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的聲音（簡體書）

《紙上的聲音》是作者近年來的隨筆及評論的結集。知識分子問題一直為作者所關注，《紙上的聲音》通過對多位西方著名知識分子的敘述，探討知識分子與國家、社會、革命、歷史諸關系，解析作為理念人和實踐者的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與人格建構。其中，對于中國“國民性”及現代作家“精神還鄉”問題的闡發，寓褒貶于歷史觀照之間，視域開闊，觀點鮮明，創見迭出。

林賢治，詩人，學者。廣東陽江人。著有詩集《駱駝和星》《夢想或憂傷》；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曠代的憂傷》《孤獨的異邦人》《火與廢墟》，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記》《自制的海圖》《五四之魂》《時代與文學的肖像》《一個人的愛與死》《午夜的幽光》《夜聽潮集》，文學史專著《中國新詩五十年》《中國散文五十年》，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沉思與反抗》《盜火者》《文學與自由》，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蕭紅》，訪談錄《呼喊與耳語之間》等。主編叢書叢刊多種。

題 記 / 1
盧森堡：“嗜血的‘紅色羅莎’” / 1
阿倫特：沉思與反抗 / 14
自由、祖國、十字架 / 28
一個女人和一個時代 / 39
寫在《希特勒萬歲，豬死了！》的前面 / 51
奧威爾：從政治中來，到政治中去 / 57
《1984》的一個新譯本 / 62
法國知識社會中的一場戰爭 / 67
索爾仁尼琴和他的陰影 / 82
蘇聯知識分子的命運 / 95
夜讀抄：《論小丑》 / 101
國民性批判問題的札記 / 116
《中國作家的精神還鄉史》導言 / 151
魯迅：四城記 / 181
魯迅：“帶著枷鎖的跳舞” / 198
《魯迅語錄新編》前言 / 203
蕭紅和她的弱勢文學 / 206
懷念耿庸先生 / 224
詩人的工作 / 233
重印《中國文字獄》序 / 239
黃河遺文編后記 / 243
從低泣到嚎叫 / 249
《我是農民的兒子》序 / 253
《我是農民的兒子》再序 / 256
《滿天星文叢》 序 / 260
《人文中國》前言 / 263
《烙印》序 / 268
知識分子與自由 / 272
一代知識分子的苦難人生 / 277
經典的言說 / 282
關于“思想者文學” / 286
關于“底層文學” / 294
關于“介入文學” / 297

