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理斯多德《詩學》《修辭學》（簡體書）

☆ 一套《羅念生全集》，一座奧林匹斯山。
☆ 全面完整：《羅念生全集》增訂典藏紀念版，凡十卷，凡5200頁，全新整理修訂。
☆ 版本可信：多位資深學者耗時十余載，精心編訂，搜求齊備，校勘精當，體例嚴明，反映出一代翻譯大師的貢獻原貌。
☆ 經典耐讀： 羅念生先生譯文典雅質樸，注文詳盡，選目精當，凡古希臘文、拉丁文、英文、德文譯出者均為世界文學經典，極具文學研究價值。

本卷收集的是羅念生先生翻譯的亞理斯多德的文藝理論著作《詩學》和《修辭學》以及一篇古希臘佚名者的《喜劇論綱》。
亞理斯多德是希臘著名的哲學家、文藝理論家。他在哲學方面多方面批判了他的導師柏拉圖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在肯定客觀物質世界的作用等方面作出了許多重要的建樹。他在文藝理論方面利用他豐富的哲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對古希臘文學的發展進行總結，對文藝理論方面的一些重要問題作出了深刻的解答。他的文藝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詩學》和《修辭學》這兩部傳世的理論著作裡。
《詩學》可能是亞理斯多德於公元前335年重返雅典之後在呂刻翁學院講學時的講稿片斷，論述詩歌創作。有人認為，原稿可能分兩部分，即現傳的論悲劇、史詩部分和論喜劇部分，後一部分失傳了；也有人認為，原稿可能只有現傳的這一部分。羅念生先生的《詩學》譯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62年初版，收入《外國文藝理論叢書》，1984年重印。這次採用的即是這一版本。羅念生先生為該譯本撰寫的“譯後記”對亞理斯多德的生平、《詩學》內容和亞理斯多德的文藝觀點均作了相當詳細的說明和分析，是一篇很好的導讀，因此這次採用時把它作為“譯者導言”，放在正文前面。
《修辭學》可能與《詩學》成書於同一時期，或在《詩學》之後。古希臘的修辭學主要談論演說藝術，但由於演說在古希臘散文中的地位和修辭學本身對詞語理論的重視，因此古希臘的修辭理論實際上是散文理論。從這一角度講，亞理斯多德的《修辭學》正好涉及了文體論的另一個方面，並且涉及了《詩學》中未涉及的一些文藝理論問題。羅念生先生於1960年代前期譯出《修辭學》（節譯情況見“譯後記”），後進行修訂，譯稿附記稱“1987年4月修訂完”。該譯本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於1991年出版，這是我國一個由古希臘文翻譯的《修辭學》譯本。這次採用的就是這個譯本。
《喜劇論綱》是羅念生先生翻譯的另一篇古希臘文論作品。該文作者佚名，有人認為可能是亞理斯多德的著作，但從文章的內容和觀點看，可能是在亞理斯多德之後屬於亞理斯多德學派的某位作者的作品。這篇論文扼要、全面地談到喜劇問題，是現傳早的一篇論述古希臘喜劇的文章，在內容方面正好彌補了《詩學》和《修辭學》的不足。這也許正是羅念生先生重視和翻譯這篇論文的原因。譯文發表於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七集，今據此整理。
《亞理斯多德<詩學><修辭學》》所有專名保持羅念生先生的譯法。

羅念生（1904.7.12—1990.4.10），我國享有世界聲譽的古希臘文學學者、翻譯家，從事古希臘文學與文字翻譯長達六十載，翻譯出版的譯文和專著達五十餘種，四百餘萬字，成就斐然。他譯出荷馬史詩《伊利亞特》（與王煥生合譯），古希臘三大悲劇家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作品、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作品，以及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修辭學》、《伊索寓言》等多部古希臘經典著作，並著有《論古希臘戲劇》《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選》等多部作品，對古希臘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獎掖羅念生先生對於希臘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所做出的卓越貢獻，1987年12月希臘zui高文化機關雅典科學院授予其“zui高文學藝術獎”（國際上僅4人獲此獎）。 1988年11月希臘帕恩特奧斯政治和科技大學授予其“榮譽博士”稱號（國際上僅5人獲此殊榮）。

