵人的兵鋒仍舊快速進逼。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國軍退出徐州；月底，河南的蘭封、歸德相繼失陷，日本機械化部隊有由北面攻打襄陽、樊城，威脅武漢的可能。局勢頓時變得嚴重起來。為了延遲日軍的進展，於是有造成重大災難的黃河決堤發生。

黃河決堤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拂曉時分，駐紮在河南鄭縣京水鎮的陸軍新八師大部分官兵都還在睡夢之中。師長蔣在珍突然被尖銳的電話鈴聲驚醒，來電者赫然是第一戰區的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上將。商總司令在電話中對蔣師長說，日軍直逼開封，為了遲滯敵人，我軍本來已在趙口決黃河大堤，但是尚未成功，現在命令新八師加派工兵一團前往協助。蔣在珍不敢怠慢，趕緊在濛濛天色中，帶上師部參謀熊先煜上尉一同驅車到趙口視察。
早在抗戰爆發以前，中國軍方就已經有炸毀黃河堤防、以洪水阻止日軍機械化部隊前進的構想。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可是為了馴服這條時常氾濫的大河，歷朝歷代都有人為此投注心力。挾著黃土高原的泥沙，黃河來到地勢平坦的河南地界時，因為流速變緩，泥沙淤積，河床愈來愈高，為了防止決堤氾濫，兩岸的堤防也愈築愈高。到了後來，河南一段的黃河成了高過地平面的「懸河」，滾滾洪流一旦潰堤而出，百萬河南民眾的生命財產必定會大受傷害。
可是，現在為了阻止日軍前進，已經顧不上這麼多了。為了避免日軍快速拿下鄭州，沿平漢鐵路南下直取武漢，蔣委員長下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破壞黃河大堤。程長官先是將任務交給第五十三軍進行，最初選定的決堤地點是中牟縣的趙口，但是熊先煜到達趙口後觀察，卻發現當初計畫炸堤，對黃河水勢估計過大，對於堤防的牢固程度又太過輕視，以致於炸藥雖然炸開了趙口河堤一段缺口，中間大堤竟然久沖不垮。工兵部隊雖然努力施工挖掘，但是軍情如火，無法再等。熊先煜向蔣在珍建議，另找決堤地點。蔣在珍要熊上尉在新八師防區內找尋適合的地點，熊先煜推薦了花園口。
六月六日深夜十一時許，新八師派出包括熊先煜在內的工兵營施工部隊，到達花園口，勘查確切決口位置。幾百名官兵在黃河大堤沿岸開始行動，誰知道帶來的手電筒不但光線微弱，燈泡竟然一一燒壞。因為茲事體大，不敢摸黑盲目選址，一行人被迫等到天亮。天剛破曉，熊先煜等幾名軍官就逆黃河而上勘查。他們發現一座冷清的關帝廟，廟門大開。所有人都進到廟裡去，以菸代香，對著關帝君磕了三個響頭。熊先煜向神像跪下，在心底默禱：

關老爺，中華民族眼下遭了大難，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慘。我們打不過他們，萬般無奈，只好放黃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寬恕我們。

一個小時後，熊先煜選定在關帝廟西邊三百公尺處決堤。兩千多名工兵開始以人力挖掘，相隔五十公尺，挖出一道倒「八」字型的缺口。七日下午三時，集團軍參謀處長魏汝霖少將從鄭州趕來監工；之後，每隔一小時，武漢統帥部就打來一次電話，詢問工程進度。六月八日，為了加快進度，魏汝霖宣布，如果能在隔天上午決口成功，就賞施工官兵一萬元法幣。九日上午八時，決口成功，開始放水。熊先煜有記日記的習慣，這天他滿懷悲痛的寫道：

當放水瞬間，情緒緊張，悲壯淒慘。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後一時許，水勢驟猛，似萬馬奔騰。決口亦因水勢之急而迅速潰大。遠望一片汪洋。京水鎮以西以北轉眼間皆成澤國。預料不數日將波及若干縣境，心甚痛焉。

