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外交：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簡體書）

本書主要介紹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至今的這100年間，大國關系與世界格局的深刻演變，闡釋大國的外交政策，聚焦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如兩次世界大戰的起源、過程，中國的抗日戰爭與內戰，朝鮮戰爭，蘇聯的崛起與美蘇爭霸，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海灣戰爭， “9·11”事件等，講述各主要大國在歷次戰爭和重大國際事件前后，如何應對國際局勢的危機，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為讀者呈現20世紀錯綜復雜的世界政治演變史。

諾曼里奇，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歷史學家，國際關系專家。1949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曾先后任教于布林茅爾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和布朗大學，并協助指導布朗大學的國際關系研究項目。主要著作有《民族主義與變革時代》、《希特勒的戰爭目的》第一卷《意識形態、納粹國家和擴張過程》與第二卷《新秩序的建立》、《為什么會爆發克里米亞戰爭：一個發人警醒的故事》等，同時是多卷本《德國對外政策文件》的編者之一。

諾曼里奇，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歷史學家，國際關系專家。1949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曾先后任教于布林茅爾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和布朗大學，并協助指導布朗大學的國際關系研究項目。主要著作有《民族主義與變革時代》、《希特勒的戰爭目的》第一卷《意識形態、納粹國家和擴張過程》與第二卷《新秩序的建立》、《為什么會爆發克里米亞戰爭：一個發人警醒的故事》等，同時是多卷本《德國對外政策文件》的編者之一。

導言 
第一章第一次世界大戰（上） 
主要交戰國的戰爭計劃 
西線戰事 
東線戰事 
加里波利（達達尼爾）戰役 
海上的戰爭 
戰時政治與宣傳 
戰時外交 
日本參戰 
奧斯曼帝國參戰 
意大利參戰 
巴爾干各國卷入 
協約國成員間的戰時秘密條約 
土耳其海峽 
對阿拉伯人的互相抵觸的許諾 
賽克斯皮科協定 
與俄國和意大利的協定 
貝爾福宣言 
英法阿拉伯宣言 
關于德國的法俄協定 
中歐兩強的戰爭目的 
第二章俄國革命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 
三月革命 
布爾什維克革命 
列寧 
列寧的和平創議 
俄羅斯帝國的瓦解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 
《布加勒斯特條約》 
從《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看德國的戰爭目的 
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戰（下） 
和平提議 
美國干涉 
威爾遜的“十四點” 
德國戰敗 
停戰（1918年11月11日） 
第四章締造和平（1919年） 
理想主義的銷蝕 
封鎖問題 
巴黎和會 
1919年的和平締造者：克列孟梭、勞合·喬治和威爾遜 
國際聯盟 
“十四點”的命運：殖民地、山東和種族平等 
南蒂羅爾和阜姆 
德國問題 
出示和平條件 
第五章和約 
對德和約：《凡爾賽和約》 
對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和約 
對奧斯曼帝國的和約 
少數民族條約 
條約批準問題 
終評 
1919年時的列強 
第六章帝國之后：俄國和東歐 
俄國：內戰與布爾什維克鞏固權力 
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 
新生的和重建的東歐國家 
