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斯特羅莫（簡體書）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1857—1924），出生于波蘭，20歲之前還不能流利地說英語，38歲時出版部小說，卻被認為是用英語寫作的作家中的小說家之一。他十七歲時前往馬賽學習航海，在海上生活達二十余年，36歲時因為糟糕的健康和對寫作的癡迷而放棄海上生活，開始專著于小說創作。康拉德一生共出版長、短篇作品四十余部，是英國現代小說的先行者之一。他的敘事風格和反英雄人物塑造影響了后世很多作家，包括D.H.勞倫斯、F.S.菲茨杰拉德、威廉·福克納、歐內斯特·海明威、伊塔羅·卡爾維諾、加西亞·馬爾克斯、V.S.奈保爾、J.M.庫切等諸多文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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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種語言中都是*杰出的政治小說之一

《諾斯特羅莫》是一本比較長的小說，它是我在出版發行了短篇小說集《臺風》之后進行構思的，構思的時候我內心感到極為焦慮。

我的焦慮，不是因為我的精神狀態有何改變，或寫作風格有何改變。也許根本就沒有什么任何改變，改變的是與藝術理論無關的神秘外部因素；是我獲得靈感的方式有了改變；而靈感這種現象是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下的。不過，我確實有些擔心，因為寫完短篇小說集《臺風》之后，似乎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什么可寫的了。

這種奇怪的且令人憂慮的狀態持續了一段時間；然后，像我其他幾部比較長的作品一樣，我聽說了一段幾乎沒有什么價值的逸事，這才獲得了《諾斯特羅莫》的初的寫作線索。

那是一件在1875年或1876年發生的事，當時我還很年輕，事發地點可能是在西印度洋或墨西哥灣。雖然我與陸地上的人交往很少，也很短暫，但我聽說有一人，趁著南美的火地島鬧革命的時機，在沒有他人幫助的情況下偷走了整整一駁船的銀錠。

這聽上去是個好戰績。但我沒有聽到更多的細節，也對寫犯罪題材的作品不感興趣。又過了26年或27年，我在一家二手書店看到了一本爛書。這本書是一位美國水手在一位記者的幫助下寫的自傳。在他浪跡天涯期間，他有幾個月的時間在一艘大帆船上服役，船長和船主就是我在年輕時聽說的那個盜銀錠的賊。我絲毫不懷疑我認錯了人，因為這兩件事都發生在地球的這半邊，而且都發生在一次南美革命期間。

那家伙確實偷了一駁船的銀錠，而原因似乎就是他的雇主輕信了他，那位雇主可真是太不會看人了。在那水手的故事里，這個竊賊是個徹頭徹尾的惡棍，一個卑劣的子，既殘暴又愚蠢，性格乖僻，樣子猥瑣。總而言之，那么好的機會不應該降臨到他頭上。但他有一點很有趣，敢公開地吹牛。

他常說：“人們認為我的這艘帆船上藏著好多錢。實際上什么都沒有。我才不理睬他們說什么。我總是找到機會之后才去拿一塊銀錠。我必須慢慢地變富——我猜你懂我的意思。”

這個盜賊還有另外一點也很有趣。在一次爭吵中，這位寫書的水手威脅他說：“我會把你告訴我的有關銀錠的故事告訴岸上的人，那將會如何？”

這個惡棍一點都不害怕，他甚至笑起來。“你是個傻子，如果你到了岸上敢說，你立即就被人在后背插入匕首。那港口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我的朋友。此外，誰說那艘駁船沒有沉沒呢？我沒有告訴你藏銀錠的地方，對不對？所以你現在其實什么都不知道。我還可以告訴別人過去我撒謊了，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

后，那位水手實在無法再忍耐那個頑固的盜賊的卑鄙，離開了那艘帆船。整個故事在那個自傳中只占了大約三頁紙。沒有什么好說的；然而，當我仔細看完了之后，我心中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共鳴，激起了我對年輕時代的回憶，那時的一切都是新鮮的，令人吃驚的，都有某種危險性，相當有趣；我回想起星光下的奇怪海灘、太陽下高山的陰影、人們在黃昏中的激情、幾乎被遺忘的傳說、人們的臉色變得越來越陰暗……或許，這個世界里還有值得寫的東西。不過，我當時確實只看到了一個故事。一個惡棍偷了大量有價值的貨物——這就是人們說的故事。這個故事無論真假，本身并沒有什么價值。虛構一個犯罪故事，不符合我的口味，因為我的能力不在那方面，寫出來的東西的價值還不如為此而耗費的蠟燭錢。后來，我終于意識到，那盜賊并不必寫成一個真正的惡棍，或許還可以有人格，可以把他寫成主角，甚至是一次革命的受害者。再后來，我又看到了那個未來變成了蘇拉科省的那個衰敗的國家，看到那道陰森森的鋸齒狀的高大山脈，看到了那片傷感的大草原，它默默地見證了許多事件，這些事件都是從那些面對善惡時表現得目光短淺的人的激情中流淌出來的。

