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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正典(共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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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歷代經典學派——文評巨擘哈洛.卜倫觀點

哈洛.卜倫討論了二十六位正典作者的作品,藉此一探西方文學傳統。他駁斥文學批評裡的意識形態:他哀悼智識與美學標準的淪亡:他悲嘆多元文化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新保守主義、非洲中心主義、新歷史主義正引領風騷。
堅持「美學自主權」的卜倫將莎士比亞置於西方正典的核心,在他之前和之後的所有作家,不管是劇作家、詩人,抑或小說家全都是以莎士比亞為依歸。卜倫強調,在人物的創造上,莎士比亞可說是前無古人,而來者無一不受到他的影響。米爾頓、約翰生博士、歌德、易卜生、喬哀思、貝克特全都受惠於他:托爾斯泰和弗洛依德反叛他:而但丁、渥茲華斯、奧斯汀、狄更斯、惠特曼、狄津生、普魯斯特以及波赫士、聶魯達、裴索等現代西葡語系作家都告訴了我們:正典作品源於傳統與原創的巧妙融合。
在這部聳動、尖刻之作的最後,卜倫羅列出重要作家與作品的完整清單,此即他所見之正典。而《西方正典》不只是必讀書單而已,其中包含了對學識的喜愛,威勢十足地護衛一個統整連貫的書寫文化,對文學的政治化不假辭色,為世世代代以來的作品和重要的作家,也就是「西方正典」提供引導。哈洛.卜倫的書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和《每週娛樂》(Entertainment Weekly)等種種性質互異的刊物上廣受討論與讚賞,學識與熱情交相輝映,令人目不暇給。在未來的年歲裡,它將引領我們重新拾回西方文學傳統所給予我們的閱讀之樂。

推薦
這本書價值非凡,如果你相信文學自有其高貴價值的話;如果你相信「高貴」此一觀念在智識生活中人然有效的話。
—— The Boston Globe

《西方正典》熱切地展現了為什麼有些作家在幾乎埋葬了所有人類作為的時間流程裡,成功地逃脫了遭到遺忘的命運。它讓我們覺得……前人所珍視的也將為後人所珍愛。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哈洛.卜倫為西方正典的概念注入了嶄新的活力,一連串正典大作令人目眩神迷。在閱讀文化幾近消失之際,這本書將會是智識讀者的珍寶。
——Richard Poirier

當我們閱讀他的文章時,我們會被他對主題的喜愛所感動,我們會等不及要去重讀奧斯汀或貝克特或莎士比亞。不贊同卜倫的人或許聰明伶俐,但他們之中有誰能為我們增添文學的喜悅?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卜倫這本近六百頁(原文)的大作力排眾議,堅持經典的價值。……本書首篇題為〈正典輓歌〉,末篇題為〈最後的輓歌〉,足見卜倫深知自己的不符時尚、違反潮流,卻也同時顯示出他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勇氣,展現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學術良知。
——彭鏡禧(台大外文系)

從後結構批評的角度來看,《西方正典》或嫌偏執,但本書精彩之處也就在於這位強勢批評家之有所偏執,方能筆鋒含帶感情,充分展露他對文學的熱愛,他的博學多識和宏觀遠見,他的「創造性誤讀」——他胸騖萬卷,獨排眾議,依照美學標準,在浩瀚的西方文本中,挑出二十六位作家,比評其崇高和代表性,並串連╱編構成一張龐大而綿密的文學經典之網。
——吳潛誠(東華英美語文系)

面對當今「分崩離析、中心瓦解」的學術界,面對「正典」的覆亡,屹立於學術界四十年的卜倫晚年奮力一擊,企圖重建「正典」論述。卜倫寫作《西方正典》一書,除了重新回顧西方文化中二十六位被他納入「正典」的作家之外,亦側面駁斥了被他稱呼為「憎恨學派」的意識形態服膺者。卜倫的立場正凸顯了傳統學院與今日學術研究發展的衝突點。
——劉紀蕙(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作者所設定的讀者並非學術界,而是喜好閱讀的一般讀者;因為在他看來,如今的學術界在女性主義、多元文化論、已傅柯為首的新歷史主義、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拉岡所領導的心理分析、符號學等邪教的妖言惑眾之下,已經沒有多少人因喜好閱讀而閱讀了。
——林玉珍(中山外文系)

在美學轉向的激情年代,在或心或後的眾主義喧囂聲中,本書提供沁人心脾的一泓清泉。……展讀本書有如懷著秉燭夜遊的雅興,翱翔於西方文學高原的上空。避開速食文化的洪流與顛覆傳統的風尚,如此則可望免於維科所預言的混亂時期的浩劫。
——呂健忠(東吳英文系)

