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

中國百年命運的劇變與滄桑
民國知識分子的希望與悔恨

最會說故事的歷史學家——
史景遷揚名立萬之作

「西方中國研究的里程碑。」
——費正清

「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是無可爭議的。」
——余英時

★《洛杉磯時報》歷史書獎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非文學類好書
★ 《中國時報》開卷一週好書
★ 金鼎獎圖書類最佳翻譯獎
★ 余英時專文作序．盛讚推薦

這是一本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一齣波瀾壯闊的史詩悲喜劇，記錄下一八九五到一九八○年間劇烈變動的中國。從十九世紀末一群維新人士意圖改造清廷，到保皇與革命兩派導致清廷覆亡；從二十世紀初共和政府和軍閥割據的對立，到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大悲劇；從二十世紀中國土淪陷與光復，到中國政府激進的農村與文化改造。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原動力，另一方面又被巨變的浪潮一一吞沒。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場悲劇，而在演出過程中又隨時透露出無奈而自嘲的喜劇意味。

史景遷精選少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探討，交織成一幅中國精神面貌的整體圖像。其中以康有為、魯迅、丁玲等主線作為貫穿全書的「經」，秋瑾、沈從文、瞿秋白、徐志摩、聞一多、老舍六人則橫插在不同階段，構成了「緯」。在經緯交錯間，還有無數相關人物隨時進進出出，包括無可迴避的政治領導人孫文、蔣介石、汪精衛、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引領一時風騷的文化領袖鄒容、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胡適、梁漱溟、茅盾、林徽音、胡風等；甚至外國訪者如羅素、泰戈爾、蕭伯納等也點綴其間。

書中觸及的每個人物，都有其獨特的生命風貌和生命力量，遠非「集體傳記」所能呈現的；史景遷藉其生花妙筆勾勒他們的人生，著墨知識分子在時代鉅變下，對自我定位的摸索與反省，也讓讀者瞭解一連串不尋常的事件，以及由這些事件堆疊構成的「中國革命」。當這群人物被捲入近代中國百年間的暴力和重生的過程中時，史景遷以歷史文化意涵豐饒的「天安門」之名，穿越一個世紀，召喚出繁花盛開的文人思想與時代精神。

★《洛杉磯時報》歷史書獎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非文學類好書
★ 《中國時報》開卷一週好書
★ 金鼎獎圖書類最佳翻譯獎

絕對的上乘之作；形式大膽、內容嚴謹，道出人世的起伏跌宕，筆下充滿熱情。
——《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
 
他以驚人心力譜成一首神妙的交響曲，成就傳統歷史所不能及，向世人訴說一個國家的苦痛。
——哈里森‧沙里斯伯瑞（Harrison E. Salisbury），《芝加哥論壇報書的世界》（Chicago Tribune Book World）

秉持小說家的敏銳與史學家追求事實的訓練……本書的全面、生動、流露人性，其他著作難以望其項背。
——《圖書館期刊》（Library Journal）
名人推薦語
西方中國研究的里程碑。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是無可爭議的。《史記》不但是中國史學的傑作，而且也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典範。四十年來史景遷寫了一部又一部的史學專著，上起明末（如《利瑪竇的記憶之宮》）下至二十世紀的終結（如《天安門》）。一九九○年他寫了一部最暢銷的中國近現代史通論，始於晚明，終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這是他一生教學和研究的全部範圍，先後跨越了四個世紀。他在其中每一個世紀都選擇了一、兩個專門題目，寫出生動的敘事長篇，從正面或側面勾勒出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這是史學家的真本領，也是史學的最後歸宿。就我閱覽所及，在並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之中，好像祇有史景遷一人具有這一特殊的本領。為什麼呢？我想這是因為他不但史學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學的造詣也超出儕輩。「才兼文史」正是司馬遷在中國史學史上所開闢的一條大路。
——余英時

全書命名為《天安門》，說明他已敏銳地察覺到：
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功用正在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
甚至可以說，他已預見十年以後天安門前的屠殺慘劇。
－－余英時 