《羅念生全集》即將出版。當我聽到這一喜人信息時，最初的感覺是：這一套大書的編成出版會像是在中國文化大地上搬來了一座希臘群神聚居的奧林波斯山一樣。這是羅念生先生六十多年文藝勞作的碩果匯集，是中國文化建設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樑柱和豐碑。

我看到了《全集》十卷的詳細目錄。很清楚，《全集》的主要內容是古希臘文學——文論、悲劇、喜劇、詩歌、散文等的翻譯和研究，在十卷中佔有六卷（包括少量古羅馬文學作品的譯介和其他譯文）。最後兩卷則是羅老自己創作的散文、詩歌以及書信、年譜、傳記等等。而在古希臘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中，重點又是古希臘文論、悲劇、喜劇等。 《全集》共有三百五十萬言，真是洋洋大觀。

我想到古希臘文學在現代中國的命運。

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古希臘文學開始進入中國。羅老曾說：“五四運動後不久，我們就讀到楊晦翻譯的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被幽囚的普羅米修斯》。”（按：本劇1922年出版）周作人曾說他1908年就開始學古希臘語，30年代初他譯出了一本《希臘擬曲》（羅老後來把“擬曲”譯為“摹擬劇”，顯然更易懂些）。那一陣出版過好幾種古希臘悲劇的譯本。一扇窗戶打開了，知識分子們忽然得知，遠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時期，希臘就出現了荷馬史詩。大致與孔老夫子同時，希臘的酒神節上就有了悲劇演出，第一位大悲劇家埃斯庫羅斯比孔子隻小二十六歲，可說是“同時代人”。

人們發現，我們自稱文明古國，固然不錯，但遠在明麗的愛琴海畔，神奇的奧林波斯山下，竟還有比我們更古老、豐富而燦爛的文化。那麼多神話傳說，那麼多英雄人物，詩歌、散文、戲劇、雕塑、繪畫、哲學、文論，無不閃爍著智慧的光輝，引人入勝。在相當一部分文化人中，古希臘成為熱門話題。雖然引進的古希臘作品、古籍其實很少，還談不上什麼深入研究，但終是在“五四”開放精神下，有了一個開端。然而我們國家不幸，列強環伺，日寇肆虐，國家民族的命運危如累卵。在30年代，救亡圖存成為壓倒一切的任務。在抗戰烽火中，古希臘離我們太遠了，“言必稱希臘”成為被挖苦甚至是被批判的話語。新中國建立以來，局面當然大為改觀，有了可以開展學術研究的條件，書店裡又見到幾本古希臘論著、作品的譯本。但是另一面，“洋名古”、“厚外輕中”、“厚古薄今”種種棍帽依然籠罩在文化上空。翹首西望，奧林波斯山還是雲遮霧繞，莫明究竟。除了極少數人還在默默耕耘外，古希臘在中國文化界還是一個模糊的存在。