這些就是《諾斯特羅莫》這本書的模糊起源。從那個時刻起，我認為這本書在大體上就確定了。盡管如此，在寫的過程中，我甚至猶豫過，就好像深入一片充滿了陰謀詭計和社會革命的大陸進行一次辛苦的長途跋涉，我的自我保護直覺會站出來警告我一樣。但這本書必須寫完。

寫這本書占用了我在1903—1904年大部分的時間；期間停頓了好幾次，因為我害怕過于深入那個國家的細節會使我喪失對整體的把握。此外，每當我因想不清楚這個國家的復雜局勢而停頓下來的時候，我就想逃跑，打個比喻，我會拎起旅行包，為了換一換氣氛，迅速離開蘇拉科，去寫幾頁《如鏡的大海》。不過，正如我前面說過的，我在南美這塊以好客著稱的大陸逗留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當我回到家里，我發現（像格烈佛船長一樣）我的家庭很好，我妻子放心了，我的小兒子在我不在的這段時間里也長大了。

我有關科斯塔瓦那的歷史的知識，主要取自我已故好朋友、曾駐英格蘭、西班牙等國的大使、受人尊敬的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寫的但未完成的著作《五十年的錯誤統治史》。這部著作未曾出版過——讀者將會發現其原因——而我實際上是全世界知道其內容的人。我通過認真的思考終于掌握其內容，這個工作絕非能在數小時內完成。我希望我理解準確，值得信賴。為了能對我自己公正一點，也為了不嚇著潛在的讀者，請允許我指出有幾個歷史典故根本就沒有放進本書之中，因為我不想炫耀我的博學，而且這些典故都是真事；把這些典故說出來，可能會影響當前的形勢，或直接影響與我交談過的人的運氣。

書中涉及許多類人，他們的歷史，我盡全力寫好，譬如：貴族和人民，男人和女人，拉丁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政客。我寫的時候盡量保持冷靜，因為我自己的感情也處于矛盾之中，也會發生著激烈的碰撞。盡管如此，我寫的畢竟還是這幾類人之間的沖突歷史。只有讀者才有權說這些人在那個特別困難時期的所作所為和動機是否值得去感興趣。對我來說，那個時期充滿了可以信賴的友誼和無法忘懷的盛情。在我要感謝的人中，我要提及古爾德夫人，就是那位“蘇拉科夫人”，接下來是暗戀她的蒙漢姆醫生，接下來還要感謝查爾斯·古爾德，那位物質利益的創造者，接下來是他的礦山——他被囚禁在那座礦山里了。

有關諾斯特羅莫，他是第二個在種族上和社會關系上存在反差的人物，他也是圣托梅礦的俘虜。對他，我感到必須多說幾句。

我毫不猶豫地讓一個意大利人擔任主角。首先是完全可信：那時意大利人擠滿了那個歐洲人的省份，只要讀者繼續讀這本書，就會知道這點；其次，沒有人能更好地與那個綽號叫“加里波第的信徒”的喬治奧·維奧拉并列站在一起，此人是老式人道主義革命中的理想主義者。對我來說，我需要一個平民英雄，他不受階級規范的限制，不受現有思維定式的限制。這不是傲慢地斥責階級規范。我的理由不是道德方面的，而是藝術方面的。如果他是個盎格魯-撒克遜人，他肯定會涉足地方政治的。但諾斯特羅莫不渴望在一場人生游戲中成為。他不想鶴立雞群。對他來說，感到自己有力量就行了——而且只需在普通人中間就行了。

