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中國

回望中國歷史、思索台灣未來
──史景遷傳世經典──

三百年來，十六位西方顧問，他們如何改變中國?

回顧一六二○年到一九六○年這段歷史，可看到西方人以唯我獨尊之姿來到中國，深信自己師出有名，急欲『開發』被他們視為落後的民族，這些西方顧問的境遇實可為借鏡：傅蘭雅和丁韙良堅忍不拔，湯若望、李泰國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鮑羅廷洞察敏銳，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幹練，赫德和魏德邁善於組織，南懷仁和伯駕匠心獨運，華爾和陳納德勇氣卓絕，白求恩無私奉獻。然而，這些人的故事是警世教訓，而非鼓舞人心的宣傳。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對西方方法論及目標的絕對信心已搖搖欲墜，歷經越戰的美國人對此亦產生動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國似乎已有自信，西方人到中國，就得按中國人的規矩行事。如果，中西雙方都對自己有新的了解的話，至少還有機會不讓由來已久的誤認再度發生。
──史景遷

本書寫的是在中國的西方顧問。從一六二○年代到一九五○年代這三百多年來，這些人貢獻優異技能，供中國人驅策。初則引入天體運行理論，終則讓中國人見識到空戰戰術與原子科學的神乎其技。史景遷從上百位在華工作的洋顧問中挑選十六位代表人物。這十六人各有所長──有天文學家、軍人、醫生、行政管理專才、翻譯家、工程師，還有一位職業革命家。他們的生涯雖橫跨三個世紀，但是所積澱的生命歷程卻有著驚人的延續。他們經歷了類似的亢奮和危險，懷抱類似的情懷，承受類似的挫折，在行為中映射出他們的時代，也突顯了中國固有的基本價值觀。

本書不採「通史」的寫法，而是深入描寫十六位西方顧問的內心世界，追索個別人物心理狀態的變化，因此除了史籍之外，也大量採用私人書信日記。他們帶著西方的技術與思維，滿懷自信地前來中國，卻幾乎鎩羽而歸或埋骨他鄉，他們身處兩種行為規範、兩種思維方式針鋒相對的關鍵地帶，從他們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中，讀者或許能看出兩種文化的特質。藉西方文明代言人的角度來觀看中國，自然也鉤勒出自明清、民國、國民政府、中共政府以來中西文明的互動，以及中國的變與不變。台灣讀者不難從史景遷富有感情的筆鋒，在這些前仆後繼的先驅身上讀出無數的弦外之音，對於未來的國際互動和局勢發展，也可作為後世參考。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

譯者簡介
溫洽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譯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校譯《太平天國》。

助國府抗日，缺憾還天地
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
史迪威Joseph Stilwell
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