波蘭 
捷克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 
第七章帝國之后：中東 
土耳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領導 
亞美尼亞問題 
與法國和意大利的外交解決 
驅逐希臘人、查納克危機和廢除蘇丹統治 
《洛桑條約》 
希臘—土耳其人口遷移 
凱末爾的社會革命 
非土耳其領土 
沙特阿拉伯 
敘利亞和黎巴嫩 
外約旦 
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 
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巴勒斯坦問題 
石油因素：波斯（伊朗） 
美索不達米亞 
巴林和沙特阿拉伯 
第八章東亞：到華盛頓會議為止的日本和中國 
1914年前的背景 
日本、中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二十一條” 
日本和盟國在西伯利亞的干涉 
華盛頓會議（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 
裁減海軍軍備的協定 
第九章東亞：從華盛頓會議到“滿洲危機” 
中國：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的關注 
中國政治形勢；孫中山 
國共伙伴關系 
莫斯科的對華政策 
蔣介石的崛起 
蔣介石與莫斯科的關系 
旨在統一中國的北伐 
日本因素 
“滿洲危機”前夕的中國 
華盛頓會議后的日本國策 
大蕭條的影響 
第十章“滿洲危機” 
日本的利益 
日本侵占 
中國和蘇聯的反應 
西方的反應 
國聯的反應和史汀生主義 
建立傀儡國家“滿洲國” 
李頓調查團 
日本侵占熱河與《塘沽停戰協定》 
第十一章東亞：從“滿洲危機”到中日戰爭 
日本政府與其政策 
“滿洲危機”后的中國 
盧溝橋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的開始 
國際反應 
日本政府內的變動 
第十二章西歐：從凡爾賽到希特勒 
法國對安全的追求 
以賠償為武器 
俄德《拉巴洛條約》 
法國、比利時占領魯爾；德國通貨狂脹 
通貨狂脹結束；道威斯計劃 
《洛迦諾公約》 
白里安和斯特萊斯曼 
裁軍問題 
凱洛格白里安公約 
裁軍談判的失敗 
賠償、楊格計劃和萊茵蘭撤軍 
馬奇諾防線 
白里安的歐洲聯邦計劃 
大蕭條的來臨 
大蕭條對德國的影響 
德奧關稅同盟 
賠償的終結 
德國民主制的終結 
第十三章西歐：到西班牙內戰為止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戰后意大利 
墨索里尼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 
墨索里尼的帝國主義 
希特勒 
納粹意識形態 
1933年時德國的國際處境 
埃塞俄比亞危機 
德國牽制：薩爾公民投票和德國重新武裝 
斯特雷薩陣線和法俄同盟 
英德海軍協定 
意大利—埃塞俄比亞戰爭和世界的反應 
萊茵蘭重新軍事化 
埃塞俄比亞的終結 
第十四章西班牙內戰 
政治背景 
反共和國的陰謀 
外國干涉的作用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長槍黨 
外國干涉的國際影響 
法國和英國的不干涉 
德國的不滿 
第十五章從西班牙內戰到歐洲的二戰前夜 
意大利、德國與奧地利問題 
綏靖政策 
希特勒兼并奧地利 
出賣捷克斯洛伐克：蘇臺德危機和慕尼黑協定 
“水晶之夜”和希特勒破壞慕尼黑協定：占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 
德國兼并梅梅爾 
納粹種族戰爭 
第十六章二戰在歐洲：從德國進攻波蘭到俄國戰役 
波蘭問題白熱化 
納粹—蘇聯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德國進攻波蘭 
第四次瓜分波蘭 
西線進攻的決定 
蘇聯的擴張：兼并波羅的海國家與蘇芬戰爭 
德國對丹麥和挪威的進攻 
丘吉爾接任首相 
德國的西線戰役 
希特勒與英國的對抗 
墨索里尼的干涉 
西班牙牌 
北非戰略 
巴爾干困境 
對南斯拉夫和希臘的進攻 
對蘇聯的進攻 
第十七章二戰在亞洲：從中國泥潭到珍珠港 
蘇聯威脅、德國背叛和美國經濟壓力 
歐洲事態與亞洲事態的互動 
采納南進戰略 
走向與德國結盟 