這是不正常的。任何社會的文化藝術，主體當然是自身的創造，同時必須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國。中國有自己光彩奪目的古老文化傳統，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必須繼承，必須弘揚，但不能因此忽視和拒絕外來的健康營養。中國古代文化從來就含有豐富的外來因素，我們今天應該做得比漢唐更好。古希臘的文化藝術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它開放進取的精神風貌，它宏偉的英雄氣概，它深邃多樣的文化思想和方法，它的瑰麗想像，它的熱烈感情，滋潤和影響了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所有的時代，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文藝樣式，並且通過歐洲影響了世界。即以戲劇領域而論，我曾說過，當代中國話劇以及戲曲應該繼承兩個傳統，一個是中國話劇自身百年來的進步傳統，另一個是歐洲古希臘戲劇開始的進步傳統。從古希臘的大悲劇家、喜劇家們到文藝復興時期的莎士比亞、莫里哀，到近代的易卜生、蕭伯納、契訶夫，一直到我們的曹禺，正是一脈相承的光輝傳統。古希臘戲劇的作品和理論，不僅對歐美，對我們同樣應當是用之不竭的源頭活水。但是由於過去的閉塞，懂得太少太浮淺，甚至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比如有些人一談到三整一律，往往以為那是亞理斯多德提出的理論，其實其中有很多的誤解。不僅亞理斯多德沒有提出過地點整一和時間整一，希臘悲劇喜劇中也從無這樣的限制。對古希臘文化的隔膜、少知、無興趣，不僅是我們在文化教養上的重大欠缺，而且必將影響我們對歐洲文化的吸收和借鑒。中國文藝界當前在考慮中外文化交流時，常是只抓些現代流行的，甚至是西方已在走下坡路的東西，而很少對那些真正經典的、基礎性的寶庫下苦功。其損失是不言而喻的。舉一個具體例證：在20世紀近百年中，中國幾百個話劇院團，沒有演出過一台古希臘戲劇；直到1986年中央戲劇學院在改革開放的氛圍中首演了《俄狄浦斯王》，獲得巨大成功，才有了突破。從那時到現在，全國已有六個話劇和戲曲院團演出了希臘悲劇，其中五個團都曾被邀去希臘及歐洲其他國家、拉丁美洲演出。劇目增加了，品味提高了，眼界開闊了，群眾文化生活豐富了，文化交流顯示出新的活力。事實證明，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們是如何對待古希臘文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熟讀、熱愛和研究荷馬史詩和希臘悲劇，他們認為古希臘文藝“對我們顯示著不朽的魅力”，給予高度評價，而且由此歸納出藝術的“某些繁榮時代，並不是與社會的一般發展相適應”的深刻見解。在他們的著作中多次引用古希臘文藝作品的內容和語句，把它們當作古代希臘社會生活有價值的真實寫照。對比我們的忽視，他們的重視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世界文化藝術無論如何發展，像古中國、古希臘乃至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文化、文藝都是地層深處的根，都是人類幼年天真而健康的奇思妙想。在人類走向成年的今天，我們第一決不能忘懷和輕視過去，第二必定要努力學習、理解、交流、借鑒。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羅念生全集》的出版，自然是一件文化大事。雖然《全集》所收各書過去都有過單行本，但是分散在六十多年裡，印數又極少，根本不可能搜羅匯集。現在把羅老所有最重要的譯作、創作歸為一個整體大塊，使讀者檢索方便，可以對古希臘文藝有一個基本的全面理解，還可以看到我們尊敬的這位老學者的研究、創作業績，怎能不令人高興而感動。

羅老於上世紀30年代初就投身於翻譯介紹和研究古希臘文藝（首先是悲劇）的事業之中。這是一條冷僻而崎嶇的盤山小路。青年羅念生不會不知道等待他的只會是艱辛、孤獨和冷漠，但他以極其嚴肅認真的態度，以鐵杵磨針的毅力一步一步往前走。他的第一部譯作攸立匹得斯的《依斐格納亞》是1933年在美國留學時譯完，1936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他後來曾說他的出發點是對古希臘文學發生興趣，但我想他當然也明白他感興趣的對像在中國還是一大片白地，有待有志者去開發。雖然一時間許多人言必稱希臘，但是有的人只是兼顧，有的人半途而廢，真正下功夫把希臘當作終身戀人追求的其實不多。羅老卻是無怨無悔，不聲不響，鍥而不捨。人人談希臘時他如此，別人不談或不敢談時依然如此。我想，這大約是他越深入研究古希臘文藝，興趣越深厚，也越感悟到他的工作是建設中國文化大廈所應盡的一種歷史責任。像羅老這一生的文化旅程，我們或許可以聯想一下唐玄奘天竺取經的故事，其中蘊涵著一種中華學人具有的深沉氣魄。

