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錢記：誰把歷史藏在錢幣裡

韓晗

1985年出生於湖北。2013年獲武漢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起先後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C-Chapel Hill）亞洲研究系從事博士後或合作研究至今，兼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Journal of East-Asian Humanities執行主編以及武漢大學、深圳大學、四川大學客席研究員。
出版學術專著《新文學檔案：1978-2008》、《可敘述的現代性：期刊史料、大眾傳播與中國現代文學體制》等六種，以及文學作品《布拉格之夜——一個作家的蜜月札記》、《大國小城》等五部，譯有《從柏拉圖到巴特：西方文藝思想史》，並主編《張隆溪文集》、《楊昌溪文存》與大型學術文庫「秀威文哲叢書」。

作者的話

（一）
「讀錢記」這個專欄之所以能「開欄」，乃是與我研究古錢的啟蒙老師，已故湖北文物界老前輩鄭海波先生有關。
我八歲時，罹患病毒性心肌炎，死裡逃生，不得已休學五年。第一年，我路過黃石文物公司，鄭海波先生當時任經理。在裡面躲雨的我一下子對鄭先生正在把玩的古幣產生了興趣。他讓我坐下，問了我一些簡單的歷史問題，好在我從小讀過一些這方面的「小人書」，也都能基本上答的上來。當時鄭先生向家父表態：這個徒弟我收下了。
四年裡，黃石文物公司是我的學校，我幾乎每天去「上學」，與鄭先生聊古錢，談歷史。鄭先生不厭其煩，一點點向我這個八歲的幼童開蒙講授，並贈我一些與歷史、民俗有關的書籍，囑我讀完之後向他報告感想。小學畢業時，我揣著滿肚子的古錢知識，順利地升入初中。
後來，我外出他鄉求學十餘載，從成都、武漢、北京到美國。期間返鄉時，偶然有幸在路上遇到鄭先生，他也關心我的近況，得知我一直在求學，並出了一些書，總勉勵我在文史哲研究的路子上走下去。但由於我每次回家居留的時間都很短，與鄭先生晤面也極匆匆，從未再有過當年的親炙。
去年初，回湖北參加政協會議時，遇到當地文物界一位老前輩，當我問及鄭海波先生近況時，他忽然黯然神傷：「鄭先生已經過世了」。
我當時愣住了，一句話也沒有說。二十年前的記憶，又重新浮現在腦海裡。先生生前時沒有機會讀到我寫的任何一本書，這是我一生中難以彌補的遺憾。我當時就做出了一個決定：我一定要以先生最熟悉的文字，向這位引導我走向文史哲研究之路的前輩致敬。
不經意間，我就把這一想法告訴了我的朋友、《中國民族報》的編輯肖靜芳女士，肖女士立即拍板同意，答應為我在《中國民族報》上開設一個專欄，名字就叫「讀錢記」。
這大概是「讀錢記」產生的初衷。

（二）
但是這本書，卻是獻給吾妻張萱與女兒韓識遠的。
「讀錢記」剛開始連載時，女兒韓識遠剛出生。而我也是剛剛才從武漢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趕緊去中國科學院報到，剛剛在中科院安頓半年，我和妻子又共同接到美國北卡大學廟嶺分校（UNC at Chapel Hill）亞洲學系的邀請，來美國做訪問學者。
這個專欄的每一篇文章，都見證了女兒的成長，也見證了我們的足跡。從武漢、北京的寓所，到西貢的酒店，再到冰天雪地的哈爾濱，特別是我們在美國的這段時間，「讀錢記」幾乎成為了我們生活的見證。
我們住在一個叫做Sunstone的公寓裡，靠近廟嶺地區的主幹道佛蘭克林路（Franklin Street）。對於我們這些目迷五色的人來說，北卡州是一個令人覺得乏善可陳的地方。所以，除了相關的研究與旅行之外，寫作成為了我打發時間的一個重要方式。
長期寫關於學術的東西，腦子會壞掉，特別是還有更加枯燥的英文寫作。所以，「讀錢記」也是我學術寫作之餘的另一種調劑。在寫作「讀錢記」的一路，也見證了妻子的陪伴。她總為我找到新史料、新線索而高興，也為我在簡陋的「書齋」裡寫完每一篇文章而歡欣鼓舞。
因為有了這樣溫暖的陪伴，所以在美國的這些歲月裡，並不覺得太枯燥。相反，在客居Sunstone公寓的日常生活裡，還有不少值得回憶的溫馨片段。
將專欄整理成書，也是妻子在美國時的建議。她認為，應該將我這童年的記憶，留給我們女兒這一代人。對於中國社會的人文滑坡問題，我們有著同樣的隱憂。只是她比我要更加擔憂下一代人的人文素養。她認為，女兒那一代人，恐怕真的是生活在「讀屏」時代了，「讀錢」這種沉浸在歷史當中的人文情趣，到了我們下一代的童年，或許已經成為了奢望。
所以，妻子希望《讀錢記》能夠整理出版，為女兒那一代人瞭解中國歷史與民族提供一冊入門的基礎讀物。感謝上海書店出版社的楊柏偉先生，是你的信任與督促，讓《讀錢記》能夠看起來更像一本書的模樣。