作者簡介

作者∥哈洛.卜倫 Harold Bloom
1930年出生,美國耶魯大學人文學教授,紐約大學英文系教授,曾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美國學術院院士。著作有《葉慈》(1970)、《影響的焦慮》(1973)、《正典強光》(1987)、《影響詩學》(1988)、《美國宗教》(1992)等,得獎、獲頒學位不計其數。

校訂者∥曾麗玲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博士,台大外文系教授,專研現代文學理論、現代英美小說、愛爾蘭文學等,著作散見於中外各學術期刊。

譯者∥高志仁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譯有《西方正典》、《德蕾莎修女:一條簡單的道路》、《卡夫卡》、《教宗的智慧》、《美好生活:貼近自然,樂活100》、《靜觀潮落》等(以上皆立緒文化出版)。

【序】期待多元的世界文學經典論集╱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彭鏡禧
吾人生也有涯,而學也無涯。想要博覽古今浩瀚的典籍,總得有所挑選檢擇吧?《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1994)一書是美國著名文學教授兼批評家哈洛.卜倫(Harold Bloom)針對這個問題而提出的答案。
卜倫曾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現任耶魯大學及紐約大學講座教授、獲得麥克阿瑟獎,又是美國學術院院士,學術聲望崇隆,影饗力極大。一九五○年代「新批評」理論鼎盛時期,卜倫在該學派的大本營耶魯大學接受洗禮。但是這位曾經以「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Mhe)解釋文壇遞嬗原理的大師,本人似乎也難免同樣的焦慮,經常跟他的師長唱反調:在英國浪漫文學方面,他高舉雪萊便是一例。卜倫的文學理論及批評鮮少跟著潮流走:他對文學的評價一貫以知性與美學為標準。這本《西方正典》也不例外。
正典者,歷代「公認」的經典著作是也。這原本似乎天經地義的觀念,近年受到學術界嚴格的質疑和批判。因為經典的形成,有太多政治、種族、性別、權力等因素介入。反對者認為,所謂西方的經典只能代表歷史上白種歐洲男人的偏見:所謂美學,不過是特定階層人士的喜好。然而,對傳統的挑戰,其實正說明了傳統的根深蒂固,以及它在文化演進發展中的關鍵地位。想要真正了解一種文化,認識其重要思想或人文特色,閱讀他們的經典著作、分辨其背景脈絡,仍舊是不二法門。
卜倫這本將近六百頁(原文)的大作力排眾議,堅持經典的價值。他甚至點名批判多元文化論者和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拉岡學派、新歷史主義、解構主義、符號學派等六種學說,統稱之為「憎恨學派」,認為它們會置文學於絕境。本書首篇題為《正典輓歌》,末篇題為《最後的輓歌》,足見上倫深知自己的不符時尚、違反潮流,卻也同時顯示出他知其不可而為的勇氣,展現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學術良知。
正典的選擇是一大難題。西洋文學從古代希臘算起,已有兩千多年歷史。其間希臘文、拉丁文曾經是歐洲學術的共同的語言:文藝復興之後國別文學興起,作家開始大量使用本國語文創作,各國各代都有輝煌的成就,重要作家與作品不知凡幾。卜倫從其中選擇了二十六家。撇開難以避免的個人偏見不提,這本《西方正典》作家作品的挑選,顯然深受語言的影響。其中英語作家佔了十二席;非以英文寫作的作家,必須先有好的英文翻譯,才有可能對英語世界產生影響。令人費解的是希臘羅馬西方文化文學的源頭居然沒有代表;弗洛依德搖身一變而為文學大師也頗出人意表。
這本書旗幟鮮明,出版以來貶褒不一。褒揚者讚嘆卜倫的勇氣與博識之餘,也有人指出,它的出現更加凸顯提倡西方以外文學經典的必要,西方人固然應該了解他自己的文學傳統,也許更應該祛除自大與無知,進而了解世界上其他的重要傳統。而這也正是本書翻譯成中文的重大意義,《西方正典》是一塊很好的敲門磚,可以讓我們透過經典作品的討論,一窺西方文學堂奧。雖然跟多半的書籍一樣,這本書也是「一人之見」,但卜倫的意見絕對值得重視,值得用心思考。
閱讀這本書,也使我們反思,大量的中國文學經典,是否該有人來整理出類似的導讀或評論?其他的文學傳統,近如日本、韓國,稍遠如印度、伊斯蘭,我們有沒有能力,有沒有心思,認真研究、介紹?還是說,我們以翻譯西方為滿足?(而就連西方,我們翻譯的質與量也還遠遠不及理想!)僅僅列出五十大或一百大書目是不夠的:我們要有詳盡的評論。選材的公平反而不必太在意,因為絕無可能盡如人意。
希望《西方正典》的中譯本,不但可以引起中文讀者對西洋文學傳統的興趣,也可以加速我們學術界對自己,以及對其他文學傳統的研究與反省。然則志仁學弟翻譯這本學術巨著的艱辛:就有了最大的報償了。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五日於台灣大學外文系

