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

馬丁‧沃夫（Martin Wolf）／著
倫敦《金融時報》副主編暨首席經濟評論家。2000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他具備深厚的專業學養，加上敏銳的洞察力與犀利的判斷力，論述擲地有聲，備受推崇，放眼全球，幾乎無人能出其右。著有《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和《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等書。

許瑞宋／譯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和責任編輯，亦曾從事審計與證券研究工作。2011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譯有《品格致勝》、《商業冒險：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合譯）和《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等書

自序 「這種事」—又一場大蕭條，可能再度發生嗎？如果可能，為什麼二戰以來不曾發生？在檢視歷史記錄，以及過去35年相對成功的經濟運作時，自然而然會心生這些疑問。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套經濟理論；而根據這套理論，在我們這種類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裡，大蕭條是種種可能出現的狀態之一。
—明斯基（Hyman Minsky），1982年

本書要談的是，2007年8月之後衝擊高所得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如何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本書的分析基礎，是這些衝擊如何源自先前的轉變；所謂先前的轉變，是指全球經濟的變化與金融體系之間的互動。本書將探討，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如何改變我們的經濟學觀念（這種改變是應該的）；這些事件又如何改變受到影響的國家，及其他國家奉行的政策（這種改變也是應該的）。
本書探索已經改換的世界面貌。我必須先對自己和讀者坦白：雖然我的工作是分析世界經濟，多年來也見過多場金融危機，但我未能預見高所得國家出現如此規模的危機。這並不是因為我對危機之前無以為繼的趨勢無知無覺。我2008年的著作《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 ）以2006年發表的演講為基礎，討論金融體制的脆弱，以及1980年代初以來金融危機頻頻發生的現象。它也檢視1997至1999年新興市場危機之後令人擔心的現象：主要經濟體出現巨額的經常帳盈餘或赤字，所謂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日趨嚴重。它聚焦於三個互有關聯的現象，探究其中的意義：美國經常帳赤字愈來愈大，新興經濟體累積愈來愈多外匯準備，歐元區出現內部失衡問題。2這些討論自然是源自我更早在2004年出版的《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 ）中對金融體系的思考。3那本書雖然強烈支持全球化，但也強調金融危機代價沉重。儘管如此，我沒有預料到，這些趨勢最終造成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機，如此全面的救援行動，以及歐元區如此嚴重的動盪。
我之所以失準，不是因為我未察覺在經濟學家所稱的「大穩定時代」（great moderation，美國經濟產出相對穩定的一段時期，尤其是1980年代末至2007年），資產價格和債務水準大幅上升，可能埋下了動盪的種子。我的失準是因為我缺乏預見西方金融體系崩潰所需要的想像力。我錯在我受限自己對經濟的心智模型，認為世界最先進的經濟體不可能再發生大蕭條，甚至不可能出現「大衰退」。我當時認為，這種事如果真的發生，只可能是因為銀行業者和監理當局犯下不可思議的大錯。我個人的經濟觀念未能通過明斯基設定的檢驗標準；這位已故的經濟學家幾乎已被所有人淡忘。
本書希望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本書的目標之一，是討論明斯基對經濟理論的要求（必須納入大蕭條發生的可能）是否合理；如果合理，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回應。我認為明斯基對經濟理論的要求相當合理。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的回應，是表示危機不可能預測：如果可以預測，危機不是已經過去，就是會因為理性行為者的預防措施而化解於無形。這種說法無疑能滿足許多人，因為幾乎沒有主流經濟學家預見2007年開始的這場危機；他們甚至沒想到可能發生這種危機。對居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派來說，蕭條是某種外部（經濟學家會用「外生」〔exogenous〕一詞）衝擊所造成，而非系統內部產生的力量。
與此對立的觀點認為，危機發生的原因，部分在於主流經濟學模型使得危機在理論上看似極不可能發生，結果反而令危機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大為提高；我認為這個觀點看來合理得多。理性預期和效率市場假說，促成了監理當局和投資人漫不經心的態度。如明斯基指出，穩定的狀態會埋下不穩定的種子。這正是索羅斯（George Soros）所稱的「反身性」（reflexivity）的一面。索羅斯既是成功的大投機客，也是創新的經濟思想家；根據他的「反身性」概念，人類的思考方式決定人類面對怎樣的現實。幼稚的經濟學是促成經濟動盪的因素之一。在此同時，比較不傳統的分析師會表示，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危機是無可避免的。後凱因斯學派（懷疑自由市場）與奧地利學派（強烈信仰自由市場）雖然立場截然不同，但他們會同意危機在現行體制下無可避免，只是兩派人士對於危機的起因和如何處理危機有不同看法。