熊先煜知道，決開黃河大堤是萬般不得已下的悲壯之舉。這場人造洪水的水深很淺，大約在六十到九十公分之間，氾濫範圍四十四個縣，五萬四千平方公里；它確實絆住了日軍機械化部隊的腳步，但是也奪去了八十九萬民眾的性命。由於事關機密，決堤之前地方政府毫不知情，無法事前警告。可是，就算事先警告，效用也不會太大：在這片一望無際的平原上，放眼望去只有泥造的矮房，惟一高於地面的建築，就只有縣城的城牆與黃河的堤防。洪水來襲的時候，有些老弱婦孺走避不及，當場淹死；但有更多的人是在接下來的幾星期和幾個月後，死於飢餓和傳染病。還能走避的幾百萬民眾則淪為災民，家園農地成了一片汪洋（事後統計，淹沒耕地近兩千萬畝），他們不敢往東走，那裡是日軍占領區；超過六百萬災民扶老攜幼，往河南西部和陝西省境內，尋找棲身之處。
熊先煜和施工官兵在放水後搭木船脫困。中國方面對國際宣傳，黃河堤防是日軍飛機炸毀。以幾十萬人命、數千萬畝良田作為代價，只求遲滯日軍裝甲車的速度，不要在準備不足時倉皇接戰。國民政府對此責無旁貸，卻也是各種無奈之下的孤注一擲。這年九月一日，蔣中正在日記裡寫下這麼一句話：
每念人民受戰禍之烈與婦孺受敵軍蹂躪之酷，不禁腸斷心裂。
黃河決堤的軍事效用，是打破日軍從平漢路南下、快速占領武漢的企圖。一九三八年七月起，國軍調集近百萬部隊，沿著長江南北兩岸布陣，和三十萬日軍進行大規模會戰。這場會戰進行了四個月的時間，中國軍隊更在十月初的萬家嶺戰役裡，將孤軍深入的日本第一○六師團幾乎完全殲滅。直到十月下旬廣州失守，武漢失去原先的戰略地位，國軍才主動撤出。

西南聯大

我們在前幾章裡曾經提過的美籍華裔歷史學者黃仁宇，在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時，還是天津南開大學電機系的一年級學生。還沒滿二十歲的黃仁宇，這時正在和父親爭論，他想放下學業，從軍報國。可是父親勸他，中日之間根本沒有正式宣戰，很可能才剛穿上軍服，戰爭就已經結束，要是這樣，停止學業去當兵，就是很不智的決定了。那年九月，教育部下令合併原來平津的三所高等學府——北京大學、清華和南開大學，遷往湖南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簡稱長沙臨大）。南遷師生的費用由政府支付。黃仁宇還沒有做出決定，學校倒是遷到他的家鄉來了。
黃仁宇最後沒有回到長沙臨大念書。一九三八年初，父親和他各讓一步。父親同意讓黃仁宇投筆從戎，條件是要他去成都報考中央軍校。黃仁宇棄學的決定不是特例，長沙臨大裡出現志願從軍的熱潮，校方苦苦勸說，想要投軍的學生卻不為所動，只好勞煩政治部長陳誠上將，特地來到長沙對學生訓話。陳誠對這些學生說，中國有成千上萬士兵，卻最缺有知識的人，「你們是中國最後的希望」，要為戰後重建的中國做好準備。
陳誠的這番話應該打動了一些人。而臨大的主事者在日軍步步逼近的時候，苦苦思考將學校遷往更安全的處所，好讓師生能安心向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九日，校方宣布由長沙遷往雲南昆明，有八百二十名學生填好表格，願意隨學校遷往雲南（和黃仁宇一樣選擇休學從軍、或是轉學、返回家鄉的學生，也有六百多人）。遷徙的路線有兩條。所有的女生和能夠負擔得起旅費的男生，可以選擇由鐵路到香港搭船至河內，然後轉赴昆明。二月十九日下午五時，二百四十四名經過體能篩檢合格的男生，組成「長沙臨時大學湘黔滇旅行團」，在十一名教師和幾名軍官的帶領下，徒步朝雲南前進。清華大學教授、著名詩人聞一多，就是領隊教授當中的一位。
每個學生都背負超過十公斤重的行李，施打兩倍劑量的破傷風疫苗，每天平均走上二十五公里的路，每行進三天就休息一天。對於這些原來是北方最高學府的天之驕子來說，這趟旅程既艱辛又大開眼界。他們在湘西邊境差點遭遇土匪，在貴州村落和苗民一起唱歌跳舞，在雲南看見遍野的罌粟花田；有的學生白天趕路，晚上熬夜打牌，困苦之中興致盎然。經過七十一天行軍，旅行團到達昆明。他們將和走海線鐵路、於五月初到達的八百名師生會合，校名也由長沙臨大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聯大的校歌由文學院長、哲學家馮友蘭作詞，既懷念學術人才在烽火動盪之中萬里南遷的不凡旅程，又鼓舞師生，將來總有重返舊校園的一天：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
絕徽移栽禎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
盡茄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
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
待驅逐仇寇復神京，還燕竭。