國民性批判問題的札記
外國人看中國人
對于西方人來說，中國一直是一個神秘的國度。從16世紀開始，西方航海家、旅行家、傳教士陸續來華，通過他們，歐洲喚起了對這個東方古國的熱情，至18世紀中期尤為熾烈。這時，中國贏得歐洲人普遍的欽敬和頌揚；但是，19世紀以后，原先較為一致的看法被打破了。
對中國的介紹，最初偏重于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后來轉向政治文化制度，于是批判代替了贊美。這里包含著對制度優劣的價值判斷在內，未始完全出于武力征服者的驕蠻與愚妄。
在塑造中國的文明形象方面，耶穌會傳教士起到“領唱者”的作用。由于這些傳教士都是經由嚴格挑選的著名學者，因此影響特別廣泛。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最為人知，他出版的《基督教遠征中國》便是權威著作之一。其中，他這樣說到中國人：“因為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頌。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成就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們便越自卑。”
法國傳教士多說中國的好話，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大受影響，對中國文化推崇備至，認為比西方更理性、更人道，雖然中國在科學方面不如西方，但是精神文明是值得效法的。提出“三權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強烈反對伏爾泰的看法，他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他說，中國人生殖過快，子孫繩繩，但都傾向于“奴隸性的服從”。又說，中國施行“人治”，一種道德至上的政體，其特質是有規則而無精神。他還特別指出：中國開國之初尚講道德，其后則整個制度屈從單一的個人意志，戕害人性，腐敗成風，由是興替得以不斷循環下去。經濟學家、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1694－1774）贊同伏爾泰而反駁孟德斯鳩，他出版《中國的專制主義》一書，認為中國的政治是合法的專制政治，為中國統治者的專制主義和絕對權力做了辯護。《社會契約論》的作者、被稱為一代民主政體之父的盧梭，在中國文化問題上，則
不可能不持批判的態度。“遠看成嶺側成峰”，其實都是同一個中國。著名的人道主義者、
法國詩人雨果（1802－1885）在圓明園被焚次年，致信英法聯軍巴特勒上尉，痛斥西方侵略者，信中直呼英法兩國為“強盜”，最后呼吁說：“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國能擺脫重負，清洗罪惡，把這些財物歸還被劫的中國。”
英國思想家羅素（1872－1970）也曾表示說，準備起草一份控訴書，控訴每一個列強。
西方人有種種，不可一概而論。
對于中國，英國人先揚后抑，同歐洲的整體態度基本保持一致。而羅素始終是友善的。
同《魯濱遜飄流記》的作者笛福稱中國為“可悲的民族”相反，羅素稱之為“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國家之一”，盛贊中國的國民性：善良、安順、禮貌、耐心，“愛面子”及“和平感”，如此等等。
中國喜作“梟鳴”的魯迅對羅素的贊辭并無好感，他曾針對羅素贊美中國轎夫的言論，
作出尖銳的嘲諷。
對于中國及其國民性，德國人同樣有褒有貶。
其中推崇中國文化最力的，要數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他在《中國
新論》中，對中國的道德和哲學贊揚有加。魏瑪樞密顧問官歌德（1749－1832）稱贊的也是中國的道德和禮儀，中庸、保守和節制。本來，在德國這樣崇尚古典和理性的國度，多少可以容忍中國的專制和保守，然而，在知識階級中，從赫爾德到黑格爾到馬克思，批評者還是占壓倒性多數。
赫爾德在《關于人類歷史的哲學思想》中，對中國有所論述。他說：“無論是戰斗精神
還是思維精神，都是與這個終日守著爐火睡覺，從早到晚喝著熱茶的民族無緣。”
他說：“他們的天文學、音樂、詩歌、兵法、繪畫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年，仍舊是他
們的永恒法令和千古不變的幼稚可笑的政體的孩子。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著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并且用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所以，它對一切外來事物都采取隔絕、窺測、阻撓的態度。它對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愛，終日沉湎在自我比較的自負之中。這是地球上一個很閉塞的民族。”
他說：“對我來說，孔子是一個偉大的名字，盡管我得立即承認它是一副枷鎖，它不僅
套在孔子自己的頭上，而且永遠強加給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層民眾和中國的整個國家機構。在這副枷鎖的束縛之下，中國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一起停留在兒童期，因為這種道德學說刻板機械，永遠禁錮人們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發展……”
黑格爾對中國哲學、宗教、道德、律法、科學，以及社會政治制度是從根本上否定的。
他從“絕對精神”出發，認為中國的民族性缺乏屬于“精神”的一切，缺乏個人性、主觀性，缺乏內心的自由。他認為，中國人崇拜權力，自視卑賤，只有一種順從聽命的意識。
他指出，中國這個國家是以家族關系為基礎的——一個父權制的政府。這個政府用了謹
慎、勸諭、報應的，或者簡直可以稱為紀律的刑罰，來維持它的機構。從家庭到社會，培養并貫徹“家長政治”的原則，其實幾乎等于一種奴隸制度。

在美國，討論中國國民性的最早、最完整、最有影響力的著作，當是史密斯的《中國人
的氣質》。這位中文名為明恩溥的傳教士，在華生活近五十年，他在書中詳細記述了他所觀察到的中國人的二十六種“特性”。
其中首要是“面子”問題，其余為“蒙昧”“輕視外人”“公共心之缺乏”“保守主義”
“同情之欠乏”“缺乏人格與良心”，以及后經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