三國條約與其國際反響 
日本與德國對蘇進攻 
從南進戰略到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爭議 
外交后果 
第十八章希特勒對美宣戰，太平洋戰局，態勢逆轉 
希特勒起初的謹慎 
美國的壓力 
希特勒的最終回應 
日本奇跡的六個月 
態勢逆轉：珊瑚海戰役和中途島戰役 
日本人的勝利的遺留影響 
第十九章到墨索里尼垮臺為止的大同盟 
大同盟的開端 
《大西洋憲章》 
西方對蘇援助 
美國加入大同盟 
三巨頭：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 
戰爭進程：總體概貌 
斯大林的戰爭目的與1942年5月26日英蘇盟約 
在北非的第二戰場 
卡薩布蘭卡會議：西西里與無條件投降 
戰爭進程：斯大林格勒和庫爾斯克 
攻入西西里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垮臺 
第二十章為戰后世界奠基 
莫斯科會議 
首次開羅會議（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 
德黑蘭會議（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波蘭問題 
歐洲戰爭進程 
摩根索計劃；1944年9月11 日至16日的魁北克會議； 
參謀長聯席會議1067號指令 
1944年10月丘吉爾艾登赴莫斯科使團，百分比協議 
雅爾塔會議（1945年2月4日至11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聯合國的建立 
第二十一章在歐亞兩大洲的勝利 
羅斯福去世和杜魯門繼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結束 
杜魯門初入國際政治 
波茨坦會議（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 
太平洋戰局進程 
原子彈的使用 
原子彈與蘇聯對日宣戰 
日本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第二十二章大同盟的瓦解 
1945年時的強國 
武器系統的革命 
冷戰 
締造和平（1945年）：倫敦會議和莫斯科會議 
斯大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宣言”與凱南的遏制理論 
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和蘇聯的反應 
締造和平（1946年），關鍵性的德國問題 
與意大利和德國衛星國的和約 
杜魯門主義；對希臘、土耳其的援助；希臘內戰 
馬歇爾計劃 
第二十三章敵對陣營的形成 
蘇聯勢力在東歐的擴展；共產黨情報局的創建 
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二月政變 
鐵幕的裂口：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 
柏林封鎖 
邁向北大西洋同盟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 
德國的分裂 
一個超國家經濟組織的創建：歐洲煤鋼聯營 
西歐聯盟 
華沙條約 
第二十四章日本：從投降到最后和約 
日本投降詳情 
美國設想的在日管理當局 
美國占領與日本政府改組 
對日和約（1951年9月8日） 
蘇聯對日媾和（1956年10月19日） 
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協定 
第二十五章超級大國與中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朝鮮戰爭 
日本投降前的美國對華政策 
史迪威的失敗 
赫爾利使團 
美國未能結交共產黨人 
美國戰后對華政策 
馬歇爾使華 
蘇聯對華政策 
外蒙古成為蘇聯衛星國 
中國內戰：國民黨人 
中國共產黨人和毛澤東 
中國內戰：沖突進程 
毛澤東倒向蘇聯 
美國國內對中國共產黨人獲勝的反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50年2月14日中蘇條約 
第二十六章遏制在亞洲：朝鮮戰爭 
朝鮮的戰后分治 
蘇聯治下的北部朝鮮 
美國治下的南部朝鮮與李承晚 
分立的南北朝鮮政府的建立 
美蘇撤軍與朝鮮人民軍出兵南朝鮮 