抗戰之初，我開始學習戲劇，最早獲得的戲劇書籍中就有兩種羅老青年時所譯的希臘悲劇。一是上述的《依斐格納亞》，另一是噯斯苦羅斯的《波斯人》，1936年10月出版。這兩種商務印書館（他們那時似乎不怕賠錢，願出這種冷書）出的古希臘悲劇，我保存了六十餘年，歷劫未毀，已成為我的珍貴“古籍”。 1947年仍由商務出版的埃斯庫羅斯《普羅密修斯》以及建國後羅老有關古希臘戲劇的著譯，我也藏有幾種。為寫此序，我又翻檢了一遍。我沒有能力對羅老的著譯作學術的探討，只是覺得羅老翻譯的劇本，譯文口語化，流暢自然，不用現代詞彙，完全沒有翻譯古代語言時常見的那種詰屈聱牙現象。在論著方面，一個特點是，盡量用普通語言說出深刻的道理，沒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學術面孔”。比如在《古希臘悲劇》一文中有這麼一句話：“‘悲劇’這個詞應用到古希臘戲劇上，可能引人誤解，因為古希臘悲劇著意在‘嚴肅’，而不著意在‘悲’。”這是十分重要的對希臘悲劇的理解，羅老這麼說表明他是注意到某些中國讀者不求甚解望文生義的習慣。使我深深感動的，還有他那為幫助中國讀者理解希臘戲劇而做的大量輔助工作。以《普羅密修斯》（商務1947年版）為例，劇本正文40頁，而譯序、原編者的引言、註解以及四種附錄卻共有95頁。特別是譯者編寫的註解有334條之多，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學術研究意義。這是何等繁重的工作，何等認真的態度。我們老一輩學者的這種治學精神，值得我們後學者永遠學習。這同樣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

探尋羅老足跡，我們還應該看到，他是在什麼景況境遇下從事他的翻譯、研究和創作的。他在美國讀書時開始第一本悲劇《依斐格納亞》的翻譯，正值美國經濟大危機之後，百業蕭條，他留學原就靠親友接濟，這時更不得不一邊讀書，一邊到餐館端盤洗碗。譯書不僅在課餘，更要在業餘擠時間。 1934年回國，找不到學用一致的工作，只好改行教書，甚至到考古隊打工維持生計。他卻不忘在“深夜燈光如豆”的艱難環境中苦苦翻譯《俄狄浦斯王》抗戰爆發，他隻身逃離北平，所帶的重要東西就是兩本希臘悲劇。抗戰中他在四川各地漂泊，用了幾年時間才譯出攸裡闢得斯的《美狄亞》等。一本《普羅密修斯》譯稿在香港又毀於日寇炮火，要花很多時間重校重抄。可以說，從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他都是在窮困、戰爭、改行、流動的紛亂生活中業餘地從事他心愛的事業的。即使是建國以後，生活條件改善了，工作受到重視，但由於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的干擾，依然時時有窒息之感。 “文革”十年更不必說。等到他趕上改革開放盛世，已經年逾古稀。他珍惜餘年，不顧體衰多病，拼命趕譯荷馬史詩，未完而逝……

我每一想到羅老在古希臘文藝道路上的長途跋涉，腦海中總會出現一位孤身青年形象，背著一個裝滿古希臘文字珍寶的沉重背簍，像一個苦行僧踽踽獨行，在中國希臘之間來回走著，走著，眼近視了，頭白了，人老了，終於昂起頭，微笑著走到了終點。他走過無數次的這條路也就化成一座聯繫兩個文明古國的金橋。羅老一生的業績主要是古希臘文藝，但不止於此。他對古羅馬文藝，對英國、德國文學都有深刻研究。特別是詩歌、散文的創作，是他青年時的愛好，他的作品也顯示了他蘊蓄的才華。由於他轉向古希臘文藝，未能專注於自己的文學創作，很可能使得中國文壇失去了一位散文大家和優秀詩人。從這裡更可以體會，他在古希臘文藝的翻譯和研究上取得的高度成就，是以創作方面的犧牲作為代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在那樣艱難險惡的生活環境中，不能不有所側重，一個生命只能當半個生命用。很明顯，羅老如果生活在一個比較順當的環境中，他的成就會比現在更為深廣，他的全集會是十六卷。因此，我想羅老決不會承認他已做完了他想做、應做並且有能力做好的工作，他是非常遺憾他沒有把《伊利亞特》譯完就離開這個世界的。他當然願意有更多的青年學者踩著他的肩膀繼續攀登。