余英時序

我的朋友史景遷的名著《天安門》即將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刊行中譯本，這是一件很令人高興的事。承林總編輯馨琴的雅意，要我為此書寫一短序，我覺得義不容辭，因此雖自感力不勝任，還是一口答應了下來。
史景遷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的重大貢獻早已舉世皆知，用不著我來介紹。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七年，我在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和史景遷幾乎天天見面，成為終身的朋友，對他的治學與為人都有比較親切的認識。我不但欽佩他的史筆文才而且也敬愛他的高雅和溫厚的人品。現在讓我以老朋友的資格，稍稍說一說他作為一位傑出史學家的最大特色所在。
我沒有向他直接求證過，但是我相信他的中文姓名「史景遷」，也許是他早年師事過的房兆楹先生和夫人杜聯?給他取的。房、杜二老都精熟明、清史事，他們和恆慕義（Arthur W. Hummel）、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先後合作編寫的《清代名人傳略》和《明代名人傳》是兩部有長久價值的參考書，西方治明、清史者往往從此二書入門。史景遷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曾在房、杜門下受過一番很嚴格的薰陶；論文（《曹寅與康熙帝》）出版之後即一舉成名。房、杜二老慧眼識英才，早就看出他不同凡響，因此才把他和司馬遷連在一起。
無論我上面的推測是否準確，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則是無可爭議的。《史記》不但是中國史學的傑作，而且也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典範。四十年來史景遷寫了一部又一部的史學專著，上起明末（如利瑪竇）下至二十世紀的終結（如《天安門》）。一九九○年他寫了一部最暢銷的中國近現代史通論，始於晚明，終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這是他一生教學和研究的全部範圍，先後跨越了四個世紀。他在其中每一個世紀都選擇了一、兩個專門題目，寫出生動的敘事（narrative）長篇，從正面或側面勾勒出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這是史學家的真本領，也是史學的最後歸宿。就我閱覽所及，在並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之中，好像祇有史景遷一人具有這一特殊的本領。為什麼呢？我想這是因為他不但史學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學的造詣也超出儕輩。「才兼文史」正是司馬遷在中國史學史上所開闢的一條大路。
史學必須與文學融化為一體，然後才能產生雅俗共賞的敘事作品，當然不是中國所獨有的觀念，西方也有同樣的傳統。我們首先便想到英國的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他的五卷本《英國史》曾在英語世界風行了幾十年。據說辜鴻銘（1857-1928）早年留學蘇格蘭，對於這部《英國史》已達到了熟讀成誦的地步，曾多次在北京大學表演過。這個傳說是否可信，我不敢確定。但由此可知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史》在英語世界的地位已和《史記》在傳統中國差不多。與麥考萊同時的德國蒙遜（Theodor Mommsen, 1817-1903），是古史大師，最以開拓史料的彊域著稱於世。但他的三卷本《羅馬史》卻是文學的傑作，一九○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認為史學家毋寧更近於藝術家，而不應僅僅是一個學究。麥考萊對於他理想中的史學家曾列舉了許多特徵，我現在要特別介紹以下幾項：

第一、他的作品具體而微地展示出一個時代的性格和精神。第二、作品中所敘述的事實和其中人物的言行，其真實性無不建立在充足的文獻根據之上。第三、通過對史料的精心取捨和安排，他用小說家的巧妙手段，說出整個故事的真相，讀來津津有味。第四、在他的敘事中，用墨或濃或淡，或隱或顯，一切都遵守著適當的章法。第五、在人物描寫方面，幅度的大小或輕重並不以他們的身分或地位之高下為標準，而是看相對於闡明當時的社會狀態和一般人性而言，他們究竟可以發揮多少作用。第六、對於人物的處理，他並不僅僅止於外在的描寫，而是讓讀者對他們有親切的認識，有如曾接晤過其人一樣。