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酷愛飛機：「我打從一開始便迷上了飛機──地平線繞著機鼻翻騰旋轉，天地如萬花筒般滾動，倒立飛行時牢牢扣住安全帶的感覺，手腳在操控操縱桿、方向舵、節流閥時的絕佳協調，使得人機渾然一體，融合成一種人定勝天的器具。」他只有在獨自翱翔天際，或是在路易斯安那州老家周圍的橡樹林和沼澤地狩獵、垂釣，才會感到自在。陳納德獨來獨往，性喜冒險，脾氣暴躁，教育程度不高，桀驁不馴；一九三七年春天，他選擇加入美國陸軍航空隊（United States Army Air Corps）作為人生的志業。陳納德格外重視戰鬥機的作用，大肆抨擊沒有護航的轟炸戰術，而讓他的頂頭上司左右為難。他的意見難獲重視，他對於緊密編隊飛行和飛行特技的傑出見解，也不再為各級長官賞識。陳納德被內定為應退伍人員。中國航空委員會（Chinese Aeronautical Commission）提供陳納德一紙為期三個月的合約，聘他考察中國空軍的概況，月薪一千美元，外加額外津貼，他便欣然接受這紙合約，年僅四十七歲即自美國空軍退伍。 初步調查結果委實令人沮喪。陳納德發現，中國空軍大體是由義大利顧問在一九三○年代所培訓，飛機和飛行員嚴重短缺，飛行水準低落。名義上待命的飛機有五百架，但不到五分之一可以完全正常操作。陳納德在完成報各之後已準備打道回府，動身前與實際主導航空委員會的「委員長夫人短暫晤面，她比我想的還年輕二十歲，說了一口富有南方慵懶腔調的英語。這次的會面讓我情緒翻騰，久久難以平復。自從那天起，我完全拜服。那一夜我在日記寫道，『她將永遠是我的公主。』」自此陳納德一心效忠蔣夫人，而且及於她的家人和蔣介石；而陳納德的效忠，也為他換來在美國難以奢望的財富和影響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兩軍在北平近郊蘆溝橋（Marco Polo Bridge）發生衝突，陳納德還沒完成調查報告。之前，雙方已發生過多起這類事件，但這次衝突掀起全面大戰。日軍攻佔北平，八月中旬揮師上海。在亞洲推行「道德與中立」（morality and neutrality）政策的美國，一方面對中國深表同情，一方面又繼續向日本出口鋼鐵和石油。但是，陳納德的反應就很激烈：「我立即向委員長發電報，表明願以他覺得適當的身份為中國效勞。」蔣委員長接受陳納德的自動請纓，派他前往南昌訓練戰鬥機群。
陳納德終於遇到他的伯樂，而日本人的連戰皆捷也給了他嶄露頭角的機會。陳納德說到他的角色的轉變：「蔣夫人突然發覺，中國空軍軍官沒人知道如何籌畫、組織大小規模的轟炸任務。她邀我接手這項工作。」但是資源匱乏，陳納德亦難為無米之炊。沒經驗的中國飛行員時常錯估轟炸路線，誤炸了中國的軍隊或平民百姓。中國飛行員的失誤實在慘不忍睹。陳納德記述了某航空隊自轟炸上海後返航的情形：「第一位飛行員衝過頭，墜毀在稻田之中。第二位飛行員一頭栽到地面，化成一團熊熊火焰。第三位飛行員安全降落，但第四位飛行員卻撞上正在火速趕往墜毀飛機滅火的消防車。十一架飛機之中有五架毀於著陸之時，四名飛行員罹難。」一九三七年十月，陳納德的結論是，中國空軍已到了「智窮力盡」的地步，中國的飛行員只是「狩獵場裡一串串前仆後繼的鴨子。」 一九三七年底，蔣介石的權力岌岌可危。他手下最精銳的部隊在上海、南京保衛戰頑強抵抗，但遭殲滅，被迫遷都重慶。蔣介石被阻絕在先前所坐擁的華東城市、港口的金權紐帶之外。蔣介石就只能靠守舊的地方軍閥支持；在軍事上，蔣介石不過是這群軍閥聯盟的共主，而不是擁有實權的最高指揮官。日本人透過扶植幾個傀儡政權，控制工業重鎮的東北，以及華北、華中地區。沿海運輸線被切斷之後，蔣介石就只能仰賴空中或經由緬甸的陸路來取得後勤補給。在蔣介石的北方有中國共產黨盤據延安，名義上雖與蔣結成「統一戰線」，但實則別有居心。陳納德並不因前景黯淡而萌生退意，他仍以蔣委員長為馬首是瞻，對美國政府警告其國人勿捲入中、日戰爭當耳邊風，仍隨蔣介石避走大後方。