羅老哲嗣錦鱗先生命我為《全集》寫序。我直接的反應是，最恰當的寫序者應是錦鱗自己。因為他不僅是羅老的親屬，而且還是羅老事業的特殊發揚者。錦鱗先生是中央戲劇學院老教授，是他，首先創議並且導演了由學院演出的第一個搬上中國舞台的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後又多次為各地劇院團（包括河北梆子劇院）導演希臘悲劇。這部《全集》也是由他推動、主持才有成的。但是他還是要我執筆。我深感榮幸也極為惶惑。不久前我曾寫過一篇短文《清華園出來的戲劇家》，文中列舉了十幾位清華出身的戲劇大家、學者。早於羅老的有洪深等，晚的有張駿祥、曹禺等。羅老於1922年即進入清華，當然是我以師禮相敬的老前輩。抗戰初期我讀他的譯劇，就知其盛名，極為景仰，但從來不曾見過面。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因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卷》的編輯工作，羅老是編委會顧問，才得到機緣拜識並稍有接觸。我去向他請教時總是帶著一種仰望的心情，但這位前輩學者給我的印象則是樸實而淡泊，寧靜又熱心，精通那麼難懂的古希臘文卻平易近人，完全是中國式的恂恂君子。我知道應該多向他學習，又怕打擾他寶貴的時間。我只是想到，我所有的一些可憐的古希臘文藝知識，幾乎全是從羅老的著譯中學來，現在年老記憶衰退，又已忘掉許多；如果結合寫序，藉此重溫舊課，從羅老著譯中再感受些亞理斯多德和大悲劇家們的意趣，再想像些古希臘露天萬人大劇場上的歡樂氣氛，再領會些羅老的高見卓識，豈不很好。於是不揣冒昧，不論如何淺薄，還是囉唆地寫了以上的話，只能算是為《羅念生全集》出版敲鑼打鼓、歡呼吶喊而已。