我特別挑選出這六項特徵，是因為它們恰恰都在《天安門》一書中充分地體現了出來。
《天安門》寫的是近八、九十年來（一八九五——一九八○）劇烈變動中的中國。史景遷想通過形形色色的知識人怎樣在這個大變動中自處，以窺測其整體的趨向。在過去一個世紀中，中國知識人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一股原動力，另一方面又毫無例外地被巨變的浪潮所一一吞沒。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甚至絕後的一場悲劇，但在雄偉悲劇的演出過程中，隨時隨地又透顯著無奈而自嘲的喜劇意味。他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知識人都蒐羅在一部敘事之中，所以必須精選少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的探討，然後交織成一幅中國精神面貌的整體圖像。康有為、魯迅、丁玲是貫穿《天安門》的主線，可以稱之為原書的「經」，秋瑾、沈從文、瞿秋白、徐志摩、聞一多、老舍六人也橫插在各個不同的階段，構成了全書的「緯」。在經緯交錯之中，還有無數有關的人物隨時進進出出，其中包括鄒容、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茅盾、林徽音、胡風、王實味等等；甚至外國訪者如羅素、泰戈爾、蕭伯納等也點綴其間。
《天安門》全書是根據作者胸中的全面構想組成的。所以無論是「經」是「緯」還是偶然出場的人物都服從於全面構想的需要而苦心設計的。例如三位「經」的人物不但代表了三個世代，而且有男有女。若從身分、地位來看，丁玲的分量自然遠不能與康有為、魯迅相提並論，但是沒有她，敘事便無法溯源循流，上接清末的鑑湖女俠，下引一九七九年的傅月華了。六位「緯」的人物則顯然代表了背景各異的知識人的典型。作者在自序中說，他的「經」、「緯」安排純粹是就敘事的方便而設，並不表示「緯」中六人在整個敘事中的意義小於「經」中三人。這一點尤與上舉麥考萊的第五項若合符節。
全書終於一九七九年魏京生和傅月華的入獄。以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兩人都是「小人物」：一個是有軍人背景的青年，要求「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另一個則是北京建築單位的年輕女工，控訴上司對她的強暴。但是在史景遷筆下，這兩個小人物出現在天安門前卻具有重大的意義，象徵了中國歷史的新動向。史景遷作為一位史學家的深刻洞察力在這裡顯露得最清楚。全書命名為《天安門》，說明他已敏銳地察覺到：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功用正在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甚至可以說，他已預見十年以後天安門前的屠殺慘劇。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擴展天安門廣場是為了把它變成莫斯科的紅場，從而宰制全中國的老百姓。「文革」時期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天安門上接見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把廣場的宰制作用發揮到了極致。然而天道好還，物極必反，一九七○年代以來天安門廣場已一變而為反宰制的舞台，至一九八九年而全面演出。一九九○年史景遷寫《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便止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悲劇，他在全書結尾處指出：