明斯基認為經濟學必須能夠設想經濟可能因為系統內部出現的事件、而非外部衝擊而爆發嚴重的危機，這種觀點在方法論上是穩當的。危機畢竟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且已證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恆常特質。如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和米姆（Stephen Mihm）在《末日博士危機經濟學》（Crisis Economics ）中指出，借用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說法，危機和隨後的經濟蕭條並不是「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罕見事件），而是「白天鵝」事件（相對罕見的正常事件，甚至有規律可循）。蕭條確實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可能狀態。不納入這種可能的經濟學理論有嚴重缺陷，就像生物學理論不考慮物種滅絕的可能，人體健康理論不考慮心臟病發作的可能，造橋理論不考慮橋樑崩塌的可能。
明斯基認為蕭條發生時，政府必須有因應措施。我認同這一點，後凱因斯學派和奧地利學派對此有不同意見：前者的理論基礎是凱因斯的均衡失業理論，後者則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自由市場觀點為根基。明斯基本人相信「大政府」（有能力以財政赤字為民間部門提供財源）和「大央行」（有能力在金融體系失靈時支持放貸）。事實上，處理重大風險正是現代政府和央行的重要職能。除了在危機爆發時著手處理，政策制定者也必須考慮如何增強經濟抵禦危機的能力。當然，這些有關市場經濟弱點和政府責任的觀點，全都極具爭議性。
這些事件改變了我對經濟學的看法。但是，我自1967年於牛津大學開始學習經濟學以來，已經不止一次因為各種事件而改變自己的經濟學觀點。入學牛津之後的45年間，我的知識大有增長，想法當然也會不時改變。例如，我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時認為，無論是在高所得或開發中國家，市場有必要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總體經濟政策必須致力維護貨幣穩定。我因此加入擁護市場導向經濟觀的行列。相對於新古典學派對均衡狀態的執著，我特別欽佩奧地利學派的創見：市場經濟是鼓勵尋找營利機會的體系。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海耶克的著作當時極具影響力（至今仍是）。近年這場危機印證了我對均衡理論的懷疑，但也喚回了我在牛津求學時對凱因斯學說產生的強烈仰慕。
八十年之後，凱因斯對1930年代的憂慮再度成為我們的憂慮。已經有人提醒我們，未能吸取歷史教訓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近年這場危機因此改變了我對金融、總體經濟和兩者關係的看法，因此也難免改變了我對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看法。我發現，從某個角度來看，本書的觀點更接近我45年前所抱持的態度。在此似乎應該區分一下我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看法和我的價值觀，前者確實有改變，後者則至今未變。我的價值觀傳承自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已故的父親愛德蒙．沃夫（Edmund Wolf）。他是1930年代從奧地利逃到英國的猶太難民，熱烈支持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反對左派和右派的烏托邦與狂熱思想。他信仰啟蒙價值觀，但對人性的弱點也有認識，後者是源自他的劇本創作和新聞工作才華（與事業）。他接受人們的本來模樣，反對那些試圖違逆人性、改造人類的人。這些價值觀使他在冷戰期間成為堅定的反共者，而我後來也是這樣。
我一生信奉這些價值觀，但我對經濟的看法卻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西方國家1970年代受經濟動盪衝擊時，我擔心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因此受損。1975年8月，英國零售物價年增率高達27%，我甚至因此思考我的國家會否走上阿根廷的路。我樂見佘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嘗試馴服通膨，限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約束如脫韁野馬的工會勢力，以及推動市場自由化。我認為這些是必要的改革，而雷根總統的政策至少也有一部分是美國需要的。在冷戰持續的背景下，西方國家重新振作看來有其必要，而且是正確的。我認為若要恢復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適當平衡，政府從權力過度擴張、不負責任的狀態轉向權力較為節制和負責任的狀態，無疑是正確的方向。我的結論是1970年代的政府因為過度涉入各種事務而變得虛弱，尤其是在英國：每週供電三天，物價飛漲，企業盈利崩跌，勞工焦躁不安，顯示政府履行基本職能的能力愈來愈弱。當時的美國和英國均需要職能較有限但效能較高的政府，以及自足能力較高、更加強健的公民社會。
（本文未完，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本書。）