朝鮮戰爭：責任問題 
沖突進程 
罷免麥克阿瑟 
走向停戰的漫長道路 
諸多不同解釋 
第二十七章帝國的終結：印度和巴基斯坦 
甘地革命 
甘地的領導作用 
甘地的首次爭取自治運動 
印度社會內的分裂 
甘地的食鹽進軍 
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克里普斯使團 
英國的屈服和印度分治決定 
實行分治 
印度和巴基斯坦作為英國自治領獲得獨立 
甘地的遺產 
朱納格特、海得拉巴和克什米爾 
葡萄牙和法國飛地的終結 
尼赫魯的對外政策與中印戰爭 
尼赫魯的遺產 
印巴不宣而戰的戰爭與孟加拉國創立 
印度和巴基斯坦成為核國家 
第二十八章北非和中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蘇伊士運河危機 
法蘭西帝國在中東和北非的終結 
英國人與埃及 
巴勒斯坦問題 
英國委任統治的終結 
阿以沖突與以色列國家的建立（1948年5月14日） 
1948—1949年阿以戰爭 
外約旦變成約旦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命運 
埃及：從1948—1949年戰爭到蘇伊士運河危機 
第二十九章冷戰的發展：從朝鮮戰爭到古巴導彈危機 
領袖變更 
艾森豪威爾杜勒斯對外政策 
斯大林之后的接班人：尼基塔·赫魯曉夫 
斯大林之后的蘇聯對外政策 
對奧和約（1955年5月15日） 
德國問題上的持續僵局 
赫魯曉夫對和平共處的重新呼吁和他對斯大林的譴責 
非斯大林化在東歐的反響：波蘭 
1956年10月匈牙利暴動 
蘇伊士運河危機 
歐洲走向較大程度的獨立；歐洲原子能聯營和共同市場 
洲際彈道導彈和首顆人造衛星 
赫魯曉夫柏林最后通牒（1958年11月） 
肯尼迪繼任 
維也納峰會（1961年6月） 
柏林墻（1961年8月） 
第三十章古巴導彈危機 
菲德爾·卡斯特羅 
卡斯特羅革命 
卡斯特羅與美國 
卡斯特羅與蘇聯 
豬灣入侵 
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決定 
美國的反應 
危機的解決 
卡斯特羅的反應 
第三十一章進行冷戰：從古巴導彈危機到赫爾辛基協議 
戴高樂邁向更大程度的獨立 
肯尼迪的“我是柏林人”演說（1963年6月26日） 
禁止核試驗條約（1963年8月5日） 
保護人變更 
約翰遜繼任 
廢黜赫魯曉夫（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繼任 
維利·勃蘭特和“東方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 
尼克松繼任 
軍備控制：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 
勃蘭特重啟德國“東方政策”與莫斯科條約（1970年8月12日） 
關于柏林的四國條約（1971年9月3日） 
兩德關系基礎條約（1972年12月21日） 
赫爾辛基協議（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 
第三十二章東亞：從朝鮮戰爭到中美外交革命 
中蘇關系 
中美關系：金門、馬祖和臺灣問題 
中印戰爭 
中蘇分裂 
美國未能就東亞形勢的變化作出調整 
中美外交革命 
中日實現和平 
中美外交革命的最后各階段 
第三十三章遏制在亞洲：越南（第一部分） 
戰后分治 
歷史背景 
胡志明與越南的共產主義—民族主義革命 
中國國民黨軍對北越的占領 
英國對南越的占領和法國卷土重來 
越南對法戰爭 
日內瓦協議（1954年7月） 
東南亞條約組織 
美國、南越和吳庭艷 
越盟對拒絕舉行全越普選的回應 
老撾問題 
肯尼迪升級 
吳庭艷垮臺 
約翰遜堅持既定路線 
“春節攻勢”對美國政策的沖擊 
約翰遜的最終和平提議與1968年總統選舉 
第三十四章遏制在亞洲：越南（第二部分） 
尼克松的越南政策 
戰爭擴大到柬埔寨和老撾 
外交突破？ 
西貢政府的崩潰 
美國撤出后的東南亞 
華人的命運和中國的反應 
柬埔寨的浩劫 
越南占領柬埔寨 
中國攻入越南 
共產主義者在老撾的勝利 
第三十五章冷戰的發展：從赫爾辛基協議到戈爾巴喬夫垮臺 
卡特的對外政策 
巴拿馬運河條約(1977年7月9日) 
軍備控制和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 
羅納德·里根上臺 
里根自相矛盾的對蘇政策 