陳納德在雲南昆明設立基地，在此地為了他所謂「以美國模式打造嶄新的中國空軍這個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戮力兩年。陳納德的參謀均為美國空軍的後備軍官。「傑出的飛行員，喧嚷的牢騷客，以及危險人物一干人等圍著撲克牌桌，」陳納德如此形容他們，還說訓練學校裡永無寧日：「由滿腦子漿糊的美國人訓練食古不化的中國人飛行，極有可能激化兩大衝突文明蘊含的矛盾因子，而導致爆發令人神經緊張的摩擦。」陳納德要求中國飛行員重新接受基本的飛行訓練，為中國人監造足夠的機場跑道，並在各機場跑道設置空襲的警報系統。 然而，中國人仍沒有足夠的飛機和飛行員，以防衛日軍轟炸重慶，或轟炸日軍機場和部隊集結地區作為報復。因此，蔣介石派陳納德返美，徵募志願飛行員並採購新型戰鬥機。這時美國國內的輿論開始嚴厲譴責日本，陳納德受到財政部長摩根索（Morgenthau）和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盛情接待。一九四一年四月，美國政府通過一筆五千萬美元的貸款給中國，五月又批准了類似給英國的租借協定，使中國取得一百架的P-40戰鬥機。簽訂契約效命於「美國志願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而前往中國的美國軍官，美國政府雖將他們歸類為「非現役狀態」，但服役的年資照算。 美國陸軍和海軍航空兵總計有一百零一名軍人同意前往中國服役，接受陳納德的指揮；他們每個月的薪餉高達七百五十美元，差旅費另計，一年一個月的帶薪休假，每擊落一架日本飛機還可得到五百美元的獎金。他們的契約一年一聘。華爾在一世紀之前，面臨同樣危急的處境，在上海召募傭兵，之後還沒有過西方軍官帶領西方士兵為中國人作戰。中國人擔心難以節制這群人，所以陳納德在合約裡詳細規定，他們若有「違抗命令，習慣吸毒或酗酒，因病無法執行任務，逃避勤務，洩漏軍機，查明屬實者，一律解雇。」 這群當年被稱之為「飛虎隊」（Flying Tigers）的隊員，他們是身處陌生國度裡的美國探險家，難免自我膨脹。他們把中國人視為小孩，前來「打量這群橫渡重洋而來的英勇陌生人，駕駛著不可思議的機器遨遊天際。」他們可以確定這群小孩並未懷有慣常的怨恨。有位飛虎隊的中隊長認為，中國人「愛戴我們這些高大、杏眼的野蠻人。儘管我們駕駛吉普車橫衝直撞，衝進昆明街上的商家，撞翻了手推車、黃包車，他們還是愛戴我們；甚至當有苦力用竹竿兩肩挑起蜂蜜桶卻翻倒在地，我們大加嘲笑，中國人還是愛戴我們。」陳納德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這位中年的失敗者有重聽，但「表情嚴峻，目光銳利，五十一歲的硬漢，終身冒險矢志不渝，然而一生橫逆不斷。」這群飛行員「身材高大，說話無精打采」，傳言他們是「偉大的美國冒險家，他們可以為花生米（編按：指蔣介石）或美金而英勇奮戰，只要能為陳納德、只要能駕駛他們心愛的P-40戰鬥機而戰。」對於他們，「這好比現代版的大衛（David）殺死巨人哥利亞（Goliath）的遠古傳說。然而，在中國的這群飛行員之中，還有少數的美國青年，還是戰場、人生的新手，」他們駕駛「補丁斑斑、彈痕累累的戰鬥機為中國捐軀。」 不過這種素樸的純真一度還帶來輝煌的戰果。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襲珍珠港，這時飛虎隊才剛開始集訓。然而，不到半年，飛虎隊就駕駛日益老舊的P-40戰鬥機，展現陳納德傳授的雙機夾擊戰術，在緬甸、華南的上空擊落近三百架的日本飛機，本身僅折損五十架飛機和九名飛行員。
這是陳納德的戰爭。他打他會打的仗，而且打得漂亮。事實很清楚──陳納德是個戰術家、協調者、指揮官。就這麼簡單。單憑幾架飛機、幾位飛行員，他就重創了日本人。從空中救中國。蔣介石面對幾乎難以克服的經濟凋蔽、軍事失利的窘境，不得不訴諸於這樣的論調。