導讀 景氣不再急升暴跌，英國利率是四十年來最低的。經濟不再冷熱交替，英國正享受兩百年來最長的持續成長期。
—布朗（Gordon Brown），2004年（當時為英國財政部長）

我認為貨幣政策的進步很可能是促成「大穩定」的重要因素，雖然絕對不是唯一的因素。有些人認為近二十年來總體經濟波動性降低，主要是運氣好，恕我不能完全苟同，雖然我相信運氣是原因之一。
—柏南克，2004年（當時為聯邦準備理事會長）

過去彷若另一個世界。即使是不久之前的事，放在今天仍往往顯得奇特。政經決策者的觀點無疑是這樣。2007年8月開始的危機導致高所得國家經濟普遍萎靡，並引發歐元區的巨大動盪；這場危機令這些國家以至整個世界陷入困境，連聰明又消息靈通的政經決策者也無法預見。
布朗畢竟是政治人物，而非專業的經濟學家，口出狂語並不令人意外。但柏南克是出色的經濟學家；他的錯誤，唉，頗能代表經濟學界。在2004年2月談論經濟學家所稱的「大穩定時代」的著名演講中，柏南克先生所講的情況如今看來完全是另一個星球的事。他說的那個世界，經濟非常穩定，貨幣政策是歷來最好的，完全不必擔心金融危機和經濟長期萎靡。柏南克先生當時還說：「經過改善的貨幣政策很可能產生了重大作用，不僅促成通膨波動性降低（這一點沒有什麼爭議），連經濟產出也因此變得比較穩定。」
這些話如今顯得荒誕。主流經濟學界錯了。它不懂經濟的總體層面如何運作，因為它未能認識金融風險的作用；它未能認識金融風險的作用，部分原因在於它不懂經濟的總體層面如何運作。少數經濟學家確實了解經濟之所以脆弱的根本原因，但他們的觀點遭到忽視，因為這些觀點與天真樂觀的教授想像出來的理性行為者、效率市場和全面均衡世界格格不入。
危機引發的經濟動盪不僅淘汰了僅只數年前的經濟論點，也已經（或理應）改變了世界。這就是本書的主題。本書不打算具體敘述這場危機的經過，而是嘗試分析這場危機對經濟和經濟學的啟示。我們必須仔細分析這件事，才能討論我們必須做些什麼，然後對照已經完成和正在進行的事。我們是否已經走上永續發展之路？
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本書大綱
本書第一部談「衝擊」，檢視2007年之後衝擊先進經濟體的金融危機如何將世界帶到2014年初的狀態。沒錯，全球化趨勢並未停歇；但是，二戰後最新、最險的金融危機已經讓世界經濟變得脆弱，並且使高所得國家的經濟變得虛弱。
第一章檢視這場全球金融危機及其餘波，焦點放在高所得經濟體的現狀。正統經濟觀念認為這種巨大的金融危機多少有些不可思議。但是，危機還是發生了。一波波的金融危機以及因應危機的措施（拯救銀行體系、空前的貨幣擴張，以及巨額的財政赤字）均非比尋常。這些英勇的措施雖然阻止世界陷入另一場大蕭條，卻未能使高所得國家回復健康。這些國家的政府窮於應付危機的後果：失業率居高不下，生產力成長緩慢，民間部門致力減債，政府財政的償付能力日益堪憂。這些經濟體似乎會步上日本後塵，陷入長期萎靡。
第二章關注歐元區的危機。2008年信貸資金流動一停止，歐元區的結構弱點便暴露在世人眼前。當局隨後一連串的政策干預雖有不足之處，卻也勉強阻止了體制崩潰。雖然危機處理工作有若干進展，戰後歐洲融合大計仍陷於險境，因為相關國家既不可能大幅強化結盟關係，也不可能回到各自貨幣獨立的狀態。