（三）
最後，感謝一切有機緣讀到這本書的朋友們。
從一枚枚的古錢來反觀中國歷史的五千年變局與民族大融合，這樣的散文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從未有過的，開欄之後我才知道，自己自不量力，找硬骨頭啃，明知自己才疏學淺，還要耍弄這樣的大鼎。
只是後來沒有想到的是，「讀錢記」開欄後，反響極好。不但被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的「中國社會科學網」同步連載，而且還在全國幾百種專欄中脫穎而出，斬獲了中國專欄最高獎―「全國年度優秀副刊專欄」獎，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獲獎被敝所艾素珍教授收入進了《中國科學技術史二○一四年紀事》。
此外，我的幾位師友如著名歷史學家譚繼和老人、文物鑒定家賈文忠先生、四川華西醫院廖志林先生、香港科技大學劉劍梅教授、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鄭茜女士、美國紐約華人電視臺主播朱甜女士、湖北省紀委宣傳處處長金頌先生、香港浸會大學黃蕉風博士以及楊攀、陶立早、陳瀾與王琨等武大的博士同窗，也時常在微博、微信上轉載、評論「讀錢記」裡一篇篇的文章，使我深受鼓舞。記得剛到美國時，在合作導師魏若冰（Robin Visser）教授的府上幸遇亞洲學系前系主任樂鋼教授，他是國際知名的中國民族學者。當我提到「讀錢記」這個專欄時，樂鋼教授表示出了很大的興趣。而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副總編輯楊柏偉先生與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公司總經理宋政坤先生、副總編輯蔡登山先生與責任編輯杜國維先生在讀過這些小文章之後，拍板決定將這些文章結集，並在陸臺兩地同時出版發行，這些都是我當時始料不及的。
二○一五年，我將「讀錢記」部分章節選登在自己的Facebook主頁上，受到了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講座教授孫康宜女士、臺灣中央大學孫玫教授、臺灣中山大學王璦玲教授、美國新澤西學院米佳燕教授等知名學者的關注與好評，孫康宜老師為每篇文章都寫了點評語，實在使我相當感動。中國知名微信平臺「歷史大學堂」的編輯歐陽先生則將整個專欄進行了轉載，關注度喜人，總閱讀量竟超過百萬次。「讀錢記」在自媒體當道的時代竟然可以有這樣不錯的反響，這在文史哲知識普遍低迷的當下，非常令人振奮。
當然，也有不少批評的聲音，甚至有些聲音還很尖銳、猛烈。在一個電子媒介為先導的「Big Data」時代裡，這種談論歷史而無關風月的文字，並不會讓所有的人都感興趣。但無論是批評還是支持，都是我創作的動力，我真心地向諸位致謝。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書即將寫完的二○一四年夏天，家鄉《東楚晚報》的劉會剛先生邀請我，將「讀錢記」放到《東楚晚報》上轉載。我欣然同意。二十年前一位老者指導一個孩童在黃石的讀書記憶，竟最終還是以文字的形式從北京回到了家鄉，接受鄉梓賢達們的檢閱與考察，這是往復輪迴的緣分，也是不期而遇的榮幸。
海波先生魂歸道山已兩年有餘，昔日的黃石文物公司也成為了今日的一家大型商場旁的停車場，物非人非，滄海桑田。但我相信，一代代讀書人的求知精神會一直延續，叩問歷史、研讀經典的朗朗書聲，也會生生不息。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三十日於美國北卡廟嶺Sunstone公寓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改定於宜昌寓所