儘管中國政府運用思想和政治的鎮壓，我們並沒有半點理由相信：一九八九年的抗議是最後的一次。

十七年過去了，我仍然相信史景遷的判斷是正確的。

二○○七年一月八日於普林斯頓

第一章 鼓天下之氣

一八九五年初春，日軍在大沽外登上一艘中國汽輪，還大肆搜查。甲午戰爭從一八九四年八月打到一八九五年二月，日本勢如破竹，重挫了中國海軍、陸軍，之後像登船搜索這類蠻橫無理的舉動就有如家常便飯。表面上，這場戰爭是中、日兩國因爭奪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而起，日本以脫胎換骨之後的經濟與工業基礎為後盾，打造了現代化的鐵衛雄師，初試身手就令人刮目相看。
康有為是當時那艘汽輪的乘客，對於朝廷威信橫遭如此冒犯，心中自是憤慨難平。將近這十年來，康有為多次條陳上奏朝廷，籲請著手經濟軍事制度之改革，然而當道充耳未聞，如今，康有為所憂心且極不樂見者，已然成真：「日人來搜船，當頗憤」，康有為後來在一八九五年寫道，「以早用吾言，必無此辱也。」康有為的心中確實憤慨，這個出身南方的儒生師傅既非朝廷命官，又無族人位居要津，但他還是一心相信朝廷當道會採納他的陳請。康有為想的沒錯，清朝雖然在一六四四年就已一統江山，但是日本的勝利足證清朝有覆亡之虞。放眼天下，卻無人敢公開議論這種事，不過康有為倒是告訴此番隨行的廣州萬木草堂的門生，中國必會步上土耳其的後塵：兩個都是大國，也都積弱不振，雖有傲人的傳統，然而在列強環伺之下，只能任憑宰割。
康有為進京參加會試，途中卻碰到日軍搜船，對他的衝擊尤大。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目的在網羅秀異儒生，以為朝廷效力。康有為最後終於到了京城，所見所聞卻讓他嗤之以鼻：考棚蕪穢，考官索賄，金榜早已內定的流言沸沸揚揚，學子若是來自廣州，索價更高；就連抬考生赴考場的轎夫也是漫天要價，伺機偷竊糧食財物。放眼京華，盡是人性墮落：「京師四方觀望」，康有為在那年五月寫道，「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殘疾，無人收恤，廢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大夫，車聲隆隆，接軫不問，直省亦然。」
一八九五年那一年，康有為三十七歲。他一路走來，過程可說和當時中國很多富人家子弟頗為類似。康有為受業於私塾先生與既慈且嚴的祖父，十歲能背四書五經；十五歲中生員，苦讀準備鄉試；十八歲娶了長他三歲的妻子，這門親事在康有為七歲時，父母就已訂下；康有為常常遊歷廣州附近的城鎮，有所見聞則發而為詩；八股文拘泥形式，但是要登科及第，非得寫一手好八股文才行，偏偏康有為不喜此道，於是退而涉獵考據之學，或浸淫在佛學冥想的寧謐世界。
於是，康有為的性格發展也走上一條不尋常的路，命運帶給他常人所無的傷痛，也給他常人所無的機會。康有為十歲那年，父親染上肺炎，臥病在家一整年。在一般人家，做父親的往往為了仕宦經商而長年離家，而康有為的父親卻是鎮日有子相伴。康有為後來回想起一八六七年這一年，父親大咳不止，他在蚊帳內為父親執仗端盂，驅蚊止癢，不覺恍然「如夢」。這年七月，康有為的幼弟廣仁出生，七個月後，父親辭世。康有為是康家仍健在的長子，謹守儒家古禮執喪，年紀還小就得眼見家道衰敗，榮景不再。