第三章檢視這場危機在新興經濟體造成的後果。儘管高所得國家經濟疲弱，新興市場大致保持快速的經濟成長。但是，在包括中國和印度的新興經濟體，民間或公共部門過度負債和資產泡沫問題，也已引發更多關注。此外，先進國家的異常貨幣政策，以及大量民間資金流出這些國家尋求較高的收益，也造成新興經濟體政策制定者的嚴重難題：是否應該接受本國貨幣升值、對外競爭力降低？還是要設法抗拒（可能要靠干預匯市，風險是貨幣失控，信貸過度成長，通膨高漲，金融失序）？最後，新興市場也已出現經濟成長放緩的跡象。這些國家需要進一步的結構改革。
第二部談「轉變」，檢視世界經濟如何走到當前的狀態。體制的脆弱最終引發如此巨大的金融和經濟衝擊，這些弱點是怎麼出現的？如果我們期待未來能更美好，就必須認清問題的根源。
第四章集中探討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金融體系的核心部分為什麼會崩解？這是金融體系固有的弱點所致嗎？還是因為危機之前和危機期間的重大政策錯誤？有些人認為當局處理危機時所犯的錯誤，比危機之前的錯誤更重大，這是真的嗎？所有這些觀點都有幾分真實。這一章將分析金融體系的固有脆弱性從何而來。我將仔細檢視，在2007年之前，是什麼造成金融體系特別脆弱。本章將闡述「影子銀行體系」的成長，金融複雜性和互聯程度的升高，「道德風險」的作用，以及政府處理危機的責任。我也將指出，以通膨目標法管理經濟有其局限，而人們嚴重誤解此一局限。
但第五章也將指出，經濟容易爆發危機的這種脆弱性，不完全是金融體系的問題所致。問題背後還有一些全球經濟事件，尤其是「全球儲蓄過剩」和與此相關的信貸泡沫，而這些問題又與一些互有關聯的經濟變化有關。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全球經濟失衡，導致新興經濟體向先進國家輸出資本，而先進國家卻未能有效運用這些資本。1990年代的亞洲危機過後，全球實質利率跌至異常的低水準，引發資產價格膨脹，最終演變成資產泡沫。但是，全球儲蓄過剩問題之所以出現，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資本與勞工之間的所得分配，以及勞工之間的所得分配改變了。本章將指出，一些以總體經濟因素解釋這場危機的流行說法（尤其是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倒果為因。世界經濟失衡和儲蓄過剩的問題背後，是自由化政策、科技演變和人口老化促成的世界經濟根本轉變；這些變化展現在全球化、不平等加劇，以及高所得經濟體投資疲弱等現象上。
第五章將說明信貸泡沫、儲蓄過剩，加上根本的設計缺陷，如何導致歐元區陷入危機深淵。我將指出，我們必須了解五項要素的互動：設計上的錯誤；危機之前債權國與債務國的政策錯誤；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尤其是歐元區國家的銀行體系；貨幣政策的錯誤；以及危機爆發時，當局在擬定因應方案上的失敗。因為這些因素，歐元區仍面臨顯著的崩潰風險，嚴重威脅歐洲的經濟穩定。
第三部談「出路」，探討我們應如何走出困境。當局因應危機的做法有個顯著特徵：只求以最低限度的措施恢復系統的運轉。總體經濟政策是這樣，金融體系改革是這樣，歐元區的改革也是這樣。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做法不夠好：因為如此一來，經濟復甦幾乎注定疲軟與失衡，未來幾乎勢必引爆更大的危機。