陳納德的悲劇，在於他以飛行員的單純心思，無視於波詭雲譎的中國處境。他雖然認為由他來指揮幾個英勇戰士就可打贏這場戰爭，但這場戰爭已有所變化了。羅斯福總統任命史迪威（Joseph Joseph Stilwell）擔任蔣委員長的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並於一九四二年三月抵達重慶。陳納德頓時成了史迪威的部屬。同年四月，日軍切斷滇緬公路，陳納德只能指望史迪威自印度空運為數不多的補給和零件到中國。七月，「美國志願隊」被「中國空軍特遣隊」取而代之，仍由已擢升為現役准將的陳納德指揮，但隸屬於以印度為基地的美國空軍第十航空隊。陳納德原編制飛虎隊員之中只有五人同意忍辱編入這支新部隊──其餘隊員不是休假返國，就是回原單位。 陳納德不顧日軍重創緬甸的中、英部隊，揮師席捲大半東南亞，隔絕中國與西方盟國的陸路交通，仍然竭力宣揚空優觀念。陳納德告訴史迪威，只要撥給他一百架新式戰鬥機、三十架B-25中程轟炸機，他就能擊落為數龐大的日本飛機，摧毀日本大量的軍事、海軍設施，阻擾日軍在海上和中國內陸河道的運輸，瓦解日本空軍的作戰士氣。史迪威並不反對空戰的效用，但覺得陳納德過度簡化行動計畫所必須顧及的後勤補給問題。況且當務之急應先拱衛所謂「駝峰」（the Hump）這條中、印之間山脈的空運補給線。史迪威最關心的是確保英、中兩國能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對日軍發動聯合大反攻，重新開啟滇緬公路這條補給線。陳納德和史迪威兩人的計畫根本不同調：若陳納德欲藉駝峰來強化他的空軍戰力，那史迪威便無法強化中國陸軍的戰力以反攻緬甸；若史迪威集中資源，強化中國軍隊的戰力，就無法分配足夠的燃料、零配件或彈藥給陳納德。
蔣介石馬上就對珍珠港事件有所反應。日軍偷襲當天，他就倡議美、中、英及大英國協的國家、荷蘭、蘇聯成立大聯盟，共同對日作戰，捍衛太平洋。但他聯合作戰的構想終歸束諸高閣。因為能做出重大決策的人不在重慶，而是在倫敦、華盛頓。何況，倫敦、華盛頓的戰略優先順序與蔣委員長的並不相同。對邱吉爾（Churchill）而言，歐洲才是舞台的中心，他費盡心力才使羅斯福總統同意他的見解：「我告訴總統，美國高估了中國對這場全面戰爭的可能貢獻……我說我當然願對中國人伸出援手，殷勤以待，我欽佩、喜歡這個民族，對於他們永無止境的苛政深表同情，但他勢必難以期待我會接受我覺得完全違背常理的價值標準。」因而決定英軍或美軍不應大規模插手中國地區。 蔣介石一心只想打敗日本人，意識到他在履行聯合作戰時所竭力扮演的角色已沒戲唱了。他轉而以鞏固自己的權力為重，準備與勢必在戰後兵戎相見的華北共產黨決一死戰──「統一戰線」已名存實亡了。往後幾年間，蔣介石謹守中國傳統聖訓「以夷制夷」，利用美國人來打日本人，而蔣介石則盡可能保留實力。 這個想法自然與脾氣倔強的參謀長史迪威的觀點相悖；他問的問題讓中國最高統帥難堪，要蔣介石重組地面部隊，但這會攪亂了蔣介石千方百計構築的同盟架構，還暗示共產黨人或許是可發揮作用的同盟者；史迪威還語帶挖苦，向蔣介石提及此事。所幸，蔣介石善於玩弄「以夷制夷，坐收漁翁之利」的把戲。陳納德毫不掩飾他對蔣的欽佩，他向蔣介石獻策，短期就可替中國打贏這場戰爭，不需中國人付出代價，而且他也不必逼使蔣委員長進行任何政策調整。 蔣介石表明他欣賞陳納德的想法，而陳納德也藉機提出更多的要求。陳納德在一九四二年底給羅斯福總統的信裡，力陳只要有一百零五架戰鬥機和四十二架轟炸機，便能「癱瘓日本的空軍戰力」，進一步「摧毀日本」。他按部就班，先是消滅在華的日本空軍，然後切斷日本位於西南太平洋的補給線，接著再派遣由華東升空的轟炸機瓦解日本的重工業。陳納德以勝利的口吻總結：「屆時，在華的中國軍隊，在太平洋上的美國海軍便可暢行無阻，如入無人之境，麥克阿瑟（MacArthur）將軍也可自澳大利亞的大本營進攻，完成所有這些目標又不用付出高昂代價……。我整個計畫很簡單，很久以前就想出來了。我花了五年的時間建立空中預警網絡和無線電指揮系統，無非就是為此計畫一戰。我深信必定成功。」羅斯福跟蔣介石一樣，不願把龐大資源投注在中國戰區上，日漸賞識陳納德的策略，羅斯福總統親信的私人顧問威爾基（Wendell Willkie）、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居里（Lauchlin Currie）以及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等人亦深表認同。史迪威現在就只能靠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的支持了。