康有為潛心博覽經史數載，至弱冠之年，已蘊育出一身必能有所立，天下必有可為之處的自信，可「超然立於群倫之表」，「與古賢豪君子為群」，也開始相信自己注定是繼往開來的聖賢。一八七七年，康有為一心敬畏的祖父意外溺斃，於是轉而鑽研佛經，觀想工夫精進：「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沓，繼則諸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這種自得也讓康有為的社會責任感漸增：「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智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志。」一八七九年，康有為第一次去了香港（香港從一八四二年之後成為英國殖民地），眼界大開，尤其是香港「宮室之瓖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之後康有為去了上海，心中對西方的影響力更有好感。上海也是清廷在一八三九至四二年鴉片戰爭敗於英國之後，成為條約口岸，此時已是蓬勃發展的國際都會了。於是康有為開始涉獵西學譯本，以西方政治、經濟學說，提出救亡圖存的方案。
當時不少中國士大夫已有採納西方軍事、工業、科學技術以圖「自強」的計畫，但是康有為吸收前人見解，又能加以超越，融會出一套自己的藍圖。康有為到了一八九五年進京的時候，已經想好知、行兼備的計畫：他幾度書陳大計、上書請願，疾呼朝廷重臣、皇帝修築鐵路，改良軍事體制；痛陳慈禧太后挪移朝廷亟需之軍事款項，做構築休憩林園之用；辦地方團練清剿盜賊；創「不裹足會」，呼籲廢止纏足陋俗。康有為辦過幾間學堂-他多次在廣州尋覓更寬敞的講堂，所以學堂搬過幾次，最後找到了府學宮仰高祠，一租十年，才有了他期盼的空間、地位，做長久的打算。康有為在這過程中也吸引了一批忠心的弟子。這些學子讀的也是四書五經，若是寒窗苦讀，說不定也能通過科考，取得功名；但他們同時也隨康有為以大膽創新、破除權威的方式來讀經典，而有了一八八六至八九年間寫成的《孔子改制考》。此書意在點出儒家原典本就相信變革有其必要，只可惜遭不肖後人篡改扭曲。康有為做如是解讀，用意在指出西方列強帶來的新制度及科學，倒不必為了保有中國的「純粹」而拒斥在外，因為老祖宗早有先例。
廣州和各方碩儒容不下康有為這番議論，罵他「邪誑，天地難容」，但是門生卻認為康有為乃是明師，令人茅塞頓開，總能改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康有為也一心想要這些傑出門生對他的讚譽；他公開徵求有決心的良才，助他﹁大道完成﹂，對於不幸早逝的門生則痛如喪親。1 1 康有為與門生經過一番苦思，找出一套在儒學架構之內融入西方科學的課程， 也鼓吹以佛家和西方天文學來作大膽的理論推演。康有為從顯微鏡而感悟大小齊一之理； 讀電學光速之研究而領略速緩如一之則，進而想像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內仍包小者，剝一而無止盡，以及他所謂的「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底寫了一段文字，總結此說之內涵，以及他個人的知識脈絡：