「讀錢」的趣味─《讀錢記》代序／肖靜芳
作者的話

天下千鈞我半兩
治亂盡五銖
兩朝風流一錢鑒
憶昔開元全盛日
太平之後，不再太平
澶淵之盟與天降祥符
格薩爾王與景祐元寶
興也天禧，亡也天禧
攘外必先安內
自天聖後不入貢
明道與顯道
一○五五年的那些事
換個角度看「熙寧變法」
熟戶與蕃兵
元祐更化、邊貿開市與市舶司
兵敗西夏徒奈何
蕃將折可適
曷懶甸之戰
風雲猶憶下遼東
成於海也敗於海
從《大宋宣和遺事》說起
靖康之變，文明之新
從「宇文虛中案」說起
南北中興始隆興
一榮俱榮，一衰俱衰
「嘉定和議」簽訂之後
存亡紹定六年間
「咸淳元寶」的背後
也說中統開紀元
「延祐開科」理學興
誰說末帝皆無為？
也說陳友諒
洪武之治與五次北伐
恩威並施話永樂
從「萬全都司」說宣德
三征麓川與土木堡之變
景泰無通寶，一志永流傳
從「成化無大器」說余子俊的長城
弘治中興說清真
一錯百錯失澳門
嘉靖的煉丹與北方的互市
從「隆慶和議」說起
也說「萬曆三征」
天啟殤，後金興
也說流產的「壬午議和」
流離之君的輓歌
從「利用通寶」說吳三桂
「順天而治」說順治
康熙通寶與地方鑄幣局
江寧織造與康熙盛世
施琅與福建臺灣局
「改土歸流」說雍正
寶鑄乾隆奉此同
從「嘉慶寶藏」論嘉慶治藏
也說道光的「敗由儉」
咸豐重寶：晚清危局自此始
陜甘回民起義的背後
光緒的「幣制改革」
不信漢，並不信滿
「五族共和」開新面

代後記　掃雪烹茶為讀錢

【天下千鈞我半兩】

「半兩」是秦代鑄錢的名字，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使用的流通貨幣。半兩等於十二銖，銖是當時最小的重量單位，成語「錙銖必較」、「銖積寸累」就是形容「銖」的輕微之處。因此，「半兩」也是當時最小的流通貨幣單位，猶如今日的「一分錢」。
我們知道，秦代戡平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大亂，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春秋戰國時代，雖然沒有近代「少數民族」這個概念，但中原諸國的統治者逐漸認識到了自身和邊疆少數民族的差異，在他們看來，中原土地肥沃、人口繁盛，而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則氣候嚴酷、物產稀少。
用當下的眼光看，「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這八個字無疑具備對其他民族的侮辱性，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當時樸素、原始的民族觀。中原地區的統治者態度若此，周邊少數民族更難以獲得文化交流、經濟互市的機會了。
與中原諸國相比，秦國地處西北，與西部、北部的少數民族交往頗多，因此秦國歷代君王並不歧視周邊少數民族，相反，他們非常重視西北邊陲的陸路出口，並且嘗試著與中亞、西亞地區的國家、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秦國的歷史很短，絲綢之路與出使西域的歷史重任根本沒有辦法實現，最終落到了漢朝皇帝的身上，這是後話。
但秦統一六國之後，對於文字、車軌、度量衡與幣制統一，則昭示了其懷柔天下、全國一盤棋的發展政策。我個人認為，在這「四大統一」當中，最重要的統一乃是幣制的統一，這意味著秦始皇對於全國這個開放性市場的重視，並且大大地繁榮了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簡而言之，畢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貨幣統一才是惠及天下的利民政策。
現在許多研究經濟史的學者認為，漢代所呈現出的大繁榮，與文、武兩帝的「休養生息」、「重農抑商」的政策有關。而我卻認為，研究歷史不可忽視其延續性，「文景之治」的實現與秦代幣制統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秦代在全國性範圍內建立起了統一、有序的貨幣秩序與市場文化，漢代乃是對這一秩序與文化的繼承―譬如漢代所推行的「五銖錢」在本質上是對「秦半兩」這一貨幣制度的發揚與肯定。
在秦漢時代，少數民族與漢族的交流最為頻繁。既有戰爭，也有和親，既有互市，也有出使，和東周列國處理少數民族的關係有著雲泥之判，這與撒遍全國的「秦半兩」密不可分。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小國的幣制極其混亂，有刀幣、鏟幣等幾十種，僅一個齊國就有上十種幣制，而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甚至還有「以物易物」、「以人易貨」的奴隸制交易。毋庸置疑，唯有當經濟發展的政策打破民族、文化的壁壘之後，人類才可以共同地進入到文明世界。
……