第六章將尋找適切的經濟理論。這場危機顯示，人們對現代經濟體的運作方式有很深的誤解，危機前和危機後均如此（危機後的誤解展現在財政政策上）。我們必須思考以下問題：從近年種種事件看來，近數十年來的正統經濟學還有多少站得住腳？相對於管理央行、擔任財政部門顧問的正統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或後凱因斯學派是否更接近真理？我的答案是：非正統經濟學家確實比正統經濟學家正確。經濟學界面臨巨大挑戰，極需要試驗。有些人認為我們必須回歸金本位制度，本章將證明這不過是幻想。不過，貨幣與金融的關聯確實是必須處理的核心議題。
第七章將探討如何達致更穩健的金融體系。我將先檢視當局目前正在推動的改革，然後討論它們是否足以帶給我們安全的未來。接著將討論進一步改革的可能，包括大幅提高資本要求，並建議完全取消「部分準備銀行制」。我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推動更多根本改革，因為當前的金融體系在本質上需要仰賴政府。這個本質衍生危險的動機，最終很可能導致政府破產。金融操作對房地產泡沫的促進作用，是金融體系脆弱性特別重要的一面。利用土地存量提高財務槓桿，向來是破壞穩定的現象。
第八章將討論如何改善本國以至全球的經濟。我們必須從如何達致更有力而平衡的經濟復甦說起。經濟復甦應獲得遠更為有力的貨幣和財政支援。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經濟前景將蒙上深重的陰影。決策當局2010年太早奉行緊縮政策，是犯了錯。但是，如果不再次訴諸破壞穩定的信貸和資產價格泡沫，要恢復危機前的成長速度，要追求供需平衡，都會面臨重大限制。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是大幅擴大投資和淨出口，但兩者都有障礙要克服。世界經濟必須調整到可持續的狀態，讓資本從已開發國家大幅流向開發中國家。
本章將說明如何做到這點，又為何如此困難。這件事需要全球貨幣體制的改革，別的不談，我們極需創造一種新的準備資產，使新興經濟體不必奉行重商主義政策。但是如果我們做不到（看來是這樣），而高所得國家又無法創造投資熱潮，則高所得國家可能必須考慮激烈的貨幣體制改革，包括直接以貨幣為預算赤字融資。
第九章將討論歐元區可以如何改革。歐元區眼下正面臨生存挑戰，必須決定完全或部分解散，又或者創造出大幅改善自身運作所需的制度和政策。解散歐元區是可以想像的事，但此舉至少將在短中期內造成巨大的金融、經濟和政治混亂。如果解散歐元區破壞了歐洲整合大計，則亂局持續的時間將長得多。如果不解散歐元區，則改革必須包括更有效地支援遇到短期困難的國家，某程度的財政聯邦制，更大程度的金融整合，提供更有力支援的央行，以及確保競爭力對稱調整的機制。如果沒有這些改革，歐元區將永遠無法有效運轉；而即使有這些改革，歐元區也未必能夠長期存在。
最後的結論將回到這場危機對世界的啟示。本書會指出，這是一個轉捩點。我們必須推動根本的改革才能達致較穩定的狀態。全球化需要適當的增減—要增加的是全球監理與合作，而個別國家也需要更多自由，以擬定自身因應全球化壓力的方案。隨著世界的整合與發展，維持全球公共財的供給將是艱鉅的長期挑戰；這些公共財包括穩定的全球經濟，和平，以及極其重要的全球環保工作。但是，如果我們不先克服近年這場危機遺留的問題，就無法完成這些任務。此外，這一切將必須在新舊勢力交替中完成：新勢力已經崛起，國際權力和責任將從以西方強國為主的狀態逐漸改變。