其道以元為體，以陰陽為用，理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拒吸，質之有凝流， 形之有方圓，光之有黑白，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統物理焉。
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務致諸生於極樂世界。
及五百年後如何，千年後如何，世界如何，人魂人體遷變如何，月與諸星交通如何， 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宮室、飲食如何，諸天順軌變度， 出入生死如何？奧遠窅冥，不可思議，想入非無，不得而窮也。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天理之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窮察後來……。
故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捨身命而為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 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眾，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眾，望眾從之，以是為道術， 以是為行已。

一八九五年初春齊聚京城的數千名考生，年紀大抵在二十歲出頭到五十多歲之間，因為要能狀元及第往往得花個幾十年的工夫，所以當時三十七歲的康有為並不算太老。他們或許沒有康有為那麼恢弘的胸懷，但都是生逢國勢衰頹、連番挫敗的時代，個個焦心於時局，滿腹屈辱挫折，這點與康有為並無二致。中國在一八四二年受挫於英軍，一八五六至六○年敗於英法聯軍，一八八四年再敗於法軍，如今又在一八九四年成了日本的手下敗將。三十多年來，各級官員紛紛上奏摺，各陳因應列強威脅的對策。其中包括設立兵工廠、培訓外語人才、遴選放洋留學生、發展海軍艦隊等議已經著手進行，但是諸多不順，進展遲緩。守舊臣僚雖然採行，但多認為變革會敗壞良善風俗；加上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已有十五年，而光緒皇帝雖然親政在即，有心振興經濟，力抗列強，卻得罪不起那些慈禧拉拔起來的滿漢樞臣。
不管這群新一代的儒生是如何有耐心、如何克己，但是當中、日兩國在馬關簽訂條約，條款內容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電傳至北京時，他們也按捺不住心中怒火，一片譁然： 中國被迫割讓南滿（即遼東半島）和台灣給日本，同意支付白銀二萬萬兩的巨額賠款，准許日本工業進入富庶的長江流域。消息傳到康有為耳裡，不到幾個時辰就夥同幾個密友上書拒罷議和，數日之內寫就一萬八千字的萬言書，聯合十八省舉人共千餘人具名，以奏摺形式進呈皇帝。這群舉人在北京松筠庵會商，又趕往面見都察院官員，在衙署之外大排長龍， 傳達心聲。此時這群舉人彼此還在競逐功名，卻公開表達反朝廷的立場，無怪乎當時有人說這展現的愛國情操乃是自古以來所未見的。康有為在自訂的年譜裡寫道：「至此千餘人之大舉，尤為國朝所無。」梁啟超曾是康有為的門生，日軍登艦搜查時，他也在船上。他花了三十六小時，不眠不休謄寫這份文件，自知人生路途此後將為之改觀；康有為的幼弟亦謂其自此棄絕從學。
康有為的這份奏摺疾呼須有變革，既是向年輕的光緒皇帝喊話，也是對真正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和朝中大吏呼籲。康有為雖然下筆謹慎，措辭委婉，但訴求的卻是徹底改造中國經濟與教育體制。康有為先是回顧讓十九世紀的天朝黯然蒙塵的種種挫敗，但從歷史就可知道未來猶有可期。康有為指出，歷朝歷代的賢君從不拘泥於祖宗法制；漢朝（公元前二○六年）、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清朝（十七世紀中葉）的開國君主都是順應局勢，創建新制，從官僚體系的常軌之外啟用新人。日本在一八六○、七○年代明治維新的作為，與此就頗為類似。
康有為寫道，這種人事、制度的彈性因應可「鼓天下之氣」，而遷都則能「定天下之本」。北京臨海孤險，禦守不易，常使皇帝向列強屈服——「以區區十里之城，棄千里之地。」 歷朝皇帝曾改過官制，出於天下大計也遷過都城。以一八九○年代的清朝而言，康有為考慮過遠北、西、南之地，認為西安似乎正是上選；西安地處內陸，曾是秦朝（公元前三世紀）故都，隋、唐（在六世紀到九世紀之間）兩代都城長安的舊址，設重兵深固護衛，憑天險重開漕運，安穩盤據，日軍一定不敢深入涉險。
康有為在另一段開頭提到「強天下之勢」，疾呼重返中國自古「以民為兵」的理想，而今臨大西洋諸國強盛之基也在於此。大清需要年少力強的常備精兵（康有為說康熙皇帝在兩百年前就有「老將氣衰不能用」之語），再配合地方團練，以結合成真正能發揮作用的軍事體系。而經過革新的軍力還須有精利的軍事科技：兵丁宜配備輕型武器、步槍，如德國毛瑟槍、法國沙士鉢槍、英國亨利馬梯尼槍、美國哈乞開司槍及林明敦槍；而火砲營則應有克虜伯公司製造水準的重炮。若中國無力自製之器械，宜向香港等國外之地多方探查價格， 而非任由國內浮報。中國亦應注意軍事科技變革之速：一八七○至七一年的普法戰爭，槍每分鐘發十餘響；到了一八八○年代，俄國攻土耳其，槍每分鐘發三十餘響；而今（中國付出慘痛代價學到），日本的槍每分鐘發六十餘響。中國若是沒有足夠的科技人才，就應號召旅居南洋諸島的四百萬華人。南洋華人從海外旁觀中國割地賠款之辱，感受尤深，但他們仍然心向中國，也願出力重振天朝威信。
就算朝中守舊大臣這三十年來聽了不少革新之議，但康有為開章直言，想必他們讀來也不免心驚；而且康有為指出，種種獻策只是臨兵應敵的權宜之謀。中國未來唯一的希望， 在於痛下猛藥行「自強之策」，從根本來改造國家的結構。常言道：「物久則廢，器久則壞。」因此皇帝務必在六大要務上大膽改革。第一，朝廷須提高稅賦，充盈國庫。如今戶部歲入僅白銀七千萬兩，就算全數拿去支付日本戰勝的賠款，也要三年才能付清。若是對富商巨戶誘之以利，廣開官辦銀行，通暢運輸網絡，則歲入必達白銀萬萬兩。第二，中國為求固守邊防，開墾沿邊，利於商賈往來，須遍築鐵路網絡。第三，朝廷須獎勵器械、輪舟製造。第四，中國須開墾礦藏，如雲南銅礦、山西貴州煤鐵、山東湖北鉛礦、江西湖南錫礦，以及四川富藏的各類礦產，否則「我若不開，他人入室。」第五，統一、穩定幣制。第六，須開辦利國便民的郵政。
走筆至此，康有為突發警語，行此六大要務，中國就不患匱乏，但還不足以起黎民百姓於貧困。