史迪威的壓力越來越大。一九四三年一月初，蔣介石表示他不贊成是年春天在緬甸發動攻勢。史迪威說道：「英國佬運氣真好，這正中他們下懷。現在，英國人罷手了，中國人也會罷手，只有天煞的美國人還要繼續作戰。陳納德嚷嚷不休，讓我們進退兩難；他大肆吹噓自己的能耐，現在他們打算讓他放手一搏。」馬歇爾告訴史迪威，國內輿論以及總統個人觀感所形成的壓力，意味著勢必要給陳納德一個機會，實現他的主張。用史迪威的說法，他勉為其難，「坐坐冷板凳」。二月，史迪威銜命成立一支獨立的空軍部隊──第十四航空隊，歸由陳納德指揮。兩人之間的關係持續惡化，到了四月底，羅斯福總統將史、陳二人召回華盛頓述職。
陳納德此行令人印象深刻。根據他的回憶，在陳述完他的計畫之後，羅斯福總統「砰的一拳捶在桌上，得意地笑說：『只要你能擊沉他們一百萬噸的軍艦，我們就能讓他們毫無喘息的餘地。』」史迪威鬱鬱說道：「除了我之外，沒有人願意從事組建地面部隊這種單調刻板的任務。陳納德承諾要在六個月內將日軍自中國驅離，何不給他足夠的資源去兌現他的諾言呢？這可是通往勝利的捷徑啊！」 史迪威雖然再三警告：「只要企圖轟炸日本，就會引來日軍對地面狂轟猛炸的報復。……要是果真如此，我們必定會一敗塗地。」，但他卻沒有說明自己的想法。史迪威的直言不諱，讓在場的政客、將領大表意外。出席了幾次會議的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將軍，聽到史迪威「認為陳納德並不服從他。他指控陳納德有意違抗他的命令，結合中國官員、將領、地方軍閥圖謀不軌」的話大感吃驚。史迪威還把「中國總統貶為苦力階級，認為他傲慢自大、不可靠，完全無法與他相處。」陳納德描述有次開會，史迪威大肆詆毀中國領導階層的素質低劣，羅斯福總統突然插話──
他問說：「你覺得委員長這個人如何？」 史迪威大聲咆哮：「他這個人意見反覆，狡猾而不可靠的老無賴，所說之話，全不能算數──」
羅斯福總統打斷史迪威的話，轉身問坐在角落的我：「陳納德，你的看法如何？」 我回答說：「總統閣下，我覺得委員長是當今世上數一數二最偉大的軍事和政治領袖，他從未對我食言。」
史迪威和陳納德依然各說各話、沒有交集，但陳納德已取得授權放手一搏，史迪威只能安份點。
陳納德從飛虎隊成軍以來，就在企盼如此良機。他現在當了中國空軍參謀長，能直達天聽，可不受節制，完全落實他的理論，史迪威雖無法對他加以掣肘，但還是牢騷滿腹：「強化中國軍隊的戰力是次要的。假若空軍取得所有資源，我們將陷入泥淖而孤立無援。但他們卻期待我們傾全力保護這群一古腦空想的傢伙，而他們自己則在譁眾取寵。」陳納德的問題在於，他在如此簡單的原則下提出如此多的需索，不得不去兌現做不到的事。陳納德的幕僚艾索普（Joseph Alsop）告知霍普金斯，中國領導人認為「若不馬上採取某種大行動來提振中國軍民的士氣，後果將不堪設想，」並警告中國有可能撐不住。日本飛行員已學會了陳納德先前用來對付他們的招數，以假空襲來誘使敵機升空，或聲東擊西、打了就跑、以多欺寡的戰術來消耗陳納德珍貴的油料，陳納德的軍隊不僅無法取得他保證的驚人戰果，反而被日本人耍。一九四三年夏天，十四航空隊受到重創。陳納德將這次失利歸咎於史迪威扣住後勤補給，要求美國政府提供更多的飛機、油料和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