里根、核武器和“戰略防御倡議”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繼位 
里根戈爾巴喬夫關系 
戈爾巴喬夫削減蘇聯軍事義務和對外承諾 
里根與中美洲：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 
格林納達 
利比亞 
布什繼位 
布什戈爾巴喬夫關系 
布什、戈爾巴喬夫和海灣戰爭 
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 
第三十六章中東：從蘇伊士運河危機到戴維營協議 
蘇伊士運河危機后的埃及政策 
六日戰爭（1967年6月5日至10日） 
聯合國242號決議 
巴勒斯坦問題 
贖罪日戰爭（1973年10月） 
阿拉伯石油武器 
基辛格的穿梭外交 
吉米·卡特的中東政策 
戴維營協議（1978年9月） 
第三十七章中東：從伊朗伊斯蘭革命到1991年海灣戰

隨著蘇聯帝國的崩潰和冷戰的結束，許多美國人相信自己可以展望一個全新的世界秩序了，他們期盼軍備競賽已告終結、和平的恩惠回饋豐厚。共產黨中國和所謂“無賴國家”依然隱隱呈現為美國安全的潛在威脅，但總的來說，美國人認為自己能夠無拘無束地追求自身利益，不必理睬“以國際合作應對全球性難題”的呼吁。 
2001年9月11日，美國人從這種自滿自得中被震醒了。當時，執行自殺使命的恐怖分子用被劫持的商業飛機作為武器，摧毀了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現代全球經濟的一個基本象征，并且攻擊了五角大樓——美國軍事體系的神經中樞。“9·11”事件顯示，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有了一個全新的、或許比蘇聯和共產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即受宗教狂熱和對西方文化價值的仇恨驅使的狂熱分子，他們以恐怖主義作為武器，試圖攻擊和摧毀西方社會。 
如我們所知，“9·11”事件已經被人以《啟示錄》的筆法描繪成世界的終結。然而，恐怖主義并沒有多少新鮮內容，許多個世紀里它一直在世界各地被用作一種抗議的手段或恐嚇的工具。恐怖主義對美國也不是新事物。之所以“9·11”事件會顯得格外不同，乃是因為這災難如此巨大——恐怖主義的規模已大得足以令絕大多數自滿自得的美國人震驚，并認識到一個本應明白可鑒的事實：美國（以及實際上的所有現代工業社會）極易受到傷害，它們有核反應堆和汽油精煉廠、水壩和油氣管道、橋梁和隧道，還有只要切斷水電供應就能被搞得無法居住的城市高層建筑物。 
華盛頓對此的反應是在外交政策操作上急劇變臉。其傲慢的前提假設——美國能無拘無束地根據它自己的利益實施政策而不管它們對世界的影響如何；其對進行任何國外干涉的拒斥——除非美國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脅；其對美國部隊應當退出國際維和使命的要求……現在都驟然消退。華盛頓現在大聲疾呼在抗擊恐怖主義方面進行必要的國際合作，以取代先前的單邊主義。美國領導人所做的不止是說教。他們一邊號召全世界的支持，一邊投入了在阿富汗的戰爭，以便根除被他們指控為要對“9·11”災難負責的恐怖主義者。 
雖然“9·11”事件刺激了一種近年來已經因美國人只關注自身福利而淡漠了的意識——美國必須積極參與應對種種全球性危機——的重生，但與此同時，隨著美國承擔起了更大的國際責任，美國領導人和美國公眾輿論與先前任何時候相比，都更有必要去妥善了解國際事務，并以歷史縱深的眼光看待危機局勢。 
有句格言曾被引用過許多次：不習前車之鑒者注定重蹈覆轍。然而，我們應當警惕這樣的簡單論斷。一個人能夠找到許多歷史“教訓”來支持任何實際上的論辯，而且它們教導什么完全取決于哪些“教訓”被選中和它們被如何解釋。往昔的經驗永遠不能提供一個藍圖（或曰模式、范式）——這個藍圖（或曰模式、范式）在面對危機局勢時能被自動應用，因為每項危機都是獨特的，必須按照它本身的情況、在它本身的時間和地理環境中予以處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涉足危機的人物的性格特征，他們的意識形態、恐懼和抱負，還有他們的權勢和控制力的性質。歷史能夠提供的是背景，以便理解危機局勢，因為這樣的局勢若無對其起源和發展的全面了解，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可靠的評價。 