中國生齒，自道光時（一八二○至五○年）已四萬萬，今經數十年休養生息，不止此數。而工商不興，生計困蹙，或散之他國為人奴隸，或嘯聚草澤蠹害鄉邑，雖無外患，內憂已亟。夫國以民為本，不思養之，是自拔其本也。

康有為於是導入最後一部分，也就是他所謂的「養民」四法。論農業，即使是中國向來專擅者如絲，則面臨義大利、法蘭西、日本等國的挑戰，而茶葉又在印度、錫蘭栽種成功， 競奪中國之利，康有為大力主張鼓舞新法務農，以保有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中國須廣設農會、農學會，振興農業技術，多方開發林業、漁業，培育新苗。論工業，中國須以西洋列強為師，制辦汽輪、鐵路、電報，西方列強國力之所以蒸蒸日上，緣由便在於此。同時，制辦器械之道須超越一八六○、七○年代曾國藩等人片面的革新，且應銳意創設考工院新制，培訓現代工業技術人才。各地考工院遴選學童入院修習機械、算學。這種創新發明與教育學習彼此之間的助長，以美國的成果最為斐然，每年工業創新發明多達一萬三千件， 反觀俄國只不過百餘件而已。
至於外貿，顯然中國必須自行開發產品，發展中國企業，學習西人商務之法，迻譯西方商學之書，傳授「商學」之道，才能趕上西方列強及日本的競爭。中國每年進口紡織品所造成的貿易失衡遠勝於鴉片，不能老以鴉片貿易作為市場機制效率不彰的託辭。康有為對西方科技的盛讚，在官式文牘中是不曾見過的，他還把中國在一八九○年代自西方購買的商品列了一張清單，供皇帝御覽：

豈知洋紗、洋布，歲耗凡五千三百萬。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綢、洋緞、洋呢、漳絨、羽紗、毡毯、毛巾、花邊、鈕釦、針、線、傘、燈、箱篋、磁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呂宋煙、夏灣拿煙、紙捲煙、鼻煙、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餅、洋糖、洋鹽、藥水、丸粉、洋千果、洋水果，及煤、鐵、鉛、銅、馬口鐵、材料、木器、鐘錶、日規、寒暑針、風雨針、電氣燈、自來水、玻璃鏡、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戶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皆銷流，耗我以萬萬計。

中國須建立自身的工業基礎，以遏止資本外流之勢。
康有為在提出扶持貧農的計畫時，也舉了幾個國外的例子——從西伯利亞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婆羅洲、巴西、加拿大來討論屯墾計畫，或以獲罪流放，或是自願經商，都可收拓墾邊疆之效。這類政策能扭轉中國貧民迫於生計而移民海外的模式，移居美國或淪為苦力，受盡剝削，而移居澳大利亞、東南亞的華人則讓當地的華人無家可居、無事可做。對於作姦犯科之人，應教以工藝技能而使之重生；對於鰥寡孤獨、老弱殘疾者，則由善堂收留恤養。
康有為這篇長達萬餘言的上奏，頗有應考會試的架勢，最後以縱觀中國教育的問題來結尾，從科考形式僵化到圖書經費偏低，都在康有為非議之列。他又舉了不少外國事例——印度、英國、俾斯麥（Bismarck）的普魯士、日本，但又彷彿意識到自己舉了太多國外的例子，於是高聲肯定儒學的道德價值，以及其對再造盛世的重要性。康有為自己的儒學造詣頗高（雖然他是以反抗傳統、立異論而為人所知），甚至建請皇帝派傑出儒士出使西方諸國——以扭轉西方傳教士絡繹不絕、一心要把中國人變成基督徒的現象。康有為或許有所不知，欽羨中國儒學價值的萊布尼茲（Leibniz）約莫在兩百年前就提過幾乎一模一樣的看法。但是，康有為更勝萊布尼茲。他除了建議廣傳儒家「道學」之外，還主張應在海外建立儒學學堂——凡開設學堂招聚門徒千人者，應授給世襲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