目次

上冊
〈本書相關評論〉
〈序〉期待多元的世界文學經典論集╱彭鏡禧
〈序〉強勢批評家卜倫和他的《西方正典》╱吳潛誠
〈推薦〉西方正典之外╱劉紀蕙
〈推薦〉一部充滿焦慮的美學傳道書╱林玉珍
〈推薦〉激情年代的一泓清泉╱呂健忠
〈譯者序〉談談文學╱茁志仁

序文興序曲

第一部 論正典
1正典輓歌

第二部 貴族制時期
2莎士比亞,正典的核心
3但丁的疏異性
尤利西斯與碧翠思
4喬賽
巴斯婦人,賣贖罪券者,莎士比亞的角色
5賽萬提斯
戲耍世界
6蒙田與莫里哀
真理之飄忽虛渺
7米爾頓的撒旦與莎士比亞
8山謬.約翰生生博士:正典批評家
9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
反正典詩作

第三部 民主制時期
10早期渥茲華斯與珍.奧斯汀《勸說》的正典記憶
11美國正典核心:華特.惠特曼


下冊
12艾蜜利.狄津生
空白.出神.黑暗者
13正典小說
狄更斯的《蕭齋》,喬治.艾略特的《米多馬齊》
14托爾斯泰與英雄主義
15易卜生
北歐精靈和陀羅和《培爾.甘特》

第四部 混亂時期
16弗洛依德
莎士比亞的解讀
17普魯斯特
性的嫉妒是真正的堅持
18喬哀思典莎士比亞之競技
19吳爾芙《歐蘭多》
以閱讀之變呈現的女性主義
20卡夫卡
正典耐性與「無可毀滅性」
21波赫士、聶魯達、裴索
拉丁美洲西班牙語系和葡萄牙的惠特曼
22貝克特……喬哀思……普魯斯特……莎士比亞