2002年6月

詩　學
譯者導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修辭學
譯者導言
第一卷
第一章
修辭術與論辯術——修辭術課本編纂者——或然式證明——“證
明”——修辭式推論——修辭術的功用
第二章
修辭術的定義——三種或然式證明——演說者的性格——聽眾的心
理——例證法——修辭式推論——必然的事——或然的事——確
實的證據——或然的證據——例子——通用部目——專用部目
第三章
政治演說——訴訟演說——典禮演說——各種演說的目的——命題的
題材——事情的大小
第四章
政治演說所討論的問題——財政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城邦的
保衛問題——進出口問題——立法問題
第五章
幸福的定義——幸福的成分
第六章
好事的定義——好事——好東西——成問題的好東西
第七章
更好更有用的東西——好東西的定義——本原——因——有智力的人
的判斷
第八章
民主政體——寡頭政體——“賢人”政體——獨頭政體——君主
制——獨裁制——各種政體的目的——各種政體的性格
第九章
稱讚與譴責的對象——高尚的事的定義——各種美德——正直——勇
敢——節制——慷慨——豪爽——大方——見識——各種高尚的
事——稱讚與規勸——誇大法——比較法
第十章
控告與答辯——害人的定義——有意的行動——害人的原因——行動
的原因
第十一章
快感的定義——愉快的事物——慾念——回憶——期望——報復——
遊戲——榮譽——變化——求知——藝術作品——知識——滑稽
的事物
第十二章
害人者的心情——害人者的種類
第十三章
法律——特別法——普通法——無意的行動——有意的行動——選
擇——不成文法——公平法——不幸事件——錯誤——罪行
第十四章
罪行的大小——演說技巧
第十五章
不屬於藝術本身的或然式證明——法律的利用——古代的見證——神
示——諺語——近代的見證——契約——拷問——發誓
第二卷
第一章
演說者的品質——判斷者的心情——見識——美德——好意——情
感——發怒者的心情——發怒的對象——發怒的原因
第二章
忿怒的定義——輕視——刁難——侮慢——發怒者的心情——發怒的
對象——發怒的原因
第三章
溫和的定義——溫和的態度——使人變溫和的心情
第四章
友愛的定義——朋友——人們所喜愛的人——敵視——憎恨
第五章
恐懼的定義——可怕的事——可怕的人——畏懼的心情——膽量——
使人壯膽的事物——使人壯膽的心情
第六章
羞恥的定義——無恥的定義——使人感到羞恥的事物——使人感到羞
恥的情況
第七章
慈善的定義——需要——令人感謝的人——非慈善的行動
第八章
憐憫的定義——憐憫的心情——能引起憐憫的事物——恐怖
第九章
憤慨——使人感到憤慨的事物——憤慨的心情
第十章
忌妒的定義——感到忌妒的人——使人感到忌妒的事物
第十一章
羨慕的定義——羨慕的對象
第十二章
年輕人的性格——慾念——樂觀——勇敢——心志——交遊
第十三章
老年人的性格——多疑——膽怯——自私
第十四章
壯年人的性格——適中
第十五章
高貴出身的人的性格——家族的退化
第十六章
富人的性格——奢侈
第十七章
當權者的性格——認真
第十八章
判斷者——通用部目
第十九章
可能的事——已經發生的事——將要發生的事——大事小事
第二十章
例子——歷史事實——比喻——寓言
第二十一章
格言的定義——補充語——格言的用處
第二十二章
修辭式推論的方法——證明式修辭式推論——否定式修辭式推論
第二十三章
證明式修辭式推論的二十一個部目——否定式修辭式推論的七個部目
（第22—28 部目）——最受歡迎的三段論
第二十四章
假冒的修辭式推論的幾個部目
第二十五章
反駁——提異議的方式
第二十六章
誇大——縮小
第三卷
第一章
風格——朗讀——散文的風格
第二章
風格的美——普通字——本義字——隱喻字——附加詞——指小詞
第三章
風格的弊病——濫用雙字複合名詞——濫用生僻字——濫用附加
詞——濫用隱喻字
第四章
明喻——類比式隱喻
第五章
語言的正確性的五個要求
第六章
使風格具有分量的六個辦法
第七章
表現情感的風格——表現性格的風格——風格的適合性
第八章
散文的節奏——派安節奏
第九章
連串句——環形句——對立子句——等長句——相似句
第十章
巧妙的話——隱喻
第十一章
生動性——隱喻——騙局——明喻
第十二章
筆寫的文章的風格——論戰的演說的風格
第十三章
“提出”——或然式證明——序論——結束語
第十四章
序論
第十五章
消除反感的十二個辦法
第十六章
陳述的方式——陳述的速度——表現性格的陳述——表現情感的陳述
第十七章
爭論之點——證明——反駁
第十八章
發問的四種好時機——回答的方法——譏笑
第十九章
結束語的四種作用——重述論點
譯後記