西南聯大以北大、清大、南開三校的校長為常務委員，而以清大校長梅貽琦實際負責校務。在本校執教的師資，例如朱自清、聞一多、錢端升、陳達、吳晗、潘光旦、費孝通、馮友蘭、錢穆、吳宓、梁漱溟等，全都是當時知識界的翹楚。西南聯大的物資設備，在開創之初極為艱難，但是政府很快就下定決心，即使處在戰時這樣的艱困時期，也要排除萬難，保住培育人才的一脈香火。聯大學生的伙食、學費和住宿，不但由政府全數負擔，每月還可以領到一筆補助費用，讓他們購買書本和文具。在對外交通還沒有中斷的抗戰初期，學生們頗能苦中作樂，雖然生活艱困，他們的心情卻昂揚快樂。

長沙大火

西南聯大師生在昆明安頓下來約半年以後，他們原來南遷停留的第一站長沙，遭遇了一場毀滅性的焚城大火。和黃河決口一樣，這場大火是中方自己發動，對於民眾的生命財產，同樣造成極大的損失。
先是在十月二十二日，廣州失守；兩天之後，國軍主動退出武漢，宣告武漢會戰正式落幕；十一月十一日，日軍占領距離長沙只有一百五十公里的岳陽，湖南省政府開始疏散文職人員和民眾，更引發長沙軍民的恐慌情緒。
長沙全城被焚，始於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的誤判。張治中在淞滬會戰初期圍攻計畫沒能奏效後，就被調離前線戰場，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當時為了打破日軍「以戰養戰」（以當地物資進行補給）的策略，若干軍方將領開始提倡「焦土抗戰」策略以為反制，目的在於「堅壁清野」，不將任何戰略物資遺留給敵人。十一月九日，蔣委員長來到長沙主持軍事會議，曾經表示「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十一月十二日，正好是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張治中通知長沙警備司令部、省保安處、警備團：每三名士兵編成一個放火組，共一百組，準備破壞長沙；張還特別指示：如果聽聞警報聲響，或見到一處起火，就可以放火。當天深夜，南門外傷兵醫院不慎失火，士兵一見火起，就四處放火，用洋油和木柴朝屋頂或屋內拋擲，引燃全城大火。烈焰足足燒了三天，到十六日還有餘燼未熄。由於全城房屋多半是木造建築，三萬二千間房屋裡，全毀高達二萬一千餘間。這場大火造成萬餘市民罹難，二十萬人無家可歸。
大火燒光了長沙城，日軍卻沒有進攻。湖南民眾譏諷，這是「不抗戰而焦土」。一位英國人在大火撲滅後不久，留下這段現場觀察：

自從我抵達這裡，已經過了五個禮拜，這座城市猶然死氣沉沉。少數幾個極為貧窮之人，已經慢慢出現在城裡，在斷垣殘壁之間用蓆子搭建他們棲身的小棚……可是主要的通衢街道不但全被焚毀，而且幾乎所有痕跡全被抹煞殆盡，全成了難以看出區別的一片殘瓦碎石、焚後灰燼。