衝擊的重要
本書的分析為何重要？因為西方近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改變了世界。危機改變了時勢，改變了我們對時勢應有的想法，改變了我們應有的因應行動。從最明顯的說起。世界經濟後來與2007年時多數人所想的截然不同。當時我們以為強健的經濟體，原來渾身是病。在所有主要的高所得國家，經濟產出仍然遠低於以前的趨勢水準，而經濟成長率也多數遠低於先前以為的潛力水準。一些主要國家（尤其是法國、義大利、日本和英國）2013年的經濟活動水準仍低於危機前的高峰。失業率居高不下。許多人擔心一些高所得經濟體將陷入像日本般的長期萎靡，這種情況看來大有可能發生，甚至可能比日本更糟：整體而言，目前的情況正是如此。
（本文未完，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本書。）

內文試閱 

歐元是一場災難—不用「災難」一詞，不足以描述情況之惡劣。創造歐元本來是希望促進團結，締造繁榮和削弱德國對歐洲經濟的支配，但結果恰恰相反：它損害團結，破壞繁榮，並且鞏固了德國的支配地位，至少暫時是這樣。
儘管文化和經濟成就非凡，歐洲有犯災難性錯誤的悠久歷史，而這些錯誤通常是接近瘋狂的盲目傲慢和一廂情願造成的。2014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週年紀念。一戰可能是歐洲種種蠢事當中最重大的一件，它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後者其實並非無可避免。二戰之後，在美國保護下，歐洲人逾半個世紀的耐心和努力，帶給歐洲和平、繁榮與合作，可惜終於又新犯下傲慢的錯誤，雖然代價遠低於兩次大戰，卻更不必要：這一次是相信經濟情況各異、文化差異更大的主權國家組成不可回頭的貨幣聯盟，可以順利地運作。
歐元區危機清楚顯示，這種想法是多麼愚蠢。德國管理歐元區事務雖然犯了種種錯誤，但德國的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了解歐元風險—這一點值得表揚。德國之外，了解歐元風險的其他歐洲大國就只有英國。慎思的德國人（尤其是德國央行的人）認識到，在現代世界，貨幣是國家與政體的產物；必須先有國家和政體，然後才創造貨幣，不能反過來。但是，其他歐洲人決定做本末倒置的事：在歐洲各國結成適當的政治聯盟之前，先建立歐洲貨幣聯盟。
歐洲1988年設立經濟暨貨幣聯盟研究委員會，由歐洲執委會主席狄洛（Jacques Delors）擔任主席。該委員會的報告完全沒有討論貨幣聯盟得以支撐的政治基礎，只提供邁向歐洲貨幣聯盟的技術指引。當時德國正處於兩德統一後的陣痛期，而它曾為了兩德統一尋求歐洲夥伴的支持，加上出於對歐洲理想的擁護，德國人覺得自己不能抵制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的計畫。歐洲各國很快於1991年達成奠定貨幣聯盟創建計畫的《馬斯垂克條約》，隨後幾乎所有歐盟成員國都尋求加入歐元區。此後的事，本書第二和第五章已經講過。
歐元區的建立，與美國各州組成貨幣聯盟的過程極其不同。牛津大學的歐魯克教授（Kevin O’Rourke）和加州大學的泰勒教授指出：

美國是先有穩固的政治聯盟（其成員要退出現在是難以想像的事），這為各州逐漸建立經濟暨貨幣聯盟提供了一個基礎。美國憲法包含一些關鍵假設，包括可以有長存的國債（一種關鍵的集體安全資產），聯邦政府有徵稅權（最終的中央財政能力），使用共同貨幣，以及商務條款（確保各州之間有真正自由的貿易）。後來經歷重大危機之後，美國又建立了銀行業聯盟和具經濟意義重大的財政聯盟。相對之下，歐元區和歐盟都不是政治聯盟；退出歐元區或歐盟是可以想像的，也是人們公開議論的事；歐元區和歐盟都沒有中央財政機關，也沒有共同的公債，而且債權國看來不想朝這方向發展。種種限制意味著有利於歐元區的事未必可行。