喜劇論綱
譯者導言
喜劇論綱

《修辭學》這部著作大概是亞理斯多德在重返雅典之前就已經動筆，而在呂刻翁講學時期內完成的。第三卷大概是根據《忒俄得克忒亞》補充而成的。亞理斯多德曾在《詩學》第十九章說：“有關‘思想’的一切理論見於《修辭學》。”他並且在《修辭學》第三卷第一、二兩章提起《詩學》。這些話和《修辭學》第一卷第十一章末段中涉及《詩學》的一句話（“關於滑稽的事物我已另外在《詩學》裡下了定義”），可能是成書以後補訂的。
亞理斯多德根據人類活動的區別，把科學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理論性科學，如數學、物理學、哲學；第二類是實用性科學，如政治學、倫理學；第三類是創造性科學，如詩學、修辭學。他認為理論性科學是為知識而知識，只有其他兩門科學才有外在的目的：實用性科學指導行動，創造性科學指導創作活動。亞理斯多德因此把詩學和修辭學作為弟子於學業將完成時學習的功課，這兩門功課的目的在於訓練弟子成為詩人和演說家。他的弟子當中只有忒俄佛刺斯托斯成為雅典最後一個著名的修辭學家，得墨特里俄斯成為雅典最後一個著名的演說家。
《修辭學》不是“修辭術課本”，而是科學著作。這是歐洲文藝理論史上第一部系統的修辭學理論著作。這部書成書的時候，古希臘散文的黃金時代剛剛過去，因此亞理斯多德有可能根據當時的哲學理論和科學方法來探索演說的論證方法與創作原則。
《修辭學》開頭一句是：“修辭術是論辯術的對應物。”這句話表示修辭術是一種藝術，它和論辯術相似而不完全相同。修辭術和論辯術的題材都是有兩種可能的或然的事理、一般人的“意見”。這兩種藝術的論證方法都採用三段論法；修辭術中的三段論法叫作“恩梯墨瑪”（得出或然式證明的修辭式推論）。修辭術和論辯術的差別在於修辭術採用連續的講述方式，論辯術採用問答方式；修辭術面向由各種各樣的人組成的聽眾，論辯術面向少數有知識的聽者。亞理斯多德總結說，修辭術就像是論辯術的分枝，也像是倫理學的分枝，倫理學應當稱為政治學，因此修辭學也就像是政治學。以上這些是對柏拉圖否定修辭術是藝術的回答。
智者派教師給修辭術下的定義是：“說服的技巧。”所謂“技巧”，實際上是指詐術。亞理斯多德否定這個說法，他給修辭術下了一個新的定義：“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所謂“說服方式”，是指言之成理、合乎邏輯的論證方式。
亞理斯多德進而指出，修辭術是有用的，可以使真理和正義獲得勝利；如果判決不當，那是由於演說者不懂修辭術的原故。藝術的功能就在於找出成敗的原因。亞理斯多德順便攻擊智者派濫用修辭術，他說，造成“詭辯者”的不是他們的能力，而是他們的意圖：故意混淆黑白，顛倒是非。
亞理斯多德採用歷史的觀點，追溯修辭術的發展，對以往的修辭術研究加以總結。他指責當日的修辭術課本編纂者只重視訴訟演說，只談題外的東西，教人如何打動陪審員的情感以求獲得有利的判決，而對於作為修辭術本身的“或然式證明”則無話可說。他還指責他們只談訴訟演說的藝術，而不談比較重要的政治演說的藝術。
或然式證明分兩大類。第一大類是不屬於修辭術本身的或然式證明，例如依靠見證、契約等而得出的證明。第二大類是屬於修辭術本身的或然式證明。這一大類又分為三種，即依靠演說者的性格而產生的或然式證明（演說者的善良的性格是最有效的說服手段）、依靠使聽眾處於某種心情而產生的或然式證明（聽眾在某種心情下容易被說服）和演說本身所提供的或然式證明。這最後一種又分為用修辭式推論（演繹法）推出來的證明和用例證法（歸納法）推出來的證明。修辭式推論的前提是或然的事，因為演說中所討論的事都有另一種可能。演說中提出的“證據”，有的是有必然性的，有的是沒有必然性的。
從前的修辭學家把演說分為訴訟演說和政治演說。亞理斯多德首先按照聽眾的種類和演說的性質，把演說分為訴訟演說、政治演說和炫耀才華的典禮演說，以便於分析各種演說的題材、論證方法和風格。這種三分法為後來的修辭學家所接受。
亞理斯多德認為演說者要熟悉所講的題材，例如政治演說者要熟悉財政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等，要了解各種政體的利弊，還須知道什麼是幸福、好事、美德、惡德等；訴訟演說者要能分析害人的動機、害人的心情、受害者的性格，要能辨別正當的行動與不正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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