本書就實質而言是一份歷史“背景”的記錄，是一部直截了當的國際外交編年史，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于最后一個歐洲大帝國蘇聯的瓦解和南斯拉夫的分裂。除了簡短地涉及更近的事件外，我沒有將史事進一步講下去，因為我們尚無可靠的證據可依去作知事識理的論說。像我先前那本涵蓋1814—1914年歷史的著作一樣，本書集中論述大國的外交，因為這些國家的政策不僅決定它們本國公民的結局，還影響（往往是緊要地影響）遍及其余世界相當大部分的民眾的命運。 
1914年時，“世界列強”依舊是歐洲列強——奧匈帝國、大英帝國、法蘭西、德意志和沙皇俄國，但早在19世紀結束時，國際政治已經達到了全球規模。美國和日本加入了列強行列，而列強已悉數沉溺于帝國主義的最后一次大放縱（常被稱作新帝國主義，盡管它完全不“新”），將世界的絕大部分置于它們的正式或非正式控制下。兩次世界大戰加速了全球化，即使在世界看來已分裂為敵對陣營的冷戰時代，這種敵對也是在一個全球舞臺上演出，在非洲、東南亞或中東的地區性危機都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在談論這個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危機時，我作了特別的努力，以論證它們的全球性相互關系，例如，日本對中國東北的占領如何影響了歐洲事態，抑或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勝利如何影響了東京的政策決定。與此同時，我努力從各主要競爭角色的視角去看待全球政治，理解在東京、莫斯科以及柏林、倫敦或華盛頓的決策制定。這轉而要求我力圖理解這些決策的締造者，理解他們的個人動機、政治意圖和意識形態動因，他們那些不同的、往往彼此沖突的看法，還有他們之中為決定對本國政策的終極控制而發生的內斗。 
近年來，歷史學家中間有種趨勢，那就是將政治史貶斥為陳腐過時，將它對一國領導和高層決策的關注譴責成精英主義。作為政治史的替代品，他們呼吁研究被法國歷史學家稱作longue durée（長時段）的長期事態發展，呼吁撰寫構成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男女的故事。 
對這種就長期事態發展的進一步研究，以及對“人民”生活和習俗的新鮮探索，我們當然只能表示歡迎。但我依舊認為，忽視政治和政治領導研究令人遺憾并且是錯誤的。斯大林、希特勒和波爾布特的政策對他們善治或惡治過的社會及人民既有即時的、也有長期的影響，對他們那數以百萬計的受害者來說，不存在任何“長時段”。不僅如此，要不是因為肯尼迪和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政治克制，我們所有人可能根本就過不上什么“長時段”。當然，我們也應當記住，為那次危機創造可能條件的恰恰也是那幾個人。 
盡管可能令人厭惡，但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即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世界里，不管是不是精英，所有人的生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響，而政治由政治領導人在操縱，無論他們的膚色、性別或社會地位如何。1854年，在著手建立他的歷史法學之前，卡爾·馬克思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在本書中，我力圖描述那些我所認為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中最重要者，只要它們是與國際事務相關的。 
我沒有任何大膽的新解釋要提供，也不持任何歷史目的，抑或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或弗洛伊德學說作什么新穎的倒轉。然而，從頭到尾，我的壓倒性關切集中在“維持和平”這一問題上。在19世紀初，經歷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折磨之后，奧地利國務家梅特涅親王曾宣稱維持和平是一個文明人的最高責任。如今，在我們這個核生化武器的時代，維持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武裝起來的各國之間的和平已不止成為一項文明責任；它已成為地球上生命存續的一大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