第五部 載錄正典
23最後的輓歌

附錄:
建議書單
索引

書摘/試閱

莎士比亞,正典的核心
莎士比亞的語言力量
一個虛構的角色被稱為「自主的自由藝術家」,這是怎麼回事?這是什麼意思?在莎士比亞之前的西方文學裡,我並未發現此一現象。阿基里斯(Achilles)、伊尼亞斯(Aeneas)、朝聖者但丁(Dante the Pilgrim)、唐吉訶德並未因為竊聞他們自己所說的話而有所改變,並以此為基礎,憑著自己的智力與想像力,讓自己換個方向。哀德蒙、哈姆雷特、孚斯塔夫及其他許多人物似可起身走出劇作,即使這並非莎士比亞自己的期望。這份天真但具有重大美學意義的想法,和他們是自主的自由藝術家有密切的關聯。做為戲劇與文學的幻象以及象徵語言的效果,莎士比亞的這種力量是無與比的,雖然它已經在全世界被模仿了幾近四個世紀之久了。
如果沒有莎士比亞的獨白,是不可能產生這種力量的,法國的批評傳統不允許悲劇演員直接向自己或觀眾說話,哈辛便無緣使用此一技巧。西班牙黃金時期的劇作家,特別是洛培.德.維加發展出十四行詩形式的獨白,充滿巴洛克式的輝煌神氣,但和內在性無以契合,人物如果欠缺內在性的話,自主的自由藝術家便不會出現。莎士比亞是絕對不適合巴洛克型式的;悲劇的自由合當是屬於莎士比亞的矛盾語。而非洛培或哈辛或歌德所能獲致的。
於是我們知道為什麼賽萬提斯是一個失敗的劇作家與成功的《唐吉訶德》作者了。賽萬提斯與莎士比亞之間有一份神秘的親密關係:老唐和桑秋(Sancho)倆人都不是自主的自由藝術家;他們一頭栽進了戲耍之道裡。莎士比亞有一種特殊的本領,他的悲戲主角不管是正派還是反派,都抹去了戲耍之道與自然之道其間的分界。哈姆雷特獨特的權威,他那充分令人信服,完全屬於他自己的作者意識,不只是表現在他把《岡雜苦謀殺案》改編成《補鼠機》而已。哈姆雷特的心靈無時無刻不是戲中之戲,因為哈姆雷特比莎士比亞其他所有人物,更像是一個自主的自由藝術家。他的昂揚與淒苦皆源起於他對自身形象的持續反思。莎士比亞之所以為正典核心,部分原因是哈姆雷特處於此核心地位。這份可隨時自我反思的內省意識,是最菁英式的西方形象。但是,如果沒有它,正典不可能存在,不客氣地說,我們自己也將不復存在。
持續不絕的影響力
莫里哀在莎士比亞剛去世六年後出生,其寫作與演出所在的法國,還沒有受到莎士比亞的影響。到了大約十八世紀中葉,莎士比亞在法國浮沉不定的命運才開始有了譜,此時距離莫里哀去世,已有三個世代的時間。然而,莎士比亞和莫里哀確實頗有相似之處,雖然莫里哀可能連莎士比亞的名字都沒聽說過。他們倆人的性情近似,皆不受意識形態束縛,即使倆人的喜劇形式傳統並不完全一致。伏爾泰以新古典主義和哈辛悲劇之名開啟了法國排拒莎士比亞的傳統。遲來的法國浪漫主義使莎士比亞對法國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史湯達爾和維可多,雨果身上特別顯著;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後期,莎士比亞熱已經消退了一大半。雖然如今他在法國的演出機會並不下於莫里哀和哈辛,但笛卡爾傳統已重執牛耳,法國文壇仍是比較非莎士比亞的。
莎士比亞在德國持續的影響力可謂難以估計,即便是對這份影響一直存有戒心的歌德也不例外。十九世紀義大利主要小說家曼佐尼,是具有濃厚莎士比亞色彩的作家,雷歐帕迪亦同。托爾斯泰雖然大肆抨擊莎士比亞,他自己的藝術卻依憑著一種莎士比亞的人物感,這在他那兩部傑出的小說以及《哈吉.穆拉》這一部晚期的短篇小說傑作中,都可以察覺出來。杜斯托也夫斯基的虛無主義者,顯然來自莎士比亞的依阿高和哀德蒙,普希金和屠格涅夫則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莎士比亞批評家之二。易卜生以其卓越之才,試圖迴避莎士比亞,但卻沒有成功,而這對他可是好事一樁。或許培爾.甘特(Peer Gynt)和海達.嘉柏樂(Hedda Gabler)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那莎士比亞的濃烈情感,他們藉由自我竊聞而有所改變的知覺向度。
西班牙一直到現代都不太需要莎士比亞。西班牙黃金時期的大家──賽萬提斯、洛培.德.維加、考得隆、提爾索.德.摩里納(Tirso de Molina, 1584-1648)、羅哈斯(Rojas, 1475?-1541?)、宮果拉(Gongora, 1561-1627)──已為西班牙文學帶來了頗具莎士比亞與浪漫主義色彩的巴洛克風格。歐提佳(Ortega, 1883-1955)談夏洛克的著名論文和馬達里亞加(Madariaga, 1886-1978)論《哈姆雷特》的著作是重要的開始;倆人的結論皆為莎士比亞的年代也就是西班牙的年代。不幸的是,莎士比亞和弗雷切根據賽萬提斯的一篇故事所合力譯寫、以供英國觀眾欣賞的劇作《卡迪尼歐》(Cardenio)已經失傳;但許多批評家都能感覺到賽萬提斯和莎士比亞之間的相似處,而我永恆的期望之一,便是看到新的天才劇作家讓老唐、桑秋、孚斯塔夫同台演出。
莎士比亞在目前混亂時期的影響力仍然無遠弗屆,在喬哀思和貝克特身上尤其顯著。《尤利西斯》和《終局》實質上皆屬莎士比亞的表現手法,各自以不一樣的方式援引哈姆雷特。美國文藝復興期間,莎士比亞在《白鯨記》(Moby-Dick, 1851)和愛默生的《代表人》之中最是顯著,對霍桑的影響則較為細緻。莎士比亞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但促使西方正典以他為中心的並不是這份影響力。如果我們說賽萬提斯發明了文學的曖昧反諷,而卡夫卡將此一反諷帶到了另一個高峰,那麼我們就可以說莎士比亞發明了情感與認知的矛盾反諷,此一反諷是弗洛依德的主要內涵。弗洛依德在莎士比亞面前正迅速失去他的原創性,這讓我愈來愈覺震驚,但莎士比亞並不會為此感到驚訝,他知道文學和剽竊是難以區分的。剽竊是法律屬項,不是文學屬項,正如神聖與世俗具政治與宗教屬性,而完全不具文學屬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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