然而，諾斯特羅莫之所以是目前這個樣子，主要是因為我早年認識的一名地中海水手給我的靈感。那些看過我的書的人，立即就能看出來我另一本書的人物多米尼克很像諾斯特羅莫。無論如何，多米尼克肯定能完全理解這個比他年輕的人——應該是那種帶著輕蔑的理解。我和他曾經一起參加過一次荒謬的冒險，可冒險是否荒謬并不重要。我很滿意在年輕時候就能指揮那個男人，這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因為此人的忠誠有一半是充滿敵意的，而他熱情一半是冷嘲熱諷的。諾斯特羅莫說過的許多話，都是我從多米尼克那里聽來的。我記得他總是戴著修道士的兜帽，整個臉都被遮蓋住了，手扶著船舵，巡視著地平線，開口總是說：“你好，先生！”那刻薄的聲音至今懸浮在我耳邊。那語氣非常像諾斯特羅莫的。但多米尼克是個科西嘉人，他有些祖傳的自豪感是諾斯特羅莫沒有的；因為諾斯特羅莫的血統更加久遠。他的祖宗不知有多少代才傳到他這里，他沒有什么可以吹噓的——他就跟平民一樣。

他是一位平民英雄，因為總是牢牢抓住屬于自己的東西，因為他雖缺乏遠見卻又慷慨大方，因為他大肆揮霍自己的才華，因為他那男人般的虛榮，因為他對自己之處的感覺是那么的含糊，因為他在忠于職守時所憑借的那絕望的、不顧一切的沖動。他絲毫不妒忌平民的力量，他蔑視做平民的，卻希望從平民的內部完成對平民的統治。幾年之后，他已經變成了知名的菲丹扎船長，在這個國家有了自己的根基。他在蘇拉科現代化了的街道上做著自己的業務，人們用尊敬的眼光看著他。他去拜訪搬運工的遺孀，參眾集會，不動聲色地傾聽無主義者的講演，充當革命的神秘贊助人，他是受人信任、富裕的菲丹扎同志。然而，他知道自己的內心里依然封鎖著那片道德的廢墟。此時，他仍然是一個平民英雄。

我還要再提及在那個激動人心時代里的另一個人物：安東尼婭·阿韋蘭諾斯——“美麗的安東尼婭”。我不敢肯定她是否是一個拉丁美洲女孩的變異。然而，在我眼里，她永遠陪伴在她的父親（我尊敬的朋友）的左右，但稍微靠近背景一些。我希望她能幫助我說清楚我想說的話。在那些有機會看到這個殖民共和國誕生的人中間，她是我記憶中活下來的人。如果說安東尼婭是貴族，那么諾斯特羅莫是新時代里的平民技術工人，新國家的真正。他依靠的是傳奇和大膽的壯舉。她依靠的是女人的本能：只有她有能力激發起一個不務正業的人胸中誠摯的熱情。

如果說有什么能吸引我再次回訪蘇拉科（我痛恨所有的改變），那就是安東尼婭。坦白地說，我真正的原因是——我是按照我個情人做樣板去寫她的。當時我們幾個高大的男生，都是她的兩個兄弟的密友，經常盯著教室外的她看，把她看作我們生活信仰的旗手，只有她能毫不退縮地高舉著希望的大旗。她可能比安東尼婭更熱情，但靈魂里缺少安東尼婭那樣的沉靜。她是的清教徒愛國主義者，思想上絲毫沒有沾染上一點俗氣。我不是愛上她的人；但我常聽到她的嚴厲批評，她批評我的輕浮——就像可憐的德科德那樣——我總是默默忍受著她的嚴厲批評。她不知道我愛她——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那天下午，我畏手畏腳但仍然像個不服輸的壞蛋那樣去說后的再見，她伸出手與我緊緊握手，這時我心都要蹦出來了。我看到她掉了一滴眼淚，這讓我喘不過氣來。她終心軟了，仿佛她突然察覺到（我們那時都是孩子）我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甚至像蘇拉科那么遠，無人知曉地躺在漆黑的普拉西多海灣的海底，躲避開所有人的目光。

那就是我期待想再見一次“美麗的安東尼婭”（難道還會有其他原因嗎？）的原因。我想看看她在昏暗的大教堂走路的樣子，聽聽她在個也是后一個蘇拉科大主教墓前的簡短祈禱，見識一下她心懷孝敬的心情站在何塞·阿韋蘭諾斯先生的紀念碑前的樣子，望望她在馬丁·德科德的紀念獎章前流連忘返的忠誠神態，目睹一下白發蒼蒼的她在廣場的陽光下乘坐著她的那輛直立馬車平靜出游時的場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歷史遺跡，那些正在等待著新時代的黎明到來的人，盼望著能有更多的革命，早就把她給忘記了。

然而，這僅是個無聊的夢想；因為我在那時就地理解了一點，當出類拔萃的監工咽下后一口氣，不必再為愛情和財寶而操勞之后，我在蘇拉科已經沒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

約瑟夫·康拉德

19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