【換個角度看「熙寧變法」】

北宋是一個年號比較多的朝代，所以發行的貨幣種類也非常多，筆者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前前後後有三十多種，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鮮見的。
可是，年號多，並不代表著每一個年號都有特殊意義，或者說，並不代表每一年都發生了多麼重要的事情。縱觀北宋幾十個年號中，有一個年號尤其重要，甚至可以這樣講，這個年號直接決定了北宋的政治格局與文化傳統，並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影響。
說到這裡，我相信許多人都能猜出個八九不離十，這個年號，就是熙寧。
熙寧年間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熙寧變法」，也叫「王安石變法」。這個事情國中歷史書裡都有，我在這裡不作過多敘述。王安石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觀點，變法持續了好幾年，但最終卻慘澹收場。列寧曾評價，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很多人對王安石評價很高，黃仁宇先生就曾認為，王安石早出生了一千年。言外之意，王安石有著二十世紀現代人的思維方式。我認為這是過譽之語。歷史地看，始於熙寧二月的王安石變法，註定要走向失敗，而且會將宋王朝拖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理由很簡單，王安石變法的政策制定並非起於國家需要，其變法由頭看起來也無比荒唐。宋神宗即位後，它向契丹、吐蕃與西夏三個少數民族政權派遣了一位叫孫坦的使者，並帶了大量的禮物，希望這三個少數民族政權能夠發賀信前來祝賀，結果沒有想到的是，這三個政權收到錢財之後，不約而同地裝聾作啞，宋神宗等到花兒也謝了也沒等到賀信的到來，這大大地掃了宋神宗的顏面。
這種「花錢買賀信」的無聊做法是否始於宋神宗，我不敢說。但這卻大大觸怒了宋神宗，讓他有一種難言之火。一方面，北宋確實不是這三個少數民族政權的對手，莫說三個少數民族政權聯合起來，就算一個個的單打獨鬥，北宋也夠嗆；另一方面，宋神宗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偷偷摸摸的做派，根本上不得檯面，你哪裡有資格還去找人家理論？
……

【成於海也敗於海】

後代歷史學家考察北宋歷史，多半會從海上貿易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出發，認為這是中華文明開始呈現出海洋文明徵兆的歷史起點，泉州於是成為了中國海洋貿易的千年名港。北宋興起海上貿易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阻礙，讓自漢代以降的「陸上絲綢之路」不得已而中斷。喇叭不響掉頭吹，北宋王朝於是在南邊開闢了海上貿易。
因此學界認為，海上貿易不但充實了北宋王朝的國庫，而且還改變了中原政權的經濟格局，更關鍵的是，這一貿易方式一直拓展延伸至南宋，一度成為南宋時的貿易主力，並帶動了兩宋海上文明―包括指南針、造船、製圖等領域的發展，形成了中國歷史中的海洋文化。因而，「海洋文明」被看做是兩宋文明的重要組成，甚至還有觀點認為，海洋是拯救兩宋政權的重要利器，如若沒有海洋，北宋的經濟早為北方所封鎖，那麼，兩宋的書法、繪畫、雕塑、詩詞乃至早期商業文明，亦都為大江東去的金戈鐵馬所取代，中華文明或許會乏味許多。
但實際上，說北宋成於海並不錯，但說北宋敗於海，也不是沒有道理。譬如被史家時常忽略的「海上之盟」，就證明了這個論斷。
宋徽宗執政年間，邊疆不穩，戰事頻繁，因此宋徽宗喜歡用「和」字作為年號中的一個字，其中很有名的如「政和」、「宣和」，沒有什麼太大影響的如「重和」―這是一個只使用了兩年的年號。雖然影響不大，但卻在歷史上有不可忽視的一筆：重和元年，宋金簽下「海上之盟」。這是北宋王朝一次最為愚蠢與被動的政治選擇，顯示其統治者處理民族關係問題時盲動與無能的一面。
在宋徽宗即位後，女真部落改國號為金，開始進攻氣數已盡的遼國。北宋統治者希冀能參與這一戰爭並從中分一杯羹，於是向金國統治者完顏阿骨打提出要求，希望能夠與金國結成同盟軍，一併攻打遼國，在戰勝遼國之後，請求金國將遼國的土地出讓一部分給自己，然後將原來賠給遼國的歲幣轉給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