長沙大火消息傳出以後，各方反應非常激烈。蔣中正被迫於十七日再回長沙處理此案。各方關切的責任追究問題，為了保住張治中的政治生命，變得相當棘手，最後將警備司令、保安處長、警備團長三人（均黃埔學生）全數判處死刑作為交代。但是本地民眾對這樣的處置並不以為然，難民安置所裡議論紛紛，甚至貼出大字報，指謫張治中才應該負起最大責任。流傳最廣的，是一幅嵌入張治中姓名的對聯：「治績云何？兩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顆人頭萬古冤。」橫額則是「張皇失措」。張治中不久後終於離職，省主席一職由薛岳接替。
長沙全城的生命財產，在這場大火裡白白葬送。陳誠事後追憶，「如僅僅為了堅壁清野之名而放火燒城，並不計較有無成效，致使萬萬千千無辜的人民做毫無代價的犧牲，這就談不到什麼計畫或政策了，而是一種無可原恕的殘暴。」抗戰史學者戴安娜則認為，長沙大火「是高層浮誇愛國言詞與基層顢頇無能兩相結合之下的犧牲品」。

苦難深重

一九三八年是中國抗戰驚心動魄的一年。這年以南京大屠殺開始，北方院校師生從長沙遷到昆明，春季有台兒莊大捷，夏初藉由黃河決口以遲滯日軍；在秋季結束時，則以撤守武漢三鎮，結束武漢會戰；冬季又爆發長沙大火。戰爭帶來的這一切，造成中國民眾種種慘重的傷亡和損失。因此，一九三八年，可以說是苦難深重的一年。
這一年，畫家劉國松才六歲，已經離開山東老家，隨著父親四處為家。他的父親擔任營長，作戰勇敢，在武漢會戰當中拚死守土，壯烈犧牲。父親戰死，讓劉國松和母親、年幼的妹妹頓時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們在湖北、陝西、江西、四川、湖南各地流浪。為了活下去，母親做過紡織工，劉國松上山砍柴，全家吃「鹽水泡發了霉結成霉塊的米飯」；冬日晚上，凍得睡不著，母子三人抱著默默流淚。
劉國松的遭遇，只是抗戰當中數十萬孩子孤苦流離的縮影。在黃河決口、長沙大火這樣的重大劫難裡，和親人分散、甚至不知父母下落的孩子哭聲，被淹沒在難民的洪流裡。至於各地戰事造成的家庭離散、戰場遺孤，更是不知凡幾。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會長由蔣夫人宋美齡擔任。到這年的年底，在四川、貴州、廣西、福建、江西、廣東、香港、浙江和陝甘等地區，一共成立了二十八所孤兒院。可是，想要妥善照顧巨大的難民潮和為數眾多的戰爭遺孤，這樣的數字遠遠不夠。
武漢會戰之後，國民政府被迫退往平漢路以西的內陸地區。內地的工廠數只占全國的百分之六，發電量只占全國百分之四。近六十年後，黃仁宇引述西方一篇論及戰時大後方經濟的文字：「很顯然的，除了幾座微暗著照明的都市和幾百個政府經營的小型工廠，發動力不足之外，自由中國乃是一片幽暗，這是一個全然未工業化的區域。」
在深重的苦難與慘澹的希望下，蔣委員長以無比堅毅的決心，帶領著政府和信任他的軍民退往陪都重慶，繼續抗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在政府官員都對抗戰前途悲觀、不知戰爭要進行到何年何月的低沉情緒裡，蔣在日記裡寫下堅苦卓絕、抗戰到底的決心：

下午與黨政各同志談話，指示以後對倭方針，言明只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並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與言和，則我政府即使失敗，國家必可因此復興，況政府至今決無失敗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義成功，而不怕一時失敗也。

日本占領武漢，仍然無法迫使中國停戰求和，於是就有對陪都重慶進行的大規模疲勞轟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