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五個歐元區成員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蕭條，失業率升至極高的水準，公共債務也飆升（見第二章，尤其是圖17和18）。在希臘和葡萄牙，青年失業率超過55%。它們失落的不僅是十年，還有一整個世代的一大部分人。截至2014年初，我們只能看到虛弱的復甦，但失業率很可能居高不下到2019年底，甚至更久。賽普勒斯甚至在2013年實施資本管制，因而證實了所有人都已經知道的事：除非是現鈔或硬幣，一歐元未必就是一歐元。賽普勒斯銀行帳戶裡的一歐元，與德國銀行帳戶裡的一歐元未必一樣：後者可以隨時隨地自由地用來支付帳款，前者則不行。
人們對歐洲體制的信任已驟減。一些國家出現了立場極端的政治勢力，歐洲許多國家的人民心懷憤恨。戰後歐洲各國和整體的安定正受損。在此同時，歐洲的掌權者散播支持財政緊縮的陳腔濫調和過度樂觀的預測。歐洲正受到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的理念支配。布呂寧是德國1930至1932年間的總理，他災難性的緊縮政策奠下了希特勒上台執政的基礎。
歐元的倡導者認為採用單一貨幣可終止國際收支危機，結果卻出現了信貸危機和外部調整衍生的長期創傷。倡導者認為採用單一貨幣可確保有益的跨國金融融合，結果卻是各國爆發銀行業危機。倡導者認為創造單一貨幣可消除人們對聯盟解體的恐懼，結果問題未解，因為各成員國並未締結政治聯盟。倡導者認為建立貨幣聯盟可使各成員國的人民變得比較親近，結果卻是危機將他們撕裂為傲氣的債權人和忿恨的債務人。如此愚行歷歷，令人嘆為觀止。
我們可以將歐元區想成是一夫多妻的貨幣婚姻：締結婚姻的人未經深思熟慮便匆忙成婚，而且根本沒有離婚的方法—這是刻意的設計，因為離婚安排愈可行，婚姻愈不可靠。新郎走進教堂是出於責任感，而非深信貨幣婚姻可行，多位新娘則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是一段不負責任的蜜月期，所有人似乎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各位新娘能以遠低於以前的利率自由借錢：她們自然開心地去購物。新郎則努力工作，建立了競爭力極強的出口業，累積起巨額的對外盈餘和與此對應的巨大債權。然後，危機爆發了。新郎抱怨新娘浪費他的錢，新娘抱怨新郎迫使她們拮据度日。這段婚姻因此變成一場惡夢：一方面是因為它根本是個餿主意，另一方面是因為蜜月期過得太不負責任。等到危機爆發，所有人都已鑄下大錯。
想想可能的出路：離婚；繼續不幸的婚姻；或是重新創造幸福的婚姻。如今局內人在前兩項選擇之間搖擺不定。婚姻很不幸，但離婚似乎痛苦得令人畏懼。他們必須做的是將不幸婚姻改造為幸福婚姻，而相關行動同樣必須涵蓋流量、存量和改革。首先，所有成員國必須恢復合理的繁榮。第二，歐元區必須處理不久之前那段時間留下來的壞帳（還有一些是較久之前留下來的）。第三，歐元區必須執行一些改革，令自己的體制變得較穩固，經濟前景則較光明。目前看來，這一切都發生的可能性相當低。果真如此，可能的結果是離婚（但很可能是在非常不幸的婚姻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更可能的結果則是讓近乎無法忍受的不幸婚姻永遠持續下去。
我們將從歐元區蜜月期的後遺症說起，然後談持續這場不幸的婚姻，可能的意涵是什麼，以及離婚的可能情況。最後我們將討論如何創造幸福的婚姻，以及這是否可行。

蜜月幻覺
歐元區的故事最奇特的就是：它的婚禮有如來了三位神仙教母。第一位說：你將完全得到你想要的一切。第二位補充道：十年之後，你將面對最恐怖的惡夢。第三位總結道：沒錯，你將面對最恐怖的惡夢，因為你最初完全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因此，在截至2008年尾的幸福蜜月期內，先前受公共財政虛弱、高利率和弱勢貨幣困擾的國家，享受到以下情況帶來的快樂：利率相當低、經濟快速成長、實質薪資上漲、經常帳赤字擴大。也不是所有國家都享受到全部好處，例如義大利和葡萄牙便不曾出現快速的經濟成長。但是，整體而言，這是一段滿意的時期。在此同時，德國享受到競爭力和淨出口成長的好處：一方面是因為能利用歐元區的市場，另一方面是因為相對於繼續使用德國馬克的情況，歐元匯價弱得多。歐洲北部其他國家也享受到類似好處，只是受惠程度不如德國。債務人和債權人都開心，自然是同一件事的兩面。
然後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蜜月期也隨之結束。市場人士、政策制定者和民眾突然間發現自己犯了大錯：希臘公債並不是像德國公債那麼可靠；即使在一個貨幣聯盟之中，相當於GDP 10%左右的經常帳赤字、接近GDP 100%的淨外債（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情況）也是不可持續的；蓋一些潛在買家不想要或買不起的房子，不會令國家變得富有；擴張營建、地產和金融業，不會令國家享有持久的經濟競爭力；國家的勞動成本升速若年復一年地超過歐元區的支柱國家，將無法維持競爭力；產業與中國競爭的國家，允許自身的勞動成本升速超過產業與中國互補的國家（例如德國），實在沒有道理。簡而言之，走錯方向的十年比荒廢的十年更糟。
這就是為什麼這場危機這麼慘。歐元區的體制設計無法應付2008年之後出現的經濟、財政和金融危機。但要不是在歐元誕生的頭十年裡對這套體制如此深信不疑，今天的境況也不會那麼糟。
（本文未完，摘錄自本書第9章 修補不